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论文《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一）

梁其姿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明清社会史、近代社会文化史和中国医疗史，她的博士学位在年鉴学派的大本营、以社会史研究著称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获得。受到她的导师Lucienn Bianco教授和Philippe Aries教授的影响，让她着眼于农民生活、小人物的生老病死等等普通民众的生活为切入点和议题，展开思考和铺展。梁老师格外强调当地的田野调查，在她的著作《施善与教化：明清时期的慈善组织》、《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中，大量的实证数据也体现了梁老师对真实的、当地的历史材料的格外重视。

这篇论文中，梁其姿针从医疗史的角度提出了“现代性”的三个切入点，也就此分为三个板块单独讨论：第一，中国时序上的近代概念下，中医学的知识观念、社会医疗制度和体系建构在引进西方医药的推动之下的变革呈现出怎样的面貌；第二，重新审视“近代”西方医疗发展史，中国的医疗发展经验也与之一样是独特的，那么，在独特的背景之下，就需要对20世纪的广大学者对殖民医学，以及背后殖民史观下的“近代化”分析做出批判；第三，中国医疗的“近代性”和历史上划分（也暂没有定论）的“近代”是同时的吗？打破权力话语体系之后，在中国医疗史上寻找现代性的问题，即追溯中国本身的历史上体现出现代社会理念与策略的医疗实践，可能会比我们既有认同或想象的出现时间更早，也比现在受限于时序的研究更有价值。这种回到本土语境的呼唤，是梁老师在这篇“反思”形式的论文的最终目的。

（二）

人类发展是否有参照的样本？野蛮与文明要如何定义？传统的近代化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以欧洲为文明的度量衡，给欧洲打上“必然的历史经验”的标签。但这个视角是无法成为理论并被证明的，抽离地来看，文明不过是“文明人”所贴的标签，将侵略、征服和占领合理化和提高。无论研究者的出发点是福柯所言权力-话语体系使然，还是“偷懒”式的想当然，都事实上枉顾了研究本土发展史的逻辑。

那么，聚焦医疗史来看，医学观点的流行与否也是政治性、话语权力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摸索”时代中，医学不仅是“不例外地”，更是由于西方社会对“卫生”概念的重视，被纳入需要现代化“进步思想”形态的考量之中。资深的中医师对“现代”和“进步”的认识，是以西方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在“改良中医知识体系和治疗方式、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中，他们的行为主动迎合大趋势，而且为了获得发言权并且保护已经在各方面都“脱节”的中医传统，他们可能也或多或少地感到身不由己。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舆论力量，包括意识形态层面，混杂着民族主义思维的“求新”行为；但也需要结合西方医疗史发展的历史描写，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微观的科学观念逐渐成为主流，对于人类社会的拆分解构也是思维模式转变的一个体现……“科学”，是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诉诸科学的西方医疗体系和公共卫生制度，让权力底下微观的个体人也像细胞一样被政客与专家控制。“理性”的态度和传播“进步”福音的殖民历史应该是一体两面的思考范畴。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当中，不同文化的不同现代化（性）轨迹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是转换方向，看接收方的反映。我不禁想，这些表述就如同“西方文明”的在地化研究，但这样的“在地化”和冲击的接受，不也是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吗？但是我认同的一点是，这种文化的震撼观感，再不局限与单方向的输出了，接收方的主动和思考，拉力和推力的组合，过滤选择的方式都可以体现出来。

而我看到传统医学作为“进入民众心中的钥匙”这样一个角色，也想要补充提出，不仅与社会历史留下名字的“表层”精英们有关，在普通的老百姓心中又是一个什么形态的存在呢？它是一个观念，一种经验，还是其他？以及，“方术”和“医疗科学”的观念，在清末民初，从未得到过西方科学知识的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交集于何处？以及更远的，除却宗教、巫术性质的西方医术在“科学医学”以前是一个什么形态？与中医有没有相似之处？它与科学碰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火花？在这样关乎“面对生命”的议题面前，普通群众又是什么反应？

现代医院是历时的人性博物馆；可以说，“医疗”这样一个以人为唯一作用点的角度，从观念出发，到进一步剥开社会各个层次人围绕“疾病”这个对象扮演的角色、社会组织的运转以及其他和权力相关的作用力的关联，都无不渗透，而不是仅仅围绕一般意义下的政治经济的历史作伴随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