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

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在董其昌看来，山水画中必须有禅意才是最高境界，这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禅宗中向来有南北宗之说，南宗的修炼法门是“顿悟”，北宗是“渐修”。“渐修”意味着繁琐严苛的清规戒律和苦修历程。董其昌在绘画南北宗论中，大赞南宗绘画“迥出天机，参乎造化”。他将王维列为南宗之祖。董其昌提出“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 “多少伶俐汉，只被那卑琐局曲情态，耽搁一生。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蓬，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里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 他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他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广泛吸取前人的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氏的创作因其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正如有评论说：董其昌满腹经纶，故能笔清墨润，山色如洗，宁静深邃，绝无尘垢。董其昌的作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多。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 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董其昌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董其昌提出了十戒养神诀，他在名著《画禅室随笔》说：“文家要养精神，人一身只靠这精神干事。精神不旺，昏沉到老，只是这个。人须要养起精神，戒浩饮，浩饮伤神；戒贪色，贪色灭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饱食，饱食闷神；戒多动，多动乱神；戒多言，多言损神；戒多忧，多忧郁神；戒多思，多思挠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读，久读苦神。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无解悟，无神气，自是矢口动人。此是举业最上一乘。”

董其昌在其名作《画禅室随笔》中有描述过他的佛缘：当董其昌三十一岁。秋，赴南京乡试，落第而归。于舟中忽悟佛家“竹篦子话”，乃于禅宗之说，愈加信奉。“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后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董其昌三十二岁，读《曹洞语录》，悟文章宗趣”。另载：董其昌三十三岁，“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他曾专心的研究佛经，“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并自称“香光居士”。

董其昌年三十八岁时为莲池大师书写《金刚经》，充分运用了钟、王、欧、虞、褚、颜等多种书法风格。董其昌自述，“每有追荐，大师出余手书，令僧持诵”。董其昌后还为《金刚经》题跋云：写经必论书法，书法可传，则诵读受持者众，是为在处有塔佛庙也。余书此《金刚经》一卷，凡历三寒暑乃成，盖仿前代名家法，所以字形大小、行楷不一，议其不庄，然亦不足怪也。董其昌识于宝鼎斋。后来历代书法家高度重视，乾隆帝竟为此经题跋六次。这本《金刚经》书法名帖长期被云栖寺视为至宝，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转归为灵隐寺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