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痞子的契约论

这事很扯淡，我写完了《子路：侠客的契约论》，本准备一口气接着写这篇刘邦。中间上了个厕所，在马桶上读了李开元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看我去，这不是和我想写的内容没差吗？

话说回来，我也看过不少李开元的作品，所以脑子里这些想法，搞不好就是他塞进去的。后来以为是自己发现的东西，其实也摆在史传之中，没啥大不了的。不过，李开元的这篇博论，并不是从“契约论”的角度入手的，所以我这里再写一遍权当书评也无妨。还是依据本雅明论浪漫派的观点：

批评是为了帮助作者完成作品。

【一、约不约？约！】

我们如果以“契约论”的视角重读《史记.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就会发现，贯穿这两篇的是一个“约”字。在项羽、刘邦，以及楚汉争霸的其他角色之中，纵横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约”。看看这些人都“约”出了什么后果，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同时，对“约”的分析也是李开元博论中阐释历史大量运用的方法）

首先，论子路的时候我已提到，“约”实际是“契约”最原始的形式。“约，缠束也”“契，大约也”（《说文》），约是上古无文字之时的结绳记事，契是书契发明之后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约定。故而，约发展而为契，所谓“契约”实为“约契”，比如荆轲刺秦失败后，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在西周时代，约契已经有异常丰富的形式，春秋时“盟誓”又进入鼎盛，可是到了秦末汉初，为什么人们又开始搞最原始的“约”呢？

原来，春秋时代的长年盟誓争霸，已经彻底摧毁了“盟”的神圣性，后人经常对“盟”口诛笔伐。如《左传》云“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公羊传》云“古者不盟，结言而退”。对其他类似的向神灵诅咒、发誓的行为，人们也渐渐报以冷漠的态度，《礼记.檀弓下》甚至说“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定下契约反成了背信弃义的原罪。反正盟誓都是用来背叛的，那还盟个蛋啊！

于是，战国的“盟”大大减少，据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一书统计，春秋的“盟”至少有160次，而战国正式的“盟”只有4次，可见其落差。但是，人与人相处就不需要契约了吗？那可不成。约不约呢？当然要约！于是，不流血、不祭神的口头之“约”，重新流行起来，《左传》里的各种“盟”，变成了《战国策》里的各种“约”。比如关东诸国攻秦，就是“五国约而攻秦，楚王为从长”，这种以“约”而建成的合纵体系，乃是当年春秋时代霸者主盟的遗绪。

【二、项羽，约吗？】

Ok，铺垫完“约”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来考察考察项羽、刘邦两人“约”的记录了，看看他们两个到底谁是“渣男”。

首先来看项羽，他的诚信记录那是一塌糊涂。巨鹿之战大胜后，他继续和秦国章邯军团正面对峙。章邯因为被赵高所忌惮，得不到秦廷的支持，却早有求和之心。这个时候，赵国大将军陈余“约”了一下章邯：“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

这只是个建议，诸侯这时候都服从项羽，所以章邯只能“约”项羽：“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

谁料，项羽一边答应了要“约”，一边却在背后搞偷袭：“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章邯与楚约降，未定，项羽许而击之。）

章邯没办法，还是只能“约”啊：“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

这时候项羽没粮了，好啊，那就约吧：“粮少，欲听其约。”

于是最后两人在殷墟约上了，而且还立了盟誓，之后章邯痛哭流涕：“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

结果项羽一掉脸，就把秦军尽数坑杀了：“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这一段《史记》的文字，已经把项羽“背约者”的渣男嘴脸活生生揭露出来，章邯惨遭骗pao，后来混得很惨，潦倒自杀。

不过，就在项羽和章邯约来约去的过程中，刘邦早就已经入了关中了。相比之下，刘邦“约”的就很谨慎了。当时赵高杀了秦二世，便派人来和刘邦“约”：“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

刘邦怀疑有诈，不敢约，还是继续攻打秦地。这边子婴却听说了赵高的卖国计划，于是发动政变杀了赵高，但是刘邦已经打上门来了，没办法，只好和刘邦约：“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

刘邦于是占据关中，结果后脚项羽就到了，鸿门宴上差点被搞死，只好听任项羽控制关中。项羽得到诸侯的承认，为“从长”，也就是战国时期的契约盟主，然后就把子婴全族杀了：“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

从这条记载看，项羽灭秦宗族可能有他的理由。战国“从长”之约，存在的理由就是灭秦。而当年的“从长”楚怀王被秦人屡次背约，玩弄于鼓掌之间，所以现在的“从长”项羽是报的当年秦人负约之仇，完成了世代的政治使命。这一回项羽的行为，可能还得到诸侯许可。

但刘邦明显就不这么看了，人是和我“约”的，你杀了是怎么回事？你背约，害得我也背约了，这锅我不背！于是，后来他历数项羽十大罪时，本罪为第五条：“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这十大罪中，几乎每一条都是项羽背约而为的，所以最后一条又强调了一遍：“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气得项羽当场射了刘邦，足见其被戳痛处、恼羞成怒。

这样粗看下来，就知道项羽确实是个骗pao渣男，虽然器大活好，但实在不能和他“约”！

【三、义帝与霸王哪个大】

刘邦这个人就很复杂了，他践行盟约，却也背约，他做过侠客，也是痞子。我们对他的“约”得好好研究。

刘邦、项羽之间有两个重要的“约”，一是“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二是“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这两者的主约人，或者说公证人，都是“义帝”楚怀王。我甚至觉得，这两个约可能是一个。因为古来缔结盟约，就是比拟亲戚关系，所以要歃血为盟，所谓“兄弟之盟”“甥舅之盟”等皆若是。而怀王之约对后来的天下具有决定意义，应该是进行过一定盟誓程序的，不能以一般口头之约视之。（《汉书.韩信传》“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明约而杀义帝也”，此明约即盟约，盟于神明也。《前汉纪.高祖皇帝纪》亦有此句，作“盟约”。）所以誓词之中可能有盟为兄弟之说（如所谓从长“合从”，即与诸侯拟为兄弟，故又称“从亲”，见《战国策.楚策一》）。刘邦是在危急情况下耍赖而追认的兄弟，后面紧接着就是“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一不要脸的名言，故而这个所谓兄弟之约恐怕没那么正式，就是两人曾有过某种盟誓关系的证明而已。

而后面这个“怀王之约”，对刘邦、项羽等人是有较强约束力的，李开元在博论中已有了精到的分析（p.129页前后）。我这里补充一点，怀王这么做，有其深厚的契约论理由：关中之地，在法理上的归属，最早属于周人，是其龙兴之地。在平王东迁之时，又通过正式的誓约交给了秦人（《史记.秦本纪》“（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但自陈胜首义之后，灭秦而复兴六国已经通过血祭盟誓而成为天下的共识（“为坛而盟，祭以尉首…伐无道，诛暴秦”），那么如何决定秦地的归属呢？于是怀王定下了公平的约定，而其形式也和当年的“平王之誓”保持了一致：如果谁能打败无道的占有者（“戎无道……秦能攻逐戎”“伐无道……先破秦入咸阳”），那么这个人就能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即有其地”“王之”）。

如此，践行“怀王之约”成为一种合理的的竞争，而为诸侯所接受。唯独项羽不这么认为，他怨恨义帝派他向北救赵，而不是向西入秦，所以被刘邦抢了先，因而决定破坏这一公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首先，他篡改了公约的原意，认为巴蜀也是关中的一部分，所以把刘邦立为汉王，如此也算是“关中的一个王”了（“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次之，本来只有入关中者可以称“王”，但是项羽也想称王，于是干脆无限扩大化这一约定，让大伙儿都称王（“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由此把义帝完全架空了。最后，这一行为实际上导致了项羽早年“复建六国”体系的崩溃，同时也就严重削弱了“义帝”的合法性。其所谓“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以及“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赤裸裸地抛弃了义帝，而开创了以功封王的传统，影响了后来汉初军功受益集团的形成，这一点李开元已经在书中述之甚详。

但是表面上，项羽还是顾忌怀王之约的（“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不敢直接推翻义帝，编了种种烂理由搞破坏，什么巴蜀也是关中啦，什么先把诸侯封为王啦，什么“古之帝者必居上游”啦，把怀王搞到长沙去了，自己则占据西楚，称“霸王”。这倒是一次有趣的政治创新，是对春秋时代“霸”的模式的再利用。

霸者，本为伯的假借字，是为诸侯之长兄。商代本有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周人即以西伯之名而合诸侯，终于灭商。周室衰微之后，诸侯自行依靠兄弟姻亲关系（如诸姬、姬姜联盟）而以“盟”结成网络，在此基础之上诞生了“霸”的制度。周王如诸侯之父，为名义上的一家之主；霸者如诸侯之兄，为实际上的管理者，正如《礼记.祭义》所言：“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齐桓、晋文，皆以会盟诸侯为霸，而得到了周王的认可。而此时的项羽，也想要模仿这一体制，重构了一个以“义帝”为名义领袖，自己以“从长”之身份，领导诸侯为“霸王”（又称“伯王”，见《汉书.项籍传》，又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西楚主伯，项籍始，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霸王本战国用语，杂糅霸道、王道，项羽此时使用，也是以霸者而自封为王，透出一种超越前代的勃勃野心。嬴政创“皇帝”，而项羽用“霸王”，他还真是“取而代之”了。

但可惜，这个体制先天就是残废的。霸者本建立在“盟”的公约之上，但是项羽已经把当初的公约改的面目全非，先废掉了“假立”的六国遗后，代之以战功上位的实力派军阀，并且统统封王，结果很快这些人就自相杀伐，日后更是在楚汉之间首鼠两端，项羽的政权一天都没有安宁过。而那个名义上的“义帝”，被项羽斥为“吾家所立”、“不得主约”，并且很快被他自己搞死。项羽对他建立的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不尊重，以后祸至无日，咎由自取而已。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个借口、名义，都是范增在背后想出来的，项羽压根没有搞明白过，只知道瞎折腾，终于把亚父给气死了。

【四、刘邦，约吗？】

恰恰和项羽相对应，刘邦则一直扮演了“守约者”的角色，并且利用这些“约”为自己创造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在进入关中之后，他利用了三个层面的“约”来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史记.高祖本纪》中他自言道：“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与诸侯约，这是第一个层面。其实本是怀王之约，但是刘邦说成是自己和诸侯的公约，也不算错，这里强调了自己统治关中的合法性。日后，刘邦杀回关中时，还让张良传话“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竟然骗过了项羽，真是会做文章。

而正因为有了第一层的合法性，所以他又可以和父老约，也即“约法三章”。法律本就是公民的契约（Antiphon of Rhamnus语），在子路的契约论一文里我也详细讨论过中国法律与“盟誓”的紧密联系，所以刘邦的“约法”虽然极其“简约”，但却自然具有合理性。往深了说，杀人者人曰可杀，这本就是侠客契约论中的重要信条，自子路、墨子乃至后世江湖皆然，曾经身为游侠的刘邦将这一民间信仰正式约法，无怪乎深得民心了。所以韩信后来分析道：“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史记.淮阴侯列传》）他也是把这两条“约”放在一起说，证明刘邦的合法性，而人民不只盼望刘邦归来，更是“恨其失职”，可见意愿之强烈。

而第三个层面更有意思，刘邦在鸿门宴前夜，向项伯表示了自己的清白，并且“约为婚姻”，由此得到了项伯的信任，最终在鸿门宴上逃过生死劫。这是一种纯江湖义气的契约，但是因为刘邦是“守约者”，而项羽是“背约者”，刘邦出于弱势被害、值得同情的地位，他的话也是素来可信的，项伯才会与刘邦许诺。并且刘邦日后也完成了这一“约”，虽然不一定是正式结为姻亲，但是直接给项伯赐姓为刘，政治意味是一样的。项氏一族如项他、项襄等人，在项羽灭亡后都赐姓为刘，项襄之子刘舍后来更出任丞相，可见刘邦利用这一私人的契约，最终却收编了项氏宗亲，解决了项羽死后的政治问题。

如此可见，刘邦在短暂地占有关中期间，就“约”了三次，有公约、民约、私约，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充分展现出他的手段，与不守约、不懂约的项羽相比，高下立现，这也就是刘邦能起死回生、以小搏大的关键所在。

不过，从此之后，刘邦的诚信度就开始急速下跌！从骗项羽“如约即止，不敢东”开始，他就露出了痞子的真面目。日后又有全无半点诚意的“鸿沟之约”（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两次都成功骗倒项羽。项羽自己就不守约，却相信刘邦的约，最终反被骗pao，真是报应不爽。

接着，刘邦合诸侯而灭项羽，也是先守约而背约。他以本有实力，还不足以歼灭项羽，于是许诺韩信、彭越等以封地，约其共围项羽于垓下。事成之后，诸侯便推举刘邦为皇帝（《汉书.高帝纪》“诸侯上疏…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因其功劳最高，故名为“高皇帝”。这一古怪的名号和项羽的“霸王（伯王）”有相似之处，“皇帝”与“王”本应是一人独尊，但“高”与“霸（伯）”又暗示了最高权力者和其他实力派共有天下这一默契，这点李开元的书中已经有详细分析，不复赘言。但是，刘邦称帝之后，随即便开始了对异姓王的打击，终于在高祖十二年左右基本平定天下，这当然是对韩信、彭越等人的背约，所以，他不得不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于是有了著名的“封爵之誓”和“白马之盟”。

【五、汉人诚信度大起底】

关于刘邦晚年的这一盟誓，李开元在书中有极其精彩的阐述，概括之，便是确定了刘氏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共治（非刘氏不王，刘家天子；非功臣不侯，非侯不相），大大巩固了汉朝的权力基础（江山永固，国以永存）。

然而，白马之盟不是帝王诏令，而是春秋以来盟誓的延续，甚至是对怀王之约、霸王体制的一种模仿，所以也就有被曲解、篡改的可能。果然刘邦死后，就被吕后再解读了一遍。

吕后大封诸吕为王，可能有更深刻和奇妙的合法动机，那就是汉室所保留的母族制。《史记》载刘邦“父曰太公，母曰刘媪”，似乎太公并不姓刘，刘邦是从母姓的。刘邦称帝之后，“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唯独不封太公，次年因为太公家令之言，才“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汉室从母姓者不胜枚举，如汉景帝太子因母为栗妃，故名栗太子；武帝太子从其母卫子夫姓而名卫太子；戾太子之子从其母史良娣姓而名史皇孙；淮南王太子从母姓而名蓼太子；齐厉王母纪太后所生女称纪翁主；平阳公主从母姓而名孙公主，嫁夏侯颇而其子孙“更为孙氏”；吕后的外甥扶柳侯从母姓而名吕平；至于东汉献帝刘协称董侯，少帝刘辩称史侯等，莫不如此。有一个例子最为有趣：景帝的后嗣们分别跟从五个母亲，而分为五宗（《史记.五宗世家》”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而其中著名的中山靖王刘胜，被一些分子人类学研究者发现，可能不是景帝的亲儿子，景帝被绿了（《关于Y141213是中山靖王刘胜的探讨》）。但是从母系视角来看，也不是什么大了不得的事，出于对母族制的尊重，景帝就算察觉到事情不对，也会选择忍让吧。当然这是八卦野史，不足以采信，严肃的学术讨论可见牟润孙《汉初公主外戚在宗室之中地位之试释》、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等文，此处无法展开。

一言以蔽之，吕氏作为汉室母族，在刘邦死后，想把白马之盟所说的“刘氏而王”扩大为“吕氏而王”，在当时的特殊家庭制度下，似乎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陈平、周勃等人一开始认为这是宗室内部之事，并不准备干涉（“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李开元的书中更指出，是因为吕产拜相影响了外廷，这才破坏了白马之盟非侯不相的原则，导致了陈平等人的反水。

而因为吕氏对“白马之盟”只是曲解，并未直接违反帝国律法，所以只能通过再次申明约信的方式，发动大家“以脚投票”，来决定人心的归属（亦古罗马元老院旧规，pedibus in sententiam ire）。于是周勃夺吕产之军队时，“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这也是春秋时期盟誓制度的遗风，如《左传.哀公元年》，陈国人无法决定是和楚国还是吴国同盟，于是发动“以脚投票”，“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通过这种“民主决定”之后，陈人最终与楚同盟。而周勃的行为，无疑也是敦促士兵决定盟誓（为吕氏、为刘氏），最终“为刘氏”原则全票通过，等于重申了一遍“白马之盟”，确认了母族不能包含在称王的宗室之内。于是这一盟誓在后来政治实践中又反复被提起，可见效力明显增强。

比如后来景帝欲封皇后兄王信为侯，被周勃之子周亚夫斥退（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窦太后欲传位梁王，被窦婴反驳（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都是引用高祖之“约”来对抗外戚势力。只可惜，最终西汉还是为外戚所覆，王莽竟然还模仿高祖“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借用了其契约和仪式来行天命交接，也算是一种讽刺。

更有甚者，荀悦在《前汉纪》中说，“白马之盟”有一个重要逻辑漏洞，最终造成了汉朝的灭亡。那就是所谓的“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本来是夸大之词，但是却给了天下人起兵的口实，只要有人不如约，天下人人都可以兴兵了！（“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果然，西汉末年有隗嚣牵马操刀、割牲而盟，誓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后汉书.隗嚣传》），于是借白马之盟而起兵。东汉末年，诸侯讨董，歃血为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凡我同盟，齐心戮力，以致臣节，殒首丧元，必无二志”（《三国志.臧洪传》），然而开启的却是三国军阀乱世。荀悦之言，必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

不过，这倒也证明了，有汉一代“盟誓”依旧具有较强的政治效力，经常被人使用。“白马之盟”还有另一层面上的扩展，那就是转为外交盟约。杀白马祭神而为盟约这一形式，始于先秦，如苏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约为昆弟”（《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而汉室不仅用于君臣盟誓，还转而用于和匈奴会盟，也是“约为昆弟以和亲”，如“昌、猛与单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者共饮血盟。”这也算是后世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外交盟誓的鼻祖之一了。

讲完了重要的白马之盟后，我们便可以总结一下整个汉代的政治契约情况。比较刘邦和项羽所有的“约”，我们发现还是项羽比较渣，毁约率几乎是100%。而刘邦除了针对项羽毁约之外，其他方面“约”的信誉度居然还算良好，可见痞子毕竟是江湖人，手段虽然阴险，但是“约”得不寒碜，甚至在“约”上面大做文章，玩出了多种花样：与民约法，与项氏约亲，与诸侯多次为约而定天下，最终凝结成“白马之盟”的政治体制而超越了“霸王”，可谓“约”的高手。后人往往说刘邦是流氓，项羽是贵族，但以契约论的标准来评判，项羽似乎更流氓一些。另据李娜《文献所见的汉代盟誓现象》一文研究，整个汉代“约”的成功率只有区区15%，也就是说汉人的毁约率是85%，比项羽也强不到哪里去，刘邦的守约记录已经算很好了。这就难怪后世的约信盟誓会越来越少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但我们再看子路才能发觉其伟大，无论在私德、内政、外交等各个层面上，子路都做到了“约”的楷模，是当时重视契约论的大思潮下的标准范式。刘邦出身江湖游侠，在秦末汉初“约”文化复兴的趋势下，只是做了些表面功夫，虽有事功，对于契约精神的发展却无建树。随着这一时代的逝去，“盟”与“约”在后来的内政事务中越来越少出现，倒是用于外交居多，然而和异族会盟，往往也就是走个形式，转脸就背弃了。反倒是江湖人、民间会党、反政府组织喜欢用“盟誓”来自我构建，似乎是朝廷“法度”的一种对抗形式，到了民国时期还很流行。而民间文学中也是如此，不仅《水浒》里的梁山好汉需要盟誓聚义，连《三国》里的刘关张也是通过桃园结义确定了彼此的关系，十八路诸侯的那种政治盟誓反而最没有效力、最被唾弃嘲笑。可见，汉代之后，盟誓约信彻底江湖化、个人化，不再具有先秦乃至汉初的重要意义了。而到了今天，“约吗？”还成了一种性的契约，真是……很好地反映了当代中国西化的契约精神，呵呵。（全文完）

（可参看我的另一篇书评）【子路：侠客的契约论】https://www.douban.com/note/75352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