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17世纪末波兰衰落原因分析

直到17世纪中叶，波兰还是欧洲经济最发达、土地最辽阔的国家之一。当时英法尚未崛起，哈布斯堡王室深陷于三十年战争的动乱之中风雨飘摇（西班牙经过一百多年的穷兵黩武走向衰落，奥地利受宗教狂热影响疲于和新教诸国交战耗尽国力）；普鲁士公国不过是波兰的一介藩属；俄国多次被波兰击败，刚刚从17世纪初的的灾难中走出，看不到什么发展的希望。如果我们身处那个时代，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波兰是整个欧洲最有希望的国家——由于相对的宗教宽容政策，波兰没有 困扰西欧国家的宗教矛盾；波兰土地辽阔肥沃，其谷物、皮毛制品长期畅销西欧；当时波兰庄园经济彼时尚不具备后来的压迫性，对农奴的依赖不像后来那么强；除了北部正在崛起的瑞典和东南部的奥斯曼帝国，波兰周围尚无 有威胁的强敌。如果波兰能够在那时及时更正其面临的问题，它本可以在日后欧洲的一个强权。所以我在这里主要想探讨一下波兰为什么从16世纪中叶起迅速走向了衰落，而且它的衰落又是那么彻底，一旦衰落便一坠千里，一直到18世纪末被瓜分，再没有复兴的机会。 波兰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是没有能建立起有效的国家机器和中央权力的结果，它阻碍了波兰从瑞典入侵后的“大洪水”混乱局面中走向复兴，给波兰未来发展埋下了无穷的隐患，但宣称它是波兰衰落的罪魁祸首显然是犯下了一个时代错误。毕竟第一次使用自由否决权是在1669年（有些说法称是在1652年，但那一次的否决权并没有终结议会的正常运行，而是阻碍延长会议议期的议案通过，并非一票否决议会正常运行的自由否决），而那时波兰已然开始衰落。在波兰王国最后的100年中，一共召开了71届议会，其中42届议会因自由否决权而中断，自由否决权的滥用是波兰严重政治失序的体现，是波兰所谓贵族民主体制彻底失效的结果。 但自由选王制度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衰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制度诞生于波兰国家的上升期（1573年亨利条例确定了自由选王制度）。它产生的危害具有一定滞后性，因为波兰取得的众多辉煌成就——利沃尼亚战争的胜利、攻陷莫斯科、控制斯摩棱斯克都发生在其后。一项制度的作用往往会出现较长的“延迟效应”，这是历史的惯性。 自由选王制度首要、也是最大的弊端是每次国王更替都会给国家发展带来很大不确定性。每次选王都是波兰政局的一次空窗期，选王的过程可能会拉的很长，在这段时间波兰处于政治真空的状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滑向无政府。自由选王制度选出的一般都是外国的贵族（从这种制度诞生后，一直到1669年波兰贵族才第一次选了波兰人米哈乌·维什涅维茨基当国王！）这就相当于波兰的王位和政局对外公开，完全成为外国势力角逐的竞技场，波兰人民自愿地为外国干涉打开大门。1733年到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就是这个局面，俄国和法国各自扶植自己支持的选王，最后当选者必然有意无意间沦为外国的傀儡。事实上，萨克森威丁家族的奥古斯特二世即位后对波兰事务漠不关心，将波兰王位视为扩张萨克森权势的一种手段，从那时起，波兰就已然沦为俄国的傀儡，在内政外交方面少有什么自主权。 其第二个弊端是它降低了国王的权威，而大大加强了“大贵族”在国内的地位。这有些类似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既然国王本人是贵族选出来的，他执政的合法性完全来自于贵族的consent，国王既不具备的正统的血脉，也不具备真正的权威。正如17世纪初的波兰大贵族 Jan Zamoyski 所说“国王执政，而不统治” （Rex regnat et non gubernat），国王的权力被贵族大大限制了，他不具备大规模改革国家政治的权力，无力推动一项新的政策实施，他必须时刻与大贵族协商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波兰的统治者其实不是国王一个人，而类似于国王与贵族联合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到后期，各个选帝侯就是事实上的封建君主，只不过名义上服从皇帝而已。相比而言，波兰没有到分裂的地步，但国王对政局、对地方的管控力度都是严重受限了。波兰大贵族屡屡发动内乱，挑战君主权威，也与君主缺乏合法性，大贵族权力过大有关。另外，选王制必定使得那些“有能力决定国王人选的”大贵族权力膨胀，拉大他们与小贵族、中产贵族之间的差距。波兰人在近代早期（early modern ages）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贵族阶层的“黄金自由”（golden liberty），是整个贵族阶层（szlachta）的民主制。而这个贵族阶层的范围是很庞大的，有些没有什么家产，依附于大贵族，甚至平时以雇佣务农为生的小贵族，都是整个贵族阶层的成员，也是享有一定特权的，他们在波兰人口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波兰从“普遍的”贵族民主制，逐渐转向小贵族权利被剥夺，大贵族势力不断膨胀的“寡头贵族制”，是其衰落的一个重大的征兆。可以说，大贵族是波兰衰亡的罪魁祸首。不断使用Liberum Veto 妨碍波兰议会（Sejm）正常进行，阻止波兰政治有效运作的是这些大贵族；勾连外国势力争权夺利，引发波兰内战的是这些大贵族；包括在“四年国会”期间，组成“塔果维采联盟”（Targowica Confederation），引来俄国干涉，导致第二次瓜分波兰的也是这些大贵族。而自由选王制正是诱使大贵族权力膨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第三个弊端是经由自由选王制选出的国王对波兰缺乏责任感，因此往往只看重个人短期的利益，对于波兰国家发展没有长远的规划。如上所述，波兰选出的国王大多是外来的。这一方面是外部干涉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波兰贵族内斗的结果。很显然，让一个大贵族心平气和地去选举一个先前和他不过是平起平坐的贵族 为国王，接受他的统治并不容易。但外来的国王对波兰的国情不一定了解，对波兰国家也不见得有多少归属感。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 亨利·瓦卢瓦 在被选举为波兰国王后，又为了争夺法国王位，放弃波兰王位，返回法国，成为亨利三世。对于这些外来君主而言，波兰的王位不过是他们谋取个人权力或者家族利益的一种手段。这里尤其想举一下 三位瓦萨家族君主 的例子。西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 Vasa）即位时正是波兰国力上升期，和立陶宛实现了稳固的联合，在利沃尼亚战争中击败了莫斯科公国，外部环境也非常有利于波兰的发展。西吉斯蒙德三世长达45年的统治却先后将拉入和瑞典、莫斯科公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浪费了波兰宝贵的改革与发展的机遇。西吉斯蒙德三世与其继承人瓦迪斯拉夫四世 似乎更加关心他们在瑞典的世袭王位，为此不惜多次向瑞典国王宣战，而非波兰国家的发展。波兰和瑞典之间的纠纷不仅使波兰彻底失去了利沃尼亚、里加地区，更间接成为17世纪中期 第二次北方战争 中瑞典入侵的诱因。在这场战争中，波兰大片国土沦丧，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战争、饥荒与瘟疫中死亡（这一比例高于波兰在二战中的人口损失），波兰赖以生存的“农庄经济”几近被摧毁，波兰人习惯将这一段历史称作“大洪水”，以象征其灾难作用。波兰能勉强度过这样的灾难，完全是出于其雄厚的国力积累与出众的军事势力。但由于体制的痼疾，波兰从此注定无法再恢复其欧洲强国的地位，“大洪水”是波兰历史中不可逆的转折点，来自瑞典的瓦萨家族统治者为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洲其他衰落的大国，例如西班牙、瑞典，在衰落之后可以相对“安静”地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再参与欧洲大国博弈，渐渐地为列强遗忘。这是因为它们本就处于欧洲的边缘地带，当其强盛时，可以积极干涉欧洲中心的事务。当其衰败时，尚能退守一隅，稳固自身发展。这是身处边缘地带国家的优势，进可攻，退可守，且其领土不易为大国觊觎。英国，俄国，以及后来的美国，都天然具有这种优势。但波兰不具备这种奢侈。波兰是整个欧洲的心脏地带，其领土又是土地肥沃、一马平川的平原，对任何征服者、外来势力来说，这都是不可抗拒的一种诱惑。波兰连接东西的地理位置过于重要，注定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对俄罗斯来说，波兰是其向西扩张的跳板，是其参与欧洲政治、和西欧国家博弈的前提支点。对于普鲁士和奥地利来说，波兰也是制衡俄国，在中东欧延伸其触角的重要基地。地缘政治决定了波兰的命运，波兰要么成为周围大国的傀儡，充当一个缓冲国；要么彻底被瓜分。波兰的悲剧就在于当它意识到自身的处境时，它已经彻底沦入了沙俄的股掌之中，它的一切自救努力只能是引起周边大国的警惕，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无论是五三宪法， “四年议会” 还是科秋什科起义，在拯救波兰命运方面都是无望的，弱小的革命势力无法同时与周围三个保守势力相对抗。（更何况波兰的起义恰好在法国大革命刚刚引起全欧洲畏惧提防任何革新力量的敏感时机爆发） 波兰王国在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接近一百年的强盛，是之前波兰立陶宛联合、宗教宽容、重视文化发展、国家体制不断成熟的结果。而自由选王制带来的无穷弊端；西吉斯蒙德·瓦萨的天主教狂热和侵略性政策（将波兰长期卷入和瑞典、俄罗斯冲突之中）；大地主（尤其是在乌克兰的）无节制的土地吞并、攫取特权；以及波兰农业经济对于农奴制的过度依赖，这些波兰体制的痼疾在16世纪后期就已经渐趋明显，但彼时尚未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理，便遗患后世，到1648年的赫梅尔尼茨基起义之后，波兰王国的种种弊病一时暴露，即使有人再想去变革，也是积重难返了。 最后提一下，波兰的贵族特权制度应该说也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机制构建失败的结果，而非其原因。的确，波兰土地肥沃辽阔，非常有利于农业生产。但波兰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大约从10世纪到15世纪），它显然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国王对其广阔领土无法实现有效的管理，有限的人口又让土地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开发。 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毁于”贵族自由制度的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情况，都曾经是东欧大国，有着广阔的领土和强大的军队，但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口稀少。因此他们必须鼓励大批垦荒者前来移民，同时赋予地方的贵族一些特权，让他们安于在地方上进行农业生产。大贵族阶层的特权正是源于这一时期。此时中央集权、扩大王室税收、加强对地方控制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依赖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依赖贵族和垦荒者开发这些偏远地区。早期国家机制未能完善、贵族权利不断膨胀不能归咎于当时的君主缺乏政治智慧，应该说控制一个不断扩张，却又人口稀少的国家的现实需要决定了现实。 而16世纪以后，波兰向乌克兰（波兰军人称为大荒原地带）无限度的扩张又使得那里成为大贵族的天堂，17世纪的维什涅维茨基王公就是典型的代表，不同于在显克维奇历史小说《火与剑》中的光辉伟岸的形象，历史中的耶雷米·维什涅茨基王公是一个精明而残酷的地主，通过不断的土地兼并，他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迅速发家致富，在其账下仅仅房屋就有38000所。在16世纪的波兰，一个大贵族吞并的土地面积甚至可以接近一个西欧的国家，贵族在土地上予取予夺，压迫农奴，导致大批逃亡农奴“哥萨克”的出现，贵族对于农奴的依赖与压迫、将“哥萨克”附属于土地上的要求，与哥萨克追求自由与反抗的天性相冲突，导致了类似赫梅尔尼茨基起义、多罗申科起义的哥萨克反抗频繁发生，将波兰不断卷入内战的漩涡，消耗了波兰的国力，给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也引发周围强敌对波兰国土的觊觎。1648年的赫梅尔尼茨基起义成为波兰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不是没有原因的。大贵族无限度的土地兼并，对农奴和哥萨克的压迫与利用，到最后只是招来了自身的毁灭。本文转自知乎，作者刘全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