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手记——通史杂论

　读书手记——通史杂论

　　当代中国通史的编撰，当以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与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最为出名，其中范先生的中国通史编撰于五十年代，为十册本，笔者略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虽书中部分观点难免沾染时代特点显得偏颇，但是总体而言，与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大气氛相比，先生的通史还是比较客观实在的。通史依时代编撰，为范先生一人所撰（第五卷为先生去世之后他人续写），全书神气合一，一气呵成，难得先生以一人之力成就四卷之巨，诚然难得。

　　相比较之下，白寿彝先生的中国通史则要逊色许多，笔者有幸，中学时代也曾略读过一点，较范先生之通知，白氏中国通史篇幅要多出一倍，以白寿彝先生领纲，在八十年代由国内数十名学者合编而成，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以年代顺序记录政治事件，下卷则收录经济文化等其他内容，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中国通史著作。
　　但是，依笔者看来，白寿彝先生版通史要比范文澜先生版通史逊色许多。其一、范本为一人编撰，而白本则多人合编，从全书的连贯性上看，一人编撰要比多人合编要好得多，即便是有一主编统领，但是各人着笔不同，文风不同，始终难以有一种神奇合一的感觉；其二，白本编撰体例不合，与传统的通史编撰体例不同，白本分上下卷，上卷以年代顺序记录政治事件，下卷则收录经济文化等其他内容，与以往只以年代为序，多记载政治事件而乏经济文化相比，内容要丰富许多，但是，这种分开撰写的体例，本身就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事件之后，连带经济文化，则较为贯通，白本的编撰体例为上卷政治事件之后方有下卷的经济文化，难免让读者产生割裂感。另外，白本最为画蛇添足的是增加了人物传记，在通史之中出现人物传记，很明显的就背离了纪传式通知和通鉴式通史，正所谓，术业有专攻，贪多则勿得，少量的人物传记根本无法对全书有多少添色之处，反而显得有点杂乱不堪的感觉，此为一憾。其三，也是笔者最为遗憾的地方，虽然编撰之时已经为八十年代，但是白本通史的不少观点仍然带着过分刻意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观点，甚至与范本相比仍有退步之处，笔者读至此，不仅扼腕叹息，文革之阴魂，时至今日仍然盘旋着，即便现在，在官方的历史教材之中，这些已经被学术界所否定的观点仍堂而皇之的占据在书中，一代一代的误导着我们的思想。

　　笔者看来，通史的编撰需有如下特点：
　　一、一人编撰最佳。这个要求对于现在要求大而全的通史而言，确实显得是那么的不切合实际，但是，通史通史，正是要连贯一气，形神合一。纪传体的通史尚且可以多人编撰，因为因人分传，对于总体的连贯性尚不如纪年体的严格。但是纪年体的通史，至少按照朝代为序必须是神气合一，否则阅读的时候上下错位，效果要逊色许多，甚至如果观点不一的话，还会严重影响通史的整体性。退而求其次者，则应分朝代编撰，有擅长此朝者编写，如此做法，不仅可以避免一人编撰时难免出现的编者学识不足而有所纰漏的现象，又可避免通史前后不一的状况。
　　二、体例专一。我国通史的体例有两类，一者纪传体，如太史公之史记，二者为纪年体，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二者各有所长，因纪传体撰写难度较大，所以现在的通史多为纪年体。编撰者切忌贪多，纪年体则为纪年体，人物传记插入其中，篇幅多则篇幅浩瀚，篇幅少则失之偏颇，反成画蛇添足。且，欲加入经济文化诸事项，以笔者之见，采取体例为历朝政治事件之后续之便是，要不然另起一卷专门书写之，不若重写一书？
　　三、篇幅问题。如今通史之篇幅，不若极左则极右，浩瀚者，洋洋洒洒数十册，只是放着远观便让人生畏，浅薄者，一本书，三四百页也可将中国历史说一个来回，犹如蜻蜓点水一般。以通史论，如钱穆先生或者是吕思勉先生著的中国通史，大概五十余万字，便也是厚厚一叠，或一本或两本，读者可以从容阅读，少则篇幅过短，刚铺开便要收回来，多则成流水帐了。

　　大凡读史着，非读通史不可，通史这一学问，说之简单简单，但是要做好却是最难，无相当知识积累根本不敢轻言通史。今通史遍地，精辟者无几，乃至于时至今日，读通史，无非钱穆、吕思勉、张荫麟数位先生之旧作而已，可叹可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