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打土豪，分田地”——《资本的秘密》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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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 索托是著名的秘鲁经济学家，《资本的秘密》一书以他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实践为基础，展开其对“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在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获得成功”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令我对资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作者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复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其合法的所有制制度不足以涵盖大部分国民财富，更不足以使其成为资本。”
同时，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了一种西方世界的主流观点，即“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国家成功运行，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在此文化背景下的‘新教徒伦理’。”
作者主要通过这几个问题及其之间的联系完成了本书的论述：
1.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否已经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
2. 什么是资本，什么是资本的秘密。
3. 为何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民财富无法转换为资本。
4. 如何才能让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国家运行起来。
非法的财富也是财富
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是否累积了足够多的财富，作者通过在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地调查和实践，以房产为例进行了说明。
“在海地，那些没有所有权凭证的城市和农村房地产，总体价值约为52亿美元。”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笔财富的具体大小，作者还进行了一次比较，“按照当时的计算标准，它是海地所有合法经营的公司全部资产的4倍，是政府拥有的全部资产价值的9倍，是到1995年为止，海地有史以来获得的国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58倍。”
而，这些资产没有办法被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原因在上文中也有所体现——它们是“没有所有权凭证的”，简单来说就是非法的。
对于资产为何无法转化为合法资产，作者也通过实例进行了说明。
“在菲律宾，如果一个人在国有土地或私有城市用地的某个定居点当中，已经建立起了一座房屋，那么，想要通过合法的方式把他购买下来，他必须与邻居们组建起一个协会，来满足一种‘国有房屋金融计划’的要求，整个过程需要完成168道手续，其中涉及53个国家和私人机构，要花13~25年时间，而且其中的前提是：国家房屋金融计划具有充足的资金供应。”
——摘自《资本的秘密》第2章 遗漏的信息
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在埃及、海地、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家，作者也发现了相似的情况。
另外作者也发现，“保持合法地位和取得合法地位几乎同样艰难。”
所以，当城市的新移民发现无法通过合法的手续将资产变为合法时，便主动同时也是被动地放弃法律制度，然后他们就成为了一名“合法定居者”，并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外生活和工作。
同时，他们也并非生活在混沌中，而是选择了按照自己制定的、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契约来保护他们的资产。这些契约通常展现出明显的当地特征，并成为这些非法社区的凝聚力来源，创造一个具有活力但资本不足的社会领域。
如果需要一个更加贴近我们的实例来说明以上这种非法社区是实际存在并且远大于我们想象的，我觉得香港当年的“九龙城寨”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例子。
一个庞大的非法移民社区，拥有相当完善的社会部门，有较为完整的当地社区契约，无数的所谓“穷人”在这里创造属于他们的、“非法的”繁荣。
而九龙城寨的结局，与本书后几个章节所叙述的其他几个例子的结局相似，被政府以对抗的姿态拆除，而后强行将土地纳入了合法的所有权体系当中。
综上所述，第三世界国家并非没有创造出足够运行资本主义的财富，而是因为资产合法性、缺乏健全的所有制体系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人民创造出的财富成为了僵化的资产，无法得到很好的运用。
下一步就是搞清楚，资产、资本和所有权制度之间的关系。
资本没有秘密
资本是抽象的。
德 · 索托通过引述亚当 · 斯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于资本的定义来再一次明确了这个观点。抽象是资本有别于资产的关键，也是证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虽然创造了众多的资产，但始终无法转化为资本的关键。
作者通过一个较为形象的类比来描述资产、资本以及所有权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资产就如同一个自然湖泊，他是有形的，我们能够在湖泊中行船、捕鱼、游泳。
而有一天，人们发现可以利用这个湖泊的水位高低差来进行水利发电，于是湖泊就能够帮助人们点亮黑夜，而这一部分能够被开发的潜力，就是资本。
最后，创造一个水力发电站所需要的知识、技术、设备以及其组织形式就是所有权制度。
作者引用了亚当 · 斯密的观点：“要想让积累的资产成为活跃的资本，使之产生生产的附加值，它们必须以某种形式被固定下来，使附加值得以实现”，而完整的所有权制度就是固定资本的方式。
在所有权制度对资本的固定和表述下，所有僵化的资产才能够化作资本，发挥出他所有的潜力，使资本主义正确地运作起来。
就如同只有具备了建造水电站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设备，才能够令湖水中蕴含的势能产生价值。
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一个概念，资本≠货币，同时也无法被货币固定，货币只是现代商业用来表述资本的价值的工具，是一种衡量价值的标准化参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于资本的创造和消亡并没有意义。
资本到底有没有秘密？
相信在厘清了资产、资本和所有权制度的相关概念之后，资本的神秘性就已经消失的差不多了。
同时，作者进一步说明了所有权制度对资本的效应，希望通过这一说明彻底驱散资本的迷雾。
作者认为所有权对资本来说存在六大效应：
一、确定资产的经济潜能
二、讲分散的信息纳入一种制度
三、建立责任和信用体系
四、使资产具有可交换性
五、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六、保护交易
通过这六个效应，我们能够将抽象的资本转化为具象的实体，如房产证、土地开发许可证等，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来支持资本的运行。
这一章节的最后一部分，作者通过布罗代尔的“钟罩”这一意象，来描述第三世界国家所有权制度的现状。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 · 布罗代尔发现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在诞生之初，仅仅服务于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无法向整个社会扩张。他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一个钟罩。
这个钟罩罩住了因资本主义而产生的特权阶级，将普通民众与他们隔绝开来，导致民众无法享有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
作者认为，这个现象在经过特殊“工业革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普遍存在，并给出了他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获得正规所有权的道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
这里的重重障碍引出了下几个章节的主要内容：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迟迟没有意识到“钟罩”的存在？为什么他们无法建立起开放的正规所有权制度？
同时，这一节的描述解决了我阅读之前几个章节时产生的疑问：“是否建立完善的所有权制度就可以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说，没有那么简单。
“狗的叫声”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为何没有能够建立起完善的所有权制度，作者将原因总结为两点：政治的盲点和法律的缺陷。
在政治的盲点一章中，作者是这样来描述他认为政治的盲点位于何处的：
“人们没有意识到，不合法领域的发展以及现存法律体系的崩溃，最终是由于社会生活正从小规模的组织水平脱离出来，转向更宏大背景下的组织生活。国家领导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分散的、非法的组织，直到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合法的所有权制度为止”
——摘自《资本的秘密》第4章 政治的盲点
而，第三世界政府没有能够及时提供合法的所有权制度，则是因为：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范围内，不受法律支配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产生出一个新的创业者阶级，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律、协议和制度，而政府部门所看到的，只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非法劳工的涌现以及疾病和犯罪的蔓延。”
“导致混乱的原因并不是人口问题，也不是城市的发展，更不是一些贫穷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过时而落后的合法所有权制度。”
——摘自《资本的秘密》第4章 政治的盲点
这里我认为作者已经表述的足够清晰了，就不加以转化，直接用过来了。
而法律的缺陷一章中，作者较多地引用了他所支持的法学家的观点，用来表述他所支持的法律观——“法律更多是一种实践而非设计，它与其说是被制定出来的，不如说是被发现的。”
而后，作者引入了本书最有意思的意象之一——“狗的叫声”。
“当我在稻田里漫步时，我并不知道每个人的地产边界在哪里，但是，那些狗却知道答案。每当我从一个农场进入另一个农场时，都会有不同的狗冲我吠叫。印度尼西亚的这些狗，也许不懂得正规法律，但它们却能够确认出，它们的主人控制着哪一块地产。”
——摘自《资本的秘密》第6章 法律的缺陷
通过对这个意象的描述，作者清晰地表达出了他所认为的法律与法律外的“社会契约”之间的关系。
进而，作者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实践，应该更多地“听狗的叫声”，寻求将非法的社会契约纳入合法范畴的合理方式，最终实现“法律扎根在社会契约中”的理想状态。
而这一过程隐含着的，是大量复杂的政治实践，需要依赖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进行实施。一旦政治实践无法调和这些矛盾关系，就会导致大家不希望看到的暴力革命。实际上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革命的发生已经太多而不是太少了。
最后，在结论一章，作者提出了”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方面的陈旧体系已近灭亡，它需要我们为它赋予新的责任和特征。“
”要想打破‘钟罩’，消除所有权隔离状态，就需要超越当前的经济和法律的疆界。“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是对于穷人的同情，对于社会契约和机会均等的尊重。“
笔者按：
作者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学家，难得地从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实践出发，以一种独特的非法人群视角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法所有权制度问题，对于丰富我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来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补充。
也许本书对于穷人脱贫致富来说没有什么指导意义，但是对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非常地有帮助。特别是书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非法社区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论述，可以说发人深省。
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过多地论述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差异。主要原因应该是，在本书著成的时间点，苏联的解体被视作公有制实践的一种失败宣言，从而被认为不具备被讨论的价值。
进一步，将本书作为今天公有制下的多次土地制度改革措施相关的参考读物进行阅读，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公有制下合法的所有权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与风险。
最后，作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独特的理想主义情怀。在他对政治的盲点和法律的缺陷进行总结时能够发现，他更多地将人、机构、政府形容为一个理想状态的实体，并未对其他状态继续过多的叙述，仅对我来说，是一种阅读上的缺憾。
（本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