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

列斐伏尔的书确实不好读，结构性很差，逻辑也非常隐晦。不论是怎样的理解，都只是对列斐伏尔的简化。（括号内为引文页码）

列斐伏尔宣告了“都市时代”的到来。尽管城市化伴随工业化而来，但他认为城市已经不能被视为工业的衍生品来看待了。城市的到来也宣告了独立于工业时代的完整时代：都市时代。因此列斐伏尔划出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都市时代”的人类发展线索（52），而这也构成他关注都市和空间的价值所在。

一、空间是政治的

列斐伏尔本书的主要贡献，可说就是揭示出空间的“政治性”。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它本身也是根据‘生产者’的意见和利益而被生产出来的”（97），因此“要注意在空间的战略中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和利害”（120）。

他对空间的政治性的强调，可以说是对当时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空间观”的担忧和纠正。因为在当时的相关学科中，都将空间视为纯粹形式的、透明的、清晰的，是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和内容的空间，在哲学上就像一种本质和绝对理念。强调自然性、中立性，大概是当时城市规划对空间（21）。但除此之外，他指出其实存在4种空间认知的可能（21-27）：

1.上述为第一种。

2.第二种空间观中，“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品”（23），空间产生于劳动和劳动分工。

3.第三种空间观：空间作为一个中介（intermédiare）、手段（moyen）、工具（instrument），是一种政治工具，被统治阶级使用，是“工具性空间”（l’space instrumental），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也是知识的。

4.第四种：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的空间，如都市的空间、娱乐的空间、教育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这种空间是唯美主义的，是（劳动力）恢复（récupération）的场所。

这扩展了我们对空间的认知可能。但未读太懂。更直接的表述应该在于，为了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列斐伏尔主张建立一种包含三个层次的空间学科：（37）

1.关注空间的形式，如关注功能分区的科学城市规划研究，围绕空间的中立性、纯粹形式展开。

2.关注政治性、策略性，要通过批判分析，来说明这个确定的空间是如何、根据怎样的战略被生产出来的。

3.关注空间的内容。如果说空间是形式，那么人就是其内容。此处的人，就是列斐伏尔常强调的使用者（les usagers）。

也许这些实际操作性的内容并不是列斐伏尔的主要贡献（因此并未在本书展开）。我认为他对后来的空间相关学科最大的启发应该就在于直接地指出“空间的政治性”。

二、空间是总体的

在本书中列斐伏尔还多次强调空间应该被视为一个总体：“每个‘物品’（建筑的、动产的、不动产的）都应放入其总体中，都应该在空间中理解，在空间中理解其周边的事物，理解其各个方面。这要求应该把空间当做一个总体来理解、想象、把握和生产”（94）。

在我看来，这种对空间总体性的强调，其背后是对于资本主义空间处理方式的反抗。因为在列斐伏尔眼中，资本主义立场的空间实践是碎片化、分割化的，以方便对空间（土地、住宅）的交易：“国家官僚主义的行为、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对空间的管理，也就是按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要求来对空间的管理。这个实践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根本的方面就出现了：将空间进行分割（fragmentation），以便用来买卖（交易）”（5）。资本主义逻辑中的空间被不断分割、碎片化、均质化，以使之可交换和流通：“那些被分割成片段的空间可以被交易。空间对于金钱和资本的从属，让一种量化，从对每一个单元的金钱的量化和商业化，向整个空间扩展了”（103）。

这种资本主义对空间的处理方式也被他称为“空间的动产化”，即土地、住宅等不动产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建筑、金融投机）去占有土地和空间（78）。而实现空间的动产化（或可理解为“地点的商品化”？）的一个要求，就是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开始主宰土地，一个地点要具备可交换性（interchangeabilité）(84)，则要使空间均质化，获得可比性（85）。值得一提的是，列斐伏尔多次强调都市空间被交换价值的主宰局面，他还指出，农业社会的城市（la ville，译者称之为“城邑”，很恰当）和工业时代以来的都市（l’urbain）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被使用价值主宰，因此是一种作品（oeuvre）；而后者则被交换价值主宰，因此是一种产品（produit）。总之，空间进入资本逻辑、被分割以获得可交换性，就是资本主义对整个空间的扩张（88）；这种扩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过程，“人们由在空间中的物品生产过度到了对这样的空间的直接生产”（74），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其中的权力分析，则被列斐伏尔称为“空间的政治经济学”（89）。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大概正是为了反抗这种空间策略，开始提倡一种作为“总体性的空间”。例如他在学科上强调空间研究的整体性，批判关注“空间”的学科分工（地理学、历史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在对空间所进行的分割（découpages）与描述中，这样的‘学科’就迷失了自我，而没有提出一种思想”（15）。更重要的是，在他批判资本主义对空间的碎片化处理的背景中，我们更容易理解他所提出的“进入城市的权利”（le droit à la ville）。由此，我才理解为何列斐伏尔说这种权利“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globalité）”（13），“宣告了以隔离（ségrégation）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与正在建立的那些中心所不可避免的危机：这些决策的中心、财富的中心、权力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将那些不能分享政治特权的人们赶到了郊区”（13）。“进入都市的权利，意味着建立或者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14）。更进一步，由于对空间的普遍化的隔离体现了空间的工具性，因此聚焦空间的总体性的“进入城市的权利”大概也是对工具性空间的反抗，因为“工具性的空间，首先进行的是一种普遍化的隔离，这就是群体的、功能的和地点的隔离”（118）。

然而，怎样才算“将空间视为一个总体来看待”？作为普通人的使用者应该如何处理“空间的总体性”，如何像列斐伏尔希冀的那样通过“整体地”处理空间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还是过于抽象，未得到直接启发。 总体而言，本书读来磨练心性，以我目前的功力仅能从中偶尔拾得一点启发，还远远不够。想读懂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确实任重道远，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