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社会与灾难后平等化

罗新老师推荐的书。

《不平等社会》是少见的专门讨论历史上不平等的历史著作。

马尔萨斯陷阱

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

受“马尔萨斯陷阱”影响，作者从历史观的角度阐述了四种解决社会不平等的方式（因而也包含了大量的案例和数据）。主体分为四部分：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我建议可以不用看主体，直接看结论。说实话没有想象中的好。

马尔萨斯陷阱1.0表现为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暴动，马尔萨斯陷阱2.0为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那马尔萨斯陷阱3.0又该如何？

其实有些悲观，给出的历史参考都是暴力或灾难，人类从战争动荡和失败探索中才安定没多久（当然如今也处在新的灾难中），仍危机四伏，不平等终将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

不平等最终是由产出规模高于最低生活标准的状况决定的：产出越多的经济体，资源越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如果没有无尽的积累，资本主义系统就无法维持甚至从根本上无法存在。 ——David Harvey

从四种方法来看，或急剧减少人口，或对生产要素分配强制性重新洗牌，而这些方法伴随着经济滞后，高水平劳动力贬值。有较温和的方式么？参考美国的福利政策对基尼系数增长的抑制作用只是微乎其微。

先说马尔萨斯陷阱，之所以会有饥荒和饥饿，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原因是，食物匮乏。事实上，从他的《人口论》开始，经济学家们主要关心的也是世界人口数量与粮食供应量的平衡。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的总供给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个人和家庭能否及时地获得食物，能否拥有对需求的“禀赋权利”(endowment)和“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

天灾 or 人为？

同样不幸的是，灾难并不是某些社会获得新生的充分条件，事实上，救灾本身给统治集团提供了进一步强化控制的动机和途径。（灾难会带来一定的劳动力价值上涨，可以调整社会不平衡状态，但政府调控可能会抑制这种自调整…）

1958年的《人民日报》

当然也有可能反过来，以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例，（1）直接导因之一虽然是粮食减产，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央计划者的失误所致，并非所谓自然灾害。（2）分配制度的变化也是导致饥荒的另一主要原因。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跃进运动，引起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国家要求农村提供的粮食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3）农村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远较城市人口严重，似可归因于农民免于饥饿的权利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受到了剥夺（禁止自留地、征集口粮、在短期开放的农村集市上粮价狂涨、禁止农民逃荒等）。（4）计划体制时期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对饥荒的反应迟钝。当1959年死亡人口急剧上升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出口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3，上升到2014年的0.55左右，相应的财富集中度系数也迅速上升，从1995年的0.45增加到21世纪初期的0.7的水平。这与全球化有很大关系。对比美国市场收入系数的0.465和英国的0.472实在可怕，财富集中速度远大于收入集中速度。原来我们还没小康，贫富差距就已经这么大了。

OECD成员1%的顶层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

人口走势与不平等必然

反观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不平等困境。

老龄化国家，如日本，外国籍出生人数占居民人数的比例远小于欧盟或美国的，其抚养率已经达到0.4，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支出增多，将成为共同的问题，同时单亲家庭也将增多。

而虽然移民较多的地区延缓了一部分老龄化的危机，但面临着种族异质性。到2100年，荷兰和瑞典可能会变成人口主要由外国籍出生人口构成的国家。这种异质性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福利政策。如果许多低收入的社会成员属于少数民族，那么承担大部分财政负担的富裕的欧洲人对再分配所表达出的支持将更少。

民主与不平等预期分歧

最后讲到美国，民主不一定导向平等化。

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影响了国家级的立法成果，两大党派都转向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民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金融放松管制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地关注性别、种族和性认同等文化问题，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

选民参与和收入密切相关，其特点是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呈现出线性增长：2010年，最贫困的家庭中只有1/4投了票，而那些收入超过15万美元的人中，半数以上都投了票。顶层的0.01%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2012年占到总数的40%以上。因此，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献者，这种趋势进一步强化了一种更加普遍的的倾向——立法者更倾向于制定有利于高收入选民偏好的政策。

权力关系的转变一直在补充并加剧由技术变革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非平等化压力。真正的解决方式应当提高平均素质，贫民参与政治，建设工会组织。

首先灾后政策如何，是否会是另一次创伤，还需等待。

对世界范围的不平等，历史上看来也许只有激进的政策才能有明显效果，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存在某种冲突。解决方式大致老生常谈归为高度累进的征税、福利政策、企业管理、以工会化推进的民主化。也可能效果甚微。

帕累托最优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不一定相容。经济学里的集体选择理论长时间内也没再有什么新的进展。

世界主流还是资本主义的语言…

马尔萨斯陷阱3.0仍在赶来的路上… 我依旧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