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妹尾达彦：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
妹尾达彦著，选自《唐史论丛》，杜文玉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编者按】在日本有“中国都市史研究第一人”之誉的学者妹尾达彦在长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形成了一系列说服力很强的成果。其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他的研究视野相当宽泛，并不仅限于对长安的城市建制及其沿革进行探讨，而是将考察都城制度沿革与论说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变迁巧妙地融合为一，充分关注长安的经济、政治、文化、市民生活等众多层面。氏著《唐長安の街西》、《唐代長安の盛り場》（上、中）、《唐代長安の店舗立地と街西の致富譚》、《中国都市の景观》[分见《史说》第25號，1984年，第1－31页。《史流》第27號，1986年，第1－60页；《史流》第30號，1989年，第37－91页。《布目潮渢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汲古書院1990年版，第191－243页。《史境》第22號，1991年，第25－30页。]等文描绘了长安城市经济繁荣发展的情形；《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第97－108页。]一文将考古学调查成果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分析从8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期中唐大明宫的建筑构造与政治、社会机构的关联；《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妹尾達彥：《唐長安城の儀礼空間——皇帝儀礼の舞台を中心に》，《東洋文化》第72號，1992年，第1－35页。中译文（黄正建译）见〔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498页。]、《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妹尾達彥：《唐代長安•洛陽城の城郭構造と都市社会史の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一般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1995年。]、《都市の生活と文化》[妹尾達彥：《都市の生活と文化》，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書院1997年版，第365－442页。]诸文对唐代长安的社会文化进行了考察。在前述多篇论文的基础上，妹尾又出版了《長安の都市計画》[妹尾達彥：《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2001年版。]。在这部书中，作者以世界史的整体眼光，通过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社会思想演变等多个角度来考察隋唐长安，在综合性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其二，妹尾擅于从他人不甚关注的材料中找到灵感，能够用新的视角解读唐代长安历史。氏著《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妹尾达彦：《唐代后期的长安与传奇小说——以〈李娃传〉的分析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553页。]通过对传奇小说《李娃传》的分析，具体揭示长安城市结构的变化，同时兼顾分析当时长安的庶民文化；《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2页。]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进行了复原，将《两京新记》中所描绘的八世纪前叶为主的长安的情景，作为跨越三百多年的长安城景观史的定点坐标，为后人的长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关中平原灌溉设施的变迁与唐代长安的面食》[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第42－64页。]一文对在关中平原灌溉渠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泾惠渠的变迁作了整理，主要分析唐三白渠渠系及管理的改善，及其与长安面食流行的密切关系，从而揭示出大城市与周边卫星地带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
妹尾在研究中提出“历史即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的命题，并强调他本人的研究旨趣，在于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即尝试用一种能够将整个地球史与详述某一地区的地域史相结合的新的叙述方式。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关系，从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唐朝在几百年统治期的政治统治力和影响力的变化，审视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安城。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成为讨论热点的21世纪，妹尾宏大叙事、中西结合的手法又给我们呈现了新的惊喜。
妹尾达彦研究极为丰富，另外还有：《“才子与佳人”——9世纪中国新的男女认识的形成》（《唐宋女性与社会》（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9世纪的转型——以白居易为例》（《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长安的忧愁——9世纪的转换》（《アジア游学》78，东京勉诚社2005年）、《韩愈与长安——9世纪的转型》（《唐史论丛》，第9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中国城市建筑史研究在日本》（朱光亚编：《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唐长安の都市生活と墓域〉（《东アジアの古代文化》123号(2005)，51-60。）等等
前言：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的必要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近年取得很大进步的前近代比较都城史研究的部分现状进行整理，并对关于东亚都城今后的研究课题做出一个提示。本文以从7世纪至8世纪的约两个世纪间的东亚，即欧亚大陆东部为主要分析对象。由于7世纪至8世纪东亚各地相继建立国家和都城，而产生了可被称作“都城时代”的同时代现象，因此，此时间、空间成为研究东亚都城史时的一个关键（见附图一）。
有关都城的时代的诞生，存在着几个问题如下：
(1）为什么7世纪至8世纪时期的东亚会诞生都城时代？
(2）都城时代建造的各都城有什么样的特色？
(3）都城时代为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广范围的时间空间中来评价7世纪至8世纪的东亚的都城。这也是比较都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学术界指出了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比较”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逐渐把比重移到了“关系”的分析上。然而，以马克斯·韦伯（M. Weber）为首的学者们进行比较分析而获得的庞大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对于不能进行实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来说，采用比较史的方法来探究因果关系的价值意义是不变的。
由于都城史的研究本来是与文献史学、思想史、文学史、社会经济史、考古学、建筑史、美术史、环境史、历史地理学、地域研究等诸领域相互关联的复合领域，个人研究能力毕竟有限，这就需要多种领域的专家们进行共同研究。而比较都城史，由于对不同地域进行比较，这就更加需要各领域间的共同努力。本稿由于专攻唐代文献史学的笔者能力有限，内容粗浅，可仍希望拙稿能为今后更加系统性的整理与分析做出一点点帮助。
一、近年关于东亚都城时代诞生的研究动向
关于7世纪至8世纪东亚的都城研究，数量众多，因此不可能在本文中做出网罗性的介绍。特别是日本，由于日本的建国始于都城的营造，所以日本学者对于都城史尤其关心。日本都城的建造因受中国和朝鲜都城的强烈影响，所以在日本的学术界中，为了探究日本古代都城的历史特性，东亚都城的比较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此，通过关注日本东亚都城史研究的研究机构及研究组织的动向，来探讨今后的研究方向。
日本的国立的研究机构，即以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为主体，近几年，陆续举办关于东亚比较都城史的国际专题研讨会及研究会，其成果也被公开。此外，和东亚比较都城史有关的各种研究中心、研究所及研究组织也异常活跃。以奈良女子大学古代学学术研究中心、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专修大学东亚世界史研究中心、明治大学古代史研究所、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东洋文库、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都城制研究会、都市史研究会等机构所属的研究者们为核心进行研究，最近每年都会邀请东亚各国的研究者参加研讨会，不断地公开出版卓越的研究成果。
韩国的都城史研究，与中国、日本的研究动向密切呼应，与都城史研究有关的国立的研究机构及各种研究组织，对从整个东亚中来评价三国时代至统一新罗时期的都城研究有所推动。越南方面，对李朝以来之都——升龙（现河内）的发掘，使在东亚都城史中评价越南都城的研究一举成为研究的焦点。另外在蒙古，从2008开始蒙古科学研究所和德国考古学研究所的联合考古队对回鹘的都城遗址（哈拉巴勒嘎斯）进行发掘，7世纪前半叶初次登场于游牧地域的大规模的“游牧都城”，它的真实面目正逐渐被揭开。
在中国，1980年代以后，中国古都学会确立了都城学，从此开始了此项研究的研究活动。近年，由于考古学成果的增加和研究经费的增多，有都城遗址的城市中的许多研究机构，都在为推动研究发展而制定研究计划。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都城史的研究一定会迎来一个全新的阶段。
以上大半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研究成果，回顾这些研究可以知道，都城研究是如此的兴盛。都城史的研究动向的确与近年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向密切相关。即使作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课题来分析比较东亚都城，各国的研究者们也会有偏重于评价自己国家都城地位的倾向，导致各国的观点和理解出现分歧，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可以确切地说，近年研究的进步，为更广更细致的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附图一全面依据了上述近年的比较都城史的研究成果，横轴代表空间（东亚具有代表性的都城），纵轴代表时间（西历），是一览东亚主要都城变迁的概观图。附图二表示7世纪至8世纪的都城图，附图三则为12世纪至18世纪的都城图。如附图一所示，6世纪末隋重新统一了分裂长久的中国，而隋之后的唐630年把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一并纳入统治范围，成为最初的帝国，于是，东亚各地相继建立国家和都城的时代也便由此诞生。
583年，隋在所利用的汉长安城的东南部新建了大兴城，以此为起点，605年建造了洛阳城，7世纪前半叶吐蕃建了拉萨（逻些），日本667年建了近江京（大津京）、694年建了藤原京（新益京）、710年建了平城京、740年建了恭仁京、744年修建了难波京（所谓“后期难波京”）、773年左右难波京、784年建了长冈京、794年建了平安京。南诏738年建造了太和，779年建了阳苴咩（大理），回鹘744年建了回鹘单于城（Ordu-Baliq 斡耳朵八里、Qara Balyasun 哈拉巴勒嘎斯、回鹘牙帐城），渤海在7世纪末建了旧国，8世纪相继建造了上京等五京，并对其进行了整备。在朝鲜半岛，676年统一了半岛的新罗，仿效唐都长安，于是对金城（王京）进行了整备。在此，东亚都城时代诞生了。
二、为什么7世纪至8世纪时期的东亚会诞生都城时代？——中国内地的再统一产生了东亚都城时代
东亚都城时代，是由3世纪持续至6世纪的中国内地政治性的分裂，到了6世纪末被隋再次统一为开端而诞生的。隋的再次统一，正是在欧亚大陆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时期所完成的。笔者回顾世界历史查阅了产生大规模的人类与文化的移动时期，注意到有以下两个较大的变动期，即：(1）以游牧民向农业地域迁移为开端的4世纪至7世纪的变动期；(2）以西欧人的海路移动为开端的16世纪至18世纪的变动期。
上述的(1）4世纪至7世纪人类与文化的移动，大概与北半球的年平均气温的低下导致向游牧、农业的低纬度地带南迁的动向相关而产生。此时期，游牧民越过游牧地域与农业地域交界处的农牧交错地带而入侵农业地域，进而在各地建立了征服王朝。而再次统一了中国的隋唐王朝，其统治阶层的大部分是继承了游牧民的血统，所以隋唐王朝也是一种“征服”王朝。
游牧民的迁移，引发了欧亚非大陆各地域的人类迁移，为社会整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人口激减，而之前由血缘、地缘等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生存方式也因此瓦解，于是人们孤立分散开来。因此，这就使与出身、性别无关，对孤立的个人进行个别救济的世界宗教在欧亚各地域传播开来，而不是以从前的家族、地缘、职业团体等集体救济为目的的传统宗教。佛教圈、伊斯兰教圈、基督教圈等世界宗教圈，成为人类最初所经历的广域的商业圈，并建立了连接欧亚非大陆东西的交通、情报网络。
另外，与个人的出身、职业无关，而趋向于普遍的世界宗教，产生了跨游牧地域与农业地域的农牧复合国家的王权思想，维持了拥有广泛地域且复杂的统治空间和种族构成的政权。例如，依据佛教的隋唐、吐蕃、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倭马亚王朝、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王国等等。
6世纪末重新统一中国大陆的隋王朝，废止了分裂期时东魏、北齐的邺，南朝的建康等等，建立了以大兴城为中心的新集权国家，是都城时代的开始。而中国内地的都城，在都城时代诞生以后便由长安时代向北京时代转变。隋的都城大兴城，是以儒教思想为基础同时参照佛教的王权思想而建造的。唐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隋的都城，与东亚最强的军事国家突厥进行了长年之战并最终获胜，630年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把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一并纳入统治范围的大国。
由于唐的军事实力而再次统一了中国内地，加上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行政城市网络和统治空间的扩大，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促使了与唐对抗的具有政治组织和外交机能国家的建设。各国纷纷建造与唐的长安相抗衡的都城，欲与长安建立外交关系来维持国家的安定。统一了西藏的吐蕃逻些、中国内地西南部的南诏大理、蒙古地区的回纥Ordu-Baliq（回鹘单于城）、东北亚的渤海上京、朝鲜半岛的新罗金城（王京）、日本列岛的藤原京、长冈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相继被建。东亚的都城时代便由此诞生。（附图一）
7世纪以前，除了中国内地和朝鲜半岛，东亚还不存在都城本身。而7世纪至8世纪都城时代的诞生，我认为有两大原因：第一，唐再次统一了中国内地，加上以长安为中心的行政城市网络的扩大，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这或许促使了各地域建立可与唐在政治势力上相对抗的国家与都城。第二，7世纪至8世纪，包括唐在内的新诞生的东亚国家之间互相竞争，建造了作为防卫、外交、贸易据点的都城。
对于唐的扩大，统一了西藏高原的吐蕃、蒙古高原的回纥、中国内地西南部的南诏、中国东北部的渤海、朝鲜半岛的新罗、日本列岛相继建立政权，建造与长安相抗衡的都城，欲与唐建立外交关系来维持国家的安定。同时，东亚诸国的形成产生了各国之间在军事上的对立、外交、贸易关系，由此建立了东亚的国际关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都城的建造、整备为纳贡和外交的行政城市网络的构筑和整备创造了必然性。在同时期的东亚诞生了许多建立都城和行政城市网络的国家，这使都城的纳贡体系得到强化，以都城为主要舞台的各国间的外交关系从此开始。
可以勉强地说，以都城为核心的整个行政城市网络即形成了一个“都城”，东亚都城时代也是东亚行政城市网络诞生的时代。在各都城的行政城市网络的邻接地，修建了交易港（指前近代的交易、外交据点，内陆也存在交易港），成为连接都城与都城之间贸易和外交的前线基地。交易港，是设置互市、市舶司的场所。例如，唐的明州、广州，日本的太宰府等等。
三、都城时代建造的各都城有什么样的特色？——各国都城虽拥有相似的建筑构造却主张相异的传统
东亚各国的都城，包括隋唐的都城，都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见证而被建造的。如果没有成为国家之间外交中心的都城，就不会被看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各国的都城，都被设计成作为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仪礼的舞台，为了把各国都城间的交流制度化，在东亚国家间外交的共同原则就是以都城为舞台来制定的。
在当时的东亚广泛采用的唐王朝的度量衡，宫殿、佛教寺院的建造，都有唐王朝的标准尺寸。当时东亚各国都城的建筑物，基本都使用相同的尺寸来进行建造，所以各都城建筑物的景观有很多相似之处。可是，从维持各都城的王权思想中可以看到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在此，以日本为例，对当时东亚各国都城的普遍性和固有性的一端进行探讨。
从藤原京到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的日本都城，确实是参照了汉代以来儒教的王权思想而建造的。以都城制为首，律令制、国号、元号、历、正史、货币等的实施，都是基于儒教的王权思想，这些都是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要素。若具备了这些要素，就可以把国家的独立性冠上正统的名号。北魏以来的游牧政权末裔的隋唐王朝自身，就是采用儒教思想来统治中国的国家之一。而日本则是采取两重规则，朝着灵活、具有现实性的国际交流方向发展的。这具体表现在对于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即主张日本国家的独立和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而对于唐朝却始终是保持着朝贡国的身份。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6月丙申诏决定从长安故城到大兴城的迁都如下：
朕只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官。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成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宴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民尽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之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随来条奏。
日本元明天皇，根据隋文帝迁都诏文，和铜元年（708年）2月戊寅诏决定从藤原京城到平城京的迁都如下：
朕只奉上玄，君临宇内。以菲薄之德，处紫官之尊。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迁都之事，必末违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于近代，揆日瞻星，起官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新之基永固，无穷之业斯在。众议难忍，词情深切。然则京师者，百官之府，四海所归。唯朕一人，岂独逸豫，苟利于物，其可违乎？昔殷王五迁，受中兴之号。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称。安以迁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图，三山作镇，龟筮并从。宜建都邑。宜其营构资，须随事条奏。亦待秋收后，令造路桥。子来之义，勿致劳扰。制度之宜，令后不加。
中国的历代都城，和隋大兴城一样，被祭祀天、地之神的祭坛等仪礼设施所包围。这些仪礼设施所依据的是，把都城看做是作为由天命的循环（五德的循环）而发生政权交替的主要舞台的儒教王权思想（五德终始说）。这样的天命思想，实际是基于征服王朝进行易朝换代的中国内地历史现实的思想。
然而，日本的都城为了与中国的皇帝制度相抗衡，采用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来与其对峙，所以，故意忽视了以政权交替为前提的天命思想，而构成中国都城核心的儒教的仪礼舞台也被排除在外。日本的都城不是皇帝之都而是天皇之都，是作为注重于佛教及日本列岛的民俗之都而被建造的。特别是佛教，由于是从外部传来的世界宗教具备了中立性，被包括日本在内的欲与隋唐的王权形成相对化的东亚各国所重视。
像这样的基于儒教与世界宗教佛教，主张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与日本固有传统的日本都城的情况，在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都城中也会或多或少地看到。各国的都城，虽共有佛教等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但主张相异的传统，如此，建立了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被继承至今的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础也就这样形成了。
四、都城时代为后代带来怎样的影响？——都城立地于环境的分界并由内陆移向沿海
东亚各国都城位置的变迁，与中国内地都城的变迁是相对应的。东亚的城市与国家的形成，与黄河中下流域东亚最古老的城市网络的诞生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黄河中下流域处于生态环境的境域，是把不同物产进行交易的主要场所。纪元前2000年由于气候的干燥化和寒冷化的加剧而推进了游牧从农业中独立，使农业与游牧这两种不同的生业以农牧交错带为媒介地域的对峙环境从此诞生。因而，使与农牧交错带接壤的农业地域成为交易和军事的据点，于是诞生了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到了纪元前1000年时，联合起来形成了国家，遍布中国内地的城市网络由此诞生。
由此而诞生的城市网络的至今3000年间的变迁，汇集在中国五个历代都城变迁的形式之中。即到了9世纪以后，东亚的主干交通路渐渐地开始由陆路向海路转移，主要游牧民的政治据点由中国内地西北部移向东北部，粮仓地带由中国北部移至中南部。因此，使中国的城市网络由内陆部的以长安为中心的城市网络向沿海部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网络转变。而这种由内陆向沿海的中国内地都城和城市网络的变迁，与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都城和城市网络的变迁是相联动的。
附图二、附图三，是把都城时代的城市平面图与后代的做以比较，以便突出其特征。从附图二可以弄清以下几点：(1）大半的都城都作为内陆交通网的要地建在内陆；(2）许多农业地域的都城都呈方格状城市，而南诏和吐蕃的都城是基于自然地形建造，因而不是方格状城市；(3）都城可以分为，既有内城又有外郭城，并都筑有城壁的都城（长安、洛阳，渤海的上京、中京、东京、太和），与有城壁而无外城的（哈拉巴勒嘎斯、新罗金城、拉萨、日本都城）两种类型；(4）大半的都城都因多种族的聚集而形成富有国际性的文化；(5）所有的都城都建有一些佛教寺院；等等。
相对于附图二的7世纪至8世纪的都城图，附图三则为12世纪至18世纪的都城图，从中可明确以下几点：(1）大半都城位于沿海部，都城建在把沿海城市网络与内陆的水运、陆运相连接的重要位置上；(2）有效运用自然地形且拥有机能性的构造（唯独北京是方格状的城市规划）；(3）商业的发展使市民阶层抬头，形成了地域独特的世俗文化的场所；(4）佛教寺院土著化，许多民俗宗教的设施分布于城内；等等。
总之，附图二表示：都城时代，是在包括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的整个欧亚非大陆人类移动的混乱期之后诞生的；在农业地域和游牧地域上诞生了拥有都城的国家，世界宗教（佛教）的普及缓和了各国家之间的冲突，东亚共通的外交仪礼和建筑物的标准尺寸得到完善的这样一个内陆都城时代。
对此，从附图三可以看出，相对安定的政权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形成了基于各自传统的国家，于内陆水运和沿海航路的要冲上建造都城的沿海都城时代到来了。随着内陆向沿海交通干线的转换，都城的立地与形态也随其发生变化。
如上所述，都城的立地与建筑构造的变化，可以认为是象征着东亚社会的世俗化与近代化的发展。7世纪至8世纪东亚的都城时代，因内陆的变动，即中国内地被再次统一为开端而诞生。9世纪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交通干线的转换，都城的立地也由内陆向沿海部移动，前近代国家的都城便逐渐向近代国家的首都而转变。
日本的城市和建筑持续地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城市建筑技术与思想的影响。日本城市与建筑的历史，同时也是一边接受来自中国大陆影响的同时，一边努力创造适合日本风土的历史过程。停派遣唐使的9世纪以后，日本城市与建筑的独特性越发得到显著的发展。特别是在17世纪以后，由于日本政府采取锁国政策，促使城市与建筑的日本化进一步加剧。对这一时期的日本城市建筑的变迁，日本建筑学会编《东洋建筑史图集》，高桥康夫、吉田伸之、官本雅明、伊藤毅编《图集日本都市史》，以及网罗了世界历史城市地图的都市史编撰委员会编辑的《都市史图集》等著作中都有很好的总结。
在此，必须特别提及的一点是，虽然9世纪以后日本不再派遣唐使，但是，民间交流更加频繁，因此，日本的中国内地城市建筑研究摆脱了以都城为中心的惯性，而将重心转向佛教寺院、贵族住宅及庭园建筑之研究上。在15世纪以后，日本诞生了书院建筑（贵族与武士的住宅）和数寄屋（茶室）等在城市中的和风建筑。同样，在15世纪以后，刊印了很多有关日本城市建筑的建筑书籍、庭园书籍、城市岁时记等。当然，这些书籍以中国内地的杰出城市建筑为范本，同时摸索着如何建造适合日本风土的城市与建筑。特别是引进了中国佛教寺院样式的建筑新形式，对日本的城市文化给予了巨大影响，推动了建筑的进一步世俗化。17世纪至19世纪，日本采取了锁国政策，但有关中国内地与朝鲜半岛的城市建筑方面的信息以长崎、对马岛等地为媒介，不断地传人日本列岛。
结语：东亚都城论的构筑
都城是最敏感地体现不同地域的同时代性的空间场所，该时期所存在的诸问题，都暴露在作为国家组织核心的都城的构造和文化之中。从近年各国都城研究的进展中，很明显地表现出都城研究的重要性和趣味性。
比较都城论，是通过把前近代世界各地都城的特色与其他都城相比较，对都城的历史性进行实证性的探讨，从而来明确现在首都的特性。都城存在于前近代的各个国家，现在有许多都城遗迹和建筑尚存。这就具备了对都城的机能、象征性的共通性和地域性的差异进行具体比较的条件。这是进行比较分析时最好的材料之一。
本文中所说的“都城时代”，是笔者关注东亚共通的都城时代诞生的现象，为弄清7世纪至8世纪东亚都城的特征而立的一个研究假说。笔者认为，从游牧地域和农业地域共通的“都城时代的诞生”这一视角，可以补充以往研究的以东亚农业地域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东亚世界论的论点，更可对整个东亚进行比较分析。另外，不是单独来论述都城，而是从以都城为核心的整个城市网络中来对都城进行评价，如此方可弄清关于都城本身。最后，希望今后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