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雜憶

從十八歲開始算起，我離開印尼泗水已經有十四個年頭了。在這十四年裡，連夢回印尼的場景都非常非常少。當人們問我印尼的景象時，我還得花很大的功夫，才能拼湊出一點點零星的印象。

最近看到這本《印尼etc》後，買來隨便翻一翻，突然發現很多塵封已久，面貌模糊的記憶，又在我眼前湧現。於是我打算記下一點過往的記憶，算是對這本書的一些補充。

當然，我得先聲明一下，這些回憶都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有些可能因時長產生了模糊，所以並不客觀準確。

先談談當年的泗水國際機場吧，那是我小時候最討厭鄙視的一個地方。泗水號稱印尼第二大都市，但它的機場非常落後且骯髒。人們下飛機後是直接走向機場大廳，並沒有客運通道或是載客巴士。印象中機場接待聽是一棟傳統印尼的建築物，有點像中國傳統的屋頂結構，不過花俏的多。走進去後沒多久就是海關，海關其實也只是一個大廳裡弄一排鐵柵欄，然後幾個孤零零的海關亭（印象中是三到四個）佇立在大廳中間。如果你很上道的在護照夾點錢，海關人員就會隨便看兩眼就給你過；反之就囉哩八唆一堆，甚至還會威脅你不能過海關，讓你直接買機票回去。這裡我在補充一個故事：以前有位國文老師，她說她在過海關時拿出一疊小額印尼盾，對方沒要。後來她說不要是嗎？不要我就沒有了，然後準備把錢拿回來，海關見狀還是把錢要了回來，順便快速通關。

提行李後又是一關，只要你帶點不太常見的東西（比如衣服），海關人員又立刻把你攔下，囉唆半天，就是要耗到你把錢拿出來封他們的嘴（不過我後來聽說現在海關都忙著抓販毒的，小玩意他們已經看不上了）。最後就是出口處。因為印尼很多外勞，他們回家時會購買很多電器產品（電鍋之類的），於是他們的親朋好友都聚集在出口處等迎接。有些時候是全村人包著遊覽車出動，所以每次出關時都萬頭專動，感覺跟看演唱會差不多。

通常我們的交通工具是坐車，於是我到現在也不清楚泗水的基礎交通有什麼。不過印象深刻的是，即便是沿著馬路，你都能看到真正的貧富差距。泗水的公寓不多（十年前），大多數都是平房。有平房著的還算好，更多的是隨地搭個棚子就住開來了。只要一停車就會有小孩拿著花朵糖果開始敲車窗，甚至警察偶爾也會親密的探視一下（尤其是當他們發現裡面是華人時，就找各種理由阻攔你，等著你掏錢）。

有錢人住的房子都非常奢華。我曾經去過一個華人同學家裡，他的房子不但有兩層（還有一層夾層），估計有六百多平方米。他中間的夾成改建成電影院，是真的電影院，有紅色布幕和兩排電影椅（可以坐六至八人），然後用投影儀來放DVD。游泳池是必備，泳池外還弄了個玻璃房間，專門搞音樂用的（兄弟倆一人學吉他一人學鼓）。我還記得當時手上拿個松下的拍照手機（是我媽給我的獎品）已經覺得美得不得了了；對方拿個諾基亞最新的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當時那玩意要兩萬多台幣，一般人基本都用不起的（就跟現在的八八四八差不多）。我看著他手上的PDA，除了羨慕也不知道說什麼。

當地人非常痛恨華人，因為百分之八十的資源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的華人身上。同時我也發現印尼華人也有很窮的，而且比當地人來說，他們會過著非常艱辛且困苦的生活。因為華人與印尼人的隔閡很深，沒錢的人都聚集在唐人街上，很少有人敢獨自與當地爪哇族生活。所以不論是蘇加諾或是蘇哈托的反共活動，到最後都是華人招殃。當時長輩也沒太跟我講發生的事情，只是偶而才聽說，曾經有名華人婦女在農村撞到對方車，想下來與人爭論，結果全村的人把她給姦殺了。最後警察想處理這個事情，問說誰是兇手時，全村人都舉手，於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正因為雙方的隔閡很深，所以泗水華人的主要活動區域除了餐廳就是商場。泗水幾個比較大的商場，比如Tunjungan Plaza，這個當時號稱亞洲最大的商場，具體有多大呢？當年我在泗水的時候，它等於是四個商場合併再一起的，像個連體嬰一樣。就好比僅一街之隔，一邊是燈火通明的大都會，另一邊是萬籟俱寂的農村，反正就是很違和。不過大是真的大，大到可以裝下一整個海盜船（沒錯，一個放在建築物裡的，大概三層樓高的前後搖擺的海盜船）。有趣的是，雖然Tunjungan Plaza貴為當地最大的商場，但華人反而不願意去：因為那裡印尼本地人太多了，導致華人會去一些人更少，也更貴的地方（因為稅收問題，印尼買淨口貨非常非常貴，有時是一到一點五倍的價格。）

另外印尼華人都有一個很“優良”的習慣，就是比身價。還記得前些日子美國流行一部電視劇，講說東南亞華人比富的傳統，這我是親身體驗的。我們認識很多華人，住豪宅就不說了，身上鑽石珠寶不停的換，名牌包包更是比比皆是。我小時候不太懂這個行檔，只聽說他們參加宴會時都是先看你一身的穿著，再決定要不要與你打招呼（或交往）。這些習性也深刻影響下一代，在我讀的兩所學校裡，臺商學校因都是幹部子弟所以還沒太多攀比，美國（其實是國際學校，不過我都稱呼他為美帝學校）可就不同了。不論華人或是外國人（當年人數最多的就是韓國人），大家都喜歡比誰買了新的隨身聽，誰又買了新手機。尤其是韓國人，一旦三星出新手機，他們就比誰先買到（我現在懷疑他們父母都是三星外派的幹員）。至於學習嗎？嗯，能過就好，反正外國那麼多野雞大學，這些個個都是有錢的主，不怕沒學校讀。

講到學習問題，就不得不提當年的禁止華文運動了。當時我還是小孩沒太多體會，我父親想要看書都是從台灣託人運過來的。而我們讀的台商學校，書也都是人家教育部送給我們的。以前讀小學時課本畫的花花的，反正過了那個年級也就沒用了。可在泗水可不一樣，當時學校的課本都是花大錢買的，而且有些時候會面臨沒書可看的情形。以前我們還有個小圖書館，那都是好心人士把很多不要的兒童書捐出來，小國高三部的藏書量還沒我小學圖書館藏得多。如果說我們想買華文書（包括簡體字），不但價格死貴（可能是兩到三倍），而且還非常稀缺（因為這等於違法交易），這讓我們的生活非常無趣。除了商場、商場、商場外，可能就是去一些能包場的遊樂場所，我們才敢去。

印尼本地人的教育也不見得好到哪去，當我們小學五六年級上全勤時，他們（據說）十點上課，下午三點就放學回家。當然我們並不知道，很多人回去其實是幫忙家裡的。我父親曾面試過一名大學生，他連基本的代數都不會，其教育水平之差外人難以想像。所以只要是家裡有點錢的，或者是學習好一點的，基本都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或歐美國家，除非真的非常差的，才會留在本地的大學讀書。

當然，這也難怪。印尼不光是基礎教育很差，他們的百姓也很多還處於未開化階段。除了前面所說的集體暴力事件外，我還曾聽人家說，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準確的出生年月，而是靠火山爆發來回憶自己的年齡（舉例：我大概是哪個火山爆發後幾個春天後的）。另外本書提到的馬都拉人，在泗水還有一個別的工作：替人殺人。聽說很多人會聘起馬都拉人去謀殺他人，不但是因為他們的野蠻，不存在當代法律等概念外，同時馬都拉島也非常的窮困，導致很多人寧願以命換錢（殺人的費用就包括受刑罰的部分）。

不過奇怪的事，即便印尼人在窮，他們還都願意把錢捐給當地教會。我有幾次去公司找父親時，會經過一段農村路。還記得那條路是真的爛，更神奇的是七年下來它一直都這麼爛，毫無改善的跡象。不過在路旁的村莊裡，他的清真寺永遠是閃亮奪目的。甚至還有很多人攔路，就是要你捐錢來修補清真寺。另外還得提回教徒的“五功”。他一天有五個時間要禱告，所以常常當你睡到一半，就被擴音器高聲叫起；有些時候你下午上課上到一半，擴音器又開始禱告。反正一天五次，日日如此，跑都跑不掉。

《印尼etc》還提到貪污問題，這我也略有耳聞。除了前面講的“過路費”外，我還聽過兩個最離譜的例子：一個是有關建橋的。曾經立法院通過一筆建橋預算，相關款項也都撥下去了。結果過了好多年，除了橋墩外啥都沒看到。有人就去質詢相關負責人，結果他回答說他忘了，而且還加了一句：“我已經是老人了，你們不要欺負我。”另一個案子就是蘇哈托之子托尼，書裡面有講他貪贓枉法之事，卻沒提他在監獄過得舒服日子。有冷氣電視不說，居然還跟人抱怨說少給了他一餐牛排，可見其司法執行之程度。

講到這裡，我還可以補充一個小故事：曾經有批臺灣的詐騙集團在印尼被人抓獲，被關到印尼的監獄裡去。據說是個非常壅擠且髒亂的地方，不但沒有廁所，人們都隨地大小便外，還沒有一處讓人躺的地方。同時那裡的蚊子還特別多，不停地朝這些人身上招呼。以至於有人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騙子都抓住對方的手在哀嚎，請求他們能引渡回國。

雖然印尼的生活也不全然這麼黑暗，我也記得我父親帶一家人去巴釐島、龍目島玩，也去布羅莫火山騎馬、去唐人街的小四合院看小孩練舞獅、還跟同學去過日惹的婆羅浮屠佛塔，以及在蘇拉威西的望加錫博物館看到的明朝青花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從望加錫往北走的海岸風景非常漂亮，值得一去）。但總的來說，印尼對我就像是黑漆漆的大海一樣，華人就像是飄在海上的小船，不論船多龐大堅固，一個浪頭就能把你打壓的屍骨無存。那些有錢人在整麼高傲浮誇，在我眼裡只看到深深的不安感，同時這種不安感一直伴隨我很長時間，加深了我國家要強，人民才抬得起頭的理念。

聽說現在因為國家日漸強盛，印尼政府對華人的待遇越來越好了。從《印尼etc》裡我看到有華人開始參與政治活動，紀錄片《下南洋》裡也談及到華文在逐漸復興當中。這讓我很欣慰，也很感動。希望在今年裡，我能有機會再去重訪故地，看看當年那些商場啊餐廳啊有什麼變化，那些曾經的朋友是否安康，更重要的事，那個國家是否從一個“壞男友”變成一個“好女友”那樣，溫柔且大方的接納那個因心碎而遠離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