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原型——读《现代性与大屠杀》

为什么要重提奥斯维辛？它于社会学有何意义？于鲍曼而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单是德国性的罪孽和犹太人的噩梦，更不是和平时代里符号化的默哀仪式。“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创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怕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前言p7）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失败首先并不在于它阻止大屠杀的无能，而是在于现代性正是奥斯维辛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p18）。如果说“无能”还可以与“无辜”临近——传统社会学家们力图说明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而不是它的一个产物（正文p7）——鲍曼无疑是直接控诉现代性“有罪”。“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p18）现代性是一顶魔术礼帽，它创造令人惊叹的奇迹——可爱的兔子；但人们不该沉溺于奇迹之中，忘记了兔子的阴影正是长着双角的恶魔。现代性之下，官僚体制的精确管理和技术与理性的计算下追求最经济和高效的方式生产死亡，创造毁灭。不禁要问：德国人难道天生缺乏美德？那为什么犹太人也配合着德国人进行自我屠戮呢？鲍曼认为这一切不是人性出了问题，而是现代性的原因。“对残酷的纵容并非源自参与者的邪恶，而是源自邪恶的社会安排。”（p219）正因为大部分人是普通人，现代性以精巧和残酷的魔法将普通人的个人道德搅碎，并且回炉重造，乃至于创造出一种工具理性的冷血道德和官僚体制的责任推脱。如此，以大屠杀为典型来考察魔法的运作机制便为理解现代性病症提供了一种视角，以血为代价的视角。

西方文明将其上升的历史解释为人类主宰自然逐渐但又无情地取代自然主宰人类的历史。它将自己的成就说成是在人类行为的自由、创造的潜能和安全等方面所取得的首要的、决定性的进步。西方现代社会被定义为一个文明的社会。公众对文明社会的印象是一个没有暴力的社会，温文尔雅的社会。（p129）但所谓现代文明的非暴力特征只是一种幻觉，实际情况只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并把暴力的机会进行了再分配。暴力被剔出了视线，但是并没有被强行地下灭。虽然从受到限制而显得狭窄和私人化的个体经验的便利位置来观察，暴力是不看不到的。但它实际上并未消失，而只是被圈进了被隔离和孤立的区域。这就是暴力的集中。利用了技术先进的武器和官僚体制化管理的先进技术，常备军和警察将暴力从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消除，将暴力从文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消除，然而在公众视野之外死于这种军事化所带来的暴力灾难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p130-131）暴力的消失和秩序井然的外观不过是现代性，正是文明社会所招致的错觉，这种错觉是那么逼真和美好。公众不曾想到暴力也可以被集中，而这不正是大屠杀所赤裸裸呈现出来的事实？普通的人看不见，道德就不会受到损害。

不过，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些直接参与屠杀的刽子手也同样看不见。

在大屠杀的进行中，官僚体系的结构所进行的科学工作分工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还将屠杀的过程分解到个体道德无法察觉的地步。细致的劳动功能划分和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p132）两个因素使得杀害行为从来不是一个刽子手直接进行的，而是程序化和技术化地进行着。他们只是签个字，递交报告图表和数据，最后的人只要例行工作一般组织集合以及扭动阀门就让成千上万人直接蒸发。对于尸体的处理和对货物的处理没什么区别。下层要为上层负责，他们把丧失了个体道德，以执行公务为道德；上层为下层负责，以崇高和理想来宣传所作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没有谁能为这一切最终负责，责任在整个权力体制内游移不定。但他们都以此来减轻了内心的道德愧疚。实际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妖魔化的社会宣传并不成功，很多德国军人可以认可抽象的犹太人是病毒，但无法把和他们的犹太邻居当作邪恶的来看待。他们想方设法来为自己的邻居辩护，似乎他们是犹太人里特殊的一部分似的。人们的道德感来自生活中亲身的印象，而面对抽象的概念则冷漠很多，转而以执行命令为美德。实际上，正是现代性的理性、技术、数据以及分工磨灭了最具体而微的道德情感，这是现代性的病症。普通的德国军人都是被动参与了屠杀的灾难之中。

然而，参与进屠杀的何止德国人，现代性的官僚体制甚至可以诱使受害者合作。

“犹太领袖们向下对受奴役的大众行使着正式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向上他们却被掌握在一个不受国家宪制机关任何控制的罪恶组织手中。” 就这样，“被害群体被吞没在整个权力结构里，又在其中广泛地承担了一系列任务和指责”。（p161）引导他们行为的是进过理性解释的目标：1）继续活下去；2）拯救你所能拯救者（为了多数牺牲少数）。这就是为集体毁灭服务的个人理性。抽象的理性甚至可以彻底泯灭心中的道德，只剩下理性上计算出来的最优解。

现代性之恶招致的正是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形象之间令人惊讶的断裂。鲍曼分析到，“使亲身的印象与抽象的原型相分离，而又使每一位逻辑学家相信无可避免的冲突得到防止的，是前者受到了道德的浸润，而后者却保持着道德中立、纯粹理智的特征。”（p245）

问题&思考：

1、“如果我们现在置疑谁是致使大屠杀发生的元凶，民主的崩塌（或未出现）似乎是最可信的答案。在缺乏传统权威时，只有政治民主才能提供惟一的、能够使国家远离绝境的控制与平衡。”（p147）“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p217）可见，鲍曼支持一种政治民主来预防现代国家集权的噩梦。（现代性中的恶将功利主义婉转地且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出来，普通人可以不知不觉参与到屠杀之中。如何通过政治民主调和？鲍曼在本书并未很好地讲清楚。）同样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进行批判，列奥·施特劳斯走上了古典传统，试图在柏拉图那里寻找德性，这与呼唤政治民主的鲍曼似乎完全不同。施特劳斯会是如何看待大屠杀的？他对现代性危机的看法与鲍曼之间的关系是何？

在本书中，或许，大屠杀的内涵最重要的并非它是由谁招致的（人类的战争、天降的瘟疫），而在于面对死亡时的政制及其领袖的决策。民主制国家同样可以充满功利主义，未必不会以减少人口数字为代价保护经济。相反，权力集中的国家可以通过强大的动员和高效的部署尽力拯救每一个个体。因此，鲍曼说通过政治民主抵抗现代国家集权的噩梦让我困惑，他似乎是受限于奥斯维辛的讨论而把现代性之恶推卸给国家集权了。但是，正如上面对“大屠杀”最重要的内涵之思考，或许，抵抗现代性并非是所谓政治民主，而是保证他们——无论是什么样的政体和他的领袖们——如何才能不被“抽象的原型”所遮蔽双眼，看到身边具体鲜活且脆弱的生命。确实，这实际上必定受到不同政体的影响，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有各种国际舆论和外界压力等张力因素，但终究要看本国的政治领袖和集团的魄力、决心和智慧。

2、实际上，在现代性的危险和道德的开脱过程中，隐喻不仅1）帮助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夸张以至于遮蔽了危害（园丁隐喻，“园丁把社会看成是一块需要专业设计、然后按设计的形态进行培植与修整的处女地”p149），还2）为纳粹政府进行宣传（病毒隐喻，“我们将害虫消灭就等关于为人类做了一项贡献”p95），甚至说3）为犹太人进行自我宽慰（数字游戏隐喻，“数字更大的生命比起数字更小的生命好，杀得更少比杀得更多要少一些可憎”p186）。实际上，隐喻思维还可以表现出符号化后对原本属于感性的个体道德情感的遮蔽，逐渐将道德与感受隔离开，乃至最后完成一种遮蔽。这时，经过理性计算过的利害更加直接地呈现在眼前，进而呈现为一种数据化的道德。亲身的印象消失，抽象的原型出场。人们的道德感在这个意义上完成转化，从个体的感性的直觉的道德变为集体的理性的计算的道德。大屠杀正是在这种隐喻思维的模式下得以可能的。隐喻的思维似乎就成为现代性对大屠杀的危害何以可能的深层原因。

3、鲍曼拒绝了涂尔干所谓“道德是社会的产物”的说法（p227），转而探索道德的前社会来源，并且找到了列维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