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第二章 社会政策中的非商品化
现代社会政策的源动力在于人类需求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由此，人们的福利渐渐取决于他们与现金交易的关系。这并不是说社会政策在人类社会收到现代资本主义迅猛冲击之前尚不存在，而是说它的性质和机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福利存在于不完全商品化的世界里。
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已成为现代哲学、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所关注的中心。
第一节 前商品化与保守主义遗产
前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人依靠通行规则和社会组织维持生计，这里的社会救助是慷慨且仁慈的。
保守主义思想观念的特征是将人的商品化视为道德堕落，社会秩序的腐败，涣散和紊乱。他是如何解决商品化问题的呢？有三种模式：大封建主义，合作主义，国家主义。
本节主要讨论社会权力的保守主义基础，因为这是社会政策的历史源头。正是保守主义的传统首先对劳动力商品化发起冲击。
恕我直言，前商品化的社会政策是防止资本主义倒塌的拱璧之一，他也是我们今天所考察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石之一。
第二节 自由主义对商品化困境的回应
劳动力商品化与自由放任注意相伴而生，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而纯粹的劳动力商品化形式。
自由主义的观点是：提供社会最低收入保证只会导致贫困和失业；社会保护会引发道德沦丧，奢侈，懒惰和酗酒。
自由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从前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包括家庭，教会和社区的救助。但这与市场规则相悖。
自由主义从公众利益的原则上承认了社会干预的基本原理，并渐渐承认社会权利的必要性。
他们提供的答案是：1。调整修正”资格不及“原则，将济贫法转向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体制
2。将个人保险观念扩展至集体协商的社会给付中。
简而言之，自由主义在实际过程中对社会保护的适应性比人们一般想象的更富有弹性。这是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他能保证既强化劳动力的商品地位又不致引出负面的社会效应。
第三节 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策略的非商品化
社会主义分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他们的战略主张不一样。
非商品化政策的萌芽阶段与合作主义的保守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早期的劳工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在限制性的行业联合会和互助会的基础上，某些情况下也是在正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这些体制的缺陷之一是，给付不足并且范围有限，难以触及到工人阶级中最脆弱，最易受到损害的成员。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是否应该支持将社会权利扩展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争论。
然后，社会主义者将保守的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目标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者最终接受福利国家作为其长期事业的中心目标。
总之，社会主义的非商品化模式要义就是将人们从市场以来中解放出来。强调个人非依赖性。相对于自由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将权力最大化和制度化。
第四节 现实世界的福利国家与非商品化
为了揭示各种社会政策的非商品化潜力，从社会支持水平分析是无用的，必须对实际福利计划的规则和标准进行分析。这里有一些量纲：
1.人们进入权利的资格标准和资格限制
2。收入替代
3.资格授权的范围
在不同类型福利国家中的资格授权包括：严格的家计调查或收入调查，工业业绩，公民身份。
这里通过变量的评分定量的测算国家的非商品化能力，分别是养老金，医疗保险，缴费或家计调查。以此发现他们的影响能力。
提出问题：如何解释福利国家非商品化能力的国别差异？（第五章深入论述）
提出假设：1.具有悠久的保守主义或天主教改良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其非商品化的社会政策可能在早期就有所发展。
2.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因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而出现了分化。
第三章 作为分层体系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能够提供服务和收入保障，然而它通常也是一种社会分层化体系。
但福利国家的分层化作用受到严重忽视，有两个理论认为福利国家缩小阶级差别。已有的文献都是聚焦于收入再分配问题上。
福利国家结构对平等的直接影响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详细展开的问题。大量新近的比较研究以更富有成效的方式来重新表述这个问题，而不再局限于总体收入分配。....这些研究有助于直接辨别不同的福利国家对分层化的影响。
第二个探索性的方式是“生活水准”研究，它是从标准收入分配方法派生出来的，迄今 主要限于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
无论如何，贫穷和收入分配只是福利国家分层化的一个方面。在此，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收入本身，而是各国在构建社会公民权利方面的结构差异。
那么福利国家分层化的主要构成因素有哪些呢？
我们可将社会分层化和聚合状态归纳为三种模式或三种理念类型，这种分类与我们前面对非商品化制度类型划分并行不悖。
第一节 保守主义社会政策的分层化
传统的保守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结构调整和阶级对抗的憎恶，为了社会的融合必须保持传统的社会关系，偏爱严格的等级制度，合作主义和宗法制度。
保守主义的两种体制：国家主义，合作主义。
1.家长制即国家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影响有：.给两个领域留下烙印：公务员慷慨的福利待遇（塑造了阶级结构），养老金制度；社会救助的演变
2.合作主义是保守主义对于社会分裂，以及对于伴生于市场和工业的个人主义做出的主要回应。
合作主义以身份同一性，成员资格的强制性 和排他性，互助制度和代表权垄断为基础。
基于这些基础，建立大量定位于不同阶层的社会保险计划已成为传统。
而合作主义之所以可以控制欧洲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悠久的基尔特传统，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期，计划发展的可行性模式已经存在；社会的阶层差别，等级制度及特权势力非常强大；天主教会在社会改革中起到作用。
第二节 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分层化
自由主义思想：普救主义和平等主义。最小化的，自由放任的社会政策是符合理想的。
但它在实践中促成了社会二元化和社会羞辱效应。
面对压力（个人人寿保险模式很少，私人福利市场难以发展），自由主义不得不与最低限度的集体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尽管存在明显偏差。
总之，自由主义的分层化理念的核心显然是由市场培育的竞争性的个人主义。它热衷于需求检验方式，目标是国家只关注真正的穷人，这虽然合乎逻辑，但却造成了社会羞辱和二元化等不曾预料的结果。它有两种交替性的选择，一种是私人保险和协商的职业福利，另一种是社会保险。
如果我们将这三种自由主义手段结合起来看，其结果可能是个人的自我责任与二元主义的奇特组合。这种分层状况或多或少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政策的分层化
集体主义的严峻障碍是“贫民窟无产者”和社会的分隔。社会主义者必须筹划出一种社会政策，既能满足贫困者对社会救助的需要，有能有助于社会主义运动掌握政权。
一是合作主义和家长制团体，二是将社会保障问题交给工会，通过集体协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第三个选择——微观社会主义的“移民区策略”。
移民区模式本意是通过动员其成员来建立阶级团结和权力，却由此产生了难以克服的问题。既然它的经费是由工人自己筹集的，就势必无力应付持久的经济危机和代价昂贵的劳资纠纷。围观社会主义也蕴含着社区成员与非社区成员之间的二元性，区分在享有优惠权工人与处境更为艰难的群体之间划出一道界限。那么，如果社会主义者们希望获得广泛的阶级团结并在议会占多数，他们恐怕 就得采纳真正普遍的团结观念——普救主义。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就是将普救主义原则和民主权利的扩大结合。
向人民的普救主义的转变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选举，它似乎证明了主导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义者对共同责任的理解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社会结构现代化之后，普救主义原则就受到了挑战。新的阶层兴起，他们不再满足于定额给付。否则，市场体制就会出现，不平等现象发生。
对于身为社会公民一般工人，其结果是一个向上攀升的过程。对于福利国家，其结果是巩固了大多数人与其保障相融合的关系。
第四节 福利国家分层化的比较量纲
在这里作者希望通过定量分析，对不同制度特点拆分，为各个国家评分，判断当共同变量积累到何种程度能够区分特殊的制度类型。
社会分层化的评分方法：保守主义体制的特征通过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变量来度量，自由主义体制的特征通过社会救助以及私人保健，私人养老金的相对重要程度来度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由普救主义成都来度量。
第四章 养老金体制结构中的国家和市场
本章利用养老金来探索国家和市场的关联，政府和市场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特殊的混合型社会福利供给方式，从而决定了福利国家的体质。
第一节 福利国家体制中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障之间的区分，展示了福利国家体制的非商品化，社会权利及社会分层化的结构关联。
第二节 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公共与私人相混合的社会保障
首先要区分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另一个要将政府公务人员的养老金，它与法定的社会权力无关。
还有是要区分职业养老金和人个人养老金。职业养老金不是市场体制，私人部门的养老金等于同合作主义的社会保险。
由于缺少数据，作者采用经验性综述，使用的两个指数分别是：计划类型的总支出（覆盖范围和资金筹集的数据），老年家庭的收入来源。
第三节 国家和市场的养老金保障
主要讨论混合养老金的一般量化。
根据社会保障与私人部门在福利供给对比中的相地位，将养老金制度分为三类：
1.合作主义式的国家主导的保险制度。在这里，社会地位是养老金计划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在这种体制中，私人市场的作用通常较弱，社会保障带有高度的职业性分隔倾向，尤其是公务员。2.补缺型制度。市场的优势地位是以牺牲社会保障或者公务员特权，或者同事牺牲二者为代价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美国。3.普救式的国家主导的制度。消除了地位特权和市场的影响。
这种分类却对英国不适用，它是真正混合的。
第四节 养老金结构的历史渊源
19世纪末出现，二战间迅速扩展。但直到二战后，都没有形成制度化方式。
事实上从起源到现在，养老金是通过纷繁的私人与公共的混合形式 持续发展起来的，国家只是促成了这两种形态的发展。
19世纪，老年人维持生计的方式主要是工作，家庭，慈善机构，公共部门提供的救助金，国家或私人的养老金计划（比较少见）。
私人养老金包括互助会和类似组织，另一个是雇主计划。都有局限性。
第五节 公共 和私人混合形态的历史演进
奇特的是公共和私人养老金是相伴而生并且并行发展的。被渐渐挤出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保障的遗迹，如家庭和慈善机构，同时还有贫困救助和互助会。
养老金演变的因果结构与社会学变量和政治改革相联系。
公共与私人养老金最初动机是削弱工人运动的愿望。他们制度化发生在20世纪早期。
政府的职业性计划对私人部门有两方面的影响：刺激了其他行业对相同保障的需求，促进保险公司地位提升，帮助建立了私人市场；制定对企业的税收优惠，私人企业也承担起社会保险的给付。
二战前的政府养老金立法基于严格的精算主义和最低限度需要的理论之上
私人养老金20世纪前期迅速增长，并且开始转型：成为契约式的安排，扩大到普通劳动力。由此，互助会让位于现代保险公司，家庭救助让位于城市的住宅所有权。私人养老金计划甚至可以抵御经济危机的影响。
第六节 战后时期的重建
经济危机意味着最小化的政府和时常彼此互补的愿望不可行。1940，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是，即没有足够的市场覆盖，也没有足够的政府覆盖。
二战养老金发展的分水岭。战争破坏了旧的社会保险体制，或为战后福利国家的承诺建立起结构框架。
40年代也是私人养老金增长的时代。（原来的社会保险体制破坏了，社会保障不充分）
战争至少在两个重要方向上改变了养老金的制度形式：私人养老金成为工会谈判战略的主要目标和为了未来的承诺而延缓当前工资增长的一种手段；随着工会制度化，传统的恩典式养老金被集体谈判，契约化的养老金计划取代。
国家养老金类型主要是：普救式的，给付较低的；社会保险养老金，但很多人被排除在外。这又刺激了私人市场的发展。
国家制定了税收政策，还主动为养老金储蓄创造了市场。
循着历史的主脉观察，在各国相当可观的公——私混合差异中，呈现出国家干预的两种方式：首先是政府赋予公务人员和受雇者以特殊地位的传统；其次是几乎在所有国家，政府决定对私人市场中成长的第二层次养老金实行立法或直接委托管理。
小结
1.国家成为我们定义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的中心问题。
2.鉴别福利国家应该根据他们与市场及可替代的四人安排如何相互作用来确定。
3.公共和私人供给相互作用决定了一般分配结构，社会权利与私人合同之间的关系以及阶级，性别和地位的不平等，也就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
4.各国的福利强度不应仅从公共部门的福利强度看。
5.我们还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福利国家的传统假设。
第五章 权力结构中的分配体制
为什么某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市场化程度高于另一些国家？
为什么普救主义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显著，合作主义在欧洲大陆盛行？
为什么不同国家对社会政策的责任界定差异很大?
为什么各国明确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制度群组？
本章的任务就是对推动福利国家发展的各种力量进行鉴别。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和权力理论在”福利国家是否产生于特定的权力条件下“存在分歧。可能源于研究风格的不同。
在这里，我们将议会制度，工人内部分化以及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因素。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化
工人阶级动员的作用是什么？
事实上福利国家曾经建立在既反对工人运动又反对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并且福利国家最初是被旧的统治阶级推动的。因而，福利国家的工人动员理论在早期得不到证实
工人动员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集体行动的劳工主义，社会主义或被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基础之上的，直到进入20世纪才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工人运动社会政策原理的共性就是不受市场约束的非商品化以及社会政策有助于界定集体身份的相应边界。
认为工人或工人阶级运动会自然成为福利国家的明显模式是错误的，一个可行的工人阶级动员理论应当根据特定的政治阶层结构类型界定参与者。
工薪者大众运动在战后时代呈现出趋同特征，这种趋同的核心是社会民主模式。
很明显，福利制度中的国别变化不能归结于权力动员的不同水平，必须从权力结构方面去理解。
第二节 权力影响的度量
作者将议会和内阁权力作为权力联结的层次作为分析中心。研究18个主要的工业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
测量的变量包括加权内阁参与度，基督教和天主教民主动员作用，新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历史影响。
福利国家发展的假设动因检验：经济发展，人口变动。
此外，维伦斯基提出官僚增长理论，但对于官僚体制的测量很难，下面对官僚体制作用的检验限于养老金方面。
第三节 福利国家体制的度量
已完成的分析：1.福利国家的总支出测定效力有限；2.证明了结构与制度的特征。
作者希望对福利国家动因做检验。这经历了四个步骤：
1.对福利国家总体测定标准做出一系列限定性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公共和私人部门养老金的总支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2，根据养老金的供给结构，将养老金体制做一个区别；3.检验福利国家总的结构特征和制度特征，区分出不同体制福利国家的特征；4.作为分层体制的福利国家的三个主要模式。
第四节 方法论设计
横截面分析法。
第五节 作为一种复合体的福利国家
1.社会工资
社会工资指的是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比重。
人口结构是社会支出占跨国差异的最有力的解释因素。
2.养老金
专注养老金制度，能够更好地检验权力和人口——经济变量的相关影响。
人口老化是隐藏在养老金总支出中的一支推动力量。
正如我们先前曾提及的，政治变量的决定作用不可能在福利供给总量模型中体现，而是在我们检验结构上的偏差时则由相当明显的体现。下面，我们将转向这种检验。“自由主义”体制是用私人部门养老金占养老金总额的份额来测定的，“保守主义”体制，我们不仅要通过公务员养老金之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分析其国家主义程度，还要通过测定其按身份区分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的数量分析他的合作主义程度，“社会民主主义”体制是根据法定社会保障养老金支出在全部养老金支出中的比例来测定。
第六节 养老金体制
1.”自由“市场偏向
作者的预测是：左翼加权内阁参与度对于私人部门养老金在整个混合养老金体制中的地位所起强有力的反向影响；天主教政党及有着强烈专制主义和权威主义传统的国家对私人部门养老金产生反向作用。
结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变量获得统计上的显著性，养老金的市场偏向主要是和人均GDP正相关，与人口老龄结构反相关。
2.养老金供给的国家主义偏向
国家主义偏向为公务员的特权的倾向（政府雇员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率）
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无影响；
加权内阁参与度是反向的，但可忽略不计；
天主教政党的势力和强烈的专制主义传统所造成的非常有利的影响。
下面有检测了专制主义和天主教教义的迭加影响：天主教政党的变量显然压过专制主义。
结论：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体质特征与其政治表现具有一致性。
3.社会保障养老金中的合作主义
经过测量发现，专制主义构成了合作主义的可置信的决定性变量。而天主教政党的变量微不足道。
4.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偏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社会保障养老金来说，‘官僚制度’理论是最合理的解释。
我们就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偏向，对政治，经济，人口和官僚政治等变量在国际间的变化程度加以检测。
结论：能对社会保障偏向发生影响的不是官僚政治也不是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影响较小，左翼加权那个参与度阐释了方差的47%，老年人口率解释的总体方差的43%。
也就是说社会保障偏向背后唯一可以确认的力量是进入政治权力之中的工人政党。
第七节 福利国家结构
本届着重阐释福利国家社会结构的三个方面的特征。
1.家计调查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特征）
家计调查偏向和人均GDP，左翼的加权内阁参与度相关
2.福利国家中的非商品化（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
非商品化和两个变量具有显著性：加权内阁参与度，老龄人口率。
并且老龄人口率的影响和加权内阁参与度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发现为下述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非商品化是隐含在工人阶级权力动员的重要目标。经济变量缺乏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意味着‘工业制度’理论不具合理性。另一方面，鉴于人口因素具有明显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关于福利国家演进的功能主义观点。
3.充分就业行动
这里主要检验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国家差异。
发现左翼权力是充分就业的重要前提条件。贫困救助和天主教政党力量对充分就业起反向影响。
并且在与强大的天主教政党或基督教民主党的竞争中，左翼权力动员在维持充分就业方面的影响较弱。
4.充分就业的承诺
左翼权力有助于增进就业与预防失业政策的发展，但缺乏长期确保充分就业的能力。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充分就业行动的偏差能否用左翼政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诠释?结果显示出增加公共就业的政策对就业行动没有独立的影响。
第八节 对福利国家体制的解释
1.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
我们断定对饱受政府的唯一最佳定位是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联合附加效果。
2.自由主义体制
加权内阁参与度和人均GDP的联合模型，但难以解释的是人均GDP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3.社会主义体制
左翼政党权力是社会主义体制生成的前提条件。
小结
1.当我们检测社会政策的非结构特征时，政治和权力的影响都处于边缘，而经济，特别是人口统计变量起主导作用。社会和私人供给与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相伴而生。
也就说，在研究商品化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而在研究分层化的时候，政治权力关系是主导因素。
2.当我们研究福利国家的结构差异时，政治权力关系才上升为具有解释力的因素。
3.福利国家体制与政治动因间具有一致性。
第二编 福利国家的就业结构
第一编分析的是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差别，验证他们将聚合为三种截然不同体制类型的重要假设。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将福利国家作为不确定的自变量来探究其作用：不同的福利国家形态是如何从制度上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经济行为的。
第六章 福利国家与劳动力市场体制
这一章主要是对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相互作用的观点做论述，围绕着劳动力市场的三个基本问题：
1.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并享受福利国家保护的资格条件（退休）
2.。人们要求得到带薪缺勤的条件
3.人们被安排去工作，即就业的条件
第一节 三个潜移默化的革命
充分就业观念的革命：充分就业的范围从身体强健的男性扩展到所有愿意工作的人，这赋予了政府更大的责任。于是出现了教育与退休计划和公共服务岗位。
退休革命：退休计划不仅得到提升，而且扩大了范围。
福利国家革命：它不再是社会保护系统，而是变成有效的就业工具。
这种正在显现的福利国家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新模式表现出了相当可观的应变性。无论对就业还是更普遍的经济目标而言，福利国家的传统责任已经被扩充和改变了，其结果是，社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成为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国家已经成为清除劳动市场障碍的主要动因：它通过家庭计划和及早退休，解除了妇女，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它雇用人们进入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门以保持对劳动力的需求；它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以促进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它允许工人带薪休假和暂时从工作岗位缺勤以帮助人们调节作为经济生产者，社会公民和家庭成员的不同角色。
后面作者通过三个范例来验证职业生涯和社会政策的相互交织：老年工人的退休（劳动力供给的条件），带薪缺勤的时间（劳动契约内部行为的条件），作为雇主的福利国家（劳动力参与就业的条件）
第二节 退出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供给
各国在及早退休的范围上存在巨大差别。一般用养老金计划作为解释，但还有一些研究提出相反的结论。
要准确测定福利国家体制特征对退休类型的显著影响，我们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有两个因素似乎有特殊的联系：老年人长期失业的风险和领取退休收入的概率。
如果劳动力市场退出方面的差异取决于失业危机和退休给付的配置格局，我们就必须从更广泛的范围思考福利国家的作用。
影响失业——退休关联的要素：1.一大批潜在的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在等待退休机会。
2.福利国家提供的替代华选择为年长工人。
这种关联根植于七八十年代有关反失业和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的国家战略。（及早退休措施是产业合理化的先决条件）
及早退休也开始为维持充分就业的目标服务。
第三节 照常领取工资的缺勤
带薪缺勤的观念从性质和范围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受约束的带薪缺勤权利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主控制权。
各国的缺勤率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女性就业率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婴儿母亲的就业率，老年工人及早退休率，给付立法，给付是由谁支付的。
第四节 作为雇主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在进入就业市场过程和劳动力需求结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这里作者关注的是集体社会福利准则在就业配置方面超越市场的优势程度。
国别差异主要通过：福利国家在全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中的份额，福利国家的社会公共服务在总就业中的比率来显示。将各个国家分为三组，与前述的三种福利国家体制类型相对应。
第五节 体质分类的具体化
福利国家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结果有着系统紧密的联系：
1.有些福利国家倾向于将劳动力供给最大化，使得年长男性中的劳动力市场退出率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高；有些福利国家大力扶持退出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力供给；还有一些福利国家既不鼓励 退出劳动力市场，也不鼓励女性参与就业。
2.通过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扩张影响就业
我们有理由坚持最初的假设，可以认为福利国家是现代经济组织化和分层化的基本动因。我们面临着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分层化主流理论加以彻底改造的艰巨任务。
由于福利国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二元经济，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不再分立，而是市场的一个部分。现代福利国家导致传统的国家——经济边界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新的分界线。这些新的分界线或许会取代由来已久的工业阶级冲突的轴心线，而这个轴心线正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会组织起来，我们的政治之所以会动员起来，我们的理论之所以会构建起来的轴心线。（第八章论述）
第七章 充分就业的制度调节
第一节 充分就业的制度问题
战前的改革派学者预见到，福利政策吓得充分就业将确立一个既富有人性又富于劳动生产率的资本主义制度。
迈克尔·克拉奇运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充分就业的对策：一是由“政治性商业周期”构成的，有利于稳定的政策体制（政府借助刻意诱发的经济紧缩，对工资压力和劳动自律加以控制）。二是必须建立新的，能够反映工人阶级权力增长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一点表达十分暧昧）。
在存有私人企业和国家又对充分就业与社会公正承担保证义务的经济制度中，制度调节问题集中于如何使劳动者的在分配权力不至于损害经济平稳增长的要求，其核心是如何将潜在的零和冲突转化成既满足价格持续稳定，又符合充分就业要求的正和交换。什么样的制度框架才能容许私人企业和强有力的劳工阶级并存呢？
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充分就业给分配带来了两难问题。真正的持续充分就业不仅是暂时的，而是也是不常见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做到了。
波德格纳对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做了区分，将实际上实行有法律约束力的充分就业承诺的国家归为一类，将采取“停停走走”政策，并以失业作为调节工资压力的辅助手段的国家归为另一类。
这种区分引出了新的问题：1.决定一个国家在上述两种方案中做出选择的条件是什么？
2.为了扼制因充分就业而可能增加的劳工阶级的工资压力，应采取何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
3.有两个条件从根本上改变充分就业最初设想的条件：经济全球化的浮现，充分就业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改变。
在本章我们将得出悲观的分析结论：尽管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制度调节和政策选择上存在根本差异，但有一个方面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无法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的同步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将零和冲突引导成为合作协商的工具十分有限。在一系列有限的工具中，福利国家逐渐充当了主导型的，同时也是颇具争议的角色。
但因为私人企业主方面谈判机制或协商机制是维护他们的任意支配权，所以就在公共领域寻求充分就业，社会政策成为寻求分配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领域。福利国家同时承担了充分就业和协调分配关系的责任，而这两者在功能上是不相容的。
第二节 战后的制度模式与政策体系
30-50年代，大部分国家为了应付冲突建立起全新的制度安排，他们可分为几种模式。
1.瑞典范例为代表的模式：
2.美国范例为代表的模式
3.德国：
这两个极端例与奥尔森分配联盟定义和斯密特的两个充分就业模型十分类似。我们的任务是看他们如何解决充分就业问题。
第三节 战后制度安排的具体化
美国：罗斯福新政，平衡预算，紧缩的财政政策搭配反通货膨胀的“政治性经济周期”政策，但失业率还很高，联邦储蓄银行倒成为确保物价稳定的制度性工具。
英国：贝弗里奇计划（将福利国家制度化，充分就业），这两项政策却助长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工党采取控制工资和价格收入政策，使得工会与其疏远。
丹麦：间歇性的工资与价格压力也是通过停停走走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办法来进行调控的。
只有挪威和瑞典将充分就业的承诺变为现实。早在30年代，这两个国家与丹麦一道不但在社会民主方面都取得了突破，而且也开创了积极地福利和充分就业政策的先河。他们有着相似的基础：强大的，奉行普救主义的工会和能够驾驭工农政治联盟的工人政党，这是提供社会民主主义执政机会的先决条件。
瑞典：40年代末期因收入平衡恶化，请求工会默许通过冻结工资的收入政策来保持平衡。给工会带来两个问题，破坏工会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并且对工人不公平。克斯塔和鲁道夫设计的，被工人运动当作收入政策的一种替代性选择而加以推动的积极地劳动市场政策，成为调节充分就业的工具。包括：全面的工资压力配合以慷慨的，积极的劳动市场计划，对衰退产业释出的工人加以吸纳，再培训和转移，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
挪威：特点是战后挪威的工党政府在议会中享有绝对多数。制定与经济增长目标相结合的工资指导方针，政府对工业信用和投资的绝对控制，（信用政策）
德国：在社会市场模式下形成的以物价稳定为前提的经济高速增长。关键因素在于德国的中央银行享有自治权，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事实上的便计划使在分配的压力较小，东德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持续大量供给在很长时期内阻碍了劳工运动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
只要劳动力供给超过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德国的经济奇迹就能持续。但60年代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枯竭，制度需要调整。
第四节 国际性的充分就业趋同化
发端于60年代，各国的调节工具非常相似。大体上说，福利国家是作为有助于化解分配差距和工资压力威胁的出路而出现的。
60年代工资压力上升，又出现利润下降，通货膨胀，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恶化等情况，催生出四种主要的应对策略：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收入政策；通过制度的重新调整去调和新崛起的劳工权力，“新合作主义”体制；动员新的劳动力储备。
第五节 持续充分就业的矛盾
上述各种措施并不具有长期的调和能力。
导致爆发了关于新的分配的谈判。此外，工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日益增长，集体共识日渐衰减。
延迟社会工资策略在大多数国家中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但各国表现形式上具有差异。
延迟社会工工资策略的必要条件，是工人有延迟其消费增长的愿意。
如果说社会工资扩张导致了政府预算的紧张，那么工业民主化则导致了严重的紧张状态和事实上的赤裸裸的冲突，因为它妨碍了雇主惯常享有的治理权。
第六节 替代工资约束的就业政策再度出现
1973年之后，充分就业的承诺更加难以兑现。各国也出现了根本性分歧。
没有哪一种流行的制度模式能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的平衡增长。
建立在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基础上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会造成失业；而建立在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措施——其范围从反周期的财政或货币政策，到创造就业机会和大规模生产补贴等——基础上的就业促进政策，也没有能力实现平等增长。一种显而易见的替代性办法即从促进就业换取有效和充分的工资约束已经在制度上受到滞碍。
维持持续充分就业的障碍是：1.工会团体。如果想推动就业，都必须减少可支配工资，这与工会的需求相悖，并且由于就业保障法的存在加入工会组织的普通受雇者很难对失业者的命运有强烈认同。
2.福利国家的财政失衡。
3.为推进产业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而强化经济振兴的内在逻辑。
由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西德为范例的三种福利国家体制，形成了应对战后充分就业问题的特殊方式。
美国：主要特征是政治性商业周期管理与市场规则相混合。
斯堪的那维亚：福利国家或者以直接雇主的身份，或者以提供补贴的方式成为持续充分就业的支柱。
德国：保守派的紧缩政策与福利国家鼓励年长工人解除雇佣关系政策的混合。（就业收缩）
都没有立即带来稳定的，以充分就业就基础的增长。
第八章 三种后工业社会的就业路径
60年代，后工业社会的观念应运而生。本章致力于后工业时代的就业问题研究。
除了就业的一般性质以外本章更为特殊地涉及到就业结构及其对社会分层化的影响。
我们试图根据就业增长，就业结构和就业分层化之间的联系来证明，福利国家是后工业时代就业演变的催化剂。
第一节 服务性就业增长理论
作者梳理了后工业时代服务业的各种理论。
服务活动分类：对辛格尔曼的分类法加以具体化。1.工业生产——生产服务；2.社会再生产——社会服务；3.消费与休闲——私人服务。
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将把这三种后工业化的服务产业模式从传统工业社会的相关行业中分离出来，同时也从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是经久不衰的行业中分离出来。
第二节 服务性就业增长的三条路径
1.传统的工业经济仍保持着持久的活力
2。朝着专业化方向的有力推进
3.随着“休闲”服务业的显著增长，低技能职业呈现出爆发之势
后工业结构
问题是：以上的就业趋势又怎么样的结构性后果？
1.按产业分类的后工业结构
比较美国，德国，瑞典三国的基本差异：德国传统产业的主导成都大约是另外两个国家的2倍，瑞典的社会服务偏向几乎同样是另两个国家的2倍，美国在生产服务和休闲服务方面两倍于其余国家。
2.后工业时代的职业结构
职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德国传统工业的蓝领职业仍占绝对优势，瑞典的后工业社会的各种职业占优势，美国过度管理，后工业经济的专业化程度最低。
第四节 三个后工业经济体中的社会分层化
本章，作者通过就业方面的数据资料考察后工业社会的分层化。
1.后工业化就业的品位结构
职业的好坏：人力资本含量的高低。
德国主要集中在中、上层次，瑞典侧重好的职业，美国集中在中、下层次。
后工业社会分层化评估中的一个实质性内容在于：好的和坏的工作是如何分配的。问题是谋职的过程是否更加开放，更加任人唯贤，更加民主。
我们集中讨论这三个国家中的妇女就业问题以及美国的黑人和拉丁美洲裔移民的就业问题。
2.三种后工业化体制中的职业流动
妇女就业：以性别为基础的职业分隔下降趋势，妇女正从产业工人职业中推出。意味着妇女职业可能定位于后工业部门（这里选取的是教师和护理职业）。瑞典的性别偏向甚于其他国家。美国的性别差异但花是最明显的。
美国黑人：经历一场消除职业分隔的进程。
拉丁裔居民：境遇不怎么乐观，对垃圾职业的依赖程度一直在上升，改善职业地位的出路在于谋求事务性职业和非福利性服务职业。
总的来说三者的境况有所改善，妇女要胜出黑人和拉美裔居民。
我们对后工业层次的最后考察将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妇女在客服职业结构的传统的性别障碍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第二个是好品位工作与坏品位工作之间应该如何界定。
我们目睹了三条走向后工业化就业的不同途径。德国，美国，瑞典。
他们的就业路径或许能从各自国家地位的特点中寻求部分解释。还有一些独到的，强调各个国家结构特征的解释方法，这些结构特征可能与就业趋势有着某种联系。
鲍莫尔提出一个普遍定理：当工资水平过高时，服务也便难以成长。但在分析美国的经验，瑞典和德国的比较分析中都遇到了困境。
我们必须对一种重大而复杂的现象做出比以往大多数理论更为有效的解释，这也正是我们对福利国家分类研究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第三编 结论
第九章 后工业化结构中的福利国家体制
我们已考察了当代福利国家何以分为三种不同体制类型的原因，也阐明了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从各自的逻辑中衍生出它们赖以存在社会政策制度框架。
在总结篇中我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所给出的各类福利国家的体质特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后工业’发展的多样性。
第一节 后工业就业中的福利国家
三种就业路径;瑞典由社会福利主导的后工业化就业结构；美国形成了商业服务与休闲服务并存的二元化就业结构，德国没有发生多少后工业化变迁。
而后具体说明了三个国家的情况。
第二节 后工业社会的分层化与冲突
研究社会分层化就是要阐明潜在的冲突结构。我们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分层化特征的研究略有一些实验的性质，但它的确揭示出三种独特的分层形态，他们极有可能导致不同性质的冲突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