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苏｜评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本文是对《旧邦新造：1911-1917》的评述，原载《法律书评》第11辑，作者张泰苏现为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译者吴景键为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毫无疑问，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后文简称《旧邦新造》）一书是中国宪政史领域近些年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其他一些关注清末共和政治转型的专著和论文一道（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高全喜的《立宪时刻》一书），该书为伴随辛亥革命始终的宪政问题提供了一个大胆而又颇具说服力的新解释。而与之前该领域内那些专注于理论问题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旧邦新造》在保持宽广的宪政问题视野的同时，还是一部严谨而扎实有据的史学作品。

直到最近，对于辛亥革命的主流宪政解释也依然如“辛亥革命”这个名称所意味得那样：一场根本性的“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随后建立起了共和制的政治秩序。尽管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主张中国自晚清至民国时期在社会与经济层面上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连续性，可却鲜少有人将这种观点延伸到政治领域，特别是宪政领域。至少，作为一种宪政意识形态，人们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共和制代表着与清朝之间的彻底决裂。两者间的不同，套用中国主流历史教科书的术语来说，是封建帝国与共和政府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是几乎无法调和的。前者的运行建立在主权归于世袭的皇帝这一基本假定之上，而后者则明确主张主权属于公众所有，故后者从根本上就认为前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

然而，《旧邦新造》一书却提出，上述这些观点其实忽视了存在于共和肇始阶段的一股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宪政潮流——即主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特殊的个人或者公众。这种“主权在国”的思想受到诸多晚清名士，特别是为康有为和梁启超，所认同，并为当时的政治家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宪政转型方式。依此，主权和宪政权威可以在“国”的不同模式之间进行转移。通过将君主制、民选总统与立法机关间的制度性不同通通归入对国家的效忠之下，这种理论不仅方便了混合式或是宪政多元式政府（如立宪君主制）的建立，同时也使得新的革命政府得以保持被废黜的旧政权（ancien régime）所享有的各种国际权利义务，包括领土在内。

章永乐有力地说明，这种思想曾经颇受清末共和转型中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所重视，尤其是袁世凯，甚至还在一定时期内也包括孙中山等主要革命党人。他所关注的核心文件是《清帝逊位诏书》。这份诏书在名义上将“统治权”从宣统皇帝溥仪转移到了“全国”。作为回报，清帝则将继续享有《清帝逊位优待条件》中所列举的经济与法律特权。而共和政府对该“契约”的承认则一直到1924年冯玉祥单方面把溥仪赶出了紫禁城才告终止。这表明，他们始终是把这一诏书及其条款视为一种合法有效的、甚至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宪法性文件。除此以外，自1911年到1917年左右，绝大多数政坛要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希望，新共和国主权行使的范围与性质可与清帝国相一致。而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所艰难达成的妥协，虽然只是尝试性且短暂的，但却也至少表明“主权在国”的观点对于谈判双方而言多少都是有些吸引力的。

这样的发展进程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新的共和国即使抛弃了清帝国的政治制度，也依然可以有理由地对其全部领土提出主张，这其中就包括了西藏、蒙古和新疆。近些年，随着“新清史”的崛起，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强调清代在本质上是一个征服驱动型的、由共同效忠清廷的各个分支所联结而成的王朝。而这种历史诠释给现代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西藏、新疆、内蒙古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主张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原因在于，清廷并不见得认为自己所统治的是“中国”，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叫做“大清帝国”的统一实体。一旦这一帝国不复存在，该帝国的各分支也就不再有义务加入任何以“汉族中国”（Han China）为主体的民族与宪政共同体。而对于当时新生的共和政府而言，这个问题同样极为棘手。

然而，在《旧邦新造》的历史叙事中，共和初期的“大妥协”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暂时化解了领土分裂的威胁：它强调《清帝逊位诏书》代表了“统治权”在同一主权下（也就是同一领土结构下）由清帝国向共和政府的正式合法转移。无论这种论证对于蒙古和西藏贵族而言是否有说服力，在政治话语的领域内，它的价值都是相当可观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共和政府及其同盟者对于国家分裂的担忧，而分裂正是“主权在民”逻辑演化到极端所不可避免要产生的结果。

总而言之，《旧邦新造》是一部杰出的学术作品——立论大胆，逻辑清晰，在必要时又相当扎实的实证功夫。与其他关注同样问题的作品相比，它更为成功地挑战了传统上对于辛亥革命的解释：最起码，革命的主要领导者们对于宪政连续性与“含混性”的接纳程度确实超出了学者们传统的认知。而这个论点对中国宪政史，甚至对中国当下宪政研究（无论是从国内角度还是国际角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当然，这本书的论证在若干方面都还可以进一步地延伸和加强。首先，我们很希望章永乐能够更加完整地阐明，他的作品对于当前关于中国政治主权之范围与性质的争论有何寓意。就其实际内容来看，章永乐的叙述基本以灰暗的论调收尾——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间的“宪政妥协”最终破裂，湮没在继之而来的历史潮流中。而这却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即《清帝逊位诏书》和其他关键性文件对于之后的政权而言是否还有任何意义？或者更不讳言地说，由《清帝逊位诏书》所建构起的理论上的领土统一，在诏书被以“主权在民”为基石的共和政府所摈弃后还是否存在？如果《清帝逊位诏书》只是将宪政连续性的完全断裂从1912年推迟到了1917年，那么它最终对于当下的宪政理论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在全书的绝大部分地方，章永乐都小心翼翼地避免陷入这些非历史性问题的泥沼中。然而，他的当下关怀与理论抱负却又不止一次地从他所精心建构的历史框架背后露出端倪。事实上，如果他能够将他的这些抱负充分施展的话，对宪政学界的发展应该是有极大益处的。

其次，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历史研究中最困难但同时也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弄清某种论争或观点是否存在，而是阐明这种观点对于其目标群体而言究竟有多大的支配力。当然，单是指出“主权在国”的思想对于民初宪政妥协产生了可观影响这一点，这本著作就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该书对这种影响的具体估测却依然停留在较初步阶段：有多少政治人物，以何种程度，吸纳了这种思想？是否可能对该思想做一番更为全面、清晰与系统的谱系梳理？或许，这些都应是由历史学家而非法学家来处理的问题，可在这些问题上的意犹未尽却总会让章永乐的论述给人以一种不够完备的感觉。

然而，上述两点丝毫无损于章永乐在这部作品中所取得的卓越成果。对于任何对中国历史或宪政史稍有兴趣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