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面舞会的裸面告白

现在回想起我的高中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么两个场景。其一是当时的语文老师时常以鲁迅的小说《药》为例，她带着确切的表情迅速地在黑板上画下所谓的思维导图，那思维导图在两年间以着不变的措辞、不变的内容不断地出现。还有一个是历史老师，他长得圆滚滚的，小眼睛里总带有一丝挑逗的意味，因为眼睛受过伤，他戴着一副褐色的眼镜。每当提到辩证唯物主义时，他的嘴角连同褐色眼镜下的小眼睛会一齐讥笑反问，历史这小姑娘怎么能任人打扮呢。其实我当时也不过是成天在抽屉里偷看安妮宝贝、郭敬明的小毛孩，但这两个场面至今都让我心生恐怖。直到大学快毕业，迟钝的我才明白它的恐怖所在，讲台上的他们以一种强势自负的姿态强硬地宣判了某种事实的必然成立，这或许也是他们的职业成就得以成立的认知依据。可跳脱出基础教育阶段的唯一哲学（即马哲）来重审这两个命题，就会发现，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个意义上，事实、历史或曰真相并不存在。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奇特的伟大发现，而是基础性的常识认知，但有意思的是，深谙此道理的菲利普·罗斯却反其道而为之，大张旗鼓地将其自传命名为《事实》，并在开头写给祖克曼的信件中自白道，“我以这样的散文体来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再让体验回到虚构前的原始真实”和“保持坦率”。罗斯似乎是下定了决心，在年过半百之际，带着重返历史现场的决心向过去回溯，并且力图“返回原点”。

于是，在《事实》中，罗斯通过回忆重新言说了一系列故事，有一条看不见的虚线将其生命的相关事实串联了起来，而其在犹太人与美国人、情人与丈夫、作家与儿子等种种交错身份之间的挣扎也随之显现。在自传的主干部分，罗斯追溯了从犹太小镇男孩到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布拉德利海滩合租房屋所遭遇的残酷的“种族骚乱”，使其在十二岁时决心要成为一名保护弱者的律师；纽瓦克足球场上的反犹太迫害逃亡；亟想甚至愿意不惜一切代价脱离家庭的青春期；和波莉偷尝禁果，开始了情色冒险的梦想；当然，还有和乔西剪不断的情爱纠葛，以及匪夷所思的骗婚、不间断的法院传票诸此种种。可以说，罗斯非虚构的自传的精彩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其虚构小说。

作为自传，罗斯似乎应该就此搁笔，毕竟他已经以书写的方式成功地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历史。但最具文学性，同时也是最迷人的地方正在于，罗斯在强调其自传的“去神话化”努力的同时，也强调了“去神话化”的不可能。“对过去的回忆并非对事实的回忆，而是对你想象中的事实的回忆。”记忆的冲动来自于建构，而回忆的本质却是解构。因为事实是不可知，更不可在追溯中确切抵达，而诸种言说更近乎是一种容器。

于是，在自传的最后，祖克曼给罗斯回复了一封信，在信中，祖克曼残酷地将其此前的建构一一消解，尖锐地质问“在展示他或她的行动和思想时，是为了袒露相关情形的本质，还是为了匿影藏形？”，进而指出“你只有依靠掩饰，才能将之披露出来”，以此宣告罗斯“返回原点”、“原始真实”的彻底溃败。但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祖克曼何许人物？如果说“计划中的自我暴露，其主要对象还是我自己”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依靠他者来确认事实？很大程度上，祖克曼除了开展上文所指出的事实解构的实践以外，很重要的是，他在追问这事实与反事实中间为何而空白？

祖克曼惊讶地发现了罗斯言说事实时呈现出了异样且罕见的“温柔”、“和解”以及“感伤冲动”，而这柔和顺从的一面与其在公众领域中所主张的反叛、颠覆、独立、自由恰恰是相反的，于是他发问“但身为抗争者的你，你的抗争在哪里？”也就是说，在事实的言说中罗斯抽离了“抗争”，无意识地向他曾经不计一切代价决心脱离的价值回归。直接的导火线是罗斯五十岁时遭遇的身体疾病。遗传性的疾病让罗斯回到了父亲第一次陷入生死博弈的记忆（故而自传也以其为叙述起点），罗斯也恰是在世袭般的死亡恐惧中获得了真实体验老父亲生命的契机，而这种体验的致命之处在于它让罗斯不得不承认并且拥抱他所刻意漠视的来自家庭的爱与温暖，以及“犹太家庭是不容侵犯的避风港”的犹太传统。以此为契机，罗斯重审与乔西的情感纠葛时，他也窥见了自己内心深处的脆弱，以及对于爱的极度渴望。

而这些价值的回归和情感的体认对于震呼反叛传统的罗斯来说无疑是痛苦的。罗斯惊讶地意识到决意从犹太家庭传统中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英雄，而且实际上并未斩断与传统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从与传统的分离开始，经由对传统伦理的反叛、否定和重构之后，最终又回归到了自我与传统的联系之中。他悲哀地发现，所谓的反叛意识仅仅是一种意识。（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中间物”）

在这个意义上，祖克曼是与罗斯共处的另一个“我”。换句话说，罗斯与祖克曼实际上是灵魂的一体两面。于此再去讨论虚构与非虚构的问题显然已是多此一举。而罗斯作为文学创作者最迷人之处正在于他在事实与反事实的空白处隐蔽地彰显了内面的自我，以及预言了自我不可逃脱的悲剧性，这亦是文学性的永恒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