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出离“共同体”之痛？

“社会”很“共同体”：作为与民族社会的总体构建起来的国家，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超媒介的货币，作为各层次交往的通用工具的语言。

社会越来越“共”。即便是在两个看起来处在对立两极位置的范畴之间也能轻松地找到共通之处。华尔街的职员与占领者或许正使用非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决定，譬如修定一致决议（modified-consensus）；职员与占领者都试图在各自的场所里进行“日常生活”的实践，前者试图在办公室里形成轻松、亲密、具有家庭氛围的工作社区，后者则展示了基于日常生活、努力形成另类社会关系的社区，两者看起来都在努力去等级制化。

当然，抛开这一种共享的组织形式，在别处，这两者的会被划分入截然不同的类属，至少就目的而言，前者为着激发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创造（创新）力，另一种则仍然着眼于对“旧制度”进行批判。旧制度？爱讲黄色笑话的齐泽克在此正经地提醒，旧制度实际上已经更新/创新了，它正朝着“无摩擦”（frictionless），朝着“共”（common）扩散。意大利自治主义者 Paolo Virno（保罗·维尔诺）在他的论述里点头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向非物质的符号生产的新领域挪动，它正在捕获共享的知识或“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交流与合作，其更新过的制度正大方地向自治敞开越来越多“空间”。

这种神秘的操作手法，同样也发生在资源（的再占领）领域，尽管它声称，这只是制度“改革”时发生的剧烈“摩擦”。但，低头看看我们的脚下（此刻我所指的是“城市化”触角所及，租金陡涨的城边村），会发现这里正发生的拆迁，也正朝着这样一种“共”的方向转变：土地被资本化，村庄（一个由自我言说的《宪法》定义的村民自治体）被变形成股份公司，土地领种者被变成第二阶领取租金的股东，与位于第一阶的政府——齐泽克眼里这个最棒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管理资产阶级——不平等地“分享”投资利润。

摩擦的焦点在于流转租金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必要的话，各种暴力会聚合在各种的刺点周围，将之清除。这些刺点，除了“钉子户”，有时候还包括，比如，试图以直接的民主、一致决议的形式（或“实验”）组织起来的、持有形形色色观点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环保主义者、民主追求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工团的或者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她们很难楔入这一自身被排斥在外、被限于“利益直接相关者”范畴内的斗争。

就地生长出来的“景观”，除了将村民先前寓居之地陡然变成现代化了的设施，还将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暴力与——这里尤其是对所谓的外部介入者而言的——诸多难题遮蔽，这个从未停止过声称要实现“现代化民主”的社会的记忆，在景观的阴影投下之后，似乎便彻底消失了正在这一块土地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里：政治与资本—国际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联合与冲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资本与农业；信息审查与公开；自由与专制；私人与公共；环境破坏与保育；暴力与分化；强者与弱者；村社人际关系与等级制等等等等。

而“国家”——“市场”的合作，正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与合同（再次强调：也包括暴力），完成村民的身份重新划分，分配租金，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亦将苦力工人（农民工）与建筑师、娱乐创意设计者、艺术家等等可以通称为“智识劳工”的阶层安排、融合成同一个合作体系进行生产，借此使景观蓬勃生长。进一步地，景观通过媒介自我再现，将自己描绘为能够容纳，更重要地，能养育身心的“公共”之物。

从强制性地压制与剥夺村民及其生存方式与生产资料到积极地欢乐地“丰富、强化和提高生命”，“景观”在很短的时间内长成。同时也完成了至少两种遮蔽，不仅景观所在地（site-specific）仍然在“不为人知地”进行着、国家暴力与私人暴力常常介入其中的租金分配斗争，甚至连“集中营”这一广为人知，曾/正在囚禁/屠杀特定人群的非法暴力技术在此也被消解，几近殆尽——它正（在某种意义上）平滑地为同样依赖于监控与门禁系统的消费“公共空间”（装置与文本）所替换。

因此，在这里，土地遭到的强制性剥夺与利用及其租金分配不公等等普遍的争论议题之外的其它同样应该被讨论的关键问题浮现出来：生命的剥夺与丰富（补偿），公共空间与集中营是如何神秘地进行——它正在进行这一进程——“同”化的？更重要的，有抵制这一同一性权力的可能性吗？如何抵制？

在《来临中的共同体》中，阿甘本从语言学的角度继续阐释着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7年的著作《景观社会》。语言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蔽与显露它所指的对象，相反，通过形而上的同一性逻辑，通过命名与论断的方式，成为一种自治地运行的预设结构，使得人（直接经验）与物本身分离与疏离，反而造成两者间的遮蔽。“不仅语言在一个自治的领域中构成，甚至它不再显露任何事物，或者往好里说，显露万物之虚无”，景观，一个同样建基于类似语言的预设结构，亦是一个“预设的基础之上的权力”，它正在 “满世界地游荡，而大地上的王国，则一个接一个地把构成国家-形式之完成的民主-景观整治设立为它们的方向”，通过语言、政治与商业同构的主权，将“大地的诸民族驱向一个单一的共通命运”。

以此来看，问题关键不在于，人为何不抵抗“景观”——因为景观意味着人的实践力量与人分离，并叠加于人的世界之上。也因此，问题关键在于，人如何能够脱离“景观”，返回事物自身（thing itself）——包括生命自身？关键在于对新的可能性的利用。可能性存在于何处？存在于 MBA 教室和华尔街占领者共享的形式的“共通体”中吗？存在于作为股东的原村民—新城市人中间吗？或者其他的人……艺术符号介入……法律符码自身的常态危机所敞开的空虚中？需要对“预设结构”——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实”——的遮蔽去蔽。（麦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