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经验（教育部分）

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的副组长魏文伯曾说，“农民的思想需要从旧有的传统中解放出来，这才能够真正发挥他们的才能和创造力。”这是党在整个血吸虫病防治过程中贯穿不变的总的理念，也基于此，教育大众成为了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1958-61年），毛曾明确指出，过往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可能忽略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但现在党专注于技术革命。并且科技的普及必须“要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否则科技无法真正进步，血吸虫病这个可怕的敌人也不能被打败。通过知识的科普，广大农民已能学习到科学的思维方式——注重实验和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非借力于封建迷信。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地区文盲率非常之高，科学知识的普及难上加难。这种情况下建立全面的教育体系都要花上数十年时间，党是如何进行防治知识传播、又是如何切实增加农民对防治工作的参与度的呢？

在防控运动早期，有三种工作手法被主要运用在传染病知识的普及中。第一种方法是将科普知识“娱乐化“，即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快板、民谣、话剧、电影、幻灯片，甚至西式的戏剧和音乐会等，增加知识趣味性，同时通过在故事中描绘没有疾病的未来生活新场景以激励人们积极参与防治。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明显的缺陷或者说矛盾之处：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能够吸引人们进行大规模娱乐活动的，往往是庙会或一些祭祀场合。但部分祭祀习俗本就属于与社会主义图景不符的，党想要逐渐去除的封建迷信的代表。除此之外有条件使用幻灯机和电影放映机的村庄少之又少。

政府普及科学知识的第二种方法是发展大量的、各种体裁的宣传材料，可以说当时的出版业也为公卫运动做出了不少贡献。除了书籍、手册、连环画、报纸外，还有农村地区常见的黑板报与大字报。但是识字率极低的农民完全无法从文字材料中获得有效信息，而当时的宣传插图又经常描绘晚期病人的状态——肚子肥大，四肢瘦小（血吸虫病又称大肚子病），导致大部分轻症病人误以为自己并不是血吸虫病，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关注热情。此外，一些本来为了迎合农村文化而改编的书报或谚语，增加了城市人群对农村“无知落后”的刻板印象，不利于城乡关系的融合。

第三种方法则是看起来最符合“教育”二字的课堂式教学。受益于1956年开始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和1958年后的人民公社，党能够以更大效率在线下聚合民众参与集体学习，诸如公社劳动的午饭休息期间，也被用来做防治知识的宣传。比起上述方法，面对面教学的优点是能传达更加准确的科学知识，但实际落实情况并不如人意。原因在于农民对专业科学术语接受度有限，于是因教学无聊而旷课、走神、睡觉的情况很常见。而早期的教学人员多来自于当地的中学生教师和学生，他们只参与了草草的培训就来授课，也给农民留下了不专业因此难以信任的印象。

如此说来，以上三种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都各有优劣。我们也需看到时间变化在传染病防治运动成效中的影响。1960年开始，党付出许多努力和行动提升农村地区的识字率，建设基础教育体系，新一批接受培训的基层卫生工作者具有更成熟的知识素养，这大大促进了科学和卫生信息的传播。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一个有趣策略是显微镜和科学展览在防治运动中的应用。“西洋镜”能大大激发农民的好奇心，吸引他们凑上前来看卫生人员口中的虫卵。这种眼见为实的印象对农民的震撼很大，尤其是当显微镜上的粪便样本就来自于在场的一位农民时。从当时的文档和报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之前“以为卫生人员上门要粪便是在诅咒和作法”的人，在看过显微镜后都转变了想法，甚至有一位农民主动要求更加系统的学习显微镜的观察和实验方法。而科学展览则提供了更加综合和有趣的环境，不仅有显微镜的展示，还有各种照片、幻灯片、三维模型，以及治愈患者的讲演，因此科学展览在人民群众中是极受欢迎的。可惜的是，除了上海青浦、以及余江这两个血吸虫病防治重点地区设立了固定的科学展览会点外，其他更偏远的农村地区难以有渠道看任何的展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