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破有立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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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把中国史稍微捋一下,于是《春秋史》、《战国史》这么顺流而下,读一些有代表性的断代史。到隋唐,我选了两种王仲荦先生的《隋唐五代史》与岑仲勉的《隋唐史》。王先生师承章太炎,渊源有自;岑先生与陈寅恪并称“唐史研究双星”之一。
民国文史大家中自学成为名家者不少,如王国维、陈垣、钱穆、梁漱溟、童书业、熊十力等。岑仲勉先生毕业于税务专科学校,就职于海关,薪资优厚,转行入中研院史语所,在一般科班出身的学者看来是跃龙门,在他而言,从经济生活上说,是舍弃金饭碗而守清贫,不免于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架不住史学的诱惑,才毅然专业从事历史研究。他的学术特点的确和史语所很合拍,虽然不完全是“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对史料发掘、收集、考证,对史源的辨析、扩充,的确是出色当行。他的代表作《元和姓纂四校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唐人行第录》等,整理第一手材料,对于弄清楚唐人的交际网络是很关键的作品,搞唐代文学的因此受益良多。他预当时学术潮流,所作《突厥集史》,综合中外意见,独出机杼,也是民族史、西北史地的重要著作。 我读完《隋唐史》,一个最突出的感受是岑仲勉先生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隋唐史》虽然是其自撰教材,但绝不笼统含糊。书中一百多个节,每节为一专题,每个专题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大多可以看成一篇质量很高的论文。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个专题他首先罗列不同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每种看法都举出证据,进行考证,同时指出其他人的观点错误之处。其收集材料的广泛,辨析的精微,让人惊叹敬畏。 第二感受是岑仲勉先生的这本书战斗性很强。唐史研究领域,陈寅恪先生是大宗师,在当时权威已经确立。但岑先生此书从头到尾不断在纠正、批驳陈先生的论点,一共批了87处。在岑先生密集的大炮轰击下,陈寅恪先生的阵线虽然还稳固,但很多据点却已经陷落了。如驳隋代三大技术专家俱含西域血统;驳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驳李唐赵郡;驳府兵兵农合一;驳唐制承北齐等等。对于我这位读陈寅恪先生的书有瘾的人来说,一方面觉得冲击不小,一方面也确实认为岑仲勉先生进行的是学者的辩论,战斗性虽然很强,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对于历史研究与陈先生的学说有大大的益处。
陈尚君先生在《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暗的一颗》中指出陈、岑两家治史方法之不同,“可以借繆钺谈唐宋诗之语为例,陈是登高远望,意气浩然,岑是曲径寻幽,得其精能。”陈、岑两家皆善于考证,但风格很不同,陈有奇思妙想,善于点石成金,往往从极其普通的常见的史料中发现绝不寻常的线索,从几条材料中推出石破天惊的假设。读者读之,自然是心驰神往,耳目一新,佩服之极。这主要是因为陈先生游学世界一流学府十几载,在史学方法与史学思想上是完全站在世界的潮流上的,他对于中国历史有自己贯通的见识,这是其他任何近代学者不具备的。岑先生则近似于乾嘉朴学的作风,实事求是,他的出色处是广收博采,极注意史料的收集与辨析,考证精密,善于作一点的研究。故岑先生攻陈先生易,陈先生对这种局部的点对点的攻击,一方面无可奈何,一方面又有点不屑。
岑先生在给卞孝萱的信里说:“寅恪兄作品细针密缕,自是不易几及,然有时设想过曲,遂流于泥。”说得有道理,陈先生常常以推断与想象驾驭或者超越证据,美则美矣,未必可信。这在《柳如是别传》中就很突出。但陈先生之失误,固然在于其历史想象力奇诡,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形,体弱、盲目,自然不能做岑先生那样的艰苦爬梳的工作,而主要靠惊人的记忆来利用史料,靠卓绝的见识来消化材料。陈先生的著作神采飞扬,感慨深沉,惊才绝艳,他注重种族、文化、集团在历史的作用,这些都给后世很大的影响。岑先生则更重视研究的科学性,立论笃实坚强,不强调系统与贯通,缺点是不免于繁琐零碎。岑先生学术能与时俱进,并不抗拒马列主义与唯物史观,但也没有堕落到学术为政治服务的程度。陈先生则有遗老气,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明确,崖岸自高,独立卓绝。
两人出身、路数、理念都不同,所以在学术互相虽然肯定,49年后十几年间都中山大学任教,但并无私交。而岑先生在《隋唐史》里对陈先生的环绕攻击,虽然是正常而必要的学术争论,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不免引起陈寅恪先生的不快。陈先生有一首《有感》,谢泳先生指出就是因此而发: 虚经腐史意何如,溪刻阴森惨不舒。
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
回头谈这部《隋唐史》,里面讲突厥史,讲吐蕃、大食与唐在西北的竞争,讲府兵制,讲藩镇,讲均田制与租庸调的关系,讲人口户籍变化的原因,都很精彩。我特别喜欢他辩李德裕、王叔文之冤。我同意岑仲勉讲司马光对李王的看法偏颇与不公正。他指出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 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 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 3、不使杂处通婚。 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 惟其如此,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是因暴躁进而换取异族之深恨。我想,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能融合成一个伟大的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