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到的一些常识

东方和西方政治的区别

1.权力分割，是欧洲中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

狭义的封建很单纯，分封子孙或者功臣，封王封侯，建立领土。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只有西周属于封建时期，战国将此破坏，秦朝实现了统一帝国，汉朝早期虽然向诸侯王回归，但迅速削藩，从此成为中央集权，再也没有进入封建时代。而欧洲完全不同，在早期是城邦时代，在罗马建立了帝国，到了中世纪进入封建时代。

希腊-罗马是定居的民族，他们的社会结构在数百年间保持稳定和延续，君主、官员的继任也都制度化。而蛮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部落的形式是松散的联盟，一位强力的领袖常常能征服多个部落，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达到异常强大的境地，但随着他的逝去，联盟又常常在两三代人之内瓦解。这种联盟建立在协议之上，部族对部族的契约，一个联盟的领袖也由共同推举。当这样的松散的结构体系和好战尚武的精神，与定居王国的等级结构结合，就发展出来中世纪独特的制度——骑士制度。

骑士是一种契约，当自由的武士宣誓向另一位武士效忠，骑士契约就形成。前者为骑士，后者为领主，前者为后者战斗，后者为前者提供保护。骑士得到的不仅是头衔，也是大片统领的土地。封建就是这样一层又一层的效忠，最高层的公爵、伯爵对国王宣誓效忠，为国王战斗，他们是自治的家族，各自占领大片领土。这种由下而上的自由效忠和由上而下的分封赏赐毫不矛盾。（参考《权力的游戏》各大家族的体系）。诸侯具有重大的力量，他们有武力，可以左右政局，甚至决定国王的归属。在自己的领地上，诸侯享受自治的权力，他们是自己领地上的最高统治者。一个诸侯的领地就是一个小国度，国王的权力并不能深入其中。权力分割—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王的权力分割到诸侯，诸侯分割到小诸侯，最后是无数自治的领地——庄园。

这是大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在各自为政的分散权力体系下，国王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他没有权力向全国收税，而贵族也没有义务服从。当国王强行要求，他们就联合起来，限制国王

2.议会，对王权的限制—是东西方政治差异的关键

中国起义造反不能算少，为什么没有进化到现代的民主宪政体系？不是起义领袖或者改革家没有革命的精神，只是没有突破现存的理念，完成“实质的改变。”最关键的差异在于—议会。议会是民众的代表，是与国王对峙的群体。唯有出现议会，出现议会与国王的对峙，才出现后来的权力界限问题、主权归属问题、立法司法分开问题、民意的地位问题。而所有这些，才引出了宪法与现代政治。

议会是英国的产物，中国的方式是朝廷。议会是与王争夺，朝廷是与王配合。大宪章就是议会最早的形式。大宪章最初只是为了贵族利益限制王权，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到了民主，想到了共和，但它毕竟起到了限制作用，而且给神圣高高在上的国王加了一座屋顶。到后来，这座屋顶演变成所有臣民限制王权。相比而言，春秋时代的诸侯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没有达成平衡，而是撕破协议生死相搏，最后走向了更加绝对的王权。

大宪章并没有被长久坚持，它总是一次次被臣民提起，又被君主废弃，直到近代，演化成君主立宪才固定下来。大宪章修改多次，至今仍是英国宪法的一部分。美国宪法也起源于此，英国的大宪章的抄本被殖民者带到北美，在制定美国宪法时提供了重要参考。大宪章规定了君主要受到臣民制定的法律的限制。臣民效忠，前提是君主不越界。这是多么不同寻常的历史一笔，开拓了一片天地。即便当贵族解体，富有的新兴绅士成为议会新代表，这种协议与限制的精神也一直保留下来。各尽其职，遵从条约，划清界限，克制有度，逐渐成为英国议会、乃至整个国度的精神内核。

罗马教廷的两面性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

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宗教画中的圣徒以他们赴死的姿态和沉思冥想的虔诚感动着后人，在教堂大殿里，震人心魄。这是基督教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方式，没有这些艺术，感召的力量会大打折扣。基督教在受难和施难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他们受到镇压，圣徒赴死，但在中世纪亦曾镇压异端，将人处死。这充满血腥的历史既有圣洁亦有罪恶，在面对那些将血肉永远留在眼前的画时，一切有关于苦难与迫害的问题都被提上人的心头。

关于耶路撒冷的故事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起源，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历史；长达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争夺圣城耶路撒冷，最终带来西方经典开启文艺复兴

资产阶级的崛起

从最远的角度旁观，这一次革命是整个群体的崛起。通常将他们称作资产阶级，但他们不仅是只有资产而已。他们远不仅是商业家和新兴的富人，因为商人和富人从古希腊到古中国从不缺乏。他们也不仅是新教的信徒，因为新教在其发源地德国和低地国家并没有如此的力量。他们是一群目光清明、内心笃定的精力旺盛的人，他们不喜欢疯狂的神迷状态，也不喜欢保守的温顺，他们习惯于按事实和逻辑看事情，因规则而行动，他们在辩论中达到目的，相信人的追求和人的限度，他们对实际经验的重视远远超过先验灵知，他们喜欢理性、理性，还有理性。这是一群为现代世界制定出原则的人。是他们让英国的革命与历史上千千万万次暴力的起义不同。他们不只是追求王位与势力，还寻求制定出新的让每个人理性接受的制度法则。他们为一切寻找原理。因为力，所以运动。因为权利，所以法律。因为契约与合作，所以有国家。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喜欢理性思辨的人们，人类的历史还会在反复无常中徘徊到什么时候。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历史上从不缺乏流血冲突、推翻政权、权力斗争，然而能将这一切转化为新时代的，只有科学革命那一百年的英国。只有这时，才理解牛顿和洛克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