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妹尾達彥教授「象徵和機能：隋唐兩京的城市規劃」演講紀要

随着国内外的政情变化，长安和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比重，在隋唐时是互相转换的。纵观长安和洛阳的比重变化，先是隋文帝建造了大兴城作为统一中国的都城（583年），炀帝营建了洛阳把政治中心移到了东都（605年）。之后唐高祖再次以长安为统治据点（618年），对此，武则天把洛阳称为神都使之成为超越京兆府长安的都城（684-705年）。在恢复唐朝后，玄宗“还都”长安，推行了以长安为核心的集权政治（713年把雍州升格为京兆府，733年设置京畿采访使等），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发动反乱的安禄山把洛阳作为燕王朝的都城（756-757年），反乱平息后便再次把政治中心从荒废的洛阳移到了长安，唐朝后半期长安一直是核心都城。而到了唐末，长安遭到破坏昭宗便迁都洛阳（904年）。

长安和洛阳，其政治比重犹如一个来回摆动的钟摆，不停地东西移动直到唐末。但是，玄宗以后，逐渐完善长安的集权化，又因安史之乱使洛阳荒废，促使唐后期长安的政治权力、军事、文化得到集中的发展。唐后期，长安的军事（募兵制）、政治（使职的集权制）、经济（漕运改革）、文化（科举）的集中化加速，使复都制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从长安去洛阳行幸，洛阳变成了长安的中央官僚退职后度过余生的场所。

如上，长安与洛阳在隋唐300年的历史中，其功能发生了转变。隋文帝奠都于大兴城(长安城)，在中国西北的关中平原的传统空间上，重新建造中国再统一的政治性中核以后，隋炀帝向洛阳的据点的移动，唐高祖长安城的再中心化，武则天洛阳的都城化，玄宗的长安再都城化相继进行着。因此长安和洛阳在每个时期交替着其比重。安史之乱以后，长安集权化的进行和洛阳相对地位的下降的形势已成定局，以长安为核心的新的行财政机构发生进展，科举也深入渗透。这使官人中的将都城置于价值中心的社会观念定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