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伤逝之作”的《知堂回想录》

《知堂回想录》一书是周作人的回忆录，原名《药堂谈往》，始于“缘起”，终于“拾遗”，共分为四卷：第一卷讲童年和青少年的事情，涉及周家内部的人事，周作人的求学经历，以及绍兴、杭州、南京、北京这几座城市的风物；第二卷主要讲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事，主要涉及师生旧事、日本风物、以及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形；第三卷主要讲周作人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期间的事情，主要是抗战以前的事，因为涉及大学所授课程，所以说到一些文艺思想；第四卷主要是“北大感旧录”，谈及一些已经故去的文人，但并不过多评论，只说事实，当然无法回避自己在抗战期间的事迹，最末以“拾遗”告终，大致回顾总结了自己的思想与志趣。

坦白讲，我读《知堂回想录》，起初只是想从中发掘一个不一样的鲁迅，并不是为了周作人，这是一个不怎么光明的有点窥私目的的企图，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逐渐抛弃了这种企图，因为周作人并不想多谈鲁迅，甚至任何人，他用一句“一说便俗”婉拒了一切想从中窥探他人的人们，和评价解释别人相比，他更关注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也即“自己的园地”。

但是，这个企图被浇灭之后，我并没有放弃阅读，我也很好奇我这个没有毅力的人是怎么完成这本700页的繁体竖排的回忆录的，为了求实，书中摘录了很多当年的日记或相关的其他文章，有人不免诟病这种行为简直是偷懒凑字，我却不觉得，我从中想到，有许多话是周作人晚年所不便说的，通过“文抄公体”，或许还能多说一些。此外，这些记录的拣选与誊写，不正能体现出周作人的细致与从容吗？

“《知堂回想录》是一部伤逝之作”。这是我所读牛津版说明的第一句话，旨在说明它的怀旧性，书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书中提及的许多人物都已“归了道山”，所以可称伤逝之作。但我联想到的，是“伤逝”的另一个意思，对于我来说，当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到“伤逝”，总不免要想起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而我起初又是带着那不光明的企图读这本书的，所以就更容易联想到鲁迅，可能有这样的心理预设，才对这样一段话格外动容吧：

“《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伤逝》写的是爱情还是兄弟情，我无从知道，无论是哪一种，对于我这个普通读者而言，都是“文外重旨”之一罢了，但我初读还是有些震惊，一来是我“识锐而学陋，每少见而多怪”的缘故，二来一直受了文学史的教育，将《伤逝》视为五四一代的梦的破灭，给它加持了许多历史和社会意义，从未想过兄弟之情，读到此段的前几天，还在看温儒敏的现代文学视频课，我的惊诧就可以原谅了。

这一解释在鲁迅文学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价值暂且不去考虑，我所感受到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对待同一种“断绝”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这态度的不同，也可以说是诗与史的不同。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于鲁迅都是砖瓦，于周作人，却是园地。

从伤逝到《伤逝》，书名号之外是有，是实，书名号之内却是有无、虚实相混杂的文学艺术，人的痛惜也罢，追悔也罢，都可作砖瓦，是建造文学空间的素材，譬如《朝花夕拾》，便是这样的“诗”：

“幸喜药引时常变换，……有时换成‘平地木十株’，这就毫不费寻找的工夫了。《朝花夕拾》说寻访平地木怎么不容易，这是一种诗的描写。”（第30页）

“这里所说都是平凡的事实，一点儿都没有诗，没有‘衍太太’的登场，很减少了小说的成分。……《朝花夕拾》里请她出台，鼓励作者大声叫唤，使得病人不得安静，无非想当她做小说里的恶人，写出她阴险的行为来罢了。”（第31页）

周作人认为，诗与真实是自叙传的两种成分，“真实当然就是事实，诗则是虚构部分或是修饰描写的地方。”所以鲁迅的作品中若有不如实的描述，也只能当做是诗。但我记得，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诗虽然有虚构，但表现的却是更真实的逻辑。《朝花夕拾》也好，《伤逝》也罢，究竟表现了何种普遍而真实的情感或许不容易说，但是鲁迅处理他的人生经历的方式却是在其中有所表现的，他将生活视为诗材，这就是他的“诗”的真实。

将生活视为诗材，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至少要有诗的眼睛和诗的本事，这样说或许有点虚浮，长着硬骨头而代表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怎么会将沉重深厚的现实生活视作虚无缥缈的诗呢？这一点我并不能做出更好的解释，但这种人生态度使我想起了苏轼：

“苏一生并未隐退，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李泽厚《美的历程》）

最孤独空漠的感受，不是在荒山之上，而是在人群之中。周作人也同意，鲁迅的思想根本是“虚无的”，我想这与苏轼有些相似。抱定虚无的宇宙观，才能驰骋想象，调遣人生所经历的一切，以诗的办法，反过来为现实提供一些支撑。

周作人表现出的，是另一种态度，他从未走出生活本身。据他自己的描述，是一个秉持“儒家精神”的人，再加解释，便是“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667页），也就是“神农和大禹”的精神。他不仅没有走出生活，他甚至从未走出一个普通中国人最平凡的精神天地，在《知堂回想录》里，他引用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一段话：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尔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此法制者也，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之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画，那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的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怜。（177页、656页）

这一段是全书我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几乎已经背过，除却语言之美，我确实被一种文化的民族性所打动，学习比较文学三年，常被人指责说中国文学都没有弄懂，就去搞外国文学。我却觉得，越是看外国的，才越认得中国的，越是形在江海，越能心存魏阙罢了。外国的月亮苟能更圆些，也许就在于它使你更加领会“今夜月明人尽望”的怅然吧。这段话终归说明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周作人也好，永井荷风也罢，他们只能作为本国人，过本国的生活。

既然是一个平凡的中国人，那么对待人生的隐痛，也就有了作为平凡人的平凡方式吧：

“我真实是一个屠介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做浮云似的，自得其乐的活着，而且还有余暇来写这篇谈往，将过去的恶梦从头想起，把它经过筛子，捡完整的记录下来，至于有些筛下去的东西那也只得算了。（385页）”

人生种种过往，怎会都是“恶梦”，种种努力，未必“都不成功”。周作人这样说，无非是说明自己的平凡而已，像鲁迅那样，将经历当做诗材的人，毕竟不多，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我们的经历，除了能由自己记得之外，都无非证明自己的平凡而已。记得有一种说法，大意是说，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不过是用尽毕生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片面而已。我很同意这句话，因为最伟大的作家也是人——“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承认自己的平凡，对于周作人而言，也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也许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不必做英雄，不必教训别人，也不必被教训。

“大凡愚弱的国民”，都听说过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但我却觉得，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医学。中医所说望闻问切，他未必都抛弃了。他认为社会有病，人也有病，他的责任便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写《狂人日记》是为了“以供医家研究”，他最敬重的老师，是学医时候的“藤野先生”……可是，我总觉得，鲁迅先生想救的人，未必知道世上有过这样一位医生。“阿Q”、“祥林嫂”、“华小栓”、“孔乙己”，何时吃过鲁迅开的药呢？只有识字的读书人，自信自己有病，需鲁迅先生的药来治，譬如我这种人吧，鲁迅先生的药，可以说没少吃，但吃的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有病，而且还觉得这药好得很，最好人人都吃，一听教材要删减鲁迅先生的“药”，就觉得下一代要完了。这是不是一种病呢？

“药”固然是好“药”，只是要适合服用的人，那“药”本不是给我吃的，我吃错了“药”也只能后果自负，只是，我何以犯下这种错误，误食了给别人的“药”呢？

我想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自信有病。我对自己的生活不够信任，又存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侥幸，相信有人会启蒙我，使我成为那不朽的光谱中的一截，生怕一辈子庸庸碌碌，成为言必称娃的妇女，这才大量服用鲁迅先生开的“药”。现在我已经有所觉悟了，人活着，不能靠吃药，人活着，主要还得靠吃饭。

吃饭，是周作人所擅长的。这里不谈他的吃。只是以此引出一个他的主张：“相信教训之无用，文字之无力”（542页）这句话是说，我吃的鲁迅先生的“药”其实是没有什么疗效的。即使是该吃的人吃了，也未必凑效，因为世上本没有病人，若是社会全体出了问题，那么谁也免不了做病人。我很感激这个主张，它让我觉得自己又是健康的了，并且正是因为这种主张，《知堂回想录》才能让人觉得平易轻松，兴味盎然——哦，我找到之所以能读完的缘由了。

因为明白语言文字的无力，所以周作人遵行着一种不辩解的观念。他知情而不辩、伤逝而不悔的人生态度，令我很是钦佩。人生如同赌博，买定离手，愿赌服输，我所崇尚的，一贯如此。这样做在许多时候，都不免显得冷酷而自大，但对于发生的一切都并非无动于衷，只是宁肯五内郁结，也不愿成为“祥林嫂”，说到这里，想起我妈曾经说过，夫妻吵架最不能做的，就是骂街，无论多有冤，多有理，一骂就成了别人的笑话。关于和鲁迅的关系，以及那段绕不过去的历史，周作人几乎没有辩解过，这是很高贵的一种行为。

诗是一种高贵，沉默也是，大音希声并不容易。

在《知堂回想录》的结尾，周作人谈完了一生的经历，有许多事情，虽然他说得轻易，但读者却知道其中的动荡。譬如元旦中枪事件，他的讲述实在符合金圣叹所言的用极近人之笔，写极骇人之事的说法。他的一生不可谓不传奇，但在回想录的最后，他又转而“拾遗”，捡拾自己遗漏的记忆，率先想起的，是幼年和鲁迅在家里的小床上玩闹的场景：

“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讲他八岁的事，在这本三十八万字的“伤逝之作”里，这是使我落泪的唯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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