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缘：被忽视的女性寓言

作为清代弹词的代表作，《再生缘》有着弹词特有的程式化趋向：女主人公女扮男装，从几十万儒生中脱颖而出，高中状元；政途顺利，十八岁成为宰相，位极人臣。表面上看，这仍是才子佳人式话本的变体，并不是一个完全符合现代价值体系的叙事。主要女性角色孟丽君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局限，作者最后甚至没能够抵达创作的终点。但这恰恰造就了这个故事的伟大之处：它所塑造的在传统封建礼教桎梏下冲破伦理的个体，一扫过去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陈腐风气，以其坚定清醒、独立自由的精神面貌为女性张目。 《再生缘》里女性的困境与突围、坚守与游离，以及作品本身悬而未决的结局，都以寓言式的书写方式，与当代女性命运遥相呼应。 「空间」 学业、事业、婚姻，无论哪个领域，在性别权力结构的天平里，女性从来都是最靠近地面的那一方。在孟丽君的时代，学业与事业仅仅是空中楼阁，只有“婚姻”是与她紧密关联的。从一座院落走进另一座院落，在父权社会的牢笼中，她唯一的使命是「闺中待嫁」。而「待嫁」，则意味着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女性连自己的婚姻也无法自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皇甫家出事之前，孟丽君的主观意志是缺位的，她的身份是皇甫少华与刘奎璧相争的孟家小姐，是别人口中的「才女」、「佳人」和「良妻」，一个被物化、被剥夺了话语的符号。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形成的。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女性柔弱、感性，往往充当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成为男性的附属，这种姿态实际上是社会驯化的结果。 在父权社会里，女性被长期教导着，只有将自己变成「物」，才会讨人喜欢。在这样的暗示下，女性放弃了自发性，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女性越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和掌握她周围的世界，她就越不敢将自己肯定为有主见的自我。社会现存的一系列性别规范和标签，都是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强制性建立的，而全景敞视主义的持续性规训，使得女性接受，并主动内化为天性，自我放逐到他者的地位。 在皇甫少华与刘奎璧赌射之争里，孟丽君作为「他者」被观看和衡量，同时也被无视和遗忘。这无疑是个悖论：即将联结在一起的两个主角，一方的存在被边缘化了。在这场婚姻里，没有人过问孟丽君的意见，女性的声音被轻易忽视，仿佛那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游戏。于是孟丽君也表现得无关痛痒：被邀去一睹未来姑爷的英姿时，孟丽君「含笑答言奴不往，请君自去莫相邀。」主母和仆婢都争相探看，处在漩涡中心的孟丽君却安然自若，对成为某个人的妻子兴致缺缺。孟丽君性格里不同寻常之处，其实早在出场就已经埋下隐线。 《周易·系辞上第八》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化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明白地传达出男尊女卑的观念。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系统内部，为女性打造了一个透明的空间，女性在这个空间里被隔离和驯化。在古代，「空间」是父与夫的墙围，是「男尊女卑」与「三从四德」的话语压制；在几千年后的今天，「空间」是符合性别结构政治正确的舆论环境，是以婚姻与家庭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女性在「空间」里动弹不得，却又无从逃离，因为「空间」早在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浸润绵延下变得严丝合缝。当刘奎璧铩羽而归，皇甫家受到报复，婚事无以为继，孟丽君的「空间」徒然出现了一个无法弥合的缺口。复杂的介质纷至沓来，新鲜的空气也得以涌入，剧烈振荡的世界中，冰封的湖水开始流动。 孟丽君改装潜逃了。 颠倒 多米诺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于孟丽君来说，刘奎璧的报复推倒了皇甫家，也推倒了她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自此，她的人生开始分野，向着一方从未有人踏足的荒原疾驰而去。在她的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其上。 传统性别秩序里，女性的价值往往需要依托男性的价值才能展现，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衡量往往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贤良淑德」是男性凝视下社会对女性的道德期待，「相夫教子」成为女性的固有职责。在现代语境下，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困境的变体：女性被教导要「温柔贤惠」，三十岁还没结婚会被称作「大龄剩女」，「女孩子上学没用，早点嫁人」「婚姻是一个女人最终的归宿」「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之类的论调比比皆是。 而在脱离男性的附属地位之后，孟丽君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归属。「三元连捷登金榜，一品飞腾立圣朝。」「翰苑连升兵部职，又把你，白麻拜相在朝纲。隆恩盛典谁如你，真个是，百官炎趋政事堂。」「父为同殿平班论，夫作门生小辈排。又是这，绝世无双奇品格。又是这，扶天捧日好能才。」她走出狭窄的闺阁，参加科举，为官作宰。过去需要仰望的父兄与她同朝为官，官位甚至在她之下；盲婚哑嫁的婚姻对象变成她的门生，孟丽君成为了那个手握决定权的角色。告别「孟丽君」的身份之后，以她为中心的性别权力倒转了，孟丽君登上了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女性的自我价值被重新建构。事情好像有所变化，决定尊卑的不再是性别，而是才能。但细看之下，她仍然停留在原点：因为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成为男性。 女扮男装。孟丽君变成了郦君玉，女娇娥变成了男儿郎。这在晚清开放的风气中并不算出格，改装的伊始不过是为了方便行走于世。但当孟丽君以男性的身份介入权力话语时，事情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了。欺君罔上、扰乱朝纲、颠倒阴阳、误人婚姻——这是孟丽君给自己列的四条罪状。当她参加科举、入朝做官，男性享有的特权被打破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孟丽君进入了一场同时触犯伦理道德和最高权威的必死之局。眼前是一条无底之渊，但她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抵抗权力通常采取两种形式：「反话语」和「倒置话语」。反话语即「产生新的知识，说出新的真理，并由此建构新的权力」；而「倒置话语」并不直接对抗主导话语，它利用主导话语中的概念和范畴为自己正名，争取既定话语里的合法地位，从而以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起到颠覆主导话语的作用。 现代社会中，也许新的权力正在发生；但在封建社会里，孟丽君对传统父权制的挑战只能靠「倒置话语」来完成。郭沫若曾指出，孟丽君是「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父母，挟师道不认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当个体力量无力改变主导话语时，孟丽君在周旋中对抗。她的敌人和武器都是传统封建社会的产物，以封建反封建，用传统颠覆传统。它注定了这场斗争的悲剧性：她对封建礼教的坚守与游离在天平两端达到了微妙的平衡，但任何一根轻忽的羽毛都能够让它失控。 传统孝道成为了这根羽毛。在与病床上的母亲相认之后，命运的轨迹急转直下，孟丽君的多米诺骨牌终于走到了尽头。

无尾之尾 相比起被期待的大团圆模式，孟丽君最后的结局，并没有完成“男扮女装”经典叙事的最后一环：复位与回归。 「复位」还是「逃离」，在《再生缘》的后半部分成为人物与情节拉扯的中心。故事进行到中段，坏人得到惩罚，好人各得其所，一切都为孟丽君的回归做了充足的准备。那个安全、完整的「空间」又回来了，而故事的发展却不是他们所期待的。成为宰相之后，孟丽君不再试图回到过去的状态，甚至完全背离了传统女性的价值归属，不愿雌伏于婚姻与家庭的牢笼之中。她的内心独白多次阐述了这个意愿：「丽君虽则是裙钗，现在而今立赤阶。浩荡深恩重万代，惟我爵位列三台。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 孟丽君的身份被揭穿，所有人都在为她的复位推波助澜。亲爹和夫婿先斩后奏，上书陈情，迫使她重嫁王府。皇后与太后疑心暗起，赐酒验身，女性的身份即将暴露在权势最高的两位女人面前。皇帝的私心使她进退两难，即使继续在朝做官，也不可能恢复从前君臣相得的状态。男性话语社会的浪潮始终拍打着她的海岸，等待着侵蚀和吞没她。重重刀剑之下，孟丽君口吐鲜血，故事永远停留在这里。 作者陈端生的客观条件固然是小说终止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仍可认为，导致创作无疾而终的，也许正是孟丽君的力量。在卷首语和第一卷的框架，作者对圆满结局的预期已经露出端倪。而在时隔十四年续写十七卷时，陈端生再次写出对结局的期待：「必欲使，凤友鸾交续旧弦。皇甫少华偕伉俪。明堂郦相毕姻缘……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 但当故事进行到一定过程，孟丽君已经具有完整的人格，成为有着丰满血肉的个人。她不再是受人摆布的主人公，而成为了故事创作的参与者，孟丽君的表现与立场开始限制作者的创作，故事的进行必须保持她的立场的一致性。无论是免罪辞官，还是嫁作人妇，都已经不再是孟丽君的价值期许。如果强行偏离这条轨道以求抵达终点，那么先前所作的一切努力将变得无意义，读者也无法信服。于是预期的结局难以进行，孟丽君的命运悬而未决。 如果放置在电影语境里，孟丽君的咯血画面颇似电影《末路狂花》飞跃悬崖的结尾定格。在这部经典的女性主义电影中，外出旅行的两位女主人公，意外枪杀了意图强奸的男性，一路奔逃疾驰，最终在警察的重重包围下驶向悬崖。电影并没有拍出她们飞跃之后的画面与情节，一切都轻巧地结束在滚滚黄沙里。它的戛然而止似乎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完整的叙事结构，但在女性主义的隐喻之下，完整性与确定性显得并不重要。《再生缘》的无尾之尾同样是一种隐喻，抑或视为对现代女性的一种期许：结局未定，代表一切可能正在孕育。 如同《再生缘》的寓言式书写所昭示的那样，在逃离设限空间之后，为社会性别秩序所裹挟的女性，是否能够彻底突围出父权社会的困境？在即将踏入2020的今天，这里依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