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读后随记

“关系”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读后随记*

《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书，由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的两篇长文改编而来[1]。出版后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入选《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评选的“2018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之一，其“关系思维”的研究文化人类学的新研究范式，呼应了近年来“活的制度史”“政治文化”[2]“史料批判”等古代政治史研究的新动向[3]。笔者有幸拜读，小有心得，付诸文字，见识粗浅，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内容介绍

全书共分为代序，正文，附录、索引、后记三部分，以下就正文部分逐章展开介绍。

问题始于《汉书·金日磾传》中的一则史料：

元帝为太子时，（金)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帝即位，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诏留侍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4]

在汉元帝死后，依照汉家“故事”，身为元帝近侍的金敞理应随迁到元帝的渭陵去作园郎，而太后王凤的诏令却使他留在了继任的成帝身边，此举打破了汉家“故事”[5]。作者指出：“变与不变的反差，提醒我们从皇帝角度辨识汉代的多重君臣关系”（《宠》第6页）[6]。

接着，作者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实体性分析”忽视了臣子依存于特定皇帝的“关系性”，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于是作者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分析历史。作者运用关系论的“关系思维”[7]，过梳理《史记》和《汉书》描述臣下经历的相关史料，归纳出“爱”“信”“任”等“历史书写”中的字眼，进而将君臣关系分为“信-任型”与“礼仪型”，并认为“宠”是“信-任型君臣关系”的极致。皇帝的统治则基于分别同两类臣下建立的“信-任”关系过程和“礼仪型”例行化运作的事物过程来维系。

第二章通过研读史料，整理出“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几个表征。从臣下角度的“与上卧起”和“出则骖乘”，从皇帝角度的特殊赏赐与君幸臣第，而且作者认为这几种现象都是“公开、近乎公开的表征”，是“时人所见”而非“后见之明”。第三章通过梳理西汉一朝二百一十年的历史，描述了同西汉十二帝（后）建立“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臣子事迹，刻画出“信-任型君臣关系”展开的历时性过程。

第四章阐释了皇帝与臣下建立起“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诸方式。从皇帝角度来看，有制度性的“乳母、侍从与师傅”以及外戚，亦有非制度性的因缘际会，如文帝时的邓通。从臣下角度来看，人们通过献女、作宦和上书言事等方式以期求得君宠。制度性下的皇帝被动的接受这一“信-任型”关系，因为“捆绑性的关系催生了感情关系的建立和信任的不证自明”“不是感情促使关系得以稳固，而是稳固的关系培养了感情”[8]。而非制度性的因缘际会，使得皇帝掌握了主动权，从而使得单调的例行化运作的事物过程在同关系过程的交织中变得更加动态，赋予了历史演进的更多可能。共时性的看，时人不断加入“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的求宠”的过程；历时性的看，由于时君的好恶或一方的死亡（储君和大臣的关系）而产生了“宠”的“更新-熔断”机制。“宠”的关系过程得以延续。

第五章分析了“宠”产生的原因，即臣下的迎合与皇帝安危的需要，皇帝个人对母家长辈、先帝安排的辅政大臣的心理依赖。第六章指出了儒生通过“言”和“行”两方面投入到争夺君宠的过程中。第七章将“宠”的关系过程深入地方，运用简牍资料中地方官吏与府主日常问候的书信，描绘了在官阶制度大体完备的保障下，掌握举荐与任吏权的府主使得“宠”的关系过程层累构造至地方。人们不仅与同一官府内部的官吏（大多为同乡人）强化或建立关系，而且积极运用已有的关系拓展出更大范围的广泛的关系，以期接近权利的核心。秦汉简牍中常见的《日书》则展现了时人的集体心态。然而，府主家中的奴隶无论如何争得主人的欢心，终究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

第八章揭示了君臣间“信-任型”与“礼仪型”关系运作以及儒生参与争夺“宠”，以及这三者交织下的西汉历史的动态演进，点出“信-任型”与“礼仪型”君臣关系的相互转化。并借助赵汀阳在解读“天下理论”时提出的王朝革鼎的“中原漩涡”模式[9]，提出了解释国家日常统治的“宠”的机制。即：

从空间看，这一模式所支配的并非一个边界严整的“场”，而是自中心弥散的引力簇所构成的散射体，借用赵汀阳的说法，是“一个漩涡”。越靠近核心越明晰可辩，越向外越模糊，弥散甚远，以致边界难以清晰划出。引力簇的未端落在那些意识到“宠”的存在，且进而试图采取办法谋求获“宠”的臣民身上，这些人构成引力簇的外缘，他们的分布跨越了空间、性别与身份、地位，并无多少固定的一致性。意识到“宠”的存在却无心求宠者，处在过渡地带，完全感受不到或无视“宠”的臣民则居于外围。后两类人一旦意识到“宠”且投身于得宠，则置身引力簇中，因此，引力簇的边界并非封闭的，而是随时处于开放待变的状态。一旦置身其中，为了争宠，求宠者之间，或得宠者与新的竞争者之间，往往会为争宠或维持已有的宠幸而产生矛盾、冲突，而非形成群体或集团，或许会暂时结成团体，但维持的时间不会长久[10]。这种结构性存在发挥的作用，首先仰赖于金字塔式的构造，亦取决于实际构建关系的皇帝与臣下（们）的个性与追求，不同朝代、不同皇帝治下会具体呈现多歧的样态，连同它所激起的臣民行动，形成与事务过程间的张力；同时，持续存在的层累的“宠”亦不断为金字塔体系注入强心剂，在变化中维持后者的长存。（《宠》第222页）

第九章回应社会科学理论，认为“差序格局”在解释国家层面有其局限性，进而说明“宠”机制在解释日常熟人世界的特殊价值。最后的“余论”部分将皇帝解读为“深嵌在多重君臣关系中（家/个）人”“制度化的首脑”以及对于儒生的“作为想象对象与理想的皇帝”的三重身份（《宠》第255、256页），作者认为这种分析会使历史研究更富动态，再次打磨其分析方式。[11]

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见于“历史书写”中的“宠”字，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关系”视角重新解读西汉君臣关系，以期打破政治史、制度史、政治文化研究三者间的藩篱，将“人物”的“行”与“言”（或“表达”）同事件相融合（《宠》“代序”第12页），赋予旧史料以新意。从“大事件”迈向“小事件”[12]，“关注日常政治生活的展开及其意义”[13]。“宠”这一分析模式赋予君臣关系的研究以更多可能。[14]

二、观点商榷

纵观全书，作者对于史料的分析、出土材料的运用，以及每章末尾注体例的细致严谨与对前人成果独到的分析评点，令后学十分钦佩。笔者也有一些思考，兹陈述于下，班门弄斧，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15]

（一）关于《告别线性历史观》及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书中代序《告别线性历史观》（《宠》“代序”第1-16页）部分，引用王汎森对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的“线性历史观”的问题，分析田余庆和寺地遵的论著，对“线性史观”（或称“倒放电影”“历史的辉格解释”）[16]的问题批判反思。

笔者在阅读正文过程中，觉得代序与正文似又脱节。作者为了全面剖析“宠”这一上驭下的管理模式，不得不过多的介入概念进行解释，颇有些理论先行的嫌疑。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对不同学科的“理论自觉”会激发史家的“问题意识”，历史研究也就进入了“历史解释”的阶段，可以“于现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17]，“在原本已经题无剩义之处开掘出了新的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动力”[18]。但同时学者也指出，与其他学科门类互动交融下的新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政治史作为人文学科的自身特点”，“其界限的消融、面目的模糊”使得“新政治史正在失去政治史的‘政治特征’。”认为 “新政治史”的研究“有矫枉过正之嫌”。[19]

在何兹全谈论老师傅斯年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时，他写道：

“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的。从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他对客观的反映，就是他从客观中取得的‘理论’（意识）。这‘理论’再回到他处理和客观实体的接触时，就成为他的‘方法’。……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20]

笔者认为，历史学研究本就是站在终点回望过去，“一开始就是‘倒溯历史’的”，“其自然步骤往往是由已知推向未知的”,“虽然，他们事后会按历史发展的实际方向叙述历史” [21]。对“线性历史观”的检视，可以引发思考，推动史学的发展[22]，但“破”之后，如何“立”却很难，批判者往往也无法摆脱“倒放”。我们应当承认历史研究中的“后见之明”，对其合理运用。

（二）关于书中“宠”和“信-任型君臣关系”的界定以及“宠”的动态演变

其一，关于“宠”这个字的释义。“‘宠’指的是上对下的偏爱。‘偏’，指的是一个人有才能，皇帝愿意任用他；‘爱’，则是一种个人化的情感，不是政治行政的必要条件。”但是书中在“‘偏’和‘爱’之间出现了边界的模糊性”[23]。同时，即对于不同才干的臣子的“宠”，存在“有信无任”和“由信而任”两种情况（即品位与职位），深入探讨这两类臣子的不同命运，将会使这一场景更加生动[24]。此外，运用见诸于史料的 “爱”“信”“任”等字眼来展现“宠”，是否会落入历史书写者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25]中呢？

其二，“宠”的动态演变。作者竭力地挖掘史料中所隐含的信息，力图构建时人“求宠-争宠-得宠-宠衰-失宠-新的求宠”的过程，但由于史料有限，使得论述没有在皇帝与宠臣的“活动空间”，以及时人“私”的概念和身体观念[26]等问题上继续深入探讨，而是借用社会学对于现代人际关系的研究来窥测西汉，不免有些以今度古的嫌疑。

（三）关于“宠”机制的影响

其一，作者在第六章描绘儒生参与争夺“宠”时，对儒生面对灾异时对皇帝的谏说有所涉及，刻画出儒生利用灾异这一“政治文化”进行政治斗争，从而获得“宠”。但受制于史料，作者引文多为后人所记，与作者力图展现的时人观点有所差距。[27]

其二，作者在表述儒生所认为的“作为想象对象与理想的皇帝”（《宠》第256页）这一重皇帝身份时，提及了“宠”机制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宠》第164-167页），但略于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进一步阐发。[28]以及皇帝作为“天子”所具有的神（圣）性（正统性），未展开论述。

其三，作者在第四章指出，由于时君的好恶或一方的死亡（储君和大臣的关系）而产生了“宠”的“更新-熔断”机制。但用“宠”模式解释皇权与相权之争，是否过于简单化（模式化）？此外，中外朝之间的转换——即作者所谓“事物过程”与“关系过程”交织（《宠》第219页），近臣通过非制度性的“宠”由信而任，获得制度性下的权力，那么此臣子便“宠衰”了吗？“天子左右的微臣逐渐获得权力，压倒了政府的大臣，最终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后，其中又别有私臣变成实权者，再来取代现有的政府大臣。”[29]作者对取代之后的君臣关系着墨太少[30]。

此外，基于西汉一朝史事进行个案深描，从而得出的“宠”的分析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其他的历史时期？笔者认为，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方面。

作者力图描绘“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的宏大场景，但受制于史料，不可避免的无法全面在细节处深入，只能选取他认为重要的几个点，而在点于点之间“跨越的幅度越大”,他“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多”。[31]

三、余论

此书虽然争议颇多，但其提出的两类君臣关系的研究方式已然得到学界回应，仇鹿鸣在分析中晚唐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写道：

随着河朔故事的形成，一方面唐廷默许河朔三镇半独立的地位，仅以官爵等羁縻之，构成了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则促使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共生，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前后期的变化，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32]

他将“皇权”进一步分解为“权力”与“权威”两个概念，阐释了中晚唐历史得以演进的潜在动力，其分析方法与此书有许多共通之处[33]。

以上，笔者梳理了全书的基本脉络，仅就笔者读后的一些疑惑结合相关今人论述，阐发了一些思考，并未深入历史典籍中探索。由于笔者学识有限，班门弄斧，纰漏错讹难免，祈请学人指正。

关注这本书，自然是被它新奇的标题所吸引，并且这种好奇心始终存在于全文阅读的过程之中，不得不令人感叹作者精巧的布局。同时，在理解相关问题时，每章之后详细的尾注给笔者提供了许多便利，也使笔者感受到了历史学人在文献中探赜索隐，钩沉古今的宏大气魄，激励着后学在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

2019年5月12日 初稿

2019年10月20日 二稿

（已刊《文史管窥》，第34期，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文史学社，2019年12月，第59-64页）

* 本文为行文简洁，对前辈学者称谓略去敬语，望谅解。

[1] 侯旭东：《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文丛”），2018年。以下简称《宠》，引用只标页码。参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64-102页、第193页；2017年第1期，第92-123页、第197页。

[2] 关于“活的制度史”，见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原刊《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497-505页；关于“政治文化”，见余英时、阎步克、陈苏镇等学者的相关著述；关于“新政治史”，见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收入氏著《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60页。此外，方诚峰对于宋代制度史研究反思现状有综述，见氏著《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前言”第6页，脚注2。

[3]《文史哲》编辑部：《“2018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文史哲》杂志”微信公众号，2019年5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15zsD_merLzQQNpzqHlTgQ。

[4]《汉书》卷68《金日磾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963页。

[5] 据作者考证，代王刘恒入主未央宫前，曾有“清宫”之举，或为“故事”源头。见《宠》第4页。

[6] 邢义田指出汉代“便宜从事的限度往往因人而异，个人的因素往往比制度性的因素更重要”，《从“如故事”和“便宜从事”看汉代行政中的经常与权变》，《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第418页。

[7] 甘怀真亦有此说，“提出‘关系’的概念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8] 翟学伟：《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26页。

[9] 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10] 对于作者此说，笔者更倾向于以“政治文化”的角度阐释“党争”，参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9-80页。

[11] 关于文本内容的归纳，还可参看笔者整理笔记，https://book.douban.com/annotation/90688343/ 。

[12] 李猛：《迈向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个导论》，收入谢立中主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2-77页。

[13] 邓小南：《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收入氏著《朗润学史丛稿》，第515-524页。

[14] 作者已关注“日常政治”多年，见侯旭东：《读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第29页。此外，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见侯先生将出《汉帝国的日常统治》一书，期待对此的进一步阐发。

[15] 主要参考：卢雨枫整理：《纪要|【北大文研读书10】关系视角与历史研究—〈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研读会》，“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2018年6月4日， https://mp.weixin.qq.com/s/IGGsBCTjFw2_go-7mkpqDQ；侯旭东：《关于〈宠〉一书答友问》, “随读随写”微信公众号，2018年4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EKmqe3_YKPNkQc8xywqkJQ；《【邺架轩沙龙实录】第11期〈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一）、（二），“文素THU”微信公众号，2019年6月13日，https://mp.weixin.qq.com/s/MAp0Yc11qdyQOKZ7kyE0Bw，https://mp.weixin.qq.com/s/9fbkNHp7MJeBaDTwBzzcCA。以及相关豆瓣书评等。

[16] 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原载《新史学》第19卷第2期，2008年6月，第1-16页，收入氏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68页。罗志田：《民国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后收入氏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25页。[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2。

[17] 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3期，第50页。

[18] 胡宝国：《在题无剩义处追索》，《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17页。

[19] 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视野与方法》；刘军：《政治史复兴的启示——当前美国政治史学发展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20] 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六卷），第3179页，中华书局，2006年。转引自瞿林东：《我的史学人生》，中华书局，2016年，第72页。

[21] [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55页。

[22] 如作者新近文章，通过探讨汉景帝陵墓中的鼠骨来源，提醒研究者反思线性史观下以今度古的思维惯性，纠正“后见之明”。见张琦、侯旭东：《汉景帝不吃老鼠吗？——我们如何看待过去》，《史学月刊》，2019年第10期。

[23] 卢雨枫整理：《纪要|【北大文研读书10】》, 阎步克语。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见《宠》第31页。

[24] 卢雨枫整理：《纪要|【北大文研读书10】》, 田耕语。

[25] 唐雯：《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作者也指出“例证法难免‘选精’与‘集萃’之弊。”《宠》第21页。

[26] 卢雨枫整理：《纪要|【北大文研读书10】》, 陆扬语。

[27] 有关“时人观点”与“后见之明”，可参看孟宪实：《武则天时期的“祥瑞”——以〈沙洲图经〉为中心》，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收入氏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中华书局，2017年，第59-73页。隋唐时段出土文献数量的相对丰富，或为了解“时人观点”以更多可能。

[28] 孟宪实认为皇帝制度“内在存在着巨大的弹性”，其对皇帝的要求集中在“唯一性”上，皇帝制度无法“确然”“绝对规定”对皇帝个人素质的要求。氏著《论武则天称帝》，《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0页。

[29] 余英时：《“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30] （2019.12.21补）仇鹿鸣指出“作者的讨论似乎没有关注结构与事件的互相转化及事件对结构的反馈”，参见氏著《事件、过程与政治文化——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评述与思考》，《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第163页，注释5。

[31] 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虚实之间》，第7页。

[32] 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39页。仇氏“礼仪性”与侯氏“礼仪型”，二者一字之差，亦值得思考。

[33] 仇氏之前，亦有学者关注此问题。见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