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是以中国1911-1917年间的大转型为研究对象的一本法律史著作,探讨了中国在多民族王朝国家瓦解、帝国主义列强环峙、政治精英高度分化的恶劣环境中艰难的建设历程,并试图重构20世纪中国政治法律史的叙事。
本书第一版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深度的讨论。作者根据近几年的研究对全书进行了全新修订,并增补了"国体、精英吸纳和荣典制度"等内容,深度剖析了1911-1917年大转型的法理基础。
旧邦新造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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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乐 作者
作者简介 · · · · · ·
章永乐,笔名海裔,浙江乐清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2008),北京大学法学学士(2002),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外国法制史、公法与政治理论、中国近代宪法史、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近年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法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政治理论与法律伦理等研究议题。
目录 · · · · · ·
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汪晖
导 言
第一章 皇统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惟有中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向政治危机和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揖让弭兵?“大妥协”与中华民国之奠基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像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然而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缺乏联合意愿,同时仍有许多地方继续效忠清廷,中国有陷入扩日持久的内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南北达成共识,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确认民国为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北方政府取得了上风。清帝《清帝逊位诏书》及相关优待条件的颁布,有利于对共和制度心存疑虑的旧精英接纳新生的民国政府,从法理上堵死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未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前者将自身的正当性追溯到清帝的禅让和委任,后者直接诉诸人民的固有主权,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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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皇统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惟有中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向政治危机和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揖让弭兵?“大妥协”与中华民国之奠基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像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然而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缺乏联合意愿,同时仍有许多地方继续效忠清廷,中国有陷入扩日持久的内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南北达成共识,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确认民国为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北方政府取得了上风。清帝《清帝逊位诏书》及相关优待条件的颁布,有利于对共和制度心存疑虑的旧精英接纳新生的民国政府,从法理上堵死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未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前者将自身的正当性追溯到清帝的禅让和委任,后者直接诉诸人民的固有主权,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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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汪晖
导 言
第一章 皇统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惟有中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向政治危机和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揖让弭兵?“大妥协”与中华民国之奠基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像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然而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缺乏联合意愿,同时仍有许多地方继续效忠清廷,中国有陷入扩日持久的内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南北达成共识,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确认民国为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北方政府取得了上风。清帝《清帝逊位诏书》及相关优待条件的颁布,有利于对共和制度心存疑虑的旧精英接纳新生的民国政府,从法理上堵死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未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前者将自身的正当性追溯到清帝的禅让和委任,后者直接诉诸人民的固有主权,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 “主权在国”:国竞时代的理论移植
1913年,在围绕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国民党力主“主权在民”,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以康梁为代表的“主权在国论”的主张者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议会政治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深重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楷模,赋予总统及其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权力,通过后者来实现政治整合。梁启超对德国宪法学家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引介,为中国的“主权在国论”提供了最为高端的法学理论支持。德国的“主权在国论”通过将“主权”赋予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君主提供一个强势而又不同于专制君主的地位。康梁试图借用此理论,加强民初孱弱的行政权力,实现国家重建。“主权在国论”者对于当时不成熟的议会—政党政治有着相当犀利的批评,但他们自身的理论却缺乏恰当的历史行动者载体——与普鲁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团既缺乏理性化的军政组织,也缺乏对中国新旧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整合的能力。
第四章 设计共和: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康有为于1913年深度介入了立宪大讨论,其所作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其君宪原理在共和立宪上的运用。康认为君主占据最高荣誉位置但不行使实权,其他政治精英仅争夺实权而无法获得最高荣耀,可以降低党派斗争的烈度;君主亦有助于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礼乐的完整性。中国皇帝退位之后,释放出来的是各路政治精英的夺权野心,政治稳定成为值得担忧的问题。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声称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模式为基本参照,结合中国国情,创设中国自身的宪政模式,但其宪法方案实际上暗中参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期望通过适度加强总统及其行政体系的权力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同时,康有为主张保持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孔教为国教,凝聚精英共识,塑造政治权威。从康有为历年来的宪法主张来看,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宪政思维模式,其特征是:重视宪政的国家前提,主张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权威来塑造新的政治权威,在制度框架稳固的前提下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值得今人重视。但从民初历史来看,这一思维缺乏历史行动者载体,康有为本人也未能逃脱重建国家的努力反而导致国家的进一步碎片化的悲剧命运。
第五章 破壳而出:从“大决裂”到“超级总统制”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大决裂”提前到来。在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宪法主张未获得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支持。1913年11月—1914年2月,袁世凯依次解散国民党、国会、各省议会与地方自治会。随后,袁世凯以召集特别制宪会议的方式,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原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约法以有贺长雄的“统治权转移说”为理论基础,以“超级总统制”为基本特征,并复活了不少旧制度之下的政治实践。1914年宪制改革体现了袁世凯在“军省格局”下的中央集权努力,对于提高北洋政府的行政效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并未形成成功的政治整合:通过解散各级议会,袁世凯使得士绅与商人十年努力所获得的政治参与空间化为乌有;袁更是彻底地将革命派势力排斥到体制之外,但又未能彻底消灭之;同时,北洋集团内部的团结程度进一步弱化,一些北洋将领成为新的地方实力派,成为袁世凯中央集权改革的抵制力量。
第六章 一国两制:国体鼎革、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
在辛亥革命之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下,荣典制度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以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在1911—1912年的“大妥协”之后,国内各政治阵营对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保留爵位制度有相当共识,但对于总统的荣典权在内地究竟该如何设置和行使,却产生了极大的对立。袁世凯政府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和吸纳,其荣典实践具有很强的以人而非以事为中心的色彩,重在笼络精英而非奖励功劳;一些荣典实践符合共和制的要求,另外一些则具有明显的君主制色彩,而这也使得荣典的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而模糊。袁世凯时代斑驳混杂的荣典实践,背后是主流价值观的紊乱,并进一步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
第七章 东方未晞:君宪式微与共和危机
1915年的洪宪帝制复辟与1917年的丁巳复辟,其宣示的目标都是“君主立宪”,而非君主专制。仅就政体本身而言,君主立宪与共和都可以是有效的现代政体。然而,在共和革命后回归到君主立宪,往往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首先,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达成“双重共识”:不仅要赞成君主立宪制度,而且要认同担任君主的具体个人;其次,君主应当具有自我防卫与镇压反对派所必须的军事力量。民初有相当可观的认同君主立宪的政治力量,但认同君主立宪的人却未必认同袁世凯这个具体的君主人选。袁世凯甚至未能完成对北洋集团内部的整合,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集团重蹈了晚清军权下沉的覆辙,地方实权派掌握军、财大权,与中央讨价还价。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有损北洋集团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其称帝的举措更是打破了一些实力派人物的“总统梦”,因而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而张勋支持的溥仪复辟,既触犯汉民族主义情绪,也没有足够的军事支持,其成功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重建君主制的运动虽不成功,但重挫了北洋政府及其共和招牌的声望;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更是四分五裂,中国形成一种军阀割据、仅靠共和宪法装点门面的“恶质共和”。“恶质共和”的出现宣告了各种旧有的政权组织方式的失败,成为探寻新式政党政治的起点。
参考文献
第一版后记
第二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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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第一章 皇统解纽: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转型危机
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清王朝治下的中国这四个“老大帝国”在从帝制向共和的转型过程之中都发生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惟有中国幸免于国家解体的命运。究其根本,“老大帝国”复杂的民族、宗教构成与复杂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导致其始终难以达到可与西欧民族国家比肩的内部团结。在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老大帝国”们被迫建构某种形式的“官方民族主义”,以塑造统一认同,对抗各种离心势力,但建构“官方民族主义”的速度始终难于跟上国内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速度;列强对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扶持使得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帝国政府推动的改革也往往导致鼓励地方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这一跨国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政府的国家建设努力何以导向政治危机和革命,以及中国的共和转型何以避免国家的全面解体。
第二章 揖让弭兵?“大妥协”与中华民国之奠基
辛亥革命中,许多革命党人对于这场革命的想像打上了浓厚的美国革命的烙印——各地方单位脱离帝国政府控制,然后联合成为一个共和国家。然而蒙藏分离主义势力缺乏联合意愿,同时仍有许多地方继续效忠清廷,中国有陷入扩日持久的内战,进而导致国家解体的危险。在此背景下,南北达成共识,清帝下诏将统治权“公诸全国”,确认民国为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并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随后,袁世凯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从法统上说,北方政府被南方政府吸收,但从实力政治的角度来看,北方政府取得了上风。清帝《清帝逊位诏书》及相关优待条件的颁布,有利于对共和制度心存疑虑的旧精英接纳新生的民国政府,从法理上堵死了以“效忠大清不效忠中国”为理据的边疆分离主义的空间,为袁世凯政府处理边疆危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然而,在这场“大妥协”中,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并未就民国的法理基础以及未来的政体安排达成真正的共识,前者将自身的正当性追溯到清帝的禅让和委任,后者直接诉诸人民的固有主权,这为以后的宪政危机埋下了伏笔。
第三章 “主权在国”:国竞时代的理论移植
1913年,在围绕民国正式宪法起草的大讨论中,出现了“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不同的理论主张。国民党力主“主权在民”,试图建立一个以议会为中心的政体;而以康梁为代表的“主权在国论”的主张者认识到不成熟的政党—议会政治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深重的国家整合危机,试图以普鲁士—德国为楷模,赋予总统及其行政体系以更大的权力,通过后者来实现政治整合。梁启超对德国宪法学家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引介,为中国的“主权在国论”提供了最为高端的法学理论支持。德国的“主权在国论”通过将“主权”赋予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为君主立宪国家中的君主提供一个强势而又不同于专制君主的地位。康梁试图借用此理论,加强民初孱弱的行政权力,实现国家重建。“主权在国论”者对于当时不成熟的议会—政党政治有着相当犀利的批评,但他们自身的理论却缺乏恰当的历史行动者载体——与普鲁士王室不同的是,北洋集团既缺乏理性化的军政组织,也缺乏对中国新旧政治精英进行全面整合的能力。
第四章 设计共和: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评注
康有为于1913年深度介入了立宪大讨论,其所作的《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集中体现了其君宪原理在共和立宪上的运用。康认为君主占据最高荣誉位置但不行使实权,其他政治精英仅争夺实权而无法获得最高荣耀,可以降低党派斗争的烈度;君主亦有助于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和礼乐的完整性。中国皇帝退位之后,释放出来的是各路政治精英的夺权野心,政治稳定成为值得担忧的问题。康有为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声称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宪政模式为基本参照,结合中国国情,创设中国自身的宪政模式,但其宪法方案实际上暗中参考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宪法模式,期望通过适度加强总统及其行政体系的权力来推进政治共同体的整合。同时,康有为主张保持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以孔教为国教,凝聚精英共识,塑造政治权威。从康有为历年来的宪法主张来看,他具有一种独特的宪政思维模式,其特征是:重视宪政的国家前提,主张保持历史的连续性,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的权威来塑造新的政治权威,在制度框架稳固的前提下扩大和深化政治参与,值得今人重视。但从民初历史来看,这一思维缺乏历史行动者载体,康有为本人也未能逃脱重建国家的努力反而导致国家的进一步碎片化的悲剧命运。
第五章 破壳而出:从“大决裂”到“超级总统制”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革命派与北洋集团的“大决裂”提前到来。在镇压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的宪法主张未获得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支持。1913年11月—1914年2月,袁世凯依次解散国民党、国会、各省议会与地方自治会。随后,袁世凯以召集特别制宪会议的方式,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原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新约法以有贺长雄的“统治权转移说”为理论基础,以“超级总统制”为基本特征,并复活了不少旧制度之下的政治实践。1914年宪制改革体现了袁世凯在“军省格局”下的中央集权努力,对于提高北洋政府的行政效能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并未形成成功的政治整合:通过解散各级议会,袁世凯使得士绅与商人十年努力所获得的政治参与空间化为乌有;袁更是彻底地将革命派势力排斥到体制之外,但又未能彻底消灭之;同时,北洋集团内部的团结程度进一步弱化,一些北洋将领成为新的地方实力派,成为袁世凯中央集权改革的抵制力量。
第六章 一国两制:国体鼎革、精英吸纳与荣典制度
在辛亥革命之后碎片化的政治状态下,荣典制度成为袁世凯政府进行“精英吸纳”以推进国家重建的工具。在1911—1912年的“大妥协”之后,国内各政治阵营对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保留爵位制度有相当共识,但对于总统的荣典权在内地究竟该如何设置和行使,却产生了极大的对立。袁世凯政府综合运用爵位、勋章、勋位、文官官秩、将军制度,对不同区域和阵营的政治精英进行拉拢和吸纳,其荣典实践具有很强的以人而非以事为中心的色彩,重在笼络精英而非奖励功劳;一些荣典实践符合共和制的要求,另外一些则具有明显的君主制色彩,而这也使得荣典的实质价值标准变得空洞而模糊。袁世凯时代斑驳混杂的荣典实践,背后是主流价值观的紊乱,并进一步折射出民国建国根基的脆弱性。
第七章 东方未晞:君宪式微与共和危机
1915年的洪宪帝制复辟与1917年的丁巳复辟,其宣示的目标都是“君主立宪”,而非君主专制。仅就政体本身而言,君主立宪与共和都可以是有效的现代政体。然而,在共和革命后回归到君主立宪,往往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首先,需要居于主导地位的精英集团达成“双重共识”:不仅要赞成君主立宪制度,而且要认同担任君主的具体个人;其次,君主应当具有自我防卫与镇压反对派所必须的军事力量。民初有相当可观的认同君主立宪的政治力量,但认同君主立宪的人却未必认同袁世凯这个具体的君主人选。袁世凯甚至未能完成对北洋集团内部的整合,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集团重蹈了晚清军权下沉的覆辙,地方实权派掌握军、财大权,与中央讨价还价。袁世凯的中央集权努力有损北洋集团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其称帝的举措更是打破了一些实力派人物的“总统梦”,因而遭到或明或暗的抵制。而张勋支持的溥仪复辟,既触犯汉民族主义情绪,也没有足够的军事支持,其成功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重建君主制的运动虽不成功,但重挫了北洋政府及其共和招牌的声望;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更是四分五裂,中国形成一种军阀割据、仅靠共和宪法装点门面的“恶质共和”。“恶质共和”的出现宣告了各种旧有的政权组织方式的失败,成为探寻新式政党政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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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的书评 · · · · · · ( 全部 15 条 )
【笔记】连续性无比重要,于是妥协不可避免
5p “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是一个文学色彩过强的说法,它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是何种共和观念,影响了哪些人,有多深。 6p 陈独秀:并不是君主制没有民意基础,而是候选人难孚重望。 7p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旧制度都难以企及的中央集权,而辛亥革命却释放出了更多的专制者。 14p 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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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最后两章内容梳理
正好昨天N师在课上提到,前当代的比较宪法基本是一种比较政体(/政治)学。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适合做比较宪法的就不是宪法学者,而是政治学学者。海裔老师就是以政治学背景进入法学圈的,而这本书也算得上是一本符合上述定义的“老派”比较宪法/宪法史著作。但这本书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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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史:规范还是能力?
作者自称这本书做的是一项宪法史的工作,但在我看来,这项工作结合了诸多其他学科的视角与方法。对民国民间社会观念的考察体现了社会学的关怀,对南北和谈进程的考证则显露史学的基底,对《清帝逊位诏书》效力的分析则利用了典型的法学方法。但问题恐怕也在于此,方法的杂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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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妥协”背后的不妥协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何方成为一百年前能人志士的疑问。这也只能是能人志士的疑问,大清垮掉的废墟之上仍是乡绅弄权的舞台。民初的历史纷乱不堪,仅是历史事件梳理变令人厌烦。作者从法理角度剖析退位诏书与约法之间的联系,对1... (展开)读《旧邦新造》:旧民主主义国家是怎么失败的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一、前言 20世纪10年代开始,复合君主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向共和宪政转变的时候,总是遭遇国家分裂以至于最终形成的是同质化民族国家,例如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但是中国在这一“旧邦新造”过程中,成功地继承了过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和人民,没有出现严重的分... (展开)> 更多书评 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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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豆瓣转让 有1829人想读,手里有一本闲着?
订阅关于旧邦新造的评论:
feed: rss 2.0
1 有用 麻什麽 2021-12-12 19:44:47
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论断恰如其分。辛亥革命并不是遗憾或错过,当时的内外环境、参与人物的视野能力,普通民众的认可程度,决定了这场革命取得了也仅能取得终结满清统治、开启共和先声这一巨大成果,而要实现中华国家的富强与现代化只能留待后世去努力。应该补课去看下《走向共和》。
3 有用 金智媛 2021-04-28 20:59:27
不错 很精彩 章氏初步采用中西比较研究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南北妥协的产物 但也为后来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同时指出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党对民国法统的不同诠释 对此 杨天宏先生有专文与之商榷 当然 杨氏在具体论证时也不乏争议之处 章氏对于袁世凯的覆灭多立足于北洋集团内部结构性矛盾 其实 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寻求从“北洋盟主”到“天下共主”的转型也无疑加速了集团内部矛盾……
13 有用 Lincredible#0 2018-10-20 15:14:28
精彩!从帝国合法性的角度切入讨论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精英对民国法统的不同意见,通过注解康有为的宪政方案证明“延迟决断”的历史合理性和帝制本身的粘性,脆弱的精英共识、革命派手中无稳固军权、帝制时期的多民族传统与现实承继的矛盾成为民国政治无法维系的根源,而“民智未开”或者“宪政不稳”最多可以算是侧面的现象而非根本。民国的失败应该从政治权威的多头、社会精英的分化和政治人物的偏见等处寻找,而并非仅仅是民主政... 精彩!从帝国合法性的角度切入讨论北洋集团和南方革命精英对民国法统的不同意见,通过注解康有为的宪政方案证明“延迟决断”的历史合理性和帝制本身的粘性,脆弱的精英共识、革命派手中无稳固军权、帝制时期的多民族传统与现实承继的矛盾成为民国政治无法维系的根源,而“民智未开”或者“宪政不稳”最多可以算是侧面的现象而非根本。民国的失败应该从政治权威的多头、社会精英的分化和政治人物的偏见等处寻找,而并非仅仅是民主政治的脆弱;而民国政治的悲剧性则在于推翻了原有的权威之后,复辟再无可能,而共和缺少实力支撑,国家必然四分五裂。这责任怪不到革命党或者北洋军阀/袁世凯头上;这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所注定的。章老师由此推出的隐含结论是中共建政完成了国家统一、政体重建和经济腾飞的历史任务所以值得夸赞,听上去也就没那么“五毛”了。 (展开)
0 有用 撒旦的咆哮 2022-10-07 16:23:27 浙江
作者运用了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历史视野,对辛亥革命尤其是清帝逊位的再思考再评价也颇具参考价值,对清帝逊位诏书和康有为《拟宪》文本的解读也比较细致。虽然不取作者的现实立场,其观察历史的视角和相关观点还是很引人思考的。
0 有用 朱颐钊 2022-06-02 18:43:19
第二章讲民初法统与民国之基础,应为本书笔力最深的一章。第六章讲民国历届政府对边疆王公的笼络尤其是爵位上的封赠,倒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尤其是将其置于1947年后的宪政体制,本来应该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宪政议题。
0 有用 胡子拉碴 2024-04-27 10:16:21 甘肃
近代中国的民主转型,政治学视角很有特色。
0 有用 康慕义 2024-03-29 00:12:11 北京
从实力与法理交锋妥协的分析中证实了“袁世凯及北洋集团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常识,并概括为从“大妥协”到“大分裂”,因而剔除了其中的立场偏见。最大的价值在于洞察了民初“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国”两种具体对立而又内在互证的政治原理——虽然作者对此理解尚未透彻。作为论文的结集(虽有一些后加的简单勾连)而非整体设计的专著,多有内容重叠、前后失序、逻辑缺环之处。
0 有用 非我 2024-02-02 20:23:52 江苏
论文集色彩重,后面的内容未必能撑的起序言
0 有用 发条君G 2024-01-24 22:41:38 辽宁
《临时约法》以责任内阁制为目标,但产生的政府体制尽管具有责任内阁制议会制的某些特征,但更偏重于总统制。它为分掌行政和立法两权的政治势力扩张自身的权力提供了想象和解释的空间。
0 有用 aspirin 2024-01-23 19:45:43 四川
共和话语在民国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不太是西方的复杂的有源流的共和(杨天宏老师的论证不太历史辩证)。劳乃宣(周召共和)和康有为(实质判断)是边缘,主流是形式标准,一消除世袭君主,二体现人民公意,袁能不提就不提,革命派把共和等于民主,把帝制当专制。袁和张复辟对共和派知识分子刺激真的很大。汪晖认为“主权在国”和“主权在君”并行但其实是“主权在民”的变体,章说康梁没那么想要“主权在民”恐怕更切实际,只是他们... 共和话语在民国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不太是西方的复杂的有源流的共和(杨天宏老师的论证不太历史辩证)。劳乃宣(周召共和)和康有为(实质判断)是边缘,主流是形式标准,一消除世袭君主,二体现人民公意,袁能不提就不提,革命派把共和等于民主,把帝制当专制。袁和张复辟对共和派知识分子刺激真的很大。汪晖认为“主权在国”和“主权在君”并行但其实是“主权在民”的变体,章说康梁没那么想要“主权在民”恐怕更切实际,只是他们没有好的载体。总的来讲,中国保住清朝领土人口真不容易,南北两方对立国基础有矛盾,只是“大妥协”,宋教仁不死也很难调停袁和南方(反事实推定);袁还是用旧政治笼络,有君主制色彩,排斥革命派,价值观紊乱,根基脆弱;袁1914改革解散议会反而压缩了自己士绅和商人的社会基础,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也管不住手下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