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顾颉刚先生

胡适说：颉刚的疑古是古史学界的“第二次革命”；——傅斯年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蔡元培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个颠扑不破的方法；——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们对顾颉刚先生如是称赞。然而也有人挖苦道：假如“大禹是一条虫”，那么虞舜就是一株“蔓草”！

顾颉刚先生是以“学问”作为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的作者王学典先生说：“顾颉刚以‘古史辨派’的创始人及在古史学领域的影响而名闻学界，他嗜学如命的性格、为学问而学问的毕生追求，更为世人津津乐道。”借助一些故事，让我们走近顾颉刚先生。

爱才之心

顾颉刚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是在胡适一点一滴指引之下一步一步走上疑古辨伪之路并一举成名的。他深感，作为一个已享大名的学者、有影响力的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因此，他对比他年轻的人，总感觉：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合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

顾颉刚在暮年写的自传中，对于自己由于同情心泛滥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所做的检讨中说：我之有所成是因为有学生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他认为：“学生，年纪轻，身家关系小……他的是非观念总是超过了利害的观念的，所以说的话也许鲁莽一点，做的事也许激烈一点，但是这颗心总是纯洁的。”“我们明知他们的学问不及许多专家，他们的经验不及许多职业者，但是他们认得清楚，走得勇敢，是一班专家和职业者所及不来的。”所以他对学生总是爱护、提携有加。学生们则是感到：“他接待学生才最诚挚，热情得就如一团火， 燃烧了他自己，也燃烧了和他接触的每一个学生。”

顾颉刚爱学生，一方面是出于天性——同情心太强烈：“颉刚备位大学有年，每见可以深造之士，毕业以后即为生活所驱使，纷投于不近性情之职业以堕废其前途者”，故主张“以特种考试选拔真才，给以若干年之优闲，顺其志，遂其情，以观其成”。另一方面，他之爱学生是出于对学问本身的钟爱：要为学术的传承发现真才、选拔真才。他之所以到处网络人材，当然也与他对问题的认识有关：“学问也同征战，固然需要将帅，但尤需要的是兵丁。有了健全的兵丁，自然会酝酿出好的将帅。”“在中国，北平无疑是一个文化中心。……在北平各大学读历史的同学们，如果他只会读课本凑分数，或只会喊口号发空议论，那真是世界上最没有出息，因为他入了宝山尚且空手而归，哪里可以希望他拿了锄头去开发地下的宝藏呢……北平的史料这么多，但北平的空气够沉寂了，你们应当集合同志来打破这沉闷。”

学人生计

顾颉刚爱徒遍天下似乎也是由于顾颉刚心甘情愿“为别人做嫁衣裳”，盛名之下，追随者众。他自己说：“我不善表达，虽是教了三十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是靠着他们的帮助。”

胡适对顾颉刚可谓师恩浩荡，从后来顾颉刚给何定生的信中得知，胡适前后接济顾颉刚共500多元。顾颉刚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痛感经济状况对一个学生的重要，因而尽一己之力资助学生。海内外著名的民族史学家、语言学家冯家升，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显示了出众的才华，但因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买不起书，面临失学的困境。顾颉刚得知后，立即给他100元钱，支持他度过难关，完成学业。杨向奎是顾颉刚当年在北京大学兼职时的学生，深受顾的赏识。“九一八”后，日本策划冀东22县“独立”，杨家在河北丰润，因交通中断，担心家庭可能无法寄款而打算退学。顾于此时答应每月给他30元钱，资助他继续完成学业。后来，杨毕业后一度赴日，生活没有着落，就是靠顾寄钱给他，才度过那段艰难时光。

顾颉刚千方百计对一些经济困难、又好学上进的青年学生提供帮助。郭敬辉是当代地理学研究名家，因与当时地理学界权威张其昀辩论中国自然区划而为人所知。顾颉刚请他入《禹贡》学会，他以自己只有初中三年级水平婉辞，顾颉刚仍然强烈邀请他加入。当郭告知顾颉刚欲到图书馆搜集资料写稿子以补助学习费用时，顾皱着眉头说：这不是办法，又写文章又念书，要影响身体。顾答应另给他设法解决。几天后他被告知：顾先生参与主持的《大公报·史地周刊》，稿费由该报定额发出，每年有一些节余。过去这笔钱大都是大家在一起开会讨论工作时吃掉了。现在经先生提议，节余的稿费不再用作餐费，而是给郭敬辉当作奖学金，每年100元。这种做法在现如今看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金针度人

不是仅为传授确定知识，更重要的是为寻求学术的传人而授课，这是顾颉刚执教杏坛始终抱定的宗旨。所以，他的教学方法与此相适应，独具一格：一切以发现、训练、培养人才为中心。顾先生最会把治学方法、研究方法教给学生，他的学生多了解他的“金针法术”——领着学生读原始材料是“金针度人”的主要“法术”之一。

因材施教，精心指点，也是顾颉刚培养学术传人的重要方法。“不放弃一般的学生，但对成绩优良的学生特别喜爱”是顾的一贯做法。一旦他喜爱上某位生徒，就会根据这位生徒的特点、秉性、学力，指派任务，加重负担，引导各人向自己所长的方面深入进取，逼他往前走，使他尽快成材，以取得他的学术地位。吴丰培是当代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权威，他走上后来的研究道路，即是顾颉刚指引的结果。当代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权威谭其骧，是顾颉刚逼人成才的另一典型。被谭其骧誉为“顾门弟子，兄当为翘楚”的刘起釪，其成才也可以说是顾逼迫的结果。

“高歌与泪别”

抗战前，北平流传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看起来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个人，实际上胡适作为北大文学院长，握有美庚款；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一手握有美庚款，一手握有英庚款；而顾颉刚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除了自己的薪金之外，没有钱物可资利用。

然而，在顾颉刚创办刊物“专为年轻人做嫁衣裳”、千方百计资助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狂发讲义逼迫学生做学问、因材施教“金针度人”等举措之下，谭其骧、史念海、侯仁之、杨向奎、童书业、何定生、刘起釪、李晋华、黎光明、郭敬辉、徐文珊、陈槃、郑侃嬨、朱士嘉、吴丰培、王钟翰、李学勤、杨宽、王树民……多少位杰出的学者得以提前成材！

受顾颉刚直接影响的学者本应理直气壮地高唱凯歌的——一本成功的杂志不仅是靠名人来支撑，不仅以吸引名人文章来衡量，相反，一本杂志以其努力造就出诸多名人更是成功的标志。以此而论，《禹贡》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

然而历史上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不幸：

1935年，顾颉刚为张福庆的遗作《张季善遗著》作序：“张季善君死了两足年了！在这两年之前，我对于他的期望是怎么样厚……所以他的死亡所给予我的伤害也特别深。”

1938年10月，顾颉刚从西北辗转到昆明，当他从吴晗处得知郑侃嬨已经于8月病殁于香港时，为之痛苦不已，感到“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同志。”

感情太过奔放，与顾颉刚性格迥异的何定生追随顾到北平后让顾颉刚十分伤心，最终顾只能“恨铁不成钢，挥泪逐爱徒”。

“天生的一颗读书种子”、《左传》背得烂熟的童书业在“多次批判”中落得精神分裂，先于顾而去。

……

顾颉刚爱惜人才、豁达资助弟子，在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在建国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荣誉，每当我回想起顾颉刚先生晚年银白的头发、粗黑的双眉、严肃深邃的眼睛时，都不禁慨叹天命之不公，良史究竟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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