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一）

吕振羽，原名吕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1900年1月28日出生于湖南 武岗（今属邵阳）金称市溪田湾里村。这时正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年代，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毒害遍于国中。这一湘西南边隅之地，不仅西方的洋教 堂干涉地方行政，列强商品输人也打破传统生产方式，农业、手工业破产情景 比比皆是。农家、小工匠土纺、绩麻、家织等陆续衰落，很多甚至丧生、 绝户。

吕振羽像

武岗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资水上游，多苗、瑶等少数民族。明清以来，人 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就绵延不绝，忧国爱民志士接连涌现。著名思想家魏 源、杰出护国将领蔡锷，都诞生于这块土地。吕振羽的家世也是当时中国苦难 和奋争的缩影，曾祖父吕先纪参加过太平军。吕振羽曾追述云：“吾父个性尤 类先祖，力疾豪强，同情愚弱，常为羽兄弟道农村黑暗，至明白而易晓。于羽 兄弟之生活意识，殊有至大影响。此殆由其困厄生活中所得之体念欤！”（《吕振羽全集•九卷•吕氏留念亭碑序》以下简称《全集》）

吕振羽天资聪慧，自幼在家做过放牛、割草等农活。9岁在父亲蒙馆就 读，后转人邻村的玉公山坊读书。 1917年夏，人武岗县立中学读书。临毕业时，吕振羽在维新思想老师、国学家萧承舆“策问”（副题为“曷各言尔志”）中写道：“如国家民族危亡，当拜谢祖宗，舍身以赴，告黄帝轩辕于地 下；如国家昌盛，只求茅屋两、三间，卧读唐诗，以至南窗……”萧承舆对 其抱负给予“生有此志，吾甚嘉欣，但作来颇不易……生欲行其志，务求蹈 实，凡事从一己始。”的评语，使他终生难忠。

吕振羽经馆学习时诗文手迹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武岗时，吕振羽和青年们一道走上大街， 示威演讲，焚毁日货，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被推为武岗学生联合会会长。 1921年，在家乡吕氏祠堂资助下，吕振羽怀揣“工业救国”思想，考入长沙 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改为湖南大学工科）机电系人大学后，对来 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进行学习和研讨，自此开阔眼界，寻求报国之路，在驱 除学阀、校长宾步程的学潮中，被推为湖大“驱宾大会”副主席，同时结识 了当时的省学联会长夏明翰，接受其建议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旁听了李达先生 “新社会学”课程，从此与李达结下师生之谊。1926年7月大学毕业后，他到 老关报名投考北伐军，录取后担任政工人员，辗转湘赣等地。1927年9月， 在同乡前辈资助下，由上海东渡日本人明治学院学习经济。1928年因经费支 绌，返回t海。后在同乡前辈介绍下赴北平，先协助《国风日报》复刊并任 编辑。又经人介绍参加了《村治月刊》筹办，任主编。

1926年4月，吕振羽（左五)湖南大学毕业合影

“村治运动”是大革命失败后国内一度出现的社会思潮，希望通过农村的 自治，完善乡村建设，吕振羽出于信奉和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愿望，一 度十分关注，曾去山西、河北考察，在《村治月刊》发表过数篇研究文章。 但后来发现这种所谓的下层政治建设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生活的基本问题，“问题便等于虚悬”。在《村治月刊》工作期间，他撰写了《中国外交问题》 (《全集•一卷》）一书.书中表达了坚决反帝和铲除军阀官僚、地方豪棍的政 治思想。但阎锡山（《村治月刊》出资方）曾对刊发此文表示不满，认为外交 问题与村治无关。

《中国外交问题》书影

1930年起，吕振羽离开《村治月刊》开始创办和编辑北平《新东方》杂 志，此份杂志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直接掌握的刊物，但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 员参与。主要成员郑侃、刘思慕、谭丕模、杨刚等，都是一批热血青年，他们 还共同筹备建立了“东方问题研究会”，试图探索东方弱小民族解放的道路， 谋求民族独立自强。《新东方》的语言也很炽烈，呼吁东方民族振奋精神：

“勇往直前来共同奋斗，杀出一条血路来！ ”“我们应该觉悟，忍受目前的一切 痛苦来创造一个新东方。”（《新东方》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新东方》的 民族独立情怀和反帝反殖观点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满，刊物因“宣传共 产嫌疑”被查扣。

同年11月16日，吕振羽撰写了论文《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全 集•八卷•史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及 其趋向展开研究。他依据马克思《资本论》从资本、土地所有权、工银劳动、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六个方面考察资本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能不 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前三个要素看，即从产业资 本的集积、原料的生产储积、劳动市场的供给和劳动技术三方面看，是有发展 可能的。但从国家主权和政治、商品贸易、市场三要素看，情况不尽然。因为 “中国国家主权陷于不完整的状态”，这种不完整的政权又“依附于封建 的统治之下去求生存”；至于市场，无论国外抑或国内，都处境维艰，“中国 资本主义的前途无望，是客观事实所决定了的。”他强调中国资本主义之不能 发展，主要是先进资本主义替它加上了羁绊。这个矛盾，只能归到资本主义是 一个世界的有机的体系上去解释。他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完全建成以前，中国必 须经历一个“民主造产”和“民主集产”的过渡时期。中国现在离实行社会 主义的“经济条件，还是很远”，“不能忽略经济的条件”，批评了空想社会主 义者不经过渡时期“便想直接跑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言论。

同年下半年至1932年的一段时间，是吕振羽一生中学术研究十分繁忙的 时期。他先后撰写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中日问题批判》 (《全集•一卷》）等学术著作，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资本主义市场再分 割理论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中tl战争、世界经济危机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研究，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必将引发第二次 肚界大战的论断。这些论著也为他H后走上马克思主义治史道路奠下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他还曾积极参与筹组热河抗日义勇军，赴张家口向青年 作抗日演讲。

《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书影

《中日问题批判》书影

（二）

1933年以后，经李达推荐，吕振羽到中国大学经济系执教，开始任讲师， 不久升为教授。主要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计划经济学、殖民地问 题、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其中的社会科学概论课包括《唯物论和辩证法》、 《社会发展史》两门课程。他还兼任民国大学、朝阳大学教授。他的学术演讲 深深吸引了一批爱国青年。他与李达、黄松龄、张友渔等一道，被称为中国大 学的“红色教授”。该校的不少学生如董毓华、黄诚、段君毅、杨易辰、任仲 夷、史立德等后来都成为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骨干。

这时的吕振羽，在思想上已是一位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33 年6月撰成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全集•二卷》），是他运用 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早期著作，后来《殷周时代的 中国社会》一书系在此基础上修补完成。讲义共八编，依次为：一、导言； 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三、殷代的奴隶制度经济；四、西周：初期封 建制度；五、初期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封建领主的没落过程：春秋战国；六、 “变种”的封建时代（一）：大地主经济优势时代；七、“变种”的封建制度 (二）；八、“变种”的封建制度（三）：小地主经济时代。“导言”称：

如果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得到确立，便可使我们对古代中国 社会经济甚而各种史的研究不能前进一步。.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是一元的：均有其一般性的……。

那班抱历史发展法则之多元的观念论者们，只要他们肯转向事实方面 去思维一下，或许也有对问题明白的一天。

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 焦点问题所提出的理论见解。李达对他的这一学术研究转向起了关键作用。李 达指出，应该从社会史的角度阐明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而要研究好中国社会 史，必须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要注意史料的正确性问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于认识现实中国的需要，学者们将自己对现实社会考察的目光转到对于历史的考察，试图从历史演变趋势的分析上，论证现实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走向。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问题涉及到中国所有阶级的 切身利益，于是导致了一场影响史学界的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当时中 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是明确的，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大体上经历 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最终要走向 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仍然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帝反封建。当时郭沫若根 据他所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对中国社会史作出自己的阐述。他在 1929年辑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写道，“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 ‘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相当。东周以后， 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人了封建时代”；“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 红黄黑白，大抵相同”。郭沫若的研究及其观点影响了当时一些学者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对于中国历史的探讨。吕振羽是紧随其后的一位重要的探索者。

吕振羽撰写的第一部史学专著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全集•三 卷》），1934年6月出版。他认为马扎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观点有谬 误，错误的实质是“拿上层建筑的东西去解释下层基础”；他明确提出奴隶制 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 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可思议”。他还认为所谓商业资本这东西，“并不 能独自的代表何种生产力”，就是在商业资本最发展的封建社会末期.“也并 不能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有何重大的改变”。同时他也对托派、新生命派 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吕振羽的这些观点得到李达的充分肯定，并为该书作 序。李达认为作者采取谨严的态度，“一方面指出波格达诺夫主义的‘商业资 本社会论’的错误”，“一方面指出马扎尔派‘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错误”， “又从世界史的观点，指出非奴隶制度社会论的错误，坚决地确认奴隶制度为 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

当时，有关中国史前社会的考古发掘成果相当少，疑古思潮的崛起，又使 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举步维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首创性在于，吕振羽 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等发现的事实，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 而根据摩尔根、恩格斯的阐述，东半球的种植业出现要比西半球晚得多。他认 为古史辨派学者反对封建占史观的壮举值得肯定，但否定一些古史、古书乃至将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中有真实历史背影的成分也一并否认的做法并不可取。 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不敢完全确定，但“能代表历 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古籍神话中保留着的神话 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 富”。吕振羽主张以考古文物与古籍所载神话传说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史 前社会研究所面临的史料不足的困难。他认为凡已发掘出来的确凿的考古资 料，务必引用，作为对某个历史阶段或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论证，并注意 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两种内容间联系的分析。由此，他对中国史前社会历程的 大体意见是：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时代；传 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人男系本位的时代。吕振羽对 中国原始社会史的阐述，是他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前社会研究作出的创新 性认识。翦伯赞评论吕振羽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尽了一个开辟的 任务”。（《历史哲学教程》，新知书店1939年版）

接着，他又撰写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全集•三卷》），1936年11 月出版。在该书中，他确认殷商已经是一个很实在的奴隶制社会。根据甲骨金 文、出土文物、易卦爻辞、古籍文献等，认为当时的社会已明显形成若干阶级 和阶层，如天子、帝、王、公、侯等为贵族，武人.邑人、行人为自由民和平 民，刑人、臣、小臣、奴等为被支配阶级的奴隶。而且史料表明，当时殷代社 会已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明显的分工，所谓纣为象箸、牙床、琼 楼、酒池、肉林的说法虽有夸张，但说明阶级分化严重，已有国家机器。首领 拥有对人们生命、财产、自由的任意处理权。他认为殷代的奴隶制是具有东方 “亚细亚”特色的奴隶制，即土地的国有、农村公社带有氏族组织性质，王权、 族权、神权的统一等。当时，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提出，中 国文明社会的开端大体要到殷商以后，因为殷商是金石并用时代。吕振羽则认 为，殷商是青铜时代。他说殷商冶炼业发达，从12. 7公斤纯铜的炼锅“将军盔” 以及重21. 8公斤的炼渣的发现，说明殷商已达到青铜时代水平。他认为在中国 这样的环境和国度，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是可以步人文明社会的。

该书的又一新的学术见解是认为西周是中国初期封建制的开始。他说西周 的分封土地，实际上是在创造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庄园，构成整个封建社会 的等级结构及其基础；所谓“受民受疆土”，意思是土地的授予是和人连在一起的。《诗经》所谓“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就是关于土地连同人民册锡的 说法。他认为周代的“庶人”、“庶民”、“小人”等，实际上都是农奴，是周 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井田制”透露了西周封建领主制社会的剥削方 式，与《诗经》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内容结合起来看，“无论在土地的 分配上，生产的组织上，便完全符合于初期封建时代的庄园制的内容”。吕振 羽认为当时的农民，“除去一小部分的劳动时间在自己的份有地即所谓‘私 田’上的劳动之外，则以一部分的劳动时间支付在领主的土地即所谓‘公田’ 上去劳动”。他认为西周农奴所承担的杂赋相当多，这种既不同于奴隶劳动， 又不同于封建地主制剥削方式的情况，十足体现了封建领主制的产品分配形 式。该书序言还驳斥了陈伯达在《太白》周刊上对自己的无端攻击。吕振羽 创立的商代奴隶社会论、西周封建社会论学说，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影响， “其理论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林甘泉：《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

稍后吕振羽还有另一部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全集•四卷》）问世。 初为1935年在中国大学时授课讲义，1936年8月脱稿于南京，1937年6月于 上海出版。与前两部史学著作一样，也是出于特殊的思想政治背景。邓拓说当 时谈唯物辩证法的人太多了，任何人不管是否真正懂得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总 喜欢充一下时髦，“好像这祥一来，立刻就成了时代的理论家似的。”（《形式 逻辑还是辩证法?》，1933年）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将中国的历史划 为三段：商为神权时代、西周至春秋为贵族统治时代、战国至清为王权时代， 一再辩称自己是研究辩证法的„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正是以陶希圣 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为论争批判的主要对象。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划为两个大的 阶段，一段是关于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段是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 思想。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又划出领主制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 时期和地主制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时期。他认为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某一时 代的经济结构从而其政治形态放在念头”，“正确的明了其时代的生产方 法……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他还提出应该从 辩证唯物论的角度阐述历代思想的流变，认为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中，不仅 代表官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变，统治阶级内部各流派的思想也在变，还有统治 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斗争等等。这一进程是由低级到高级、旧质到新质的进程。《中国政治思想 史》被学术界认为是首部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的专著。

在中国大学授课时，吕振羽还担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北平市自由职业 者大同盟书记。1935年至1936年，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他受中 共北方局和刘少奇委派，驻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谈 判。这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重要活动。吕振羽和周小舟一道，为国共合作 谈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这次谈判的重要联系人与参与者，并于1936年3 月加人中国共产党。谁也没想到，三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谈判 的参与者或相关人如吕振羽、王世英、湛小岑、翦伯赞等竟深受迫害，或身陷 囹圄，或被害身亡。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扣上“出卖红军、出卖红色政权” 罪名（三项罪名之一）而被永远开除出党。

（三）

“七•七”事变后，吕振羽奉党指示南下，在长沙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 援会。此后不久，担任中共驻湘代表的徐特立也来到长沙。吕振羽、翦伯赞和 徐特立一道，筹办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并开展活 动。吕振羽担任文抗会常务理事兼研究部长，负责该会全面工作。是时，党内 还指定吕振羽、翦伯赞、谭丕模等负责出版《中苏》半月刊。吕振羽围绕抗 战主题，撰写了大量时事政论（《全集•九卷》)_。这些文章注意从国际形势发 展的大局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从国内民众动员、统一战线发展、军事形势变 动展望抗战前景，表达对日寇践踏中华大地的无限愤慨和赤诚爱国之心。1938 年6月，经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他与翦伯赞联名致信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 保卫大湖南的主张。同月，他又向省委建议在家乡邵阳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培养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和连、排级军事指挥员，为地方抗日游击战作准 备。他的建议得到徐老赞同并报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同意吕振羽前往邵阳创办 塘田战时讲学院，聘清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吕振羽任副院长兼 中共地下党代表。吕振羽尽全力于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建设，亲自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课程，编印《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全 集•二卷》）等教材。徐老在给毛泽东、洛甫《在湘工作报告》中，称“我们 的同志吕振羽在宝庆办了一个学校名战时讲学院”请求延安派干部到邵阳。

毛泽东1942年致刘少奇及 华中局电报手迹（调吕振羽等去 延安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1939年秋，接周恩来调令，吕振羽到重庆从事理论研究、统战工作。与 当时在重庆从事文化工作的进步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如郭沫若、李达、翦 伯赞、侯外庐、华岗、邓初民、胡绳、胡风、沈志远、吴泽等多有来往。吕振 羽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郭沫若任主任），并 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侯外庐说：“振羽的到来，政治上，我们多了一位知 己，学术上，就像添了一支兵马。”（《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

是时正值抗战相持阶段，他和许多史家一样，潜心做了一段时间的学术研 究，撰写了《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伟大的历史时代与史学创 作》、《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论抗战以来三 民主义文化诸问题》、《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教训》等十余篇史学论文。他 在论文中强调史学对于认识时代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历史上各个时代人们活 动的主流，从来都是为现实生活和理想未来的，不曾为古人的生活而活动， “人类就是这样去适应于历史的客观规律和创造历史”。历史科学应该是人类 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尽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要着 眼于“加强抗战建国的指导原则和实践动力”。他还尖锐批判了日本反动文人 秋泽修二的侵略史观，认为秋泽所提出的中国永远都是社会停滞的观点极其荒 谬，为日本侵略中国张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问题，他认为所谓中 国封建社会“停滞”的说法是错误的，“从史的唯物论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 妥当的”。他写道，中国封建社会所经历的时间应该说是长的，而中国的封建 文化“也较其他任何国家的封建文化有着较高度的发展”。至于“迟滞”的原 因，除了中国人n的增加和特有的地理因素外，还有其他若干值得考虑的因 素：如历史上民族迁徙太多，对生产力发展有所阻滞；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苛重 负担，封建经济只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他认为鸦片战争后国际帝国 主义的侵人，是阻滞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所有这些，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 发展的规律。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他认为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反传统 的乌托邦主义都是要不得的。对旧文化的批判，绝不是“抹煞一民族固有文 化“而是‘扬弃’旧文化”。新文化的创造也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从旧文化的母胎中产生出来”，“是中国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种继起的历史形 态——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在对待海外文化的问题上，他认为文化 贩运主义、文化闭关主义的态度都是要批判的。他还提出学术研究“中国 化”，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 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他强调新文化建设一定要走民族化、科学 化、大众化的道路，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其中一些论文后 来收人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全集•六卷》）一书。

在重庆期间，他遵照周恩来对国统区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写一本简明 历史读本的指示，开始了对《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的撰写。1941年2月完稿， 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3同以往的通史著作相比.著者强调了运用唯物史观 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他说自己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 最重要的，“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在把握”，“根据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史作一比较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记述，而要尽 可能去分析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这部书的重要特点在于，全书阐述并倾注 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怀，他写道：“祖宗遗给全民族共有的遗产，我们不只要 共同来承担，更须一体坚持我们不侵犯他人一寸土地一分权利的原则来保障 他。”从便于接受的角度出发，他很注意各个民族历史的平等的叙述。在文 字、编撰形式的处理上，也力求简明，通俗易懂„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 响，发行量相当大。

《简明中国通史》（《全集•五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最 早的马克思主义通史、社会史著作之一，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 赞的《中国史纲》（一、二）、邓初民的《中国生活史教程》、吴泽的《中国 社会简史》等著作一道，翻了历代通史研究的案，把对人民群众的叙述放在 历史研究的主线上。

(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奉周恩来指示，吕振羽由重庆转移，经桂林、香港、上海等地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同行抵达还有孙冶方、徐雪寒。吕振羽 化名柳岗，任中共华中局编审委员，后在华中局党校任教（刘少奇来校亲自 授课）。吕振羽担任“中国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 讲授，兼任学员（多为师旅团干部）课外指导。他的授课深入浅出，很受学 员欢迎。刘少奇称赞他为党校“作了不少工作，学员也有反映”。他还曾应黄 克诚多次邀请，为新四军三师及苏北区党政军干部作理论学习报告。

1942年3月，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电召，刘少奇赴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 毛泽东在给华中局的电报中特别提到，吕振羽、贺绿汀等高级文化人到延安从 事学术研究，成就会更大。吕振羽随刘少奇北上，途中被华中局任命为刘少奇 政治秘书。他们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跨苏、鲁、冀、晋、陕五省，历时七 个月到达延安。此次行军长达万里，历经一百零三道敌寇封锁线。他和刘少奇 分头负责携带了华中局、山东分局机要文书档案六包，后转交中央办公厅 (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此间，除协助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沿途检查工作并处 理问题外，也解答一些关于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咨询。在返回延安的万里征 程中，他学到了很多可贵的工作、学习经验，也受到战争环境下的党性锻炼。 他认为自己研读经典著作或文件，结合时代、历史以及周围情况体会其精神实 质，就是跟刘少奇学的。1942年底抵达延安，次口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谈了 《中国政治思想史》撰写过程和完成《简明中国通史》下册计划。之后，中央 任命他为刘少奇的学习秘书。他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人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

在延安期间，他修订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由新华书店出版。该书的 出版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出版工 作，毛泽东提出要“印少而精的东西……可印《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吕 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t.他先后在《解放报》发表《中华民族人种的由来》、《在原始 公社前期我们祖先是怎样生活的?》、《原始公社后期我们祖先是怎样生活的?》 (《全集•八卷》）等文章。他希望这些通俗作品能对延安干部战士学习中国历 史起到普及作用。

1945年10月，吕振羽主动要求到东北基层工作，经刘少奇批准，偕夫人 江明同由延安出发途经热河时为中共冀热辽分局挽留，先后被任命为热西地委副书记、分局巡视工作团团长、冀热辽救济分会常务副主任。期间，他曾多 次赴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反映灾情。在解放K救济总会会长伍云甫支持下, 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代表谈判，据理力争，为解放区广 大灾民及部队争取到大批救济物资。他利用在热河巡视工作间隙，到汉、满、 蒙、回等民族杂居区调查访问，了解当地生产技术及风俗民情，为日后民族史 撰写积累了资料。1946年12月，因国民党部队大举进攻，他隨冀热辽分局经 林东、通辽、洮南、白城子等地转移。1947年1月抵哈尔滨，乘空开始动笔 撰写《中国民族简史》（《全集•六卷》）。

同年4月，该书由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成为中国首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著 作。吕振羽认为就是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个同印欧、中亚、南亚 诸民族血液交融的过程。由中国人种起源于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的分析，以及 其他附属成分可以看出：•‘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人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中国 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他认 为把汉族说成是一个纯粹的民族是荒谬的。汉族前身华夏族的形成，就是由商 族和夏族为骨干而形成的。而华夏族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人口等几方 面力量总和又超过中原周围各民族，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很多民族“也 都成了华族的构成部分”。他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回族“不是民族”，只是 “宗教团体”的观点。他说就这个民族居住的地区言，虽相当部分与汉族同胞 杂居，但毕竟有一定聚居地区如甘肃、宁夏、云南、青海等，“tr肃、宁夏六 百四十万人口中，回族约占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他还批判了所谓“满族人 在满洲已绝迹”等谬说。他说，人类应该是平等的，少数民族也是优秀人类 的一部分,，该书以唯物史观对各民族历史作了梳理阐述，其民族平等观点及其 对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的批判，对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全民族的动员有着重 要作用。

《中国民族简史》也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苏联学者认为，吕振羽 “以马克思主义来阐明中国各民族历史问题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表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各民族的古代历史，“正力求给予马克思主义的 阐释”。（弗•阿•鲁宾《评〈中国民族简史〉》，《古代史学报》1952年第2 期）蔡美彪认为，“吕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念确立的民族史研究的对 象和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部题为《中国民族简史》的著作，考察了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考察了满、蒙、藏、回、维、彝、苗、黎等十几个 民族的发展史……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并列考察，却是一个创举。”（《重读 〈中国民族简史〉》，《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学术研讨纪念文集》，吉林大学 出版社，1996年）

之后，吕振羽撰写了另一部著作，就是《简明中国通史》下册，1948年 2月在大连出版。下册很注意对历代爱国主义思想的掘发、阐述。他认为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以至中层群众之中，“蕴蓄了民族斗争之 无限伟力”。该书对历朝统治者对于人民的暴戾、残忍予以无情揭露。书中叙 述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的每一次重要农民起义，认为农民斗争中的“不动 摇不受收买”、“斗争到底的精神”，“是中国人民优良传统的表现”，同时也对 历代农民起义失败原因作了分析。该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十分重视对于 海外华侨历史的记载。他颇为细致地记述华侨矿商罗劳伯在印度尼西亚的开矿 活动，赞扬其在异国他乡的建设开发。他批评清朝政府将华侨拒之于国门之外 的做法，称清朝政府想防范外国商人与沿海人民往来，却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 易的主动权。吕振羽在中国通史著作中对华侨事迹的记载，有开风气之先的 意义。

1948年9月，吕振羽被任命为中共安东省委常委，分管安东、抚顺、本 溪、通化等地城市工作，还率省委工作队深人农村进行土改、建政、建党等工 作（《全集•九卷•政务》）。12月5日，他代表省委迎接由香港途经安东参加 新政协筹备工作的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许广平等社会知名人士。侯外庐 在吕振羽笔记本上留言，称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已经“锲人深处”。郭沫若 留言，谓吕振羽经过战火洗礼，“是一面大旗”了。马叙伦感叹道：“吕先生 的为人民服务精神”是该学习的。

(五）

1949年4月，吕振羽被任命为旅大区党委委员兼大学工作委员会书记、 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0年]1月，调离大连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8月，兼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1954 年春，因脑疾频繁发作（后出国访问诊断为脑瘤）赴外地疗养。1955年7月， 因病正式调离东北人民大学。

在主持大连大学工作期间，他强调应该确立正确的办学方向，把培养为人 民服务的专门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着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推行学校的正规 化，以此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大学的一整套办学方针。他亲自领导修订 《大连大学暂行校章》和建立与此配套的规章制度，倡导学校建立日志、周志 与月报。他认为“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环节在于提高师资水平”，派人到北 京、上海、天津等地招聘高水平教授任教；他提倡民主作风和民主办学，吸收 教授、学生代表担任学校的校务委员会成员。在东北文教委员会工作期间，他 率领检查团先后视察了东北商业专科学校、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东北工学院等高校，与师生员工座谈，在对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和团结、建立和 健全学校各项制度、加强教学和提高教师质量、减轻学生负担和保障学生健康 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改进措施。此外，他还受东北人民政府委派，视察了旅大 图书馆、博物馆、资源馆，对该馆存在文物遗失、古籍图书管理疏漏等问题提 出整顿和处理措施。在主持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名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他 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教育的基本方针，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要适应国家经济 建设的需要，推进正规化办学，主持制订并实施了《东北人民大学校章》（草 案）。他重视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知、德、健、美齐备”全面发 展的人才观，从北京、上海、大连等地陆续招聘高水平教授任教；他强调学术 研究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地位，教学与科研要密切联系；他提倡“民主基础上 的大家办学”，吸收教师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在他主持下，东北人民大学由原 来培养财经政法干部的学校迅速转变为在东北地区有影响的文理科兼备的综合 性大学。

1954年9月，吕振羽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6月，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9年3月，任第三届政治协 商全国委员会委员、民族宗教组副组长。前后担任的行政、社会工作还有：中 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历史研究》编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民 族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驻会委员、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章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顾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 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1955年9月，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派，率中国东方学代表团到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出席莱比锡东方学讨论会。在开幕会上作了题为《六年来新中国的历 史科学》讲演，介绍新中国史学发展，受到各国学者欢迎和好评。之后又代 表中国科学院出席德科学院希腊罗马学研究所成立大会，访问了洪堡大学、席 勒大学、柏林图书馆等学术机构（《全集•九卷•日记》）。在苏联治病期间， 应邀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访问，并与苏联学者座谈会上苏方提出要翻译 吕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参加人大代表视察活 动，递交代表提案（《全集•九卷•政务》），多次出席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和学 术活动。1961年7月23日至8月10 F1,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邀请，与 范文澜、翦伯赞、翁独健、王冶秋、韩儒林等学者组成的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 导委员会代表闭，赴内蒙古自治区访问（《全集•九卷•日记》）。先后访问呼 和浩特、包头、大同等地，在区党委宣传部召开的会上作了理论学习报告。 1961年10月，应邀赴武汉出席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到中南民 族学院作了学术演讲。他还与吴玉章、范文澜等史学家一同去河南郑州、洛 阳、三门峡访问,1962年11月4日，应邀赴济南出席孔子逝世2440周年学术 讨论会，在闭幕会上作『发言。同月17日，应邀赴长沙参加王船山逝世270 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会议开幕式、闭幕会上都作了发言；后由湖南省委安排赴 家乡邵阳等地访问，应邀为当地干部、学校师生作了理论与形势的学习报告。

从1958年6月起，应中央党校党委聘请，吕振羽兼任该校中国历史教授 (1956年到北京治病后，杨献珍、艾思奇几次提过此事）。从1959年秋至1962 年冬，他为党校学员与师资培养作了大量工作，“成为中央党校最受欢迎的历 史学教师之一”（郑必坚：《中共中央党校名师》序，2002年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出版）。为了教学需要，他平时住在党校，相继为中央党校理论班、新疆 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并进行多次专题讲座；同时为历史教研室教师进行中 国史理论辅导，指导教研室编写《中国历史学界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争论》等 教材，还受党校委托为历史教研室培养了数位研究生。在此期间，他应邀到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全国政协等处作了学术演讲，内容涉及民族史、政治史、军事史、妇女运动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他还热情在家接待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来访。

建国初的十多年里，他在繁忙公务之余，坚持历史研究，先后出版了《史 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全集•六卷》），数次修订《简明中国通史》。

《史学研究论文集》是吕振羽在东北期间有关史学理论文章的专辑，收人 《关于治史方法方面的零片意见》、《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 答》、《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从建国后历史 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加强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指出“要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出发”，“处处以辩证观念观察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内部矛盾及其作为一切条件的各种矛盾进行综合的 科学考察”。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学研究“就是要把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轨道上，把 历史的本来面目复现出来”。论文集还着重阐述了从人民立场出发治史的观 念，认为人民的史学家就是要“站稳人民的立场”，“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分 子”来参加研究。他说人类历史无限丰富、无限多样复杂，不可能也不必要 对它的各方面都亲自从实践中去体会，但须“尽可能多地去熟悉各种各样的 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至少要有一些亲自经历的较完整的体会'他认为在 祖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有很多参加实践的机会，都是“创造历史的活动”， 是“活的历史”，有了这些完整体会，对正确治史是大有益处的。他还提出没 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一定程度的群众实践活动的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 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的观点。论文集阐述了新时期爱国主义是与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爱国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历史科学的重要任务， 就在于“阐扬和宣传爱国主义”，“培养和发扬我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史论集》收人了吕振羽到北京后至196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 毛泽东思想与历史科学、哲学史、两周社会研究、叶适思想研究、胡适思想批 判、民族关系史研究等内容。他在《论两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 性——关于中国社会完成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的探讨》一文中，主 要对自己1930年代以来所持的西周封建说作了自我批评和修订，认为以前的 想法基本局限在西周区域内，也过多注意了封建性方面的问题，忽视了其他诸种社会形态的问题，思想方法上有片面性。他进一步阐析说，“武王革命” 后，周朝的疆域内，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公社制等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即使时间上也是一 个不平衡的态势：大体上说，在周朝国家的中央区域，到所谓的“宣王中兴” 时，封建制得以确立和巩固；在齐国等原先殷朝的邦畿地区，到春秋时才渐次 完成过渡；而南方的越，则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和封建制还并存着。

吕振羽关于两周社会形势发展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的观点，也是他对 《简明中国通史》再次修订的主要原因。当时国内开展的一些少数民族社会发 展形态和经济状况的调查，对他的史学研究帮助很大。他认为民族学研究成果 有益于对上古社会发展情况的新思考。

1961年，他发表题为《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的论文。他 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尤其在阶级社会时代的民族关系及复杂矛盾作了重要阐 述，其基本特点归纳为：（一）在原始公社制时代，本质上是劳动人民间的关 系。（二）我国历史上的四个革命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的，斗争中形成了 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三）我国各民族住区的交插和人口杂居、 或大杂居小聚居的情况，有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四）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一 个国家内，逐渐形成经济上相互交往、联系、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 纽带，表现为带有一些地区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五）在上述基础上，形成 了我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重大特点。因此，他认为适应我 国历史发展、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决定了国家制度和地方组织形式应该是单 一的国家制度和民族的区域自治，两者间互为因果、互相适应。1%3年初， 他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论文，回答了“历史上的中国” 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历史 发展的过程或总的趋势“是统一而不是分裂”；那些在一定时期并存在中国境 内的“国”或政权，“彼此都没有相对固定的国界…彼此都想统一全国”；发 生在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都是国内战争，“都是压迫和反压迫的民族战 争，因此它们不存在侵略反侵略战争的前提”，但是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1961年，他还对旧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进行修订，把上年发表的 《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我国若干少数民 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两篇长文作为《补编》辑人。两文是根据解放后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量调查资料和各处地下发掘的丰富考古资料基础上撰写 的。束世澂阅读该文后来信，认为“此文体大思精，论断确实，可为研究古 史和考古家的指导文件。”（《全集•十卷•书信》）

吕振羽在中央党校的中国通史讲课记录稿，后来被整理成《中国历史讲 稿》（《全集•七卷》），是他在中央党校任教时的主要学术成果:，该书适应党 校学员的特点，简明扼要，理论性强，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人物、事件予以 评论分析，用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说明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此外，他还在党 校相继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波澜和曲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 问题》、《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全集•八卷》）等演讲。他认为从总体 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波澜和曲折是突出的。具体而言，西周、两 汉、唐、两宋、明等是大波澜时期；十六国和南北朝、五代和辽金、元朝初 期、明末和清初，是逆转时期。跳跃和曲折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 的问题，波澜突出则是其特殊性。他关于“百家争鸣”的演讲，强调了这种 争鸣对于学术发展的意义。他的关于新疆历史问题的演讲，在党校新疆班学员 中有很大反响，包尔汉、赛福鼎都听了讲座-这些学员在后来反对地方民族主 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主动提议，邀清全国著名史学 家如范文澜、侯外庐、尹达、翦伯赞.杨向奎、邓广铭、翁独健、郑天挺、裴 文中、白寿彝、唐长孺、韩儒林、吴晗、张政烺、夏鼐、谭其骧、胡厚宣、尚 钺、金灿然、刘大年等到中央党校讲学，成为影响史学界的“神仙会”。

1958年，他还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撰写《简明中国近现代史》，并签署了出 版合同，后因突然变故爽约，抱憾终生。

(六）

吕振羽的一生并不平坦。他怎么也没想到，为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最后 会遭受种种莫须有的迫害。1%3年初，在参加完湖南纪念王夫之学术讨论会后, 突然遭到“隔离反省”，从此被幽禁在京城一所四合院内。其具体原因连夫人 江明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又被列人“刘少奇专案”，投人秦城监狱。他受到多次刑讯逼供，要求揭发刘少奇所谓叛变革命的“证据”。吕坚记 述了赴秦城狱中探视父亲的情况：

父亲……讲述了这些年来在狱中的情况和看法。入狱的头两年，光审 讯就达80()多次，其中700多次是关于1935 — 1936年去南京同国民党当 局谈判共同抗日时与刘少奇同志所谓“勾结”的问题。这次谈判明明是 根据当时党在长征路上发表的“八一宣言”，为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进 行抗战，并且自始至终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对党和人民是有功 的，怎么倒成了与刘少奇勾结蒋介石阴谋消灭红军了呢？父亲说到此时非 常气愤：“在这之前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刘少奇同志，简直是无稽之谈！” 父亲为了“坚持自己历史的真实性，也坚持他人历史的真实性，在轮番 突击的审讯中，身体遭到严重摧残。他的眼睛由于连续受到强烈灯光的照 射而视力大损，几至失明。（《倔强犹欲看锥花》，《吕振羽和中国历史 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处于逆境之中的吕振羽，始终坚持了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凛然大义，坚持 了历史学家应有的人格和品质，不为势倾，不为利诱。1968年12月，在狱中 惊闻刘少奇蒙冤被永远开除出党后，默成感怀诗三首，缅怀刘少奇的丰功伟 绩，以“二十世纪‘风波寒’，三顶帽子绝代冤；忠奸功罪全颠倒，吁天辩诬 董狐篇”的诗句，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鸣冤辨诬。侯外庐撰文说，吕振 羽在冤狱中拒挡一切构陷刘少奇的阴谋，对邪恶势力旋风般的仇恨，多么壮烈 啊！他称赞吕振羽是“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历史 科学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原则的忠实坚持者”。（《怀念吕振羽同志》，《中国史 研究》1980年第4期）

1975年2月2日，江明上书，经邓小平批准，吕振羽获释出狱。经过八年 的监狱生活，那原本精力充沛健壮的身体.已经瘦弱得不成样子，虽然因长期 遭受摧残而身患重病，但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充满无限信心”，相 信“党一定会株锄奸恶，昭雪忠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不久，胡耀邦指派中央组织部派员看望。吕振羽表示身体恢复后.继续为党 做力所能及的工作1979年10月，在胡耀邦亲切关心下，吕振羽应邀出席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三十周年招待会。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顾问。1980年春，出席了中国史学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

从1963年到1965年，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吕振羽继续坚持了史学研 究，完成了《史学评论》（副题“读报随笔”）的撰写。从1%4年2月起，在 一无书籍、二无参考资料的条件下，仅据身边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刊载学术文章，进行研究.陆续撰写文稿累计20余万字。《史学评论》共有 四辑，依次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关于我国近代及中 世各别思想家思想研究的一些问题”、“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杂 论”。这当中既有宏观评论，也有微观考察，有专论，也有短评；长者数万 字，短者三四千；有对不同意见的争鸣，也有自我批评。总之都是有感而发， 有自己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深人思考。所评论的相关文章的作者有二十余位。其 中，除少数知名学者外，大多是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如他看了白寿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 榷》一文后，表达了自己看法。他认为应该从历史观点、史家论旨考察史学 史。他强调对于史书价值的评价，“必须考察它，对于走向历史成为科学的进 程中，作了些什么创造性的贡献，比前人多解决了些什么问题，新增添了些什 么科学的东西或因素他认为能代表先进思潮的史学思想及其著作，自然会 对历史起好的、积极的作用。历史观点、史学思想可谓史书灵魂，对全书潜在 价值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是对史著学术价值、社会价值评价的重要因素。 《史学评论》还表现出他对青年学者的关注3如在读了张传玺《从土地契约形 式的演变看我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一文后，他认为这篇文章对研究这一时期 土地问题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的，搜集了不少相关史料，对一些问题也有有益 论析，并有正确论断，建议老一辈学者“应考虑传玺等青年同志的批评意 见。”吕振羽说，撰写《史学评论》的目的，“只在于就能接触到的文章进行 学习，以加深印象和消化'尤其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他仍然勤奋学习，坚 持学术研究，其体现的史学价值和治史精神弥足珍贵。

当时吕振羽的另一著作是《学吟集初草》。始笔于1%3年1月9日，1967 年1月II日停笔。他在突蒙不白之冤后，几乎每天写诗，间忆旧作，创写新 诗，辑成十卷，近三千首。

《学吟集初草》（《全集•十卷》）以诗歌的形式，记述了自己成长的历程 和感怀。如长达二百七十余行的新诗《马克思赞》，热情呕歌了马克思学说的 产生与发展。长诗《祖国颂》，记述了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自述》（口韵）、《南京谈判中和周小舟同志》、《祝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听少 奇同志为华中局党校讲课》等诗篇，记录了自己身世和亲历重要史事。还有 不少咏史诗，也是著者历史观的一种再现。对中国史上的历史事变如商鞅变 法、秦始皇统一六国、淝水之战、王安石变法、辛亥革命等，都撰有诗文；对 古今历史人物如成汤、伊尹、周公、管仲以至洪秀全、孙中山、夏明翰等，都 吟诗评论。此外，还对史学家及著作吟咏评论，涉及《左传》、《史记》、《汉 书》、《资治通鉴》、《文史通义》等很多著名典籍。在题为《司马迁修〈史 记〉》一诗中写道：“敢把日游入正史，欲从今古究长河”，称司马迁已朴素地 触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记述了经济活动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他对王 夫之史论的评价很高，称“史学船山掀巨波，欲明‘理势’穷长河' 但他对 司马光《资治通鉴》并不看好，认为其历史观点“保守”，称“皇家年谱瑕多 瑜，‘修史楷型’保守台”所以研究吕振羽史学思想，也应重视他在《学吟 集初草》中大量咏史诗中的评论天不假年，1980年7月17 H凌晨，这位终身勤奋探索而又饱经沧桑的中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享年80岁。

(七）

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隆重举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震、乌兰 夫、谭震林、方毅、粟裕、张爱萍等赠送了花圈。胡耀邦、黄克诚、薄一波、 杨静仁、江华、胡乔木.邓力群等出席追悼会。悼词称，“吕振羽同志是我国 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吕振羽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战斗的一生。在五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勤恳恳，艰苦 奋斗，为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 家，他始终不渝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 史，在我国的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多方面都作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为五四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5年，根据吕振羽生前遗嘱，江明将所居住的四合院住房和所有的珍贵藏书捐赠给吕老生前的工作单位吉林大学，不受任何形式的奖金和报酬。夫 妇藏书中，有线装书近两万册，包括经、史、子、集四部的古籍。版本有元明 清代的刻本、钞本、稿本和金石拓片，大都为珍善本，其中明版本就有一千几 百册，康熙乾隆时期刻本一千三百多册。这些赠书学术和文物价值都很高，尤 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中印有“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印”章的 《甫里集》为少见珍本。1999年，江明又将夫妇珍藏的宋旭、张瑞图、吴昌硕 等明清著名画家、书法家十二件珍品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吕振羽夫妇每月工 资津贴收人计600余元，但自奉节俭，日常开支控制在100元以内，其余工资 及稿费都用来购买古籍图书资料：

许多线装书是他们夫妇五十年代初在北京的地摊上买的。当时，我们 的共和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这些散落在社会上的古书，被摆在地摊上 风吹日晒……目睹这种情景，这位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感叹道：‘这是 我国文化珍贵的遗产，多可惜……，从那时起，他们夫妇更加节衣缩食来 买书。衣裤鞋袜穿破了，缝缝补补接着穿；一条毛毯磨得洞连洞还在用； 沙发罩破了，垫草都露了出来，也舍不得买新的。即使这样，他们还往往 因钱不够而赊帐。明代毛晋汲古阁校刻的《十三经》、《十七史》等，就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琉璃厂、隆福寺等处买到的。（《共产党人的遗 产》，《吉林大学报》1986年10月4日）

1956年，吕振羽因患脑瘤需要长住北京治疗，也为了从事研究和著述， 高教部曾考虑让他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曾住过的房子。吕振羽感到不能住那样 的住宅。领导又表示，如果有合适地方，可以买套房子。吕振羽夫妇考虑国家 教育经费紧缺，不能再让国家花钱买住宅，于是就用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买下 一套旧四合院，全部维修费也自己出,，吕振羽夫妇自己节俭，对国家需要和发 展一直十分慷慨。还是在1951年的时候，就捐献出历年所积稿费人民币近四 千万元，支援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1993年，江明在吕振羽纪念室揭幕时 表示：“这些藏书和房子是用我夫妇的工资和稿费买的（工资和稿费是祖国和 人民给的），把它交给国家交给人民是很自然的。我个人不过是实现振羽遗 愿。固然，这是我们共同的夙愿，但在党的事业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江明同志讲话》，《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86年10月，吉林大学决定在吉林大学设立吕振羽藏书纪念室；同年10月6—8日，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长春举行纪念吕振羽学术研讨会， 匡亚明、史立德、关山复、廖盖隆、丁伟志、吴泽、魏晨旭、马鸿模、邓晏 如、刘起钎、蔡美彪等生前友好、著名学者参加，这是首届纪念吕老的学术盛 会。为了永久纪念吕振羽的功绩，1993年8月，吉林大学决定在其生前北京 住地设立吕振羽纪念室，并于8月30日召开了吕振羽纪念室揭幕暨学术研讨 会。吕老生前友好、著名学者张爱萍、胡绳、段君毅、赵毅敏、张致祥、王国 权、史立德、李锐、王子野、主忍之、黄葳、李又兰、刘大年、吴泽、廖盖 隆、李普、丁仰炎、蔡美彪、林甘泉、李学勤、张忠培、陈高华等近百人出 席。江明说：“建立这个纪念室是为了弘扬传统，启迪后人，就是要弘扬爱国 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这是振羽走过的路，不论如何崎岖艰险，他毕生 坚持，九死未悔,，这个纪念室不仅纪念振羽，还要纪念郭老、范老、翦老、侯 外老等史学前辈。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他们和振羽是并肩征腐恶的战友。凡是 为祖国为人民献身者是值得人民纪念的！”

1996年10月，又一次全国吕振羽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邵阳市隆重举行，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吉林大学、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南省 历史学会等16家单位发起。2000年5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 校在京联合举行了纪念吕振羽百年诞辰座谈会，史立德、李又兰、廖盖隆、金 冲及、刘海藩、江蓝生、刘中树、林安西、魏晨旭、蔡美彪、林甘泉、张传 玺、张海鹏、陈祖武、卢钟锋等近百人出席^吕老夫人江明出席会议。国家民 委发来贺电。江明在发言中表示：“先驱者们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永垂不朽”。同年5月26日，吉林大学也在长舂举 行隆重纪念吕振羽百年诞辰大会，吕振羽奖学金颁奖仪式、吕振羽塑像揭幕仪 式、《吕振羽诗选》首发式、吕振羽学术报告会等纪念活动同时展开。

将近20年来，关于吕振羽的学术著作相继得到整理，《吕振羽史论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吕振羽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吕振羽诗选》（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先后问世。关于吕振羽研究的 学术论文集已出版多部，有《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学术研讨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出版社，1"6年）、《吕振羽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吕振羽研究文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对吕振 羽专题研究的著作，先后出版的有《吕振羽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吕振 羽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吕振羽传》（湖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年）、《吕振羽画传》（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等。学者们的研究充分 表明，历史会铭记吕振羽和其他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胡绳说：

现在看来，包括郭老、吕老以及其他史学家前辈翦老等，他们的古代 史研究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革命失败时，马克思 主义确定在中国已经生长起来了，但是要继续发展，那就必须中国化。教 条式地理解不行。当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要求的。郭老、吕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与解决中国大革命失 败之后如何前进的问题密切联系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郭老、吕老以及稍晚一点的前辈翦老、 侯老、范老，他们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历 史研究，他们是开辟道路的前辈。他们几位史学前辈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 过程中，对许多问题的具体解释不尽一样。但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彼此尊 重，互相探讨。他们的成就都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和内容。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吕振羽》，《吕振羽和中国历史学——学术研 讨纪念文集》）

学者们强调，自从人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之后，确 实引起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如果说进化论和种种资产阶级史学理 论的传人，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也起过某些突破和革新作用的话，那么可以 说，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兴起，则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重大革 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诸大师的贡献，重要的不仅是 他们在学术问题上的创见，而在于他们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开启了一代新风。

学者们的研究认为，吕振羽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高尚的史德、广 博的学识、崇高的道德品质、对人民无限热爱而对邪恶势力横眉冷对的凛然气 节、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他的多方面贡献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将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价值研究和科学研究方式相结合相统一的研究取向和治史途径。他坚定 确立起既崇高而又切实可行的价值追求目标，将个人的价值目标与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马克思主 义史学发展史上提出和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课题。他的社会进步的价值追 求与科学研究相统一的治史取向和途径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学者们注意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成部分, 也是国际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早在1930年代，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 会研究》就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有两种日文译 本，《中国民族简史》一度得到前苏联学者仔细研究。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 家的著作一样，吕振羽的学术著作，还受到美国中国学家的关注。吕振羽 19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研究论著和观点，也得到过德国学者的仔 细研读和分析。一直到I960年代，他始终与前苏联的汉学家保持有密切的学 术交往与联系。

中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 结果，启迪和影响着一代代后人，也一直是中国当代史学史关注和研究的重 点。回顾先辈，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我们编辑整理出版《吕振羽全集》，就 是希望其留下的这份宝贵精神财富能够继承和发扬光大。先驱者们运用马克思 主义探讨了传统历史学从未研究的新领域，填补了中国史学研究的许多空白， 解答了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和努力的，要用 他们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对待一切学术问题，为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贡献。时代不间了，历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会受 到来自社会和学术界的不同形式的挑战，正确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于 我们也是至关重要的。

《吕振羽全集》共十卷，依次为：第一卷：《中国外交问题》、《中日问题 批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上）》；第二卷：《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 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第三卷：《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 时代的中国社会》；第四卷：《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五卷：《简明中国通史》； 第六卷：《中国民族简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第七卷：《中国历史讲稿》、《史学评论》；第八卷：《史论》；第九卷：《政论》、《教育》、《政务》、《札记》；第十卷：《回忆录》、《学吟集诗选》、《日记》、《书信》、《吕振羽生平著述活动年表》。

全集不少内容为首次出版或再版。如第一卷中的《中国外交问题》出版后被日伪新民会列为禁书；《中日问题批判》、《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两书，出 版不久即遭国民党当局查禁。第二卷《中国社会史》、《经济史》讲义等，第 九卷《教育》、《政务》、《札记》，第十卷《回忆录》（部分）、《日记》、《书 信》等，皆为初次整理出版。第八卷《史论》、第九卷《政论》，大都为早年 发表过的论文，有些距今七八十年，且散见于民国时期报刊，很难查阅到。其 他诸卷虽为已版论著，但此次编人全集前，编者对古籍引文重新作了核校。因 此，《吕振羽全集》的编辑与出版，将全面、客观地反映吕振羽一生治史经历 和学术发展，无论对其学术思想研究还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与发展的 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与文献价值。

吉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共同为全 集的出版，做了多方努力和周到安排。各位前辈学者、学术同行，以尊重原 著、保持历史原貌的原则，分工合作，细心校勘，作出很多贡献。吕振羽夫人 江明生前为全集编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精心保存并搜集了大量珍贵文献，全 集十卷编辑工作历时四年多终于完成和正式出版，既是对吕老一生治史等方面 文献的全面整理，也为今人乃至后人继续史学研究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

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全集编辑工作的友好单位和友人，表示衷心谢忱和 敬意！

愿吕振羽革命品格、治史态度和创新精神进一步弘扬光大！

《吕振羽全集》编委会 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