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好看，Becker的可读性非常强。作为一部思想史的著作，本书试图证18世纪philosophe的时代并非与中世纪截然不同的理性时代，相反他们“砸烂了奥古斯丁的天城”，只不过用更时行的材料来重建它们罢了。

18世纪的理性与宗教式的热忱并不矛盾，相反它们相互结合。哲学家们并非“客观”地将自己的观察与研究陈述出来，他们有着相当程度的使命感，对整个人类的命运有着非常强的关切，这种关切使得他们时常在“理性”与现实当中徘徊。中世纪神学的衰弱意味着神学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承担起一个绝对权威的角色，但是“18世纪的心灵太习惯于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以至于他们在一个无秩序的社会里一点也不会幸福。”（40页）因此18世纪的philosophe不再从圣经和教会当中寻找上帝，而是从自然当中寻找“上帝的启示”。这时候的自然界不再是神学语境下逻辑概念，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而17世纪的自然科学使得philosophe能够从自然当中寻找到某种秩序，一个自然化的上帝，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应该按照自然界的上帝法则来重新赋予自身秩序。但是这种自然法注定遭遇和中世纪的“上帝”相同的处境，那就是在这样理念的和谐秩序之下恶为何会存在？与此同时理性发展使得philosophe们愈加感觉到理性的软弱——确定性的丧失使得他们引以为傲的知识沦为无知，因此他们转向了事实性的研究，以一种历史学的研究为理性提供经验性证据。也就是说18世纪的历史书写并不遵循所谓“客观性”，恰恰相反，“新史学”要从众多事实当中寻找出真理性认识。philosophe并不关心对历史的连续性解释，因为这不能为社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因此他们的历史学并不是归纳的与客观的，相反他们更多是演绎的，致力于将人类的经验性事实与普遍真理相调和。他们怀抱着一种固有的普遍性认知来探索人类的经验领域，历史学在这一意义上仅仅是佐证性的工具，他们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美好“天城”。这种对未来的展望正构成了它与中世纪的另一个相似点。基督教用一种“应许之地”的神学叙述代替了古典时代的“历史循环论”，这一乐观主义的神话赋予人们以神圣的普遍化意义，18世纪显然并没有摆脱这种进步性的历史叙述，只不过将历史发展的方向由天堂转移到人间，人文主义的自我彰显代替了上帝成为意义的权威性来源。“后世取代了上帝成为启蒙了的人们的裁判者和辩护者。”（110页）这种对后世的无限的进步期望具有相当强烈的宗教色彩，在宗教中的不朽来世变成了后世人们的永恒记忆，在这样一种动机的驱使下，philosophe能够无所畏惧地在人间践行自己的“理性”，法国革命更像是一场“宗教革命”，革命者为了一种普世幸福和历史进步而赴汤蹈火。而在Becker看来，20世纪的俄国革命也有着相似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是历史决定论者所必须走上的道路。

Becker的书写极为精彩，这里只是罗列一下他的观点与论证过程。事实上Becker对于启蒙文本的分析与18世纪philosophe的心理分析都十分精彩，印象深刻的还有对不同时代的概念史的分析。总之这本书的论点非常明确，论证也相当充足，Becker具有相当程度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