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互动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一书从国家、社会、国家-社会关系三个视角解释了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并指出互联网通过在社会群体发起集体行动时对其进行赋权，以及创造机会使改革派领导人与公民社会形成隐性联盟，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改革。

全书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在互联网公共领域的互动上。就中国而言，在互联网这个平台上，国家和社会的一些互动能创造更多力量，是相互赋权的。具体表现为：国家借助互联网与社会进行互动，根据不同时期的特征调整对网络控制的尺度，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最大化；社会群体和民众在网络活动中使自身的政治意识与公民参与日臻成熟。

作者郑永年认为，信息技术在中国被允许快速发展是因为它能使国家维持经济的增长，而经济成就是执政党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并且，国家能够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对社会更加有效的治理。但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互联网成为社会群体表达不满的有效工具，这也造成了网络政治抗议的崛起。

中国政府为了使信息技术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小化，采用了建立监管机制、监控机构与立法等方式。除此之外，政府还通过频繁地收紧对网站的监控并试图关闭一些非法网站和政治导向不正确的网站以实施互联网控制。然而，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并不总是有效的，除了互联网用户可以找到方法规避审查外，法律法规未能得到执行与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也削弱了网络监管机制的有效性。

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为公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公共空间，而中国的公民参与导致了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不信任。同时，信息技术为社会群体发起新形式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机遇。在互联网的助力下，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聚集一批持批判性态度的民众，而快速的全国性动员可以对相应诉求进行赋权，给政府施加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行动可分为三个类别：退出、呼吁和忠诚。而对于任何一个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来说，“呼吁”选项是改变中国政治实践最为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