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
公众号：幻影书
睡不着的时候总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比如假设我生活在二战期间的德国，我会怎么做？我能发现纳粹背后的真相吗？我敢于坚持内心判定善恶的准绳吗？
不过这样的问题想得越多越困惑，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将自己设身处地置于真实的历史中，而且我们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想起一句话：“上帝不会改变过去，在空闲之时，他会显现过去或者让人们在无意中发现过去，但他不会改变过去”，所以上面的假设总是终结于一个词：无意义。
直到2019年12月31号，我遇见了这本书，弗雷德.乌尔曼的《重逢》。
六万字的中篇小说很短，短到读书快的人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在这个精巧的篇幅内，乌尔曼写下了20世纪30年代两个德国少年的短暂相会，这本是他们人生中的小插曲，余音却长到改变了他们彼此的一生。
“他于1932年2月来到我的生活，从此再未离开。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九千多天......我能记得我的目光除此落到这个男孩身上的日子和时刻，他将成为我最大的幸福，最深的绝望。”
故事以诗意的语言开头，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在冬日想起少年时的初雪，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忆曾并肩漫步雪中的知己，而他们早已走散多年。
“我”（汉斯）是个16岁的犹太少年，在那个冬日午后，冯.霍亨费尔斯伯爵（姓名）康拉丁（教名）转学到我们班，仿佛一道光照进了我的世界。
康拉丁出身贵族，有着骄傲精致的外貌，举止优雅得体，和其他粗野闹腾的男同学仿佛有壁，让人忍不住妄自菲薄：“我是谁呀？怎么敢和他讲话？”尽管自尊和羞涩纠缠着我，但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和他一定会成为朋友。
“我们班上没有一个男孩能满足我对于友谊的浪漫主义理想，没有认识我真正仰慕的，让我愿意为之而死，并且他会懂得我对于完全的信任、忠诚与自我牺牲的要求”
“十六岁和十八岁之间的男孩身上有时会混合着懵懂的纯真、身心的闪光的纯洁，以及那种对于绝对无私的奉献的强烈渴望。这一阶段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但因为它是那么的强烈而独特，它会一直被看作一个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经验之一。”
读到这两段的时候想起了马洛伊.山多尔的《烛烬》，又感受到了那种只属于年轻人的、带着无限柔情、严肃、无条件和悲剧性的友谊。可能这样的友谊在成年人看来过于理想化了，不过不管成年之后有过多少患难之交，我们在心中永远为年少时的好友保留着一份无可取代的位置，哪怕和他们已经失去了联系，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乐园在时间中也已成了废墟，但每当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心中仍是一阵暖意。
也许年少时的友谊未必能经得起成年后世俗的考验，不过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偶尔想起年少时曾给彼此带来过简单的快乐，还能在心底找到一份难得的慰藉，就够了，回忆一直在那里，从未消失。
“在三月十五日那天——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天——我正走在放学的路上。那是一个轻柔凉爽的春天的夜晚。杏树都开花了，番红花也开始盛放，天空是淡蓝和海绿色的，带了些意大利风味的北部的天空。我看到霍亨费尔斯在我前面，像是在徘徊着，在等着什么人。我慢下了脚步——我不想超过他——但我必须往前走，不然我就会显得很蠢，而且他会误解我的踟蹰不前。当我快要赶上他的时候，他回过头对我笑了。然后，带着奇怪的拘谨，他握了握我颤抖的手。“你好，汉斯。”他说。带着欢喜、放松与惊奇，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害羞，一样需要朋友。”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像双子座一样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谈论女孩、一起探讨哲学、分享彼此的快乐与忧愁，有过争吵，也有过和解。不过令我困惑的是，康拉丁极少邀请我去他的家里玩，即使邀请，也是趁他父母不在家的时候，而且在他的家里，好像还有一张希特勒的照片。
谁也没想到的是，夏天来临之际，康拉丁一直想隐瞒的真相在歌剧院里像一把刀子刺在了我的胸口：在父母身边的康拉丁仿佛成了另一个人，我知道他看到并且认出了我，但他却没有给我一个微笑、一个招呼。
放学之后，康拉丁对我坦白了他母亲是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的父亲也是个德国血统至上的人，而他无法改变这一切，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父母和朋友的距离，他不能背叛父母和血统，更不愿失去知己。
“他再也没有邀请我去过他家，我很感激他懂得不再请我了。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见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他还是会来看我的母亲，虽然来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都知道事情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我们的友谊将要开始终结，我们的童年也要开始终结了。”
一战失败后，德国背负了巨额赔款，魏玛共和体制濒临崩溃，1929-1932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更是给摇摇欲坠的德国雪上加霜，此时已经民不聊生，而政客们却还在勾心斗角，毫无作为。
1932年11月，大资产阶级们联名上书魏玛共和国总统，要求委任希特勒为总理，于次年1月30日将希特勒推上台。
这时的纳粹牢牢把握住了德国民众在经历绝望之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大搞基建、社会正风运动，同时振兴经济，人民的生活也肉眼可见地一天比一天好。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侮辱和理想破灭之后，出现了一个能够团结一切力量并且能够带领人民站起来的纳粹党，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德国人对他们是如此狂热了。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在学校越来越受排挤和霸凌，父亲决定将我送到美国去生活，而他和母亲选择留在德国，因为德国是他们的家，也是他们的根，他们已经过了有勇气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年纪，而且他们坚信纳粹上台无非是对他们不太友好而已，不会将他们怎么样的。
1933年1月19日，我孤身去了美国，康拉丁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或许有一天我们的道路会再次交汇。我会永远记得你的，亲爱的汉斯！你对我有过深刻的影响。你教会了我怎样去思考、去怀疑，并且在怀疑中找到了我们的真理。”
美好的事物是不是无法久存呢？仅仅一年之后，我和康拉丁的友谊就这样画上了句点，那道曾经照亮我的光也逐渐黯淡了。而我的父母也最终选择用有尊严的方式了结了生命。之后的整整三十年，我都不愿再提起德国，这道伤口一直没有痊愈，提起它就像在上面撒盐。
直到三十年后，我收到中学寄来的募捐名册，才知道班上男孩一大半都死于“帝国事业”。我迟迟不敢翻看H开头（霍亨费尔斯姓氏）的名单，生怕看到康拉丁出现在名单里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多么希望他还活着，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他，哪怕只是一句关于他还活着的消息：
“既然不管是死是活我都不会再见到他了......难道门突然打开、他走进来这件事就完全不可能吗？难道我现在不就在倾听他的脚步声吗？”
在最后，我与他再次相见。此时的重逢，已是天人永隔。
就不在这里剧透这本书的结尾了，当你读到了最后一句，才会更理解乌尔曼笔下隐伏的悲恸。
《重逢》是对友谊的本质以及希特勒上台对所有德国人生活的影响的独到解读。一个人无法为一百万甚至一千万人的悲剧感到痛苦，但对于别人娓娓道来的友谊、亲情却能感同身受。读书是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乌尔曼用节制的语言带我们走进了他笔下的世界，跟着他一起笑，一起哭。
在暗夜里，不是所有人都一直昏睡，总有人会醒过来，坚持内心评判善恶的直觉，然后勇敢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做盗火者，驱走黑暗，哪怕他们失败了，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就用阿瑟.库斯勒的这句话来结束吧：“没有瓦格纳式的狂暴，它就好像莫扎特重写了《诸神的黄昏》。”
乌尔曼用夜曲般的优雅来演奏流亡者的隐痛，美和悲剧性是这首曲子的旋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逢》不仅仅是一首怀旧的夜曲，也是献给盗火者的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