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船驶向中国
一个叫巴巴拉.塔奇曼的美国女人，在空气中充满着“勇敢精神”、“乐观主义”和“对商业的鄙视”（苏珊.桑塔格语）的1960年代初的某个夏日，开着租来的雷诺车游迹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古战场上，近半个世纪前弥漫此地的硝烟即将在打字机的哒哒声里升起在历史著作《八月炮火》中。塔奇曼不是一个满脑子考据的历史学家，她只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周游在欧陆的她毋宁说是一个旅行者，这个定语她不会拒绝。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首先应该是个时间旅行家，其次才是作家或知识分子。
1971年，塔奇曼的第二部抱回普利策奖的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出版（《八月炮火》力拔头筹），手头找不到可以推断她是否来过中国旅行的丁点资料，就像她写作《八月炮火》前游荡在欧洲。即使未沐浴过东方的阳光，也不能否认她“旅行家”的身份，神游八荒是高级的旅行。否则，她如何能在历史著述中润泽以远比文学作品还要丰饶和精致的细节？塔奇曼笔下的史迪威是个不折不扣的旅行爱好者，多次越过太平洋抵达中国，或观光，或公干，时间长短不一。写作本书时，塔奇曼往返于美国各色图书馆之间，魂灵却附在史迪威身上，随他穿行在 1911至1945年的中国。我将关注作为旅行者的史迪威而非美国官员史迪威，正如我关注历史的社会胜过历史的政治。
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心中都藏着一个“中国”，就像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存在一个 “桃花源”。这第一把种子是13世纪旅走中国的马可波罗撒播的，种子通过青花瓷器、青铜钟表、中国邮票、东方神话等的催生开始萌芽、生长，吸引一部分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如桑塔格、克洛代尔、波伏娃等，然而，这些人笔下的中国难免会受到少时梦境的干扰，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克洛代尔的中国过于诗化，波伏娃的则涉嫌“乌托邦”，均不真实。史迪威一家看起来并未与中国有任何瓜葛，他的祖父约翰.史迪威跟桑塔格的父亲、罗斯福的外公一样都是生意人，但从未离开过美国本土，后两人的商业经营活动则分别在中国东北和中国南方展开。
史迪威191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他和妻子温妮先去日本度过了愉快的六个星期，进行“细致的游览”，中国是旅程的第二站，这趟旅行只为“更多了解一下东方”，看不出感情预设。他们在中国停留了11天，徘徊在上海、广州、梧州、香港，时值辛亥革命刚过，史迪威用速写般的语言勾勒出一副时代更迭时的画卷，“阔太太们排列在门口，在灯光下衣着华丽，披金戴银”，然而“目光迟钝，无精打采”，他还提到吸食鸦片的人，把虱子放在嘴里咬的人，歌女，坟墓，在门廊烧香，“叛军，一群乌合之众”，“南京一天400个人头落地”，他对革命者的印象很不错，“看上去很不错的小伙子们”。对中国的宗教，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得出结论，“似乎就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已经触及到中国精神的核，结合后来日趋升温的排外情绪，这样的见解的实在难得。但和多数西方人一样，这次他在中国的游历多是浮光掠影。
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多不能做出明晰的判断，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寥寥几个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内陆城镇乡村是不存在的，他们难以探察到社会的脉动也在情理中。假如红十字赈灾委员会没有把他从陆军部租借出去担任山西筑路工程的总工程师，史迪威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无疑平淡而表面，以后他是否还会与中国命运发生一系列交集就很难说。在秦晋的12个月中，史迪威得以见证彼时真正的中国社会。他的笔在日记本飞走：“带着温顺的牛和原始的犁”的农民，“走不上六步便气喘吁吁”的城里商人，“小号走了调，但毫不在乎” 的军校，称“中国是块很大的面团”的阎锡山，“肮脏、到处是跳蚤”的小镇，“城墙内很多地方已经废弃”的西安，跟在驼队后面拼命跑的拾粪的孩子，“跟风刮起的沙尘一样平凡“的死亡，他对冯玉祥非常欣赏，称他“唯一可能维护法律、秩序和体面同志的人”，他喜欢中国百姓的幽默和良善，“对这个种族的好感也油然而生”。这个时期，史迪威还根据见闻创作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发表在《亚洲》（Asia）上，给他带来100美元的稿费。塔奇曼评价史迪威的描述“就跟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栩栩如生，充满了人性。”
后来史迪威分别以营长、军事观察员和亚洲大陆美军的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由于战争的酝酿和爆发，史迪威关注的焦点已由中国社会转向政治和战争，旅行者的身份越来越淡不可收。如油画的丹培拉底子决定设色和笔触，史迪威在中国的旅行决定了他在中国的举措。基于对中国社会和百姓的深刻了解，史迪威对中国的走向做出了独立判断，并再三试图影响美中的关系，然而在盟国间的对弈中，作为亚洲大陆美军的最高指挥官的他，只是一粒过河卒。“史迪威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他的让位也是。”（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史迪威的命运透过1919年他负责的公路就可知一二。1930年前后，国家新闻社记者约翰.格特给史迪威寄来一张《字林西报》的剪报，据报道，他11年前负责修筑的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因缺少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在北平担任武官期间，他竭力回避各种晚会、俱乐部等其他同事热衷的玩艺，结交了不少文化人，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他喜欢与古玩商人打交道，他的收藏品中甚至有一件慈禧的旗袍。对史迪威来说，“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在中国传统中，有一样东西他非常抵触，即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日后它成为他竭尽全力跨越的障物。 1926年8月20日，史迪威夫人温妮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这时，他们一家刚刚结束在卡梅尔的度假，正乘远船驶向中国。
本文刊登于《国家历史》2007年十一月下旬刊 请勿私自转载
1971年，塔奇曼的第二部抱回普利策奖的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出版（《八月炮火》力拔头筹），手头找不到可以推断她是否来过中国旅行的丁点资料，就像她写作《八月炮火》前游荡在欧洲。即使未沐浴过东方的阳光，也不能否认她“旅行家”的身份，神游八荒是高级的旅行。否则，她如何能在历史著述中润泽以远比文学作品还要丰饶和精致的细节？塔奇曼笔下的史迪威是个不折不扣的旅行爱好者，多次越过太平洋抵达中国，或观光，或公干，时间长短不一。写作本书时，塔奇曼往返于美国各色图书馆之间，魂灵却附在史迪威身上，随他穿行在 1911至1945年的中国。我将关注作为旅行者的史迪威而非美国官员史迪威，正如我关注历史的社会胜过历史的政治。
几乎每一个西方人心中都藏着一个“中国”，就像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存在一个 “桃花源”。这第一把种子是13世纪旅走中国的马可波罗撒播的，种子通过青花瓷器、青铜钟表、中国邮票、东方神话等的催生开始萌芽、生长，吸引一部分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如桑塔格、克洛代尔、波伏娃等，然而，这些人笔下的中国难免会受到少时梦境的干扰，出现不同程度的失真，克洛代尔的中国过于诗化，波伏娃的则涉嫌“乌托邦”，均不真实。史迪威一家看起来并未与中国有任何瓜葛，他的祖父约翰.史迪威跟桑塔格的父亲、罗斯福的外公一样都是生意人，但从未离开过美国本土，后两人的商业经营活动则分别在中国东北和中国南方展开。
史迪威191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之前他和妻子温妮先去日本度过了愉快的六个星期，进行“细致的游览”，中国是旅程的第二站，这趟旅行只为“更多了解一下东方”，看不出感情预设。他们在中国停留了11天，徘徊在上海、广州、梧州、香港，时值辛亥革命刚过，史迪威用速写般的语言勾勒出一副时代更迭时的画卷，“阔太太们排列在门口，在灯光下衣着华丽，披金戴银”，然而“目光迟钝，无精打采”，他还提到吸食鸦片的人，把虱子放在嘴里咬的人，歌女，坟墓，在门廊烧香，“叛军，一群乌合之众”，“南京一天400个人头落地”，他对革命者的印象很不错，“看上去很不错的小伙子们”。对中国的宗教，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得出结论，“似乎就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已经触及到中国精神的核，结合后来日趋升温的排外情绪，这样的见解的实在难得。但和多数西方人一样，这次他在中国的游历多是浮光掠影。
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多不能做出明晰的判断，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寥寥几个交通便利的大中城市，内陆城镇乡村是不存在的，他们难以探察到社会的脉动也在情理中。假如红十字赈灾委员会没有把他从陆军部租借出去担任山西筑路工程的总工程师，史迪威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无疑平淡而表面，以后他是否还会与中国命运发生一系列交集就很难说。在秦晋的12个月中，史迪威得以见证彼时真正的中国社会。他的笔在日记本飞走：“带着温顺的牛和原始的犁”的农民，“走不上六步便气喘吁吁”的城里商人，“小号走了调，但毫不在乎” 的军校，称“中国是块很大的面团”的阎锡山，“肮脏、到处是跳蚤”的小镇，“城墙内很多地方已经废弃”的西安，跟在驼队后面拼命跑的拾粪的孩子，“跟风刮起的沙尘一样平凡“的死亡，他对冯玉祥非常欣赏，称他“唯一可能维护法律、秩序和体面同志的人”，他喜欢中国百姓的幽默和良善，“对这个种族的好感也油然而生”。这个时期，史迪威还根据见闻创作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发表在《亚洲》（Asia）上，给他带来100美元的稿费。塔奇曼评价史迪威的描述“就跟契诃夫笔下的农民一样栩栩如生，充满了人性。”
后来史迪威分别以营长、军事观察员和亚洲大陆美军的最高指挥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由于战争的酝酿和爆发，史迪威关注的焦点已由中国社会转向政治和战争，旅行者的身份越来越淡不可收。如油画的丹培拉底子决定设色和笔触，史迪威在中国的旅行决定了他在中国的举措。基于对中国社会和百姓的深刻了解，史迪威对中国的走向做出了独立判断，并再三试图影响美中的关系，然而在盟国间的对弈中，作为亚洲大陆美军的最高指挥官的他，只是一粒过河卒。“史迪威的地位取决于他在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他的让位也是。”（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史迪威的命运透过1919年他负责的公路就可知一二。1930年前后，国家新闻社记者约翰.格特给史迪威寄来一张《字林西报》的剪报，据报道，他11年前负责修筑的那条从汾州到黄河的公路因缺少维护，“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在北平担任武官期间，他竭力回避各种晚会、俱乐部等其他同事热衷的玩艺，结交了不少文化人，包括北大校长蒋梦麟，他喜欢与古玩商人打交道，他的收藏品中甚至有一件慈禧的旗袍。对史迪威来说，“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在这里可以接触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在中国传统中，有一样东西他非常抵触，即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日后它成为他竭尽全力跨越的障物。 1926年8月20日，史迪威夫人温妮写道：“我们都觉得这是在回家”，这时，他们一家刚刚结束在卡梅尔的度假，正乘远船驶向中国。
本文刊登于《国家历史》2007年十一月下旬刊 请勿私自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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