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一个寒冷的周末，我去图书馆借一本幽默故事《ALL I KNOW ABOUT ANIMAL BEHAVIOR I LEARNED IN LOEHMANN'S DRESSING ROOM》，一本书名长得让人发笑的书。这要归功于我在纽约的好友张建无意的推荐。他贴出的其中一段翻译立刻让我对这本借动物调侃人类可笑行为的册子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我没有发现它，只好满图书馆乱窜，结果在三楼找到了。但同时我发现那里有一个不大的中文书架。很快，我就翻到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和这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它的厚度在一堆薄薄的台湾言情小册子里非常显眼。我至今仍然记得《万历十五年》那个简练从容而遥不可及的开头——那是朋友贴在尚书屋（一个我最喜欢流连的文化网站）上的。我没找到《万历十五年》，决定把这本更厚的《黄河青山》借走，虽然我对自己能否在三个星期内看完它毫无信心——那本长名字的英文幽默故事和《西藏生死书》已经足够重了，况且我记得自己刚刚花了两个多月才看完不算厚的《今生今世》。好在妻子安慰我说借的书看得会更用心更快，我觉得好受了一些。
实际上，我读书的速度让自己都很吃惊：我一天就看完了《西藏生死书》，而《黄河青山》我看了两天。它们不是被走马观花地翻阅完的，而是我一字一句在脑子里读完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这个星期我的上司正好在阿姆斯特丹那个著名的性都出差，我在办公室自己的小格子间里看得如此入迷甚至电脑屏幕保护启动了都恍然不觉。
在第二天《黄河青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兴奋得要写点什么，纪念对这两本书的阅读情绪，它们虽然毫无关联，但弥漫着一种安静从容和让人喜悦的氛围，但当我把《黄河青山》继续下去的时候，它很快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阅读情绪。直到今天我已经把它翻到了最后一页，我才能长长地吁一口气，说：现在，我可以说说自己的感觉了。
黄仁宇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与众不同上，也表现于他别致的写作手法，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就曾经因为如此富有文学性而遇到过窘境：大学出版社觉得这样气质迷人的书应该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却觉得它的专业知识更适合大学出版社，《万历十五年》因此拖延了不少时间。
我想，黄仁宇一定将自己看成非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他的书往往从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出发，《黄河青山》也是如此。他从平静地叙述自己在上海失败的恋爱开始，倒叙进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生涯，中间穿插自己在云南、缅甸、印度、上海、东北、日本各地的经历，以及和郑洞国、廖沫沙等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先驱的交往，却把第一部终结于自己晚年在纽约的浴室。
在阅读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黄仁宇显然不打算遵守任何时间顺序，哪怕这是他的自传。在相比起来简短的军旅生涯回顾之后，第二部里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在历史学上和无数权威的交流，更多的则是抗争。基本上他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按时间顺序作为这部每一章的标题，但这说明不了什么，第二部的开头就是从1979年他被解聘遭遇生活困难开始倒叙。哪怕在他叙述自己在安亚堡艰苦打工读书的时候，仍然会笔锋一荡，论述自己的历史观点，大段大段地讲解明朝的赋税制度，甚至回忆过去在国内的生活经历，和第一部里的时空完全混杂，更不要说在不同时期和许多历史权威的争论，以及出书的坎坷了——我知道，他通过这些在对读者阐述他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
基本上来说，他的史学研究很不顺利，除了在英国剑桥和李约瑟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之外，他几乎和西方每个中国历史泰斗起过冲突：费正清、莱特、狄百瑞等等。他虽然极力赞美这些人良好的个人品德和对他的无私帮助，可仍然掩饰不住因为观点分歧而造成的著作出版困难从而对他的学术和生计带来的影响，黄仁宇毫不讳言由于热切和急迫使得自己的有些行为看起来象个投机者，并对费正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但他骨子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事情只是迫不得已，并且他也不打算修改自己为众人所反对的“大历史观”。整本书读下来，我仿佛看见他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孤军奋战，到处是充满敌意的冰冷的眼神，远在英国的李约瑟也只能带来少许温暖，而中国历史在美国大学里的地位可有可无，使得他的学术生涯一直踉踉跄跄，时常为生计所困，直到写完这本书的1983年，他似乎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用第二部的总标题来表达：“我所付出的代价”。
合上书，我似乎能看到这个面容温和却情绪容易冲动的湖南人和金发碧眼的西方中国史专家们激烈辩论的情形——他真诚地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历史观是超越意识形态和过度的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却同时不打算对自己的大历史观做任何一点退步或者修改。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在第一部中描写在报社共事的共产党人：他们热诚善良，唯一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争论，否则他们会把你追到天涯海角，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观点为止——黄仁宇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的主张大体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近代的一团糟要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待，不是清末，而要上溯几百年到明朝的中叶，中国以文化统治的政体要变革为现代以商业统治的政体是一场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仍然在进行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体制是潜水艇三明治的说法。这场大变革中，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是被历史决定了的人物，而不是他们决定历史。因此，黄仁宇反对截取几十年做精确数据的研究方法，而强调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某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中，片面的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他却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从他的大格局出发，取得相应的对比数据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体并不重视精确数据的纪录而将全部子民看成简单同一性质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体制和西方相同时期的体制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他因此说中国的政体不是“失败了的西方原型”，而是一种特殊的体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开始建立而在汉朝就已经稳定从此千年不改的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主张对短期精确数据的扬弃而重视大格局使他的中国历史学说在西方中国史学界遭到冷眼和蔑视，而他从历史角度所鼓吹的中国变革的真正体现正是 “数字化”。《黄河青山》侧面告诉我，这个观点已经在我那本神往已久的《万历十五年》中明确阐述了。
他说的“数字化”绝非当今流行的“数字化”科技，而更象一种经济学说。在他看来，中国适应现代社会的精髓，无非是用“非人治”的商业管理模式代替以意识形态和道义统治的组织模式。他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财产权至高无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财产权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当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成商品，变成数字进行交易买卖积累转移信托，那么商业积累就能开展，财富就能累积，竞争就能激烈，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而传统的中国政体则是取消竞争的让所有的人“普遍贫穷”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满清的制宪、民国的北伐、军阀的混战直到国共战争都没有消除，从而无论有多先进的技术多聪明的人民，中国依然屡屡败于列强手下。
如果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让我们把视野放远到几百年来的全球，就能看见东西方的文明进程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成为欧洲和新大陆的金科玉律时，古老的中国却一直奉“天下为公”为圭臬。于是，一边围绕着私有财产不断进行累积置换，以及发展这个核心之下的纷繁芜杂却又周密详尽的法律规范，另一边则从上至下耳提面命地完善着仁义道德；一边视竞争和超越为自然规律，另一边则致力于消灭任何可能存在的竞争机制，让所有的人安逸于普遍的贫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终于，在西方的重商主义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道德规范也到达了顶峰，讽刺的是，相伴这种道德而来的虚伪也达到了极致。
写到这里，我能深深体会到黄仁宇摒弃道德或者意识形态而单纯从技术角度研究历史的苦心和努力。对于一个从视轻视自我为理所当然而从心底鄙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度出来的人，承认私利的本能和正当是无比困难的。中国人总是在追求一种圣人境界，因此重要的技术性法则容易大而化之，仿佛承认私利的存在会带来一个狡诈无情的社会，很少意识到在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制下对私有的承认会给予人民一个更公平和透明的环境——如中国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践踏和抹杀私有只带来了一块富丽堂皇的遮羞布，狡诈和倾轧不仅没有杜绝，反而以更见不得人和变本加厉的方式进行。
我无法不惊叹和赞赏黄仁宇的远见卓识，在《黄河青山》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财产权的至高无上”这个主题，我立刻想到最近引人注目的消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入宪。在二十年多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指出了中国走向强盛的关键之路。实际上，在书的末尾，他对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他大声呼吁，如果不能实现私有财产的神圣化，至少要让“共同财产”至尊无上，他在改革初期看到了这个萌芽，我想，他在两千年溘然长逝时，内心应该是欣慰的。但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在1983年将这个自传删减到草稿的四分之一从而定稿后，就不再修改，也不出版它，直到他去世。他难道没有想到这20年来中国会飞速发展，并且正按照他的预言继续这场空前的革命么？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再度的补充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的都证明着他的正确。在《黄河青山》的结尾，他明确阐述：中国从明朝开始的这场深刻革命即将结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这两年的崛起就不是简单经济意义上的泡沫，而是摆脱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下的起飞。实在没什么能比这更让人高兴和鼓舞的了。
黄仁宇从来不讳言自己做过十多年的国民党军官，虽然上过前线，但没怎么经历过生死战斗，多半作为副官或者参谋呆在司令部里，但他在《黄河青山》中更加极力地阐明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不是偏见，而是平衡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他不止一次地为蒋介石辩护，但同时也赞扬毛泽东，称他们为同样伟大的领袖，但更高的层次上，他认为他们的作为都是历史的趋势所决定的，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他对文革涉及很少，也许是因为那时他埋头潜心研究的缘故，但他的确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538页，《黄河青山》台湾联经版，张逸安译）。在卜居剑桥的时候，他和李约瑟为了探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应用问题，甚至详细研究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作为同期的对比。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轻视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冲击，而更关注其本质：技术上的良好操作性。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这四年间，看过的对于中国政府领导人，自邓小平以来，客观形容词中最常见的就是“技术官僚”。实际上，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来自理工科的技术领袖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来自人文领域的领袖日渐式微，统治中国不再靠毛泽东式的个人魅力和道德权威，而是靠精确的数字化的经济调控和法律规定，而我身边最亲近熟悉的国内朋友们也有着与此相一致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不啻是中国最重要的进步。
在他的大历史观中，黄仁宇非常小心地区分技术分析和道德指责，哪怕在赞扬杰出人物时，他也不曾片刻忘记把他们放进他的大历史中，用他的话就是：尽管这些官员殚精竭虑，为民操心，但他们所处的潜水艇三明治（我很怀疑这是SUBWAY，一种美国很流行的长条面包做的三明治的生硬翻译）政体中，他们的努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个潜水艇三明治的定义早就耳熟能详：庞大而单一的官僚体制直接面对庞大而单一的贫困农民阶层，中间缺乏生性活跃流动的商业和相关服务机制——更重要的，缺乏相关阶级。一旦他的分析涉足到意识形态，他会立刻停下，说这是道德或者神学问题，无法成为专业历史学家考虑的范围。我想在他看来，道德问题是无法争论出个对错来的，但技术问题可以。
他对历史超越道德的苛求到了使他自己进退两难的地步——在学术上，他饱受怀疑和漠视，在教学上，这个态度使得他在学生中不受欢迎，他反复讲述自己在学校里打消学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贪污腐化无能”的“偏见”，也劝阻学生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神圣完美的天才，他努力让学生看到他们都只是在做大历史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如此而已。这从一个侧面强烈说明了在70-80年代，美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多么大的好感。（在他描写的一则逸事中，中国史学泰斗莱特的前妻（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专家），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狂热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呼喊口号——看来，激动人心的神圣的能量甚至可以传递到太平洋对岸，即便是专家有的也不能免疫，何况位于地层的普罗大众。）对此，黄仁宇尖刻地说，这些都来源于尼克松政府和中国互相敞开大门后，发现中国是“可以利用” 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从“老巫婆”的极端变成“白雪公主”的极端是一种有意识的倡导。我不能赞同这种完全抹杀友善和好奇的说法，但却认同他对这种在极端间互相转换看法有害的提醒。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有他所叹息的对中国的完全不了解，正如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茫然不明底细下的本能自我保护——美国并不知道中国这个巨大的实体将发展成什么样子，实际上，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前几年许多权威经济学家还在公开嘲笑把中国视为巨大消费市场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他们的借口是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普遍贫困，没有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在当时，不能说这种论点完全错误），而今天，中国已经事实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和家用电器消费地，在五年内，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简言之，这是世界增长最快的消费天堂，即便中国派出一个法国人敷衍的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举行），大家谈论的仍然是中国。难怪美国权威经济评论说，美国并不知道中国将发展成什么样，事实上，中国自己也不知道。
但这样的对于不理解的理解，已经远远好过极端化的道德反应。毕竟前者带来审慎和观察，而后者往往带来冲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看过他不断重申对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超越之后，我不免想，这样的超越本身、这样强调大历史的至高无上本身是否落进了另一种隐蔽的道德桎梏？或者变成了另一道神学命题？我犹豫了很久，仍然决定否决掉这种反问。我意识到这样的反问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样的怀疑和反问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的桎梏和对于虚无的神圣崇拜？这样的反问和否定本身是似是而非和蛊惑人心的，是一种全盘抹杀直到虚无的陷阱。我也要小心这样的反思不要陷入一种哲学上相互映射的无穷无尽之中。其实黄仁宇的思路很明确：历史可以用技术来诠释，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步则辩论无休无止。
他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似乎与生俱来，在抗战时期，处于人生交叉口的时候，他辍学，参军之前曾经在报馆做过一阵，和廖沫沙等共产党人结识。他的许多同龄人后来去了延安，但他没有。他虽然觉得国统区腐败黑暗（顺便说一句，这种腐败在他看来，源于体制，而非个人品德），但也不喜欢无时无刻被浸泡在“主义”之中。他显然珍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一直处在大动荡的夹缝之中，而游离它之外。我想这也是形成他最后近乎冷漠的大历史观的最初端倪。他在《黄河青山》里为此辩解说，他不是缺乏同情心和热情，但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许并不缺乏丰富的情感（这点我要在后面谈到），但不能因为他这种超越就认为他是西方流派的历史学家，至今我仍然认为他的思维方式是传统中国的，虽然黄仁宇先生他自己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并且通过对自己归化美国国籍和儿子对美国的认同来暗示他已经习惯于西式思维。实际上，我倾向于他大历史观本身正说明了他典型的中国传统性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综合的，难以精确表达的互动体。他在学术上的不断困厄也从侧面反应了他和西方流派的学术方式是如何的不能融洽。
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他看待历史时有全局式的无动于衷。比如对于文革，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倒退，从力图现代的变革中缩回到传统的文化统治下的简单模式。但他把这看成一种结构调整的痛苦，也认为这种极端的措施可以摧毁旧体制的传统根基，从而为建立新的体制创造一大片空地——从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变迁来看，不能说他不是正确的，我们和旧体制在思维和信仰上的联系的确被割裂了。但他如此轻描淡写谈到文革的残酷未免太不近人情。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他没有感同身受，在这点上，谁都无法免俗。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对林彪的残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中国将领中绝对算不上凶狠残暴的——他的印象纯粹来自四平保卫战，那场初次尝试的攻城战中，共产党的民主联军死伤惨重。黄仁宇对林彪使用的“人海战术”密集冲锋印象深刻，觉得这样驱使大批生命进入死亡地带无法让人忍受。我想这个事件大概做为他年轻时候的一个印记，永远留在他心理了，即便他习惯用大历史来看待国共战争，但仍然不会原谅林彪。
在最后，我不得不再次赞扬一下他的文笔，那种洗练悠长视野开阔的叙述方式迷人极了，他仿佛从万里长城某块砖上古老的花纹说起，目光却涵盖了整座长城，同时又不忽视任何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不带任何哀怨地叙述他不成功的打工生涯，因为笨拙而不停地换工作，他的大学教授莫勒讲授《法律与新闻》课，说到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答辩，但不能用事实真相，他说：“有时真相越多越诽谤”，在另一堂课讲到色情刊物时，他忽然想到这个句子，于是又语带双关地说到：“有时真相越多越猥亵”，引起班上女生的放浪大笑。
而这些细节被他随意而自然地融合进整个回忆当中，使得我们在不断认知他发展他的大历史观时，一点也不乏味地看到他真实自然的生活以一种交错闪回的方式展现。
很遗憾这本书只写到1983年，之后他就没有在继续回忆下去，因此我无从知道他后来的历史思维有无新的发展，对中国的变迁看法如何。在封面上，他闲适地坐在帆布椅子中，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的姿势很从容。我合上书，想到的却是：“这个倔强的湖南老头。”的确，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正是他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从困顿中争取来的。
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我没有发现它，只好满图书馆乱窜，结果在三楼找到了。但同时我发现那里有一个不大的中文书架。很快，我就翻到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和这本黄仁宇的《黄河青山》——它的厚度在一堆薄薄的台湾言情小册子里非常显眼。我至今仍然记得《万历十五年》那个简练从容而遥不可及的开头——那是朋友贴在尚书屋（一个我最喜欢流连的文化网站）上的。我没找到《万历十五年》，决定把这本更厚的《黄河青山》借走，虽然我对自己能否在三个星期内看完它毫无信心——那本长名字的英文幽默故事和《西藏生死书》已经足够重了，况且我记得自己刚刚花了两个多月才看完不算厚的《今生今世》。好在妻子安慰我说借的书看得会更用心更快，我觉得好受了一些。
实际上，我读书的速度让自己都很吃惊：我一天就看完了《西藏生死书》，而《黄河青山》我看了两天。它们不是被走马观花地翻阅完的，而是我一字一句在脑子里读完的。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这个星期我的上司正好在阿姆斯特丹那个著名的性都出差，我在办公室自己的小格子间里看得如此入迷甚至电脑屏幕保护启动了都恍然不觉。
在第二天《黄河青山》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兴奋得要写点什么，纪念对这两本书的阅读情绪，它们虽然毫无关联，但弥漫着一种安静从容和让人喜悦的氛围，但当我把《黄河青山》继续下去的时候，它很快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并不断改变着自己的阅读情绪。直到今天我已经把它翻到了最后一页，我才能长长地吁一口气，说：现在，我可以说说自己的感觉了。
黄仁宇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与众不同上，也表现于他别致的写作手法，事实上，《万历十五年》就曾经因为如此富有文学性而遇到过窘境：大学出版社觉得这样气质迷人的书应该由商业出版社出版，而商业出版社却觉得它的专业知识更适合大学出版社，《万历十五年》因此拖延了不少时间。
我想，黄仁宇一定将自己看成非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他的书往往从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件出发，《黄河青山》也是如此。他从平静地叙述自己在上海失败的恋爱开始，倒叙进入自己在国民党军队的生涯，中间穿插自己在云南、缅甸、印度、上海、东北、日本各地的经历，以及和郑洞国、廖沫沙等高级将领和共产党先驱的交往，却把第一部终结于自己晚年在纽约的浴室。
在阅读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黄仁宇显然不打算遵守任何时间顺序，哪怕这是他的自传。在相比起来简短的军旅生涯回顾之后，第二部里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在历史学上和无数权威的交流，更多的则是抗争。基本上他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按时间顺序作为这部每一章的标题，但这说明不了什么，第二部的开头就是从1979年他被解聘遭遇生活困难开始倒叙。哪怕在他叙述自己在安亚堡艰苦打工读书的时候，仍然会笔锋一荡，论述自己的历史观点，大段大段地讲解明朝的赋税制度，甚至回忆过去在国内的生活经历，和第一部里的时空完全混杂，更不要说在不同时期和许多历史权威的争论，以及出书的坎坷了——我知道，他通过这些在对读者阐述他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
基本上来说，他的史学研究很不顺利，除了在英国剑桥和李约瑟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之外，他几乎和西方每个中国历史泰斗起过冲突：费正清、莱特、狄百瑞等等。他虽然极力赞美这些人良好的个人品德和对他的无私帮助，可仍然掩饰不住因为观点分歧而造成的著作出版困难从而对他的学术和生计带来的影响，黄仁宇毫不讳言由于热切和急迫使得自己的有些行为看起来象个投机者，并对费正清表达了深深的歉意，但他骨子里从来没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很多事情只是迫不得已，并且他也不打算修改自己为众人所反对的“大历史观”。整本书读下来，我仿佛看见他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孤军奋战，到处是充满敌意的冰冷的眼神，远在英国的李约瑟也只能带来少许温暖，而中国历史在美国大学里的地位可有可无，使得他的学术生涯一直踉踉跄跄，时常为生计所困，直到写完这本书的1983年，他似乎都在贫困线附近挣扎。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用第二部的总标题来表达：“我所付出的代价”。
合上书，我似乎能看到这个面容温和却情绪容易冲动的湖南人和金发碧眼的西方中国史专家们激烈辩论的情形——他真诚地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历史观是超越意识形态和过度的中华民族自豪感的，却同时不打算对自己的大历史观做任何一点退步或者修改。这不禁让我想起他在第一部中描写在报社共事的共产党人：他们热诚善良，唯一注意的是不要和他们争论，否则他们会把你追到天涯海角，直到你同意他们的观点为止——黄仁宇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如此旗帜鲜明地捍卫的主张大体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近代的一团糟要从更大的格局来看待，不是清末，而要上溯几百年到明朝的中叶，中国以文化统治的政体要变革为现代以商业统治的政体是一场空前的革命，这场革命仍然在进行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国体制是潜水艇三明治的说法。这场大变革中，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都是被历史决定了的人物，而不是他们决定历史。因此，黄仁宇反对截取几十年做精确数据的研究方法，而强调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某个现象背后的意义，在这样宏大的背景中，片面的数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他却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从他的大格局出发，取得相应的对比数据实在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政体并不重视精确数据的纪录而将全部子民看成简单同一性质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样的体制和西方相同时期的体制截然不同，没有任何可比性。他因此说中国的政体不是“失败了的西方原型”，而是一种特殊的体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开始建立而在汉朝就已经稳定从此千年不改的体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主张对短期精确数据的扬弃而重视大格局使他的中国历史学说在西方中国史学界遭到冷眼和蔑视，而他从历史角度所鼓吹的中国变革的真正体现正是 “数字化”。《黄河青山》侧面告诉我，这个观点已经在我那本神往已久的《万历十五年》中明确阐述了。
他说的“数字化”绝非当今流行的“数字化”科技，而更象一种经济学说。在他看来，中国适应现代社会的精髓，无非是用“非人治”的商业管理模式代替以意识形态和道义统治的组织模式。他明确指出，所谓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财产权至高无上”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财产权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当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成商品，变成数字进行交易买卖积累转移信托，那么商业积累就能开展，财富就能累积，竞争就能激烈，社会才能充满活力，而传统的中国政体则是取消竞争的让所有的人“普遍贫穷”的模式，这种模式在满清的制宪、民国的北伐、军阀的混战直到国共战争都没有消除，从而无论有多先进的技术多聪明的人民，中国依然屡屡败于列强手下。
如果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让我们把视野放远到几百年来的全球，就能看见东西方的文明进程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成为欧洲和新大陆的金科玉律时，古老的中国却一直奉“天下为公”为圭臬。于是，一边围绕着私有财产不断进行累积置换，以及发展这个核心之下的纷繁芜杂却又周密详尽的法律规范，另一边则从上至下耳提面命地完善着仁义道德；一边视竞争和超越为自然规律，另一边则致力于消灭任何可能存在的竞争机制，让所有的人安逸于普遍的贫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终于，在西方的重商主义成为主流的时候，中国以程朱理学为标志的道德规范也到达了顶峰，讽刺的是，相伴这种道德而来的虚伪也达到了极致。
写到这里，我能深深体会到黄仁宇摒弃道德或者意识形态而单纯从技术角度研究历史的苦心和努力。对于一个从视轻视自我为理所当然而从心底鄙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国度出来的人，承认私利的本能和正当是无比困难的。中国人总是在追求一种圣人境界，因此重要的技术性法则容易大而化之，仿佛承认私利的存在会带来一个狡诈无情的社会，很少意识到在一个比较完善的法制下对私有的承认会给予人民一个更公平和透明的环境——如中国的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践踏和抹杀私有只带来了一块富丽堂皇的遮羞布，狡诈和倾轧不仅没有杜绝，反而以更见不得人和变本加厉的方式进行。
我无法不惊叹和赞赏黄仁宇的远见卓识，在《黄河青山》里，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财产权的至高无上”这个主题，我立刻想到最近引人注目的消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入宪。在二十年多前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已经指出了中国走向强盛的关键之路。实际上，在书的末尾，他对中国是充满希望的。他大声呼吁，如果不能实现私有财产的神圣化，至少要让“共同财产”至尊无上，他在改革初期看到了这个萌芽，我想，他在两千年溘然长逝时，内心应该是欣慰的。但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他在1983年将这个自传删减到草稿的四分之一从而定稿后，就不再修改，也不出版它，直到他去世。他难道没有想到这20年来中国会飞速发展，并且正按照他的预言继续这场空前的革命么？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觉得再度的补充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的都证明着他的正确。在《黄河青山》的结尾，他明确阐述：中国从明朝开始的这场深刻革命即将结束。如果真是如此，中国这两年的崛起就不是简单经济意义上的泡沫，而是摆脱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下的起飞。实在没什么能比这更让人高兴和鼓舞的了。
黄仁宇从来不讳言自己做过十多年的国民党军官，虽然上过前线，但没怎么经历过生死战斗，多半作为副官或者参谋呆在司令部里，但他在《黄河青山》中更加极力地阐明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不是偏见，而是平衡的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观。他不止一次地为蒋介石辩护，但同时也赞扬毛泽东，称他们为同样伟大的领袖，但更高的层次上，他认为他们的作为都是历史的趋势所决定的，而不是他们创造了历史。他对文革涉及很少，也许是因为那时他埋头潜心研究的缘故，但他的确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538页，《黄河青山》台湾联经版，张逸安译）。在卜居剑桥的时候，他和李约瑟为了探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应用问题，甚至详细研究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作为同期的对比。他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其道德价值，而在其技术优势”。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轻视资本主义进入中国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冲击，而更关注其本质：技术上的良好操作性。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这四年间，看过的对于中国政府领导人，自邓小平以来，客观形容词中最常见的就是“技术官僚”。实际上，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确来自理工科的技术领袖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而来自人文领域的领袖日渐式微，统治中国不再靠毛泽东式的个人魅力和道德权威，而是靠精确的数字化的经济调控和法律规定，而我身边最亲近熟悉的国内朋友们也有着与此相一致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不啻是中国最重要的进步。
在他的大历史观中，黄仁宇非常小心地区分技术分析和道德指责，哪怕在赞扬杰出人物时，他也不曾片刻忘记把他们放进他的大历史中，用他的话就是：尽管这些官员殚精竭虑，为民操心，但他们所处的潜水艇三明治（我很怀疑这是SUBWAY，一种美国很流行的长条面包做的三明治的生硬翻译）政体中，他们的努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这个潜水艇三明治的定义早就耳熟能详：庞大而单一的官僚体制直接面对庞大而单一的贫困农民阶层，中间缺乏生性活跃流动的商业和相关服务机制——更重要的，缺乏相关阶级。一旦他的分析涉足到意识形态，他会立刻停下，说这是道德或者神学问题，无法成为专业历史学家考虑的范围。我想在他看来，道德问题是无法争论出个对错来的，但技术问题可以。
他对历史超越道德的苛求到了使他自己进退两难的地步——在学术上，他饱受怀疑和漠视，在教学上，这个态度使得他在学生中不受欢迎，他反复讲述自己在学校里打消学生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贪污腐化无能”的“偏见”，也劝阻学生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神圣完美的天才，他努力让学生看到他们都只是在做大历史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如此而已。这从一个侧面强烈说明了在70-80年代，美国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中国抱有多么大的好感。（在他描写的一则逸事中，中国史学泰斗莱特的前妻（也是一个中国历史专家），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狂热以至于每天清晨起床呼喊口号——看来，激动人心的神圣的能量甚至可以传递到太平洋对岸，即便是专家有的也不能免疫，何况位于地层的普罗大众。）对此，黄仁宇尖刻地说，这些都来源于尼克松政府和中国互相敞开大门后，发现中国是“可以利用” 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从“老巫婆”的极端变成“白雪公主”的极端是一种有意识的倡导。我不能赞同这种完全抹杀友善和好奇的说法，但却认同他对这种在极端间互相转换看法有害的提醒。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有他所叹息的对中国的完全不了解，正如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茫然不明底细下的本能自我保护——美国并不知道中国这个巨大的实体将发展成什么样子，实际上，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前几年许多权威经济学家还在公开嘲笑把中国视为巨大消费市场是多么愚蠢的行为（他们的借口是中国人口虽然多，但普遍贫困，没有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在当时，不能说这种论点完全错误），而今天，中国已经事实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和家用电器消费地，在五年内，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简言之，这是世界增长最快的消费天堂，即便中国派出一个法国人敷衍的2004年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举行），大家谈论的仍然是中国。难怪美国权威经济评论说，美国并不知道中国将发展成什么样，事实上，中国自己也不知道。
但这样的对于不理解的理解，已经远远好过极端化的道德反应。毕竟前者带来审慎和观察，而后者往往带来冲动和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看过他不断重申对意识形态和道德的超越之后，我不免想，这样的超越本身、这样强调大历史的至高无上本身是否落进了另一种隐蔽的道德桎梏？或者变成了另一道神学命题？我犹豫了很久，仍然决定否决掉这种反问。我意识到这样的反问是无穷无尽的，因为这样的怀疑和反问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的桎梏和对于虚无的神圣崇拜？这样的反问和否定本身是似是而非和蛊惑人心的，是一种全盘抹杀直到虚无的陷阱。我也要小心这样的反思不要陷入一种哲学上相互映射的无穷无尽之中。其实黄仁宇的思路很明确：历史可以用技术来诠释，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地步则辩论无休无止。
他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似乎与生俱来，在抗战时期，处于人生交叉口的时候，他辍学，参军之前曾经在报馆做过一阵，和廖沫沙等共产党人结识。他的许多同龄人后来去了延安，但他没有。他虽然觉得国统区腐败黑暗（顺便说一句，这种腐败在他看来，源于体制，而非个人品德），但也不喜欢无时无刻被浸泡在“主义”之中。他显然珍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一直处在大动荡的夹缝之中，而游离它之外。我想这也是形成他最后近乎冷漠的大历史观的最初端倪。他在《黄河青山》里为此辩解说，他不是缺乏同情心和热情，但历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许并不缺乏丰富的情感（这点我要在后面谈到），但不能因为他这种超越就认为他是西方流派的历史学家，至今我仍然认为他的思维方式是传统中国的，虽然黄仁宇先生他自己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并且通过对自己归化美国国籍和儿子对美国的认同来暗示他已经习惯于西式思维。实际上，我倾向于他大历史观本身正说明了他典型的中国传统性思维方式：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综合的，难以精确表达的互动体。他在学术上的不断困厄也从侧面反应了他和西方流派的学术方式是如何的不能融洽。
很多例子可以证明他看待历史时有全局式的无动于衷。比如对于文革，他就认为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大倒退，从力图现代的变革中缩回到传统的文化统治下的简单模式。但他把这看成一种结构调整的痛苦，也认为这种极端的措施可以摧毁旧体制的传统根基，从而为建立新的体制创造一大片空地——从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变迁来看，不能说他不是正确的，我们和旧体制在思维和信仰上的联系的确被割裂了。但他如此轻描淡写谈到文革的残酷未免太不近人情。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因为他没有感同身受，在这点上，谁都无法免俗。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对林彪的残暴耿耿于怀，虽然林彪在中国将领中绝对算不上凶狠残暴的——他的印象纯粹来自四平保卫战，那场初次尝试的攻城战中，共产党的民主联军死伤惨重。黄仁宇对林彪使用的“人海战术”密集冲锋印象深刻，觉得这样驱使大批生命进入死亡地带无法让人忍受。我想这个事件大概做为他年轻时候的一个印记，永远留在他心理了，即便他习惯用大历史来看待国共战争，但仍然不会原谅林彪。
在最后，我不得不再次赞扬一下他的文笔，那种洗练悠长视野开阔的叙述方式迷人极了，他仿佛从万里长城某块砖上古老的花纹说起，目光却涵盖了整座长城，同时又不忽视任何细节。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不带任何哀怨地叙述他不成功的打工生涯，因为笨拙而不停地换工作，他的大学教授莫勒讲授《法律与新闻》课，说到诽谤案时，可以用没有恶意来答辩，但不能用事实真相，他说：“有时真相越多越诽谤”，在另一堂课讲到色情刊物时，他忽然想到这个句子，于是又语带双关地说到：“有时真相越多越猥亵”，引起班上女生的放浪大笑。
而这些细节被他随意而自然地融合进整个回忆当中，使得我们在不断认知他发展他的大历史观时，一点也不乏味地看到他真实自然的生活以一种交错闪回的方式展现。
很遗憾这本书只写到1983年，之后他就没有在继续回忆下去，因此我无从知道他后来的历史思维有无新的发展，对中国的变迁看法如何。在封面上，他闲适地坐在帆布椅子中，望着远处的青山绿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他的姿势很从容。我合上书，想到的却是：“这个倔强的湖南老头。”的确，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正是他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从困顿中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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