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现状和未来的全面解读

作者是中国人，毕业于北大，曾在美国留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长期研究中国问题。本书涉猎范围较广，大体可以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当前中国的种种现象作出了逻辑分析，立场比较中立，分析较客观，有一定深度。有些观点读后深以为然，有些则需要思考。

本书很多章节应是作者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所写，相互之间即便不是没有联系，也是在不同深度和层面的思考。由于这个原因，同一观点和类似论述在不同章节反复出现，语言比较啰嗦，可以在组织架构上优化，并大幅精简语言。

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时，作者认为，社会主义通过工人阶级不断争取权益，形成了西方现代福利国家，工人阶级壮大为中产阶级，促进了西方经济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开始全球扩张，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贫困问题突出。

西方的衰落在于“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导致的政府威权丧失，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形成高效决策过程中处处掣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改革都是在“基本判断”下进行的，党政关系经历合-分-合，并于十九大后成立监察委，形成党内三权分立局面。检察权上升造成执行权受监督过多，导致干部理性不作为。

中国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解决，改革永无止境。

设立党组最初是为了应对政协。

关于央地关系，作者主张要缩减行政层级，推行省代表中央直接管理县的模式，取消地级市设置。同时，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要从县域层面着手。

反腐的深层政治逻辑是为了避免中央层面出现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

技术赋权与民主政治一章，探讨了经济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似乎与本书其他章节相对独立，重要的是分析深度不在一个层次，学术气息更浓厚些。

国企和民企应当有合理界限，国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不能过分侵占民企空间。

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官员和商人的个人关系，是私交，而不是两个群体间的关系，中国目前缺少规制政商关系的法律制度。

“一带一路”主要是经济领域的互惠，是经济发展项目。不宜过度强调其战略性质，其提出和发展不在于书写规则，而是在于相关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规则。目前一带一路存在主体错位现象，即主要由政府推动，企业缺位。

与一带一路不同，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发展项目，虽然其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但其重要性应当体现在制度建设上，要形成一国下的两制融合发展，创造共同市场，推行共同社会政策，把西方经验和传统中国文化结合，为深化改革提供新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gdp主义导致社会政策滞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没有边界，市场经济理念和资本侵入社会领域，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社会改革必须中央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任何地方政府无法替代。

建成小康社会要做大中产阶级，做大中产阶级首先需要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政策保护。中产阶级壮大后可形成消费社会，反推经济发展，并形成稳固的社会基础。

壮大中产阶级不能靠政策上的转移支付，需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廉价劳动力红利时代已经过去，廉价劳动力需转化为中产阶级。

农村的衰落是“流出性的衰败”，包括人财物的流出。

中国的扶贫成效很大，需要在国际社会建立话语权，为政治经济等方面问题正名。但精准扶贫是运动式，不可持续，需建立农村发展性社会投入机制，并在扶贫过程中区分什么是经济的，什么是社会的。

以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制瓦解了传统宗族模式，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平行单元，农村家庭不能整体流入城市，二代、三代农民工年老后只能返乡，留在农村的始终是老弱病残。

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思路可以是，等房价下跌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回购住房，进行重新分配。

贸易摩擦是美国拖慢中国崛起的策略，或者是全面脱钩的前奏。中美只有合作才有出路，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应当单边开放。

民族主义于大国崛起有害无益，中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并在国际社会承担责任，要在现有国际秩序（西方主导建立）下发展壮大，并对国际秩序进行修补，以天下观作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