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女人

撰文：阿尔弗雷德·卡津

翻译：陶小路

首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女人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1998，著名文学批评家，与包括汉娜·阿伦特，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索尔·贝娄，苏桑·桑塔格，丹尼尔·贝尔，莱昂内尔·特里林，欧文·豪，菲利普·拉夫，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欧文·克里斯托尔等人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纽约知识分子”（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卡津的作品包括《扎根本土》（On Native Ground: An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rose Literature）、《城市里的漫游者》（A Walker in the City）、《纽约犹太人》（New York Jew）、《上帝与美国作家》（God and American Writer）等。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1982年6月24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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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评论》（The Commentary）杂志的编辑埃里奥特·科恩（Elliot Cohen）为里奥·贝克拉比（Rabbi Leo Baeck）举办了一场晚宴，我在这场晚宴上见到了汉娜·阿伦特。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她当时40岁，模样俊俏，充满活力；她对自己的新国家和英语文学的兴趣与她的口音一样，成了她的一部分。她热衷于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卡夫卡，甚至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仿佛他们与她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Heinrich Bluecher）和她自己一起住在西95街破旧的房间里。我和其他人都被她吸引，而且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吸引。

阿伦特

和他们夫妻俩一样，我当时的感觉是希特勒的战争没有真正结束。纳粹政权存在的十二年里所制造的终极恐怖主导了我们的每次谈话，当时还没有“大屠杀”（“Holocaust”）这个叫法。所以当我得知汉娜正在写一本关于极权主义的书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的第一版中，汉娜将此书提出的理论完全归功于布吕赫没有发表过的哲学思想。

布吕赫是一个极度疯狂的人，常常在起居室里滔滔不绝地谈论起伟大思想家，但即使他在纽约新学院和巴德学院找到了发挥自己激烈的语言力量的空间，却依旧无法将自己的思绪付诸文字，无论是用德语还是英语。对此，他的弥补方式是用最甜蜜的方式对你大喊哲学。他好幻想，喜欢夸大其词，就自己的军事知识（他曾是德意志帝国陆军少年新兵）以及他与布吕赫元帅家庭的关系，讲一些高贵的谎言。

阿伦特与布吕赫

布吕赫是新教徒，独立、激进，娶了一位犹太妻子，他对犹太人的关心甚至认同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没有什么事情如大屠杀那样对我的老派“进步主义”信念造成那么大的打击。汉娜和海因里希不仅亲密无间，而且，有时候在我看来，他们二人因为经历了“人类历史最可怕的时期”（丘吉尔语）而困在一起。纳粹时代的经历对他们的影响永远也不会消除。在战后的几年里，我每次见到汉娜都让我印象深刻：她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有着坚定认同；认为犹太人应当有自己的家园，但她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她还担任了一个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致力于将那些被纳粹窃取的宗教、文化财富归还遭到毁坏的犹太社区。1933年之后，作为难民厕身巴黎的她便为“青年大迁徙”（Youth Aliyah，一个犹太人组织，在第三帝国时期从纳粹手中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儿童，这些儿童被送往巴勒斯坦的基布兹定居——译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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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识层面，她与其他许多犹太思想家一样，对犹太教没有兴趣。基督教思想以及她所终生推崇的——哲学作为一项日常活动——对她的影响更大。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她写了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她在文章里谈论圣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不厌其烦地引用奥古斯丁最喜欢的格言：“Love means: I want you to be.”（“Amo: Volo ut sis.” 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一封信引用了这句据说是圣奥古斯丁的话，但并没有给出出处——译注）与布吕赫的谈话不同，她的谈话内容主要从她写过的书或打算写的书里来，我每读到她的某篇文章，都能听到她粗鲁但柔和的声音，重复着她最喜欢的主题和引语。

战争结束后的早些年里，在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位女教授，成为芝加哥、伯克利等地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之前，她作为讲授者的惊人表现力与女性魅力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种很切实的表现力是她最大的特点。她对伟大的思想家极为尊崇，不会宣称自己在哲学上有“原创性”。她有一种独特的手法，应该是从德国的研讨会上所学到，当她要告别某种传统立场的时候，她会在那些伟大的名字之间反复穿梭，以这些伟大人物的名义进行“批评”。即使在厨房里，她也会进行一番最空蹈的德国式玄思。让人想不到的是，在最初的时候，她的这种玄思弃绝了桑塔亚那所说的德国哲学中的“唯我主义”，而是转向了政治、公共领域和希腊的城邦传统。

尽管她已经从所谓的德国哲学的非世俗性（一度成为纳粹分子的海德格尔是目前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转向政治思想，她在写作《极权主义的起源》期间也不断引用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但她的兴趣（如谢尔顿·沃林所指出的）还是更多集中在对“精英”与“暴民”的尼采式偏见上面，而不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对壮观的革命景象所做的非常详实的实证观察。

在我看来，《极权主义的起源》仍然是她的著作里对主题扣得最紧，相对来说没有被海德格尔、胡塞尔、雅斯贝尔斯、鲁道夫·卡尔·布尔特曼（Rudolf Karl Bultmann）等人引人入胜的理论化表达带偏的一本——她从未完全摆脱这种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这本书更多是在谈论“起源”，而没有写很多关于德国和俄罗斯社会的内容。即使在书中最后几章里，她建立了极其精妙的结构，用以论述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官僚机构之间的相似之处：对恐怖手段的任意使用，警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可是现在再来重读这本书，我认为她的精妙结构与但丁笔下的地狱相似，是一种文学概念。俄国专制主义社会的现实完全没有被提及。

我仍然认为她的论点是正确的，“全面宰制”（total domination，这个词比“极权主义”更容易懂）正是斯大林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共同点。但是，她的书中没有提到一党制的真正发明者列宁，因为塑造出列宁的俄罗斯没有出现在她的书里。《起源》的魅力来自于阿伦特强大的文学表达力，而这是阿伦特经常被忽略的天赋——最后几章读起来让人几乎难以承受，有如末世来临。但是让她获得这种力量的是她尤其严谨的逻辑。阿伦特在书中发展出专属于她的极权主义理论，她所选择的现象也必须适合这种理论。因此，没有其他有关该主题的书拥有这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她让读者知道自己身处于怎样的世界之中。极权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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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确实一直都是一位伟大的理论家（这是她的一面）。她也有复杂的性情，在对待他人的弱点和分歧时，她有着东普鲁士人特有的严厉；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理论和人，她总是出言不逊。正如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在这本对阿伦特赞赏有加，内容丰富、总体可靠的传记里所写的那样，阿伦特的理论化表达和“专横”没有耽误她成为一位“致命女人”（femme fatale，对男人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女人——译注），尽管这个赞美可能会让她感到困惑。她与她的一些美国仰慕者的妻子之间发生过矛盾，对此她的解释只是：那些女性和她们更和善的丈夫地位不对等。尽管她对如波伏瓦的《第二性》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品持轻蔑态度，但我怀疑她对女性主义的兴趣不会比康德强到哪里去，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她的“英雄”当然包括拥有和自己相同道德品质的女性，例如罗莎·卢森堡。阿伦特在交朋友上很有天赋，这让许多女性几乎对阿伦特着了魔。

罗莎·卢森堡

学生时代的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有过恋情，且从未完全释怀，扬-布鲁尔在书中也写到了。包括列奥·施特劳斯、W.H.奥登、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内的显赫人物都向她求过婚。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克（Hermann Broch）对她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让我成为例外吧，赫尔曼。”在她的葬礼上，她的一向不流露感情的出版商威廉·乔万诺维奇（William Jovanovich）一时间情绪失控，痛哭起来：“我非常爱她！”在一次聚会上，我正在跟人谈论汉娜，她的第一任丈夫甘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后来改名安德斯·斯特恩）听到我的话以后，打断我说，“你对我前妻汉娜的评价这么高，我想对你表示感谢。”我向汉娜提起这件事时，她觉得这理所当然，然后怀念了一番魏玛时代两人的灵性教育。她和布吕赫令彼此陶醉。她对布吕赫认同感非常高，布吕赫死后，汉娜将他葬于一间犹太礼拜堂。

斯特恩与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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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思考你所做的事情”，这句话经常在她的谈话和作品里出现，而这也是她认为艾希曼只是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无足轻重之人的原因。这来源于她的哲学训练，尤其是海德格尔有关“思考”是人类自主行动的观点。海德格尔对她的影响很大，比对汉娜如慈父一般的雅斯贝尔斯对她的影响大得多，汉娜私下觉得雅斯贝尔斯太啰嗦。

爱默生（尼采很是仰慕爱默生，曾笑称爱默生受德国哲学影响太多）很自得地确信，“只要人思考，就是自由的。”海德格尔相信“思考”（显然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思考”过）寻求的是意义，而非知识。要找到意义，人们需要有一种面对宇宙的态度、立场，而知识则试图占有宇宙的一部分。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太有限。我们的思维由于被科学主宰，产生出一种特殊偏见：我们要去寻找“真相”；而这种“真相”太容易被确认，因此人们对其不会有很长久的兴趣。在阐述真正的哲学思考是怎样的时候，海德格尔主要参照的是前苏格拉底主义者以及如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他有意识地保持“古旧”，所以，对于海德格尔亲纳粹行为，阿伦特给出的最终借口是，海德格尔是“出于原始天性”才有此举【阿伦特的原话是，“许多伟大思想家在其理论之中都表现出独裁倾向（康德是一个例外）……到最后，这些人被他们时代的风暴裹挟这件事不再重要。因为在海德格尔的思考肆虐的风暴并不是发源于他恰好所栖身的世纪，它来自原始，最终回归原始。” 摘自Gunther Neske 和 Emil Kettweing合著，Lisa Harries翻译为英文的《马丁·海德格尔和国家社会主义》（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trans. Lisa Harries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p. 216-17——译注】。两个人都应该会同意里尔克的那句非常有德国特色的话：“诗歌是从我们心中迸射而出的过往。”

海德格尔

诗歌——这一来自过往的咒语——是海德格尔吸引阿伦特的原因之一。阿伦特自己写的抒情诗哀怨，忧伤；自然而然地，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诗歌，海德格尔才能带着惊奇去看待现象世界。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思”（“Denken”）其实是去发现、揭示——全神贯注地注意那些遭到“遮蔽”的事物。海德格尔的思想鼓励且强化了汉娜与自己对话和她天生的孤独感之间的联系。她从小就没有父亲，甚至在她成为难民之前，在“失去家园之感”成为她自我认知【与众不同、“贱民”（pariah）】中的主导因素之前，她便坚持德国的一种传统，让自己保持高度的孤独，她在美国与许多人的热烈交往也从未削弱这一点。【Paria为泰米尔语，原义为下等人、被压迫等级的人。阿伦特赋予这个词的含义见下文译注——译注】

自由意识是她的政治理论的核心，这种自由意识取决于一个人为思考而思考的能力。作为一种理想的“思考”，那种可以深入探讨任何话题且不屈从于世俗认知的“思考”，成了她独立的方式，为她那不知疲倦的智力不断提供刺激。她智识上的自信与她的那种坦率的“遗世独立”并行不悖，她总是赋予后者一种哲学，甚至是神学上的光环。这是她自由的宗教关切（非宗教信仰）的基础。没有人比她更轻视“心理学”了，她每提到弗洛伊德的名字时都会发笑。在她偶尔陷于情绪困扰的时刻，在与自己的斗争中，她不仅很有感染力，而且表现得像安提戈涅那样坚毅（安提戈涅，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俄狄浦斯的女儿。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都写过以安提戈涅为主角的剧作——译注）。面对其他人的冲突、纠葛，她常常表现高傲，尤其是当这些冲突与纠葛变得过于个人化，其他人无法通过“思考”来解决的时候。

因而，在阿伦特写的所有作品里，我们都能读到她的那种始终严肃的口吻和很少变化的判断。一些知识分子在读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感到不满，他们在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被他们压制的情绪这时也一并释放出来。“恶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之前，先有的是“根本恶”（“radical evil”）。

某些根本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本恶出现，终结了人的品质发展和转变的观念。既没有政治标准，也没有历史标准，也没有简单的道德标准，但人们最多不过意识到，这种东西似乎与现代政治有关，而实际上它本不应该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政治有关，那就是：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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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别”的恐惧是她的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而在哲学和政治上，它变成了对“与传统断裂”的恐惧。阿伦特认为是“孤寂”（“loneliness”）【她很仔细地将其与“思考”所必需的孤独（solitude）区别开来】让原子化、相互疏远的民众感到无可抑制的愤怒，而这给了纳粹奴役他们的机会。她感到巨大的失落，在混乱、湿热的上西区追忆魏玛时代的黄金岁月时，她总会激情澎湃地抒发一番；她必须接受德国同时有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二战后在联邦德国担任第一任德国总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著名政治家、法学家——译注）和希特勒的事实，也必须接受，美国既有约翰·亚当斯这样的总统，也有尼克松这样的——她十分尊崇约翰·亚当斯，称他为美国“光荣开端”的缔造者，这一点美国人听上去会觉得太有说教气。从德国观念论转而研究政治理论的她不得不面对并且解释如此多的现象，因而在美国成了权威人士；而作为“真正的欧洲人”（如弗洛伊德）的她曾经鄙夷美国，但后来深深地爱上了它，因之它有着西方世界中最古老的成文宪法所赋予的政治自由传统。

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教学上，汉娜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方面，她在德国成为广受欢迎的人物，拿了许多奖之后，带着挑衅的口吻对德国读者说，“我是被希特勒驱逐的德国犹太人。”另一方面，正是她和她所称为自己的“同代人”将德国的传统重新整理。

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冲突有多大，犹太人运用德语的惊人创造力就有多强，从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德国犹太哲学家，倡导哈斯卡拉运动（18-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尽管实际上他本人践行犹太教正统派，他通常被认为是犹太教改革派之父——译注】到海涅，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再到她的朋友本雅明和布洛克。有关于此的最经典作品是阿伦特充满愁绪、几乎是自传性的传记作品《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Rahel Varnhagen: Lebens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Jüdin aus der Romantik）。拉结·范哈根（1771-1833年）原名拉结·莱文（Rahel Levin），父亲做黄金交易生意，嫁给了一个德国贵族。拉结是19世纪初伯林最著名的文化沙龙主人，她曾被视为“世界主义”的象征。当时，德国的启蒙运动让一名“犹太女人”还能和歌德、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费希特、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和洪堡兄弟轻松交流。《拉结·范哈根》里弥漫着紧张感，读来常常有一种绝望的情绪。拉结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她有时觉得自己出卖了自己的身份；在生命的尽头，她承认自己终究还是为自己身为犹太人而高兴，但像忧愁的传记作者阿伦特一样，拉结对与犹太人“身份”和地位有关的所有一切感兴趣，除了古老的犹太教。

《拉结·范哈根：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德国犹太女人的生涯》德文版封面

马克思的父亲让他受洗。海涅为了进入德国社会改宗基督教。弗洛伊德在被体面人的世界唾弃的时候，非常依赖维也纳的犹太社会，却也毫不纠结地把所有宗教都称作“幻想”。卡夫卡和强烈地崇拜着他的阿伦特一样，热切地尊重犹太文化传统，甚至是意第绪语，可是他对犹太教也不热衷。卡夫卡对他的崇拜者古斯塔夫·贾努什（Gustav Janouch，他不是犹太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信仰的人不能谈论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不应该谈论信仰。”

出身正统犹太家庭的人通常选择舍弃宗教，以此获得不受束缚的创造力。现代犹太人中最著名者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违反了《妥拉》（希伯来语：תּוֹרָה，英语：Torah，字面意思为指引、教导，为犹太教的核心。它指导犹太教徒的生活方式，因此，所有的犹太教律法与教导，通通都可以被涵盖到妥拉中——译注），这让“东方犹太人”（Ostjuden）中的个体非常晚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以色列学者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认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悲剧。德国犹太人比其他犹太人更早地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部分是出于对德国哲学和文学进行自由探究的热情。甚至“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犹太学者”，犹太神秘主义的最重要权威格尔肖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也不是犹太教信徒。我所了解的情况是，犹太教中的超正统派倾向于避开对大屠杀的讨论。如我的学生戴维·祖格（David Zuger）所说：“它离得实在太近了。”

年轻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去履行德国哲学的使命。传统主义者汉娜·阿伦特没有犹太教的传统，她在很大程度上受福音书精神的影响，而不是基督教信仰。第一版《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圣保罗在监狱里的高声慰藉告终：“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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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出版以后，当我读到她嘲笑以色列检察官豪斯纳是一个“加利西亚犹太人”（加利西亚，位于乌克兰西部和波兰的东南角，主要讲意第绪语——译注），“隔都犹太人”【“隔都” （ghetto）这一名词起源建立于 1516 年的威尼斯犹太人区，威尼斯当局强迫城里的犹太人在那里生活。16 世纪和 17 世纪，下至当地市政当局，上至奥地利皇帝查理五世都曾下令在法兰克福、罗马、布拉格和其他城市为犹太人建立隔都——译注】时，并没有感到惊讶。我经常听到她对不喜欢的犹太人发表看法；另外，我亲耳听到，她向一位德国朋友坦白，说自己有一位俄罗斯祖父，说话的口气像是披露了什么重大信息；但是直到我读完这本内容丰富的传记以后，我才知道她母亲家里是俄罗斯犹太人，以及柯尼斯堡（现为加里宁格勒）的犹太人主要是俄国人。

艾希曼受审

如果希特勒没有“一视同仁”地把德国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都当作灭绝对象，那么德国犹太人对自己的东方弟兄的恐惧和怨憎可能会像他们恐惧犹太教正统派（往往也意味着较低的社会地位）一样。查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不是犹太教徒，但一些“犹太暴发户”【“parvenus”，对应于“贱民”（“pariah”）。阿伦特将涉及同化问题的犹太人分为贱民与暴发户两种。在她看来，一些国家的犹太人领袖是“暴发户”，他们掩盖自己的犹太身份，通过讨好当局赢得犹太人的暂时安宁。而“贱民”则是指那些清醒地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敢于公开地以犹太人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译注】自满意得地自认是“信仰摩西律法的德国人”令他惊恐。利奥·贝克拉比的信仰坚定，称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不需要的拐杖”；阿伦特很早对他便不欣赏，她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称他为“犹太元首”（“the Jewish Führer”）。

阿伦特看重自己的犹太身份，但这种看重与犹太教堂毫无关系。犹太教堂是犹太社区生活基础，“领导层”因而变得必要，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指控“犹太人委员会”（Judenräte）中的许多人与纳粹合作，她的这种指控不是因为她对受难的犹太人在政治上的无助有深入理解，而是出于她对犹太“领袖”的蔑视。

她蔑视犹太宗教习俗，因而忽视了犹太人的消极所具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可以解释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开篇便哀叹的犹太人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软弱。在集中营里，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是一个不认可三位一体的另类新兴宗教派别，主张千禧年主义与复原主义，被传统基督宗教视为异端——译注）没有因为纳粹的暴力而屈服，许多犹太教徒与他们比较起来并没有太大不同——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荣耀圣名”（Kiddush Ha-Shem）而死。传统犹太教“为神而陶醉”的强烈感受；犹太人因为宗教被迫与其他人群分离，然而人们并非不想要这种孤立……阿伦特将这些都斥为机会主义。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是一本非常成功的新闻作品，对证据的组合非常精巧，但是又往往很有倾向性，显得自大。阿伦特在英文上的表现力极佳。格尔肖姆·朔勒姆在一篇著名的批评文章里写到，她在书中的语气很无情。根据我的经验，汉娜不太能接受批评，所以看到她在答复格尔肖姆的那篇差强人意的文章中，用他以前的德国名字格哈德（Gerhard Scholem）称呼他，我并不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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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认为，像艾希曼这样的“非常普通”的官僚们，并没有“思考”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哲学家觉得他无趣，由此得出了“恶的平庸”理论。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德国知识分子的炫技行为。它对“思考”本身的伤害也不小。许多记者和电视评论员们自信地一口一个“恶的平庸”，令人厌烦。

阿伦特在书的一开始就批评控方试图证明，艾希曼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他的邪恶个性，她自己便已经推翻了“恶的平庸”理论。用她的话说，判断被告罪行的依据不是其“个性”，而是其行为，在谋杀案里尤其如此。六百万犹太人被灭绝与“平庸”这个词沾不上一点关系。索尔·贝娄在《赫尔佐格》中谈及大屠杀时写道，“死亡即是上帝”（“这代人的哲学又是什么呢？肯定不是‘上帝已死’，那是属于更早世代的哲学了。这个时代的哲学可能应该表述为：死亡即是上帝。” Herzog, VIKING PRESS: 1964, P. 290——译注）。犹太知识分子不应该就大屠杀空谈一气，无论是作出无用的解释，写糟糕的文学作品，还是搞些虚假的神学。毫无疑问，那些极不相干的文学作品正是阿伦特所斥责的犹太人“政治在上软弱”的证据。这种软弱她自己当然也不能幸免。

我还不能就此打住。“你必须思考你在做的事情”是完全非政治性的、海德格尔式的精英主义表述，几乎不适用于大众政治和遭难的民众。正如我们能在扬-布鲁尔在这本优异的传记所读到，阿伦特会有极度矛盾的表现。从她在麦卡锡主义时代的谈话来看，她的政治判断非常糟糕；她对近年美国的惊人退化进行了深思熟虑的回顾【建国两百年纪念时，她在《纽约书评》发表了一篇题为“自尝恶果”（“Home to Roost”）的文章，讨论美国的现状，没有人比她讲得更好】，非常尖锐，甚至有一种悲痛的口吻。她对这样一些人的政治直觉准确无误：这些人，比如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虽然他们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是其主要兴趣在于反俄外交政策上，对国内发生的压迫、剥削要么忽视，要么找借口开脱。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之后凭借自己曾经是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开创个人事业，阿伦特早于50年代初就预料到这一点；比如，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ying Kristol）50年代开始呼吁限制公民自由，之后他的事业一路顺风顺水，阿伦特对此丝毫不觉得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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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来不是左派，也不觉得有必要建立“路线”。她相信“革命委员会”’；热情支持丘吉尔对“铁幕”的谴责；崇拜罗莎·卢森堡，却又对她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种高傲的淡漠；尊崇约翰·亚当斯，对他独断专横的表现完全不在意。“自由与正义”对她来说就是全部，她一个人“自成一派”。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在《纽约时报书评》中发表了一篇《爱这个世界》的书评，文章很有误导性，他笔下的阿伦特简直成了德国左派的拥护者，阿伦特如果读到应该会很惊奇。实际上，曾经上过她课的德国教师强烈批评她，说她思想反动。就许多当下的议题来说，她的立场是强烈的道德立场，而非政治的；一种美国自由派（或者右派）风格的古怪立场，而非“理智”的。即使她自己也无法预料到自己的立场会怎样。

但是，我一直以来都认为，真正使她与众不同的是——尤其是把她和战后许多美国犹太人放在一起对比，无论这些人是知识分子，还是“领导者”——她对上帝的理智之爱，相信我们应该感激存在本身。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许多现代犹太人在宗教上感到沮丧，而她不愿意这样。她虽然轻视犹太教，常常对犹太人不耐烦，可却是出于精神上的需要才这么做。在她看来，许多人会以犹太人的名义，乃至以大屠杀的名义发言，而这些人这么做似乎只是渴望自己被看重，渴望获得认同。

我从来不认为汉娜·阿伦特知道犹太历史的解决方法。可能只要宗教危机不被注意到，就不会有解决方法。汉娜·阿伦特的名字让许多人惊恐，对另外少数人来说，则是永恒的安慰；而这是因为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现力（这种表现力更多不是她的“思考”，而是由她的经历、个性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爱”所带来的），来说服人们相信：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一次“断裂”。我们生活在真正的“黑暗时代”，她不允许任何人怀疑这一点。阿伦特最大的价值，最独特的榜样便是，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断裂的时候，她拒绝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