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解放被围困在精神永夜里的自由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Publisher: Vintage.1973

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简版《疯癫与文明》）一书来源于他在1962年所获奖的博士论文。这本书截取了历史的一个片段，对历史上的疯癫进行考古，追寻过往的学术对疯癫的认识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以及对疯癫本质的追问。由于此书是法语翻译得来的文本，很多内容比较容易产生文化语词上的隔阂，再加上福柯用疯癫驾驭着理性的文风，其中浮于想象的描写随处可见，当读到某些晦涩的段落后会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于是，我想把那些描述与疯癫有关的精神和意识的过程、细节和道理用能在中文的范围内可以理解的形式以我自己的语言加以描述，以便于今后复读。—— 朗读这本书确实可以得到一种阅读上的快感，会被福柯强大的语言感染力和他的精神折射出的思想光辉所折服。

疯人船

要回到疯癫最初乍现的时光则必须来到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早期，曾在世界上广为流行的麻风病被人们视为不洁的恶臭，麻风病盛行之时，欧洲有数量及其庞大的麻风病院，发展到12世纪时，仅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150万人口就开设了220个麻疯病院，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拥有1万9千家这样的机构。部分未患病的人在面对麻风病人时，为了心理的拒斥抛弃麻风病人，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为了良心和道义上的安稳借用话语清洗掉自己的‘’不洁‘’。他们说：上帝很赞同你们的疾病，他是用疾病来惩罚你们在人间所犯下的罪行，得到惩罚正是体现了上帝的仁慈，这似乎是天父对你们的恩宠。不管你们如何乞怜在我们正常人的家门口，无论我们对你们如何地见死不救、这都是必经的承受，上帝绝不会离开你们，你们死亡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天堂。但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公元13世纪），麻风病迅速退出了人类的生活，这些机构在后来都被闲置。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麻风病突然消失了，但它的形象却被人们刻画进了罪恶的渊蔽，它附带的意义及其整个在疾病笼罩中的恶痛形象却在人间驻留。麻风病机构就像是人们对这一疾患形象的意识监狱，这些处于闲置状态的机构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麻风病的遗产——疯子

Medieval Leprosy Hospitals of England.中世纪.英国.麻风病院

在整个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大量死亡主题充斥在宗教的阴影里。但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兴起，有关疯癫的艺术取代了死亡的位置。疯癫则关联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感性体验。15世纪末由布兰特所著的史诗《疯人船》出现，大量类似疯人船的主题被表达出来。于是，疯子的大帆船驶入了创造力的想象空间。疯人船的出现使疯癫得以彰显。此时，疯癫成为了普遍存在的关乎人类精神对自身存在的虚无、对死亡的无力所表明的一种疑惑、惶恐和不安。这一时期，疯子们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喧哗闹腾，他们成群结队披头散发载歌载舞，正常人都乐于见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嘴里总有像是天启的圣神话语，那些话语时而不可琢磨，时而切中生活的要害，还有疯子们癫狂的形象总是可以成为一个又一个可供人们揶揄、玩笑的谈资。这种揶揄并非歧视和讥嘲，正相反，人们带着最朴实的心情参与疯子们的狂欢。理性在此时与非理性相互融洽，这是一个其乐融融、毫无芥蒂、人与疯子没有排斥感的时期。这是一种友好的、相得益彰的想象力使两者能够平等的嬉戏和调侃。文学作品和绘画艺术歌颂着疯子的伟大和神奇，在这些作品里，疯子以预言师的身份崭露头角，他的疯言看似异于普通人的傻言傻语，实际上他们用非理性的语言说出了关于人的真相，他们的话犹如神谕，总能惊醒世人。疯狂的语言似乎总能超脱于万物，一往情深地诉说着生活、爱情、死亡等主题。疯癫的表达似乎表明了它自身比理性更容易使人幸福和接近真理。人们惧怕的是混乱无序的混沌，是对死亡的无法掌控。而疯癫的出现则昭示了死亡只是不可避免的等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为此，正常人的理智仅仅是固执的呱噪，未来并非人类所能规划设计的图纸，要想战胜死亡，人就应该是不在乎死亡的疯子。于是，疯子的狂欢瓦解了死亡的严肃。

在此之后，在城市里疯子们开始常年遭到人们的驱逐，人们排挤他们的异常，如果疯子胆敢在大街上行走且疯言疯语，他就会遭到逮捕。人们嘲笑并揭露他们的疯癫，疯子的结局则是被托付给朝圣团体或海上运载商品的商人，商人则将非属本地的疯子扔到异乡以便自己所在区域能得到‘’净化‘’。然而，情况是复杂多变的。比如，为了研究一些怪异的疯癫疗法，也有试图接纳疯子的疗养机构，但大多只接收本地的疯子，来路不明的疯子则会被流放到其它地区。在德国纽伦堡，发疯的人大量聚集在某个地点，数量相当可观，城市无法提供他们的生活补给，最后将他们投入大牢监禁起来。越来越多的疯子出现在这个忧患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疯人船承了数量巨大的疯人的原因。

Affecting humans for 4,000 years, St. Jorgen’s Hospital in Norway is one of world’s oldest medical institutions

从荷兰到奥地利的欧洲城市居民登记档案里就有对这类遣送的记载，而航行的目的地既有原先的宗教朝圣地（圣马替兰、圣伊德维尔、柏桑松、吉尔），也有远非宗教重镇的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了所谓的“反朝圣地”，疯子们只是被简单粗暴地遗弃。他们在现实的排挤之下无路可去，最后乘上了具有现实意义的疯人船，他们始终处于被流放的远洋之中，他们试图寻访颠沛流离的真理，寻回异于常人的理智。海洋看似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实际上却充满艰难的跋涉，也许这条路是最自由的途径，但它寸草不生，远离安逸的大陆，其凶险使正常人惧怕，惟其如此，人们才会认为将疯子扔到海洋里任其自生自灭是最佳方式。

此后，艺术和文学两个门类分别探出了关于疯癫的主题，这是两种截然不同、但界限却时有模糊的体验。绘画中总是以诸如预示世界末日的大自然狂乱来描述宇宙性的悲剧命运，这种疯癫是令人感动、不带指责的、宿命式的悲剧性。在文学当中，疯癫又被当做道德的凝视，使疯癫带有批判性的意味。福柯划分了疯癫的两种体验模式，一是疯癫的宇宙性体验，这一产生自宇宙自然狂暴总是能轻易蛊惑人的精神。另一则是对疯癫的指认、批判性体验，对疯癫进行确认和审判。两种疯癫从一个点开始分化，渐行渐远，逐渐拉开了距离。

德国版画出现过一类叫做长颈鸟的动物，它代表着思想与智慧，但在漫长的思索岁月里，知识的积累使它的脖颈逐渐被拉长，直到它成为一种可折叠脖子的怪物，人们最初是崇敬它的理性，到后来却演变为被它的外貌所俘。这只怪异的鸟有着致命的迷惑力，它能瞬间迷住人类的心神，它仿佛是癫狂的艺术品，激发了人类想象中的兴奋。理性似乎是懦弱的，它为了延长毁灭的过程，利用秩序钳制了作为本属于疯癫的人。在理智长期自我完善的旅途中，它被困于永恒的时间压抑，被平穷而克制的冷漠磨坏了胃口，理性开始变得神志失常。

在表现疯癫这一主题的名人画家中，有一个人是如此的特别，他是一名天才画家，他叫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出生于15世纪中叶的北布拉班特斯海尔托亨博斯镇，荷兰人。此人冥冥中引领了在19世纪出现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算是一个名副其实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先锋画家。他一生行事神秘，连其出生年份也是后来者根据其画作和记录了他在大教堂中的葬礼的一份弥撒推理得出的。他擅长描摹古怪的半人半兽，间或穿插一些机械物来达到超现实的临近感。博斯属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名流，虽然他的行事风格低调，但他的生活过得相当富裕。他属于‘’杰出圣母兄弟会”的宗教组织，是精英会员聚乐部的成员，这些成员多为社会名流或贵族。他的买主也多是贵族，比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就收购了很多他的作品。

在一些欧洲的大教堂中，有一种叫做grylle的怪面人，它的用途是带有规劝意味的教条，诉说着欲念如何把精神拉入了无底深渊。但在后来，grylle出现在了博斯的画作中，现藏于里斯本的圣约翰教堂、由博斯为基督教所做的祭祀画《圣安东尼的诱惑》就描绘了grylle这只没有身体的怪物。grylle的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意图。这个形象不再言说柏拉图式的隐喻，而是向清修的僧侣裸露出它可以混杂心智的癫狂，让隐士们若有所悟的正是存在于每个人大脑里挥之不去的精神狂乱。它是疯狂的再现，是圣徒内心不可抵制的杂念。虚空之地乱窜的精神电流触动了圣徒心灵的秘境，比起性欲的刺激，这空洞，这一幕幕非人的妄想，这无理智的快感似乎更加紧迫，更能吸引圣徒们的眼光。博斯所表达的主题过于晦涩难懂，其无边的想象力根本无法借助理性进行解读，但从那些画里折射出的怪诞感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捕捉某种异质的表述。

Flying Fish.Hieronymus Bosch.悬浮的鱼.1501

他曾经经历过一场家乡的大火，火焰烧死了很多人，博斯的内心异常敏感，这一经历可能使他受到了人世的恫吓。博斯所绘的大量祭坛画似乎都揭露了人天生是一只荒诞的怪物，每个人内心的阴森巨怒、荒凉疯狂在半人半兽的外形下昭然若揭。人不再掩饰他在既有知识体系中因追寻不到答案而长期压抑所导致的不满。他开始莫名其妙的狂乱，他开始明白疯癫这一基因始终存在于大地万物和人的内心中。这狂乱是一股暗流涌动的新的知识，他不再规训自身内部的悸恫，他开始对这一回归的野兽天性感到无比的着迷，因为这野性的呼唤诱惑了人对真理的好奇，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诸多关于疯癫的作品里，人已经感知到了知识的最终进化是大地的晕眩和山川的崩裂，整个大自然与人类一起以疯癫为现状怒吼不休直到死亡。

博斯的画作能得到大量的订单并不稀奇，因为对于宗教来说，他的绘画具备对疯癫人性的道德凝视，一般的画家只是在描摹人外在的皮囊，只有博斯敢于撕开人内心的真相。如果仔细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博斯只是被利用来对人进行道德审判，但那些怪异的画作于他自己而言更像是他独自一人对疯癫的无底倾心迷恋，是一幅幅对疯狂沉沦的爱慕。而福柯要表明的是什么呢？是两种疯狂的分道扬镳，这两种疯癫的决裂，像是两艘对立的愚人船，一艘载满了激情的疯子们，而另一艘载着自称是理性的智者。智者将疯子们判定为心智失常，企图用他们更可怕的贪欲和野心去限制、规约疯子们的无理行为。他们想要压制活着的人的疯病，他们想要把疯癫引为混乱的范例和教戒。于是，压抑的人，他压抑的疯性遭受到理性的长期排挤和打压，正是理性对疯癫施于了恶语才使疯癫的自然性演变为了疾病。可是这群一本正经的智者他们根本不曾发现，当他们在言说疯癫的恶德的时候，当他们惩罚禁闭疯子的时候，他们脸上泰然自若的表情就充满了疯意，也即，不疯也是另一种疯狂。当禁忌成为常识，爆裂就会成为必然，正是它唤醒了诸如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超人思想，梵高画作中的意象和弗洛伊德的原欲与死亡。于是，当我们仔细思考戏剧的时候，在戏剧中，一群演员分别扮演观众和演员，这是一出戏中戏。他们不但要扮演得惟妙惟肖，更要设法使真正的观众相信他们所在的舞台根本不是剧场，而是现实。那些艺术的造诣，科研的成果，那些教师一本正经的教导，那些情欲悲歌的戏剧，这迷惑观众的演技难道不是疯癫？

在宗教里，疯癫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恶徳，它是亚当残留在基因里的劣根、恶习。它宰治着所有与人类有关的邪恶，但这一邪恶却恰恰是创造世界的动力。政治的野心、财富的悭吝、哲学的沉思、困惑的好奇通通来源于疯癫，它生下了行为思想怪异的天才人物、青春的逆反、儿童异于成年人的创造性的神经行为，被大人惩罚矫正的儿童，代表狂热的希腊酒神巴库斯、泉神西连，这就是 激情的再现。

人只有有限的知性，他洋洋自得于自己是万物的尺度，这另一类疯癫的理智之人忽略了宇宙的广博，他的认知水平只能掌握住过渡性的、局部性的真理。他只能沉溺在自我欺骗的海洋里、只能在世界的表象中游弋。福柯说，造物主创造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称为表象，另一个则是表象的反面，如果表象是理智的，那么另一面就是疯癫的。造物的神把本质留存在自己身边，再把表象抛弃给人类世界，任何事物的真相都与它在现象世界所展示出来的样子相反。疯癫就是这个反面的认知，它成为一种奇特诡异的知识。它难以接近，难以获取，而疯子却能通过天真的行径去获得它。因为理性的资源全部存储在疯癫之中，那些癫狂的历代诗人、学者、科研，不正是由于他们疯癫的神经纤维震动，才导致他们好奇的钻研吗，不正是由于他们对心灵活动的罕见感知力才催生出震慑人心的诗篇吗。

Fools cap world map, c 1590.疯人帽地图

15世纪末期，在布兰特的疯人船（拉丁文版）中有一页描绘人类疯狂的插图，所有大师级人物严肃地高坐于由书本知识堆叠的高椅上，在他们方形的博士帽的背后居然是疯子常常扣在自己脑袋上的缝有铃铛的弱智兜帽。让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伊拉斯谟哲学诗中的疯人圈舞中来，在这个疯子的舞蹈队列中，走在最前面的是文法家，随后则是诗人、雄辩家、作家、法学家，留着智慧的胡渣、神着长袍的哲学家、走在最后的则是神学家。这一象征了知识与理智的大队无不透出一股自满的疯癫，他们的疯癫正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严肃认真从而在不经意间将人性中无望的癫乱彰显了出来。因为知识只在于人这一对于宇宙来说仅仅是一小撮意外的自足与幻想。或许，疯癫掌握了知识的秘密，亦或，疯癫是知识的真相，但无论如何，这知识纯属病人之呓语，它生来渺小却时常在梦中幻想自己置身于浪潮之巅，人类拙劣的对宇宙思维的模仿其内里充满了硬性的勾兑，这智识是落入结构陷阱的迷醉，是可笑的假学问！人如何活于幻觉之中？他对学问的探寻是无望的执念，是任性的胡乱狂言！（福柯语：我的长相明明比猴子的红屁股还要难堪，偏偏自以为是海神尼荷，另一位仅仅用圆规画了三条线就以为自己几何学高深。因为人对自己有想象上的自满，才会产生海市蜃楼般的癫狂）。而这颠念就是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的他自身的真相。群魔乱舞都不足以形容人类社会的荒诞不经，它是满足造物主的可笑的喜剧，我们是一群苍蝇与蚊子，一本正经地相互纠缠、算计、偷窃、蹦跳和打架，我们发出话语，正是话语营造的图像（形象）维持着我们这群朝生暮死的小动物，语言是精神病的张力，我们利用语言来为这场狂欢做最后的辩护。推理是人类原始的疾病，在所有的生命形式里，人是最不幸最脆弱的存在。人，他感到自己为人世的烂泥和屎尿所困，他跟条件最差的动物拴在一块，他处在宇宙一小块阴影里，这原始的地球如此肮脏恶劣难以生存，但他必须靠想象力和狂热的疯癫去幻想自己高于月亮，把头顶的天空踩在脚下。理性是人最糟糕的癫狂，是认不清他的惨境而已。人必须认同他真正的疯癫，完全接纳它。拒绝承认疯癫的人就是拒绝合理使用理性，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疯癫与理性两者间的相互性，因为它们不可割裂。理性来自疯癫，它必须听命于疯癫的内心召唤，走上由疯癫为它划归的道路，人唯有承认疯癫的地位，通过疯癫才能达至真正的幸福。美丽之下是丑陋、知识的内里是完全的无知！万事万物无不在召唤着世人去认领他的疯癫，敢于认同他最真实的本性。无人可以超脱于万物，无人可以上升到非人的神的境界，即便有这样的人，他这样的举动，也同样是疯癫。疯癫就是任何悟性也不能参透，任何尺度都不能衡量，任何形式都无法对其造型，任何类比都无法加诸其身，任何攀比都无法逾越，任何事物都不可比较，任何经验都不能参照，任何观念都不能设想的彻底不可言说的东西。

Statues of Melancholy and Raving Madness above the entrance of Bethlem Hospital at Moorfields.穆菲尔德的贝丝勒姆医院入口处的雕塑.1680.

到了16世纪，这两种体验出现了界位分明的割裂，它们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产生了鸿沟。而在此之前，两种体验相互之间是有交汇的可能，它们可以相互交流融洽。文学中对疯狂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疯癫的批判性体验成为今后理性对疯癫施加权力的指挥棒。如此，在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疯人船消失了，曾经闲置的麻风病院变成了疯人的囚禁地。于是，疯癫的监禁得以发明。历来，人类总是排斥诸如堕落、肮脏、变态、异类、疾患、贫穷、落后这一组象征着令人厌恶的词汇的背影所代表的形象。麻风病虽然消退，但它就像穷人、流浪汉、拾荒者、受惩戒的罪人、脑袋错乱者、愚笨者那样遭到人们的拒绝和离弃。19世纪的德国精神病学家海恩罗斯（Heinroth）曾说，疯癫是晦暗的水质在人身体上的体现，欧洲人也一直倾向于认为水与疯癫息息相关。它被认为是理性的缺失，是人性的无可奈何，是莫名的悸动和生命的抓狂。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将疯癫释放了出来，但社会体制对其有一定的限制，而到了17世纪时，理性对疯癫的全面绞杀才真正拉开了序幕，艺术的疯癫体验被文学上的道德批判给压制住了，关于宇宙真理、知识的渴求被道德全面封杀，此时的人不求知识，而只是期望赶快维持住一个全面道德化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出，在疯癫面前，人人不能幸免……

The Fall of the Rebel Angels .Hieronymus Bosch.反叛天使的堕落.1504

古典时代的大禁闭（17-18世纪）

文艺复兴解放了疯癫，古典时代则将其禁闭。大禁闭即是彻底灭绝疯癫的年代，它始于1656年法国收容总署的建立。此时，笛卡尔在他的第一沉思录中探讨了思考与感觉的问题，为了论证感觉的不靠谱，他试图以逻辑推论出一个人进入梦境之后各种感觉的虚幻不实，在这个判断中，疯子却被排斥在外。也即，对笛卡尔来说唯有理智者才有资格运用逻辑推出梦的不确定性。他在探讨沉思这一主题时把沉思视为心智健全的人才具备的能力，他认为一个不正常的人是不能进行沉思的。为此，他假设如果他将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疯子，一个疯子怎么能够进行逻辑思考呢？他提出这个问题：人能否对当下的、清晰的近物产生怀疑呢？答案是不能，也即，在笛卡尔看来唯有疯子才会怀疑现象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他认为，无论你怎么怀疑都应遵循逻辑结构、规律和以理智为基点，这些条件作为怀疑的最基本原则不能被搁置不理。于是，唯有理智的人、正常人才能进行沉思与怀疑，而疯子只能被排斥在外。用梦来论证感觉不可靠，但排除疯子，因为作为主体的自身可以运用连续的记忆和经验判断出梦不具有确定性，而疯子没有连续记忆，应被排挤出局。而福柯认为，这种理性只是另一形式的疯癫。他认为做梦和想象自己是疯子纯属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为此他列举笛卡尔《沉思录》中关于梦与疯子的描述

关于梦的描述：“多少次我曾经……”（《沉思录》第19页），“仔细想想，我记得……”（《沉思录》第19页）

关于疯子的描述：‘’除非我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疯子，与疯子相比……”（《沉思录》第19页），“……如果我把发生在疯子身上的事借用在我身上”（《沉思录》第19页）

解释梦的时候，笛卡尔运用的工具是记忆，而解释疯子的时候，他运用的工具却是对比。主体可以借用自身的工具、经验去否定梦的不合理，但他如何能透过客体、将自己映射为客体去否定疯癫？笛卡尔似乎认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为了独揽沉思大权的专制者，是谁给了他资格去做疯癫的审判人？或许，唯一的答案就是像笛卡尔这样的人是仗着上帝的意志、仗着自然的尺度去衡量疯癫，认定疯癫有违秩序的规章、违背了原则的界限。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自以为手握真理从而任意妄为将其它形式的沉思视为可笑的糊涂。他妄图把人的理智嫁接到真理的高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及其疯癫的举动。人，至今仍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更无法确定我们没有发疯。

无论如何，癫狂的想象在17世纪被彻底抑制，疯子们被关押进了思想的监牢，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耻辱，他们从此销声匿迹，而理性却独却揽着解释的权力向它自身喋喋不休...

古典时代，人们始指责疯子没有道德，这道德是怎么来的呢？是始于17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所幻想出来的一种生存风格，他们要求工作、个人整洁、表现理智、维持矜持，而这些与疯癫是相抵触的，是不道德的玩意儿。这种想象力是从15世纪发展起来的一套道德操守，也即，人们的想象力在这之后发生了变化，新的想象力所幻化的形象无形中就将疯癫置于了最丑陋的位置。所以，疯子就接替了麻风病占据的形象，成为了麻风病的遗产。

17世纪初，收容总署还未建立，当时经济下滑，乞丐横行，于是国家颁布决议，一经发现在城市流窜的乞丐后应立即抓捕，然后剃其光头，在臂膀上烙印，强行驱逐出城市，为了阻止返还，在城门口设立警卫室，禁止贫民进城。在整个经济动荡的17世纪，不断发生暴动和工人组织结社抗议，监禁的出现缓解了国家执权驱逐穷人的负面形象，收容暑给予监禁者最低限度的生活供给，但要求他们接受惩罚和劳动。监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维持治安避免更混乱的冲突。一位年龄为70岁的名叫巴吉德的修道院长，长期向别人放超出普通高利贷利息多倍的贷款，没有人能通过说教引发他作为一个圣职人员应有的羞耻和良心上的谴责。他把放高利贷视为毕生追求的信仰并以作为一个守财奴而感到傲娇。可以看出这名神职人员并非失去了理智，相反，他对高利贷的嗜好让他的理智异常的清醒。但是，收容总署监禁了他，理由就是这个疯子在满足他的金钱欲时完全没有慈善之心。一位本身没有太疯狂的女性也遭到了监禁，其理由是过渡注重于穿衣打扮到近乎病态的地步。

1656年，国王下令在巴黎设立收容总署来监禁疯子。1676年收容总署向整个欧洲蔓延，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了同样运作机制的机构。收容总署相当于一个半司法半慈善机构，历来，慈善事业是由宗教运作的一项带有宗教性质的救赎悲惨的事业，这一事业能增进个人在宗教上的神圣功劳，直到推行收容总署后，这项事业就忽然变成了与国家和资产阶级利益关联的权力机构，慈善演变为了被权力插足的国家义务。类似收容总署的监禁体制其发展可以在16世纪的英国找到源头，天主教的一名主教约翰.路易维夫曾写作过一本《论援助》的书，他对贫穷的定义为：贫穷不仅是指没有金钱积蓄的人，缺乏体力、失去健康、心智缺损、判断力缺失者通通可看成是穷人。他认为，慈善不是宗教的完全义务，它应该彻底世俗化，由民间自发组织类似收容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处理穷人的问题，穷人是严重阻碍国家发展的绊脚石，贫穷是邪恶的近邻，它的问题就是一家之主的管理问题，一个举止良好受人爱戴的家长却默许他的家人出现粗鄙、低端和贫穷的现象，那么这个家长就违背了他自己的准则。于是，他倡议指派官员走访巡视城市每一个角落，要求搜集穷人资料，制作名册，调查他们的道德、经济状况。然后将这样的人全体关进劳动屋，让他们接受矫正，净化心灵，减轻国家治安上的压力。这一假想的机构需要富人的募捐，如果富人不付出，则必须处罚双倍罚金。当时的伊丽莎白法案就推行过惩戒所这样的组织，国家将此项权力托付给世俗机构，任何民营单位都可以无需批准自行创立惩戒矫治机构，但进入机构的人需要法官裁决。这一监禁的风潮在几年时间内遍袭整个欧洲，无数的收容暑如雨后春笋般被运作起来，当时的天主教对《论援助》中描述的想象力很排斥，但这项提议最后是交由巴黎神学院做出判决，判决明确了慈善的世俗化。于是，宗教开始参与各种与收容总署类似的机构改造，比如将曾经大量存在，如今已经闲置已久的麻风病院改造为这样的收容机构。这一机构其实就是在法庭之外另设的一个具有自我解释权、可独立行驶决策、无视上诉、可自行审判定夺的司法机构。收容总署本身就不属于医疗机构，可以看出来设立这一机构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君王及其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古典时代之初，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上层人士都对这一美好愿景表现出了他们的翘首企盼，他们仅用了两种及其粗暴的划分就将贫穷划归成了两组不同类的情况，第一种是好穷人，第二种则是坏穷人。前者是指具有被矫正的希望、有顺服意愿，愿意接纳社会规范、真心感激于收容总暑的施舍和教育、耐心、温和、谦逊、卑微并满足于现状的人。后者则是躁狂、发怒、欲求不满、思想邪恶、拒不服从、厌恶秩序、追求自由、永远在咆哮的人。将这些贫穷的人全部集中于收容暑，免费提供生活所需，教导他们有事可做，教他们认识体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计划...而在总体上，自称正常的人又将这群人通通冠以一个词汇加以注解，这些人：失业者、盗窃犯、淫乱者、怀疑宗教者、精神错乱者、魔法师、炼金术士、占卜师、星象师、放肆无度者、通奸者、烂花钱财者、骗子、醉鬼、乞丐、游手好闲者、浪荡败家者、穷学生、病人、自杀者、亵神者、逃兵。社会对待这样一群混杂的、性质不一的人群使用了一个粗暴的统一概括：疯子。于是，疯子们不再是可以自由得到宗教援助的对象，他们逐渐成为了共和国的渣滓，急需得到清除和治疗以便维护人类最新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力和秩序。

接下来谈谈疯子们的惨状，由于监禁的终极目的仅仅是惩罚和矫正，所以收容总署并不具备医疗措施。既然他们已经被判定为有违正常的反自然的异类，那么从事监禁职业的人就不会对这群怪物手软。在长期不见光的地底深处，疯子们衣衫褴楼，裸露着胸膛横七竖八的堆叠在一起，他们就那样睡在一小块阴影里，他们卷曲着身子莫不吭声，生活最低限度的保障是不现实的，食物匮乏，整日强制劳作。空气里散发着霉变的恶臭，只有草垫用来抵御地底的阴冷潮气。疯子们严守监禁制度，每天放风时间可以在麻风病院的内庭整装散步，如果有人赶不上其他人的步伐就会遭到棍杖击打，有人被打得脑浆迸裂，也有人因此致残。情绪最为激烈的疯人会被单独关押在单人狱室，由于天气是零下18℃，所以他们的整个身体都尽力向石壁靠拢以便取得温暖，睡觉时无法避免被从石头缝里渗出的冷水浸湿。如果是住在地底深处的陋室中就更为悲惨，每年河水上涨，成群的老鼠就会被大水从阴沟里赶走，它们逃进地底监狱，在夜晚跳到疯子们的身上到处啃噬。针对行为癫狂的疯子们，理性的人发明了一些极具创意的刑具。诸如在双脚间装上一条铁棒，用铁圈固定于脚踝处，再用铁链捆缚住双手。还有从墙壁穿透的铁链锁在他们的脖子上，再从脖子上的铁环伸出一条较短的铁链，铁链穿过另一枚铁环，而铁环只能沿着一根被定死在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铁棒滑动。还有一些机关更是离奇，比如用木板简易搭建的柜子，在柜子里铺上一些秸秆，柜子被吊在离地约15cm处，全裸或半裸的人们便睡在里面用餐或大小便。送食物时也有机关，守卫把食物倒进外形类似于鞋子一样的铁容器里，通过铁链传送给被监禁的人们。每天仅有6小块黑面包、周三有一盎司的奶油、周六有一块肉。守卫与疯人不会直接接触，到处都是双重的铁杠、森严的铁门，守卫用穿过铁门的钉耙将他们的生活脏物耙出来，到处都是熏天的臭气...这些机关简直像是兽棚，理性的人不知不觉就营造出了一种兽性的存在。疯子们似乎具有抵抗饥馑、冰冷、痛苦的抗体，可以无限度地忍受悲惨的生活直至像一条野狗一样静静地死去。几十年间，就有人生活在这样的场景中，遭到理性的控制。理性认为疯子必须遭到严惩，动物训练和愚笨教育才能控制疯癫，唯有借由一种驯兽的过程才能对疯病加以控制。

即将死亡的人被无视，而有一定矫正希望的人会接受大疗法，首先是放血，接着催吐，水银擦身、泡澡、催泄、向上帝做告解。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疗法完全是属于宗教的手段，医学在此处被伦理道德掩盖，因为他的肉体之欲就是他自己的原罪，惩罚肉体使其形同枯槁可得到心灵上的慰籍。这种非医疗的道德疗法以道德的名义宰制着思想不一样的人，企图以伤害肉体为代价得到所谓的救赎，他们自以为惩罚肉体，伤害肉体是明智的，这样看来，对于伦理道德来说，健康的肉体反倒是非常容易走向邪念的祸害。可是我们再好好想想，一个人的肉体如果未得满足，未曾健康，那么他的精神怎么可能得到治愈？也即，监禁惩治的目的是要恢复其理智，为了使其神志正常就得施于一系列的荒唐疗法，把疯子的肉体当成是兽性的东西加以鞭笞，让它像机器一般劳作，以便它可以被驯服乖顺得到救治，但理性对肉体的残害却恰恰违背了恢复的初衷，人间就有这样无稽之想象力。

此一时期，家庭利益是理性所追求的一个面，它要求所有性生活必须是在已婚的情况下才可以完成的一项任务，婚姻被推广为圣神之事，圣神的不再是爱情而是婚姻，只有缔结了婚姻人才可以性交。在这一诉求之下，理性开始大肆围剿各种形式的爱情行为，只要是有违家庭利益及其规范的性行为都被指认为是非理性的不健全的疯狂变态行为。理性试图恢复曾经出现过的理想婚姻模式：骑士之爱，这个模式要求男方假定女方是完美的，男方要时时刻刻都假装认定女方在自己心目中是最有威严感并受到男方的无限尊崇、爱戴和仰慕的女人。这种布尔乔亚式的幻想试图在婚姻层面上建立起一个有模有样的男女双方共谋合作的关系，但是最后事实证明这个非常具有宗教狂热的幻想是失败的。一位发疯的女人试图在法官面前为她自己辩护，她狂叫着说她将永远不会爱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法律敢管她。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感情、身体自由处置随心所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位有思想的聪明的女性。但达简森总长却以她言辞及其恶劣、狂乱放肆为由将她送进了监禁所。任何不做弥撒，敢声称神不存在者也将遭到严厉打击，曾经有一个疯子向其它疯子们扬言根本就没有神，如果神胆敢出现在他面前，他就要用剑杀死他。不服从安排者遭到的教育千奇百怪，家长使用的教育手段（也即刑具）诸如木桩、铁颈圈、禁闭室、裸身捆缚于示众柱、柳条笼子（缩身进笼淹水）、壁橱强制直立（只有头可以动）、灼铁炙唇，割舌、火焚。

The new Bethlem Hospital at Moorfields, designed by Robert Hooke.罗伯特·胡克设计的伯利恒院.1676

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向公众暴露的智慧或者是具有警醒意味的宣扬。那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疯癫的想象。而在17世纪初，疯癫只能是被裁决的对象、被押携至刑场在阳光下忏悔其罪恶的异端。这种公开招供的形式使人们相信它具有赎罪的力量。直到后来，人们又开始担忧疯癫背后的丑恶嘴脸会引发大众的羞耻，它可能会像瘟疫般四处流传，说不定哪天它就会成为人所效仿的榜样。为此，一些非常令人羞耻的疯癫行为的始作俑者被直接送进收容暑而不再经过法官裁定。人们以为掩盖事实可以令人遗忘。虽然疯癫的原因被理性遮蔽，但与此同时，疯癫却被当做一种橱窗里的野兽在公众面前展示。疯子们被强行塞进木栅栏盒子里游街，有闲阶级站在外面观看，满足着所有隐藏在自己轻佻冒失的外表下的兽性与猎奇。对于疯子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恶意。似乎，疯子们成为了一种可供娱乐的日常消遣、一道满足正常人想象力的另类的风景。在伯利恒的每个周日，欣赏疯子是资产阶级的周日娱乐，你只需要花费一分钱就可以参观疯子们的表演，他们被训练来表演杂耍、舞蹈。据统计每年有接近10万人的正常人观看了这样的演出。性病患者被绑在石柱上，守卫们向参观者解释：让你们观看这些疯子可以使你们对恶德有所顿悟，以便随时保持警惕。这样的演出造成的轰动前所未有，这些拿着理性之皮鞭的守卫享受着因展示非理性的惨样所得到的收益而沾沾自喜，而那些带着恶意发出嘲笑的看客以侮辱性的怜悯来看待这群可怜人，于是，看客们终于得到了心理上的道德完满。这些情况要直到19世纪时才会引发公众的愤怒。而在古典时期是以伦理意识对这些疯子进行审判，伦理是具有普遍性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准则。19世纪的道德是个人化的自由体验，也即，道德更个体化，比如每个国家的道德意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但伦理通常都相似。前者注重对错，后者注重善恶。于是，这种监禁所引起的非人性行为就成为了令人感到愤怒的道德之恶，但对于古典时代的人而言，疯子就是非人性的，所以对待他们的方式就不可能是人性的。

理性把自己包装成严谨的怪物，在此充当着法官的角色。这本身就是对宇宙意志的背叛，因为人不可能真正探明自然的意志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规约正好暴露了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忧患，而这个忧患在曾经疯癫被追捧的时期已经言明了命运事实上根本不可控，人的一生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寓言，我们的知识只是个蠢话，我们以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只是些无稽之谈，唯有疯狂才是征服死亡的勇气。人的真相就是肉体、欲望、感情等原始而粗糙的本性，非理性接近了人的真理，进一步可以推理出伦理道德不能将人导向真理，正相反，理性的极端和过渡只会造就非人的结局。福柯谈的是疯狂，而我们作为读者应该明白，惩罚者即是教育者，惩罚的极端严酷只会使惩罚者所期望的结果适得其反。

对疯狂的指认应交给哪种合适的人来完成？如果是一个法学家，那么他可以透过当事人颠三倒四不合逻辑的话语、肢体的不协调、犯了荒谬之罪等行为去判定他是否是疯子，但真正能做出判决的，只能是医生。医生可以依据一整套病理症候去确定当事人是否是疯子，然而监禁体制越过医生，执行的这套流程却是：由监护人押送疯子来收容暑之前得先向法官申请，随身携带医生开据的证明作为报告提交书记室。但事实上，法官要求医生鉴定书的案例是十分罕见的，大部分情况是由家人、邻居、神父前来作证，即便家人不同意监禁，但只要邻居提出监禁要求，那么也有可能被获准。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确认疯子的并不是严谨的医学证据，而是大众敏感于丑闻的意识，而这个意识正是来自上层阶级的灌输。要直到19世纪，疯子才真正有了病理学的基础认识，而在此之前，疯癫就代表非道德，非理性，权力机构早已经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种下了辩识恶德的种子，可以想象这样一副场景：权力的游戏开始公开颂扬体面，接着再把那些肮脏的人一网打尽，送疯狂上刑场游街示众，这些不服从安排的人，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上了一块扁，上面赫然写着疯子两个大字。理性对普罗大众宣扬着它的梦想：看吧！这就是丑闻，是不好的榜样！疯子演出着被理性指认的丑陋角色，于是，它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供人参观的模型。疯癫被当成疾病，但它却不是因为在实证医学上有了一个地位，而是因为它与既有现存的体制相反，人们对疯狂的认识仅在于新兴的伦理道德而非病理学的判定。这说明人类在面对使他们无所适从和感到不安的人类缺陷时，是以感性作为认识手段而非理性，也即他们的想法是出于非理性的，如果非理性就是疯子，那么参与实施监禁的民众才是疯子。

这一监禁时期，存在多种混杂的、时而相互关联的对疯癫的体验认知，有从伦理道德角度认识疯癫的体验，有认为疯癫只是一种个人选择，其本身就是它自身的伦理道德，有认为只要他行为思想异常，那我就可以大声宣扬：看！那是个疯子的体验，还有从分析角度去依据判定疯癫的体验。到了18世纪，分析疯癫的体验才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疯癫不再属于掌握真相的神秘知识，它在整个古典时代演变为了被惩罚的对象，它不再是神魔附体的象征，而是牵涉破坏社会规范的恶德。资产阶级有压榨财富的诉求，为此就必须大力宣扬劳动，于是，资产阶层就开始建立起了新的工作伦理，而疯子在这样一个时代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所以，社会的想象力赋予了疯子一个强行施于的形象：懒散。懒散成了人们对疯子的一个认识面，即使无视工作所产生的价值，从伦理道德上看待懒散，我们也可以发现忏悔对人的心理作用，一个不爱工作的疯子形象从心理上惹人厌烦，因为劳动作为人堕落于贪欲的处罚具有忏悔的心理意义，它能稳定人的心灵，而且人对未来的忧虑唯有通过在贫瘠的蛮荒奋力的耕种直到满足人的需求时，眼前所见的一切才能使他得到安全感。纵然强制劳动并未使产出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监禁的强制劳作毋宁说是使人在伦理层面上得到心灵的救赎，而对于拒不服从的疯子们而言，这是他人的强迫，是施于者自身施加在疯子身上的只属于施虐者他自己心底深处无望的人性灾难，因为很明显，疯子并不认可这种心理作用。权威的压制使疯子开始狂叫，凭什么把你自以为的想象强行施加到我的身上？你们不是要我创造经济价值，你们只不过是想清洗我，让我自愿承认你们伟大的生存契约，这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你们自己的想象，让你们的肉体得到心安，而这一切并非是我的想象，也不能满足我的心安。这是你们布尔乔亚式的疯狂想象，你们的言说试图摧毁与你们不一样的结构，你们把你们疯癫的想象力顽强的注入到了专制极权的土壤之中，为此你们自以为可以产生出一则动人的社会幸福的道德神话，而我们疯子不认可这种看似理智实则疯狂的思想，因为人作为有人性残缺的动物，他不可能依靠独断专行，靠清除疯子的可能性就妄图建立起具有完整幸福的伦理道德城邦。

Detail of Ascent of the Blessed.Hieronymus Bosch.走向信仰的天堂.1500年－1504年

物种园中的疯人

疯癫是一个根深在理智中茁壮的非理性意识，他很容易察觉到疯狂的存在，他在生活中的失常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时间间隙里都留下了与理智对立的那个非理性的痕迹，纵然他机械般忽略他的意识错乱，而且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大脑这台机器的逻辑性运转并非随时都可以，它在没有逻辑性运转的时候通常都维持着神经那间歇性的空荡，此时它既无法度亦无概念。但他的理智与疯癫可以相互转化，很有可能疯癫就是理性。面对已经昭然若揭的疯癫时才能对疯癫进行确认，在疯癫转化为理智的一瞬间对疯癫进行判决、对自己进行激烈的批评，此为疯癫的批判意识。在实践中的疯癫有从理性中剥离的必要，你要么处于团体之中，要么站在团体之外。批判意识已经明晰了疯癫已经偏离航向，而实践意识则认为疯癫是选择了另一条路。理性属于社会的规范化，从人一出生一开始就被坚决地依赖，他知道必须坚决地将自身的疯癫化约为沉默，以便使自己的牺牲可以换来可靠的享乐。疯癫在对抗理性时显得失去力量，由于理性掌握了与外界体制发生利益交换的信心，所以很有可能疯癫甚至在没有与理性发生任何对抗的情况下就会被对方强行击败。但当外在的制约因素不能够与理性相合拍的时候，疯癫便会发挥出它巨大的威力，此时疯癫与理性又成为一个内在连接的团体，被赋予了最高的指挥权力。也即行驶批判程序的人要么是理性要么是非理性，这统称为疯狂的批判意识。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知识经验即可以立即指认某个行为失常的人是疯子，某个人显然是疯子的事实已经不是在价值层次中被确定，而是立即脱口而出的感性认知。这就是疯癫的发言意识，指认他人是疯子的人是从他自身的疯癫与理性的对立来定义自己，他总以为自己是已经将疯癫制服、摆脱的那个人。否则，一个没有疯癫过的人如何能识别疯癫？他根本没有关于确立什么是疯癫的经验，唯有曾拥有过相同确认疯癫经验的人才能指认他人是疯子。当疯癫不再具有危害当事人而又能沉静地面对它时，分析疯癫的意识出现了，它们冷静而克制地相互凝视。似乎，理性完全拥有着疯癫难分彼此，理性默默注视着它，注视着那掩藏掉其威力的疯癫。疯癫与理性无法割裂，没有疯癫则理性无从谈起，理性可以借由疯癫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疯癫则借由理性的压制使一个人看上去举止正常。古典时代主要运用的就是疯癫的批判意识和疯癫的实践意识。而到了18世纪则运用了疯癫的发言意识和疯癫的分析意识。

这四种疯癫的意识独立成个体，离散中又建立着联系。任何关于疯癫的知识都不能宣传其客观性，因为这四种意识里的理性与疯癫在较量时很容易逆转，四个意识在辩论争夺时，都会将其余几种意识作为参考、辩护和先决条件。但它们不能相互调和为一种专治的、单调的统一体，这是一个人的疯癫处于混乱状态，当疯癫被理性围剿后，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则是他与疯癫本质上是如此的亲昵，他内心深处最爱的必然是疯癫。它们在精神的废墟中不断地平衡、建立、压制和崩溃，当其中一个获得压倒性胜利后，其它几个则被禁闭在幽暗之处，形成一个运作于语言层面之下的紧张冲突。古典时代对疯癫的批判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最接近于理性逆转至疯癫的时代，布兰特、伊拉斯谟、路易斯.贝拉、蒙田、查伦，直至雷尼耶（Mathurin Rgnier (1573～1613)），他们这些人所传达的都是对疯念的相同的不安：理性是一只奇异的怪兽。而在19、20世纪，人们相信批判仅仅是原始企图和陈旧元素，唯有透过分析意识才能寻获发疯的终极真相，但疯癫的批判并未完全消退，他借由尼采、疗养院的划分在语言最自由最元初的形式中获得强大的活力并一直在争议中保持激进。我们在古典时期可以很容易地看出真相与批判被严重割裂，批判意识和实践意识指认着疯子，他们从自身隔离、排斥、仇视着疯念，而相反的一面则是疯癫想要认识自己，它想寻获自我本性，它想证明自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世界上显现、生活。监禁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医疗措施，没有任何实证科学可以打开监禁的大门。两者之间没有对话的可能，一面是指认其反自然逼其沉默，而另一面则尝试识破宇宙之谜。于是，这两种被彻底隔离的体验在岁月的摧残之中过着分裂的生活。没有哪个时代会像古典时代那般麻木无感于疯癫的悲怆性。这得等到漫长的世纪更迭直至18世纪末期的行政命令被推行之后，人们才会发出一个疑问：他们（我们）究竟是不是疯子。后来的医疗经验可以在书籍上为疯癫开辟一个章节，专门用来书写疯癫的实证科学，但人类仍然没有任何想法对疯念在世间存在的特殊位置或排挤否认它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意义做一系列严肃的思考。

到了18世纪初，医学前进了一步，开始质问什么是疯癫。也即，医学开始以疾病对待疯癫。他们研究的是如何为疯癫进行论述。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物质上对疯癫的早期认识，我们知道，大脑中的卵形中枢就是一个人的心智器官中枢，动脉血液在此枢纽区域变得纤细，再化成血气。心智的正常发挥就依附于血气的正常流动。在管脉中均等、规律、自由地流窜。那么以此生理现象来划分疯癫靠谱吗？任何一个人的大脑中连接至卵形中枢的小血管都可能存在堵塞，他们是否都是一直处于疯癫状态？疯癫只可能被存储、隐藏，它混杂在理性之中难以从身体上辨别，它隐藏起来为人的秘密服务。也即，疯癫不能直接被辨明，除非认为所有人都是疯癫。疯癫无法辨认，那么疯子呢？如果说疯癫是隐藏起来的愿望，那么疯子则是外在的展现。辨认疯子时可以观察一个人是否听从于其理性的指令，可以看他接下来的眼神、行为、表情、言谈是否协调一致、逻辑是否连贯，是否存在不可理喻的中断和违背常理的突兀。18世纪所认识的疯子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依靠批判和指认从伦理道德展开，而是从认识入手，需要的是一个人的意识、语言和行为上连贯一致的逻辑。疯癫却类似于团状的模糊，遥远而朦胧的美好幻觉。疯癫和理性永久存在两种关系，一是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的审视，二是疯癫对自身的认识。人可以指认疯子，却无法认识疯癫。这如一个古老的箴言，肉体生病时，心灵可以指认病痛，但当心灵生病时，却没有谁可以认识它的病痛。18世纪初，疯子在伦理道德上的负面与它在真理认识上的正面开始溶为一体，在疯子那暴戾的疯狂中，它想证明自己就是理性本身。于是，疯子玩弄着理性，它透过疯癫的理性对理性的那一套想象、推理和信仰进行无情地嘲讽，它的内核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它表现出来的外貌却严重不可理喻。它也许站在了理性的对立面，但它的本质却偏偏就是理性。

在17世纪初，某些疾病的归类被保留在了缺陷一栏，但缺陷并非是疾病的真实本质和目的，而且自然的缺陷只是贫乏的冷漠，不带来积极的意义。《论痉挛》一书依然还在固执的描述着不可琢磨的晦暗物质对癫痫的影响力，疾病中那些形而上的反自然的撒旦事物形成了癫痫的载体，化作不留任何残余且毫无声息的疾病材料。那时，医学上只能把疯癫看做是上帝的惩罚。而在18世纪初，医生从植物学家的论文中得出可以借用植物分类法对疾病进行科目、种类的系统性划分，以便使每一类疾病能保持清晰的脉络。医学试图尝试在疾病分类中为疯癫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需要得到它最本质、可推衍、可观察、正面的知识。所以，观察疾病的现象及其伴随的症状成为了新的医学步骤。逼近观察疾病的细节，为疾病绘制一副肖像，留意病患脸上涌动的异常和最微小的自然事物。我们可以从普拉特的《医疗实务》（1609年）中看到以心神的不同表现予以划分感官的损伤、病变，强士顿的《医学一般概念》（1644）中以器官内在、特殊、非毒性划分人的错乱，波阿西耶的《方法性疾病分类学》（1763）中以疾病的每一种表征划分为一个类别，相当复杂，林内的《病种分类》（1763）以概念、形象、激情划分病种，威克哈德的《哲学的医生》（1790）则以精神和感情划分疯癫的门类。这些耐心的划分遭遇了阻碍，最终很快就被抛弃。到了19世纪，新的分类认为应该以疾病的溯源、疾病间的近似、疾病朝着另一种疾病的渐进演变为分类方法，但这种族群式的分类体系同样遭遇阻碍，以至于我们不能深入疾病的肌理，无法在分类图表上陈诉疾病的本质。分类方法主要遭遇到了几种抵制：

1.疾病的道德性

阿诺德划分两大类疯癫，它们是影响意识的疯癫和影响概念的疯癫。后者呈现出幻觉、怪诞、激狂。而在激狂中又产生出爱情、嫉妒、贪婪、无耻、放荡不羁、孤傲、暴躁、阴郁、绝望、迷信、偷窃、卑鄙、恶毒、虚荣等形式的疯癫。于是我们发现，在接近疾病分类的多样性时就越是靠近正常普遍的人类精神，而分类图表在此时看上去与其说是疾病的征象倒还不如说是有关伦理道德肖像的观赏长廊。如此，疾病分类学在为疯癫划定门类、找到其本来面目时找到的通常都只是伦理道德的指认，而非疾病本身。

2.想象力的谵妄

道德判断、病源分析从来就不是在疯癫本身上进行组织工作的，事实上，道德与疯癫、自由与肉体、激情和病理，这些事物之间被某种力量介入过。分类尝试的过程中一切失序、模糊、隐藏的可能都应该归咎于某种想象力的错位，错误的认知使推理显得彰乱，还有那超脱于万物的美好的疯狂幻觉，这些都是想象力产生的堆积。福柯使用了插入一词来描述想象力干涉了人的规范化思维，甚至人的肉体也被想象力破坏。当时的医生和哲学家一致认同将这一错轨的想象力称为谵妄。它联通了一切非理性、狂人、疯癫于一个整体之中。使得妄想对其分类的企图变得可笑。于是，疾病的名称、它在病人身体上的位置、比重、联系都时刻发生着变化。

3.疾病分类的固化

疯癫在古典时代的医学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归属，这得益于它的划分形式更简单，比如癫狂、谵妄与热（谵妄时会持续发热发狂、癫狂时，短时间发热并发狂）、躁狂与激动（躁狂时不发热但狂怒）、忧郁与体温正常（极度抑郁且不发热发狂，可能伴有冷静的谵妄）、心神丧失与机能紊乱（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缺损）。由于这些形式长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容易被人感受和辨别，比疾病的族群分类更加坚固。

4.实践与理论脱节

对疾病的治疗环节一直以来都脱离于医学理论，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它的实用性可能来自于古老的治疗方案，导致完全超出医学理论范畴。17世纪末，一种新的疾病形式出现了，它叫气郁症，在18世纪它被正式定名为神经病。这个疾病几乎涵盖了旧有分类的大部分空间。神经病源于神经系统的病变，而普列萨文的定义又包含了所有机体、所有器官的病变。我们可以从神经病的分类看出这与之前的疾病分类有本质的区别，比如感官神经受损致使麻痹、僵直、昏迷，神经活动增强致使发痒、疼痛，运动神经错乱致使强制性昏厥、瘫痪，增强则引起兴奋、痉挛，不规则活动致使抽搐、癫痫。这些分类非常务实，它们的形成直接包含了显现和治疗上的主题，它们提供了医生与病人交流时的一些意象。这是西方医学史上的头一遭，医生和病人展开初次的沟通。这使得疾病的分类学不再实用。

至此，无论道德的指认亦或是医学的分析都不能正确认识疯癫，它在物种园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或许，它隐藏进了浓得化不开的迷雾，人越是想在结构上把握它就越是遭到它的阻挠，就连它的表象也蕴藏着无尽的可能。疯癫不可琢磨，你对它呼唤时就像你站在深渊的顶部朝下面漆黑的空洞尽力地大声喊叫，但空荡中只听得到你自己的回响。疯癫是黑色的土壤，孕育着无限形式的诞生。疯癫似乎是空虚的处所，又像是一切可能的起源。

谵妄的超越

脑器官的疾病可能导致疯癫，那么灵魂又是如何与疯癫发生关联的？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只要疯子能诚心祷告祈求宽恕，他就可以做告解，得到上帝的赦罪。宗教人士会假定一个人灵魂的纯净自然，灵魂不但不会犯罪，甚至也不可能涉入疯癫。而法学传统也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属于无辜，仅仅是疯子那无法抗拒的肉体诱惑使其损坏了他作为公民的自由。在斯多葛学派、人文主义和医生则认为灵魂应该是维持了一个健康、不灭的存在，他们在治愈疯子的过程中总是尝试告诉他，他的疯癫来自于他肉体的不满或损坏，而非灵魂。但是灵魂即使清纯而不朽，但它也会沾染上尘土，正常人的灵魂居住得良好，而疯子的灵魂居住在不开窗户、空气不流通的屋子，因此灵魂感到了窒息。疯子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作为疯子来说，我的无理性恰恰是我比那些有理性的人拥有更高的智慧，我的疯癫直入灵魂的深渊。我的眼睛和正常人同样听到、看到相同的消息，但我的疯癫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我的灵魂改变了我的眼睛观看事物的感受，我出现了故障，我是一种堕落的品质，要么是我灵魂疯了，要么我根本就没有灵魂。伏尔泰以其狡智推理了感官与疯狂、感官与灵魂的关系。斜视而眼花导致看到幻象的人并不是疯癫，但如果他真的相信幻象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人就是疯子，是他的灵魂出了问题。也即疯癫与感官毫无关系，只与灵魂有关。而眼睛向外观看会产生视觉，脚的行走会产生运动，那么如果眼睛受到损伤，则视觉跟着受损，如果脚瘫痪，则运动受到限制，大脑病变，则灵魂也会生病，而摘掉眼球就像摘掉大脑，这会导致灵魂消失。所以得出：在肉体器官的运作范围内，才有灵魂的存在，否则，灵魂只是无稽之谈。请忽略这些推理中隐藏的破绽和争论，伏尔泰想以此证明疯癫与感官无任何关系，它只与灵魂的恶痛有关，但当他推理眼球和脚的概念时，却得出灵魂依附于感官运动而存在，这直接导致这么个结论：疯癫与肉体无关，疯癫与灵魂有关，灵魂与肉体运动有关。古典时代的医学文献在疾病分类中对疯癫的不同表现所下的定义千奇百怪，但多半都没有把疯癫的形式归类到某种心理或器官病变下，只有柴齐亚斯的《法医学问题》才把疯癫归结为是肉体与心灵一同参与的非理性活动，来自脑部疾病和推理机能的丧失。我们再看伏尔泰的这两个假设，其本身就存在悖论。无论正确与否，这种论调在古典时代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意识，伏尔泰只是勾勒出了要到19世纪才在医学上根据这个意识产生出的对疯癫诞生的两种探讨的轮廓，医生会追问两个问题：疯狂应该化约为肉体，亦或灵魂归属于非物质元素，如果疯狂不是物质器官上的病变，便是非物质灵魂的精神错乱。

疯癫的体验有其独有的结构，因与果的圈环（疯癫的近因和远因形成因果关系）和激情与形象的圈环，妄想与错误的圈环。下面将对这三个圈环逐一展开论述。17世纪，在威里斯的《作品集》里，将躁狂的近因归结为血气的两方面变质。第一种变质是血气机制的变质，血气的极速流窜异于正常流通机制，它们可以穿透在正常机制下不会、不应被打通的脉络，突异的血气运动远超正常体质所具有的自然力量。第二种变质是化学性的变质，血气变酸、变轻，使它具有腐蚀、轻浮的特点，在疯癫者体内血气运动的剧烈程度使病患的外在表征为无休止的激动、热烈，体温却未升高。透过这样的近因，形成一个从外在感知到不可见形象之间的闭环。医生将分析机制从外象转变到内象，从此排除疯癫的外在显现，转而将疾病的经验性辨认建立于内在不可见的、依靠想象合理的运动中。而当18世纪到来后，这个圈环被线性结构替代，它不再从想象的合理性中攫取疯癫的知识，而是即便支持想象的铺陈，但必须从现实可感知，且其感知的论述可以具体到能呈现其描述的实质性现象。在神经纤维病理学中，近因不再是重点关注对象，它让位于可感知的、据其描述而可见的器官性现象，唯有以可观察的器官的异常变化为基础，才能避免研究彻底扑向想象的合理性，因为后者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形成一个闭环。当时的大部分病理学杂志接受了固体依赖的说法，他们认为灵魂依赖于固体元素的结构，该结构具有弹性且柔软，足以使灵魂活跃。信任这一说法的医生和那些自称可以看见纤维的生理学者们很清楚的知道刺激一只青蛙时，其实根本看不到任何神经紧缩或松弛。疯子那过度敏感的神经在外界的刺激下变得紧张或松弛时，他开始作病态的举动、失去连贯力、狂热暴戾或神魂丧尽、痴呆麻痹、咧嘴怪异发出神秘微笑。支持这一神经紧缩论的专家发誓他甚至可以俯身在一位病人的胸前聆听到激奋不以的神经在饥渴的震荡。他嘱咐这位病人每天将自己浸泡到冷水里，连续不断地坚持十个月，如此，神经纤维中那干燥的部分会自动剥离开来，这些疯癫的残余会似羊皮的薄膜般脱落在浴缸里。如此，疯癫的因果闭环变成了线性结构，他不再描述因果循环，而是考虑如何获得一个可以感知的简单事件，它必须以最立即的方式造成疯癫。疯癫的近因应该是最邻近灵魂的器官性病变，这个器官便是——大脑神经系统。

17世纪末，勃奈的《墓场解剖》（sepulchretum）发行，书中描述了他在解剖尸体时发现每种不同疾病的尸体所呈现出的结果，躁狂的尸体干燥易碎，忧郁症的尸体的脑子潮湿、积满体液，心神丧失的尸体大脑物质异常僵硬或异常松弛、缺乏弹性。半个世纪后，迈克尔延续勃奈的实验，对疯癫继续进行解剖。他将大脑和小脑由多个方向分别切割为约100mm、200mm、300mm长，他发现患病的和正常的人的切割立方体的重量并非恒常，随疾病的不同而有区别。特别是肺痨病人的大脑较正常人更轻，而胸膜炎病人的小脑较轻。得出器官的密度归因于管脉的充实度。而对疯癫的尸体的解剖又发现患有近15年躁狂症的女人，其大脑里的灰质和髓质过分苍白，髓质干燥坚硬如钻石，无法简单切割，且具有弹性，手指按压其上也无法留痕（大脑皮质下层就是髓质，也称为旧脑、情绪化脑。 它控制肉体所有非意识的日常活动。包括：调节体温、血压、维护特殊数据的存储和消化功能等。脑髓质似乎亦控制人的情绪变化。就进化而言脑髓质是较原始的脑内物质）。另一位发狂的病人因持续暴怒致死，蛛网膜上滑流着微红的乳清、髓质却干燥富有弹性。结论认为，迈克尔假设（假说）大脑会分泌神经髓质，它使髓脉处于干燥状态，可引起大脑错乱，使理性丧失。如果髓脉分泌神经流质，则大脑健康正常。于是，解剖疯癫的新结构诞生了，这被认为是线性因果的简单实现，一个产生于局部的、可量化的、可通过有组织的感知来完成的作业。这个结构与之前那些具有关联性质的想象不同，它直接指向大脑这个最邻近灵魂的器官，从而排除掉大脑以下肉体上的各种可见或不可见的物质的连同、变化、移动对疯癫的影响。18世纪，莫干尼和居伦为疯癫的解剖学勾勒出了更完备的结构。在两人的分析中，脑体变成了异常和分化的独立因果空间，以这个空间决定疯癫的种种形态。他们发现在躁狂的例子中，大脑保持坚硬厚实，而小脑则保持正常柔软度，或正好相反。如果大脑处于正常状态，则脑内各部分区域应保持同等量的激奋（刺激）或崩解（刺激消除）现象。高亢的激奋是在苏醒后，而崩解则出现在睡眠中。激奋与崩解如果不是均等散布在大脑内，而是长期互相混杂，使其形成异化的网络冲突着大脑，那么，疯子周期性地在睡眠中会产生梦，醒来时会发疯。所以，解剖检测得到的结果必然是脑内一部分被刺激得坚硬、充血，而其它部分则柔软、松弛。也即，按福柯的陈述，我们可以认为是大脑一部分被过量消耗，另一部分则完全没有得到使用……。这个理论使疯癫的物质主义得以成为研究的方向，以前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在此处被消解，肉体不再作为整体适用于对疯癫的研究，能被独立看待的只能是：脑。脑是最接近灵魂的事物……

疯癫的体验结构分近因和远因，18世纪的远因与近因的演变完全不一样，一开始疯癫的原因只是一些事实的巧合或实际的病理特征，比如肾绞痛、酸性体液过剩引起的病理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因的名单逐渐丰盈，甚至肉体的整个器官领域皆被召回，这份名单：压抑过度、机能偏差、肠内积气、淋巴液、肉体寄生虫、品质败坏的食物、硬癌、梗阻、情绪暴裂、过于狂热、太深沉的思考、顾影自怜的忧伤、环境惊惧、长期忍受煎熬、遭受轻视的爱情、蒸腾的空气、太冷、潮湿、分娩后遗症、社交生活障碍、科学爱好、文学素养、奢侈后的贫困、血气错乱、心灵震颤、乐极生悲、歇斯底里、肉体分泌、肉体排泄、妨碍血液流通修补生成、极端孤僻、脾脏、胰腺、网膜、胃、肠系膜、乳房、肝、子宫、痔疮、急性病痛、治疗后的汗水、乳汁、月经、恶露、涎、闭汗疮失禁、缺精的色情狂、色情谵妄、未发酵的面粉、空气的腐臭、半夜路过的阴暗沼泽区域、把血液加热的持续发烧、太刚强的体质、活泼敏捷、有深度、遗传性病变、酗酒、骨折、挫伤、性病、天花、干燥太快的溃疡、强烈崇拜、野心、手淫、梅毒病原体、性交过度、智力使用过度、脱皮性皮疹、乳汁转移、癣疥后遗症。似乎一切有关心灵、肉体、自然、社会的各种体验或病态都成为了疯癫的远因。这毫无秩序的疯癫名单是一个混沌的空间。如果有一种疾病能使以上那些大杂烩的病因能汇聚到一起，而且具有秘密的逻辑一致性，那么这个病就是月亮疯。16世纪，月亮疯开始流行，到了17世纪又逐渐消失，18世纪初有一篇论文研究月亮是否能主宰人体，医学院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然而在18世纪末，月亮疯又再度被提起，英国医学承认月亮影响着人在发狂阶段的部分实现。月亮疯是一种在时间上的巧合与空间上交错。月亮对大气环境、密度、海洋潮汐变幻有深刻影响，月亮与地球的相对位置影响大气密度，而疯人的神经系统对大气的密度高低、温度转变、干湿度增减最敏感。月亮疯的原因在于月亮的盈亏活动会产生肉眼看不见的元素，这些元素充盈在空气里绕着人体流通。人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但人体大脑神经纤维会默默做出反应。这样，在那些离散性的远因中，终于从月亮疯的原因中勾勒出了一个疯癫的肉体与外界环境变化相关联的统一体。疯癫的近因和远因不过是同一个运动中的两个极点，而这个运动便是——激情。

体液医学研究认为激情必然引发人的体液混乱，发怒使胆汁体液被扰乱，忧伤则增加使心情抑郁的体液。血气医学理论中的血气机械性传导替代了过于空泛的体液决定论。他们认为精神活动贮存在人体中，但它并不受人的管控。它遵循一套血气的机械性运动，血气遍布身体内，当人遭遇激情时，血气从内输散至肉体外在部位的肌肉里，以时刻准备着配合激情的需要。血气的流窜、聚散、分布的空间形态会以激情所产生的具有诱惑力的形象在大脑里烙下的记忆痕迹或映像动态在肉体里生成一种有关激情的几何形象。最终，大量的血气会倾注于这个肉体里的迷惑人性的形象。此时，精神不得不被动将注意力转向它，于是，人的意识开始违背规范的常理，肉体和精神在此刻都成为激情的奴仆并为其服务。那些在18世纪被实践的正反两面的病理状态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紧张和松弛、坚硬和柔软、僵直和缓和、干瘪和充盈、干燥和水肿等这一系列的流体和固体性质的医学症状它们都以理念的串联、感情的过程、纤维的状态和流体的循环共同指向着疯癫的激情澎湃，这激情影响着人的情感、思考、体液循环和神经纤维的紧张与松弛。此时，因果的图式显得难以分清，你永远不知道脑神经纤维的过度、绷紧、松弛、虚弱究竟是激情的原因还是结果，激情的因果关系已经不再重要，它使肉体和精神处于一种持久、协和统一的隐喻关系之中。

激情与疯癫自古以来便保持着不能分割的关系，到了18世纪，古典时代推翻曾经由希腊道德家所认识的疯狂是激情的惩罚结果，古典思考则颠倒了这样的因果，认为激情为疯狂提供自由，使它可以进入理性的世界。疯狂在激情中显示出了人的理智的有限，它同时开启了人之疯癫的无限活动。在激情的历程中，它可能会戛然而止或长时间延续。强烈的感情作用（突如其来的悲痛、遭遇的惊悚、被排挤、被歧视、阅读凄惨动人的故事、耻辱）都会引发过激的神经症状，疯癫便在此处开始发展。那些医疗案例中由于肉体不能承受的感情而导致强直性痉挛或强直性昏厥的人便是如此。激情的运动在肉体与灵魂之间摆荡，这中间的处所类似于马勒伯朗士所指称的安放外界无法安放的疯子所珍视的念想的屋子。疯子将他内心某种对外界理性的不信任所产生的惊惧压力和某一类神经纤维的紧张转移到一间住所里，这个对象被灵魂孤立使其加强，灵魂给予它疏远外面现象世界的信心，疯子在这个对象上默默无言地附加和培养着更多的理念，更多的理念来自于疯子的联想。一个已经半疯的人如果在睡梦中或正常社会活动中遭遇某个指控他是罪人的庭审，他可能会根据法官联想到刽子手、绳子和绞刑架，这些新的想象元素由于他自身在现实中的遭遇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成为他念想的元素被放进了意识的独立屋，这继续增强着他疯癫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甚至能强行压倒他的理性为保持正常人格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

Hysteria.Maurice Kelliher

疯癫虽然是激情的可能性之一，它以肉体和精神作为基础，但它同时强烈发狂着想要摧毁这个基础，它将法度扭曲得不堪入目，它也发誓自身的运动会注定易碎和死亡。如果任由疯癫发展下去，则它会无情地抛弃激情，这就导致由激情建立起来的肉体与灵魂的统一体遭到疯癫的破坏，使感受从灵与肉的统一体中分裂，尤其脱离了借以感受现实的器官。他被固着在他自己不可遏制的妄想中，他的精神协同着大脑与神经纤维把灵与肉的结合体中的一部分从操作现实的肉体器官中分离出来，神经纤维的震动可以模仿感知，使病人无法知道现实的真相，疯子会把明明不存在的空幻缥缈之物当做具体存在。分离出的意识的碎片形成了癫狂的诸形象，这些碎片不仅隔离掉现实，甚至将他与人的关系也彻底隔离。疯子他在狂热状态下会把针对幻象的感知毫不怀疑地加以接受为理所当然，他对外界几乎印象淡泊，对外人的呼喊置若罔闻，他沉浸在不可自拔的、处于对自身深层模糊意识的迷恋之中，他一门心思地寻求着癫狂的满足，完全不能回头。这疯癫一开始本是由激情驱动肉体的血气所形成的灵与肉的协和与统一，但在它发展到极致的狂暴中却亲手将激情撕扯得体无完肤、把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分裂成了碎片。也即，激情喂养了疯癫，而疯癫却谋杀了激情，它还想把精神和肉体都通通消灭！疯癫在这个成熟期逐渐超越了激情，它比激情走得更远、更狠。它形成了一种猖狂得要向激情所包含的所有意义挑战的狂乱活动。面对肉体的冲撞是如此的强壮有力，灵魂根本无法把持它的思想、信念。灵魂开始脱离原有的生活记忆、曾经他最珍视的观念，当灵魂完全脱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功能后，就只能随着异化的神经纤维的引导而疯癫。而那些理智的信心、形象、意念、规范似乎在疯子的意识里没有任何能够与之切合的合理位置，无论你怎么呼唤，那对外界的摒弃、嫌恶、洁癖都证明了疯癫对外界的决绝和离弃，它质疑着理智的严肃、反对着一切理智的丈量，他的精神和肉体同时都处于最滚烫活跃的空间。疯癫运动演变为了不合理运动，而正是在这个时候，非真实才彻底脱离了理智的重力束缚。于是，在激情的疯癫到疯癫的狂乱之后，剩下的空间只能是虚空、谵妄和幻觉。

想象为疯癫的神经提供了自由通道，但想象并不等于疯癫，唯有心智对心象不加怀疑地接受才是疯癫。正常人可以对心象进行真伪判断，唯有疯子不愿摆脱内心的幻觉，他屈服于在心象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现象。一个疯子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制成的，他说由于玻璃是透明的，所以他的身体也是透明的，而且他整个人都是易碎的。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这个疯子除了说出有违理性所排斥的‘’身体是玻璃制品‘’这么一句话以外，其后面紧接着的简单逻辑推理都是正确的，这个思考的线条是如此笔直而理性：玻璃－透明－易碎。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疯癫的语言来自于理性，但这些语言被心象所包含，它只能在心象的范围内得以出现。

一位父亲总是控诉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一念头长年累月如影随形的笼罩着他的精神。事实上是他带着儿子去河边游泳，儿子不幸溺毙。而父亲则认为他对儿子的意外死亡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导致他长期心智涣散，他在内心勾勒着上帝对自己的惩罚情景，上帝派魔鬼来到他身边意图将他拉进地狱。他的悲伤使他固守着自责的念头不放，久而久之形成荒诞之妄想，这像是一块无法擦洗的精神污渍，永远烙印在了他的心灵上。他强迫自己的大脑接受魔鬼要来制裁他的幻象，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他良心上的不安。大脑和血气的运动对这一长期出现的魔鬼要来临的虚假事实逐渐接受，终于使其成为心象中的妄想，但我们可以发现父亲在谵妄状态时依然在推进着魔鬼必将出现的合理解释，只不过这解释是建立在虚构的妄想之中。我们发现，疯癫发作之时，谵妄便早已支撑着它最基础的构成。

在《论女性求偶狂》一书中记录了一个女子淫狂的案例。少女朱莉经常阅读一些成人书籍，这些书籍供养着她那情窦初开整日幻想情爱的想象力，再加上她家表面维持贞洁的女佣背地里却给她灌输肉体情欲，使她更是情不自禁。但她在宗教德行的教育使她内心困惑，她经常用这可耻的激情既不被蒙许，也非虔诚来阻止自己的欲望，但这种内心激烈的斗争使她神经纤维一下松弛一下又剧烈地震动，她外在平静，可是内心却在发疯般地狂言乱语。当她无法再继续抵抗情欲的诱惑后，她开始赞成那句可怕的格言：这世上再没有比情欲更使人目眩神迷的事物。于是，疯癫之门被打开，欲望不停制造着被禁忌的念头，神经纤维达到最高强度的刺激，这个外表端庄、内心淫荡的少女终于在谵妄和惊厥中达到了死亡的高潮。

无论疯子是否将谵妄语言说出口，这都构成一种疯癫的论述性话语，它借由推理扩张着心象的领域，用支离破碎的语言片段组织起精神的大厦。疯子有他的一套推理过程，但这些推理都建立在对心象的完全信任之中。但由于心象并非现实，所以在作为大前提的幻觉范围内的逻辑论述都是不可靠的。但疯癫既非来自想象力也非来自推理，想象力和推理只是疯癫使用的工具，用以维持疯子的谵妄，维持他整个癫狂世界观的合理性。

经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得出谵妄的性质，谵妄是一种精神疾病，尤其以患上忧郁症的人为最，他们喜欢向外人陈诉那些内心的虚幻情结。也即，这是说出口的妄想。第二种则是非精神疾病的谵妄，它不外露、不言说。也即，这是不说出口的谵妄。所有的精神变态都存在妄想狂行为，从儿童到成年人，只要人的意识离开理智片刻，就会产生短暂的谵妄。此时他可以做出完全违背理性的肢体动作或陷入语言的混乱之中。语言的妄想切入了疯癫的肌理，它几乎无处不在。谵妄这个法语词汇来源于lira，意味犁沟，而deliro，则意味脱离犁沟，即，有脱离理智的意思。所以18世纪的疾病分类可以把晕眩归类为疯癫、谵妄，却很少把歇斯底里的痉挛症患者一并列入。因为晕眩的人会提醒医生他感到了天旋地转，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疯癫的胡言乱语，而痉挛则不具备幻觉的语言风格。语言是一直承载疯癫的起始和结束的基础结构，语言从激情对精神与肉体的激发开始到彻底沦丧掉理智，一直推进着疯癫的演变。语言是谵妄的重要元素，谵妄的语言不但驱使肉体做出反常的怪异举止，它还使精神的真理得以沉默述说。

正常的语言究竟是在什时候成为谵妄语言？它为什么是疯癫的起源？最悖离常理的是：语言本是理性的维持，但理性的沦丧、疯癫的形象却又为何出现在语言之中？疯癫无限近似于朦胧的梦，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到了16世纪，杜.劳伦认为忧郁症和梦具有同样的渊源，他把梦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自然的梦，睡梦中的人在梦中将他在白昼的经历和思想活动任意加工改造，以便符合他平时隐秘的愿望。第二种是病人的病理在他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改变了他所经历的事件的色调、价值和意义。第三种是病人被某一超自然现象控制，使他可以感知未来，预言命运。或者，病人在睡梦中预见未来。到了17世纪，人们依然保留着对疯癫与梦的古老认知，以此作为研究两者之间的符号价值、发展状况和根源本质。

在柴齐亚斯对梦境活动进行分析后，得出梦中的运动与激起疯癫的运动有类似性，如果疯子从他的精神错乱恢复到正常情况，这无异于大梦初醒。一个人在入睡的初期，体内的雾气向上升腾，它们模糊而厚重，使人在梦中堕入了睡眠的涡旋 ，神经和肌肉得到较为激烈的震动。由于雾气弥散，因此还无法产生心象。这与躁狂症相同，躁狂症几乎没有幻想、没有颠倒的认知，但他们依然止不住的兴奋。当大脑的雾气开始澄澈明晰时，心象的夜间活动则拉开了奇迹的帷幕，造梦的人可能会以旁观者的方式进入梦境，他会看到怪异的现实，但他发不出声音，他只能作为一个匆匆过客在梦境里见证着那种种脱离实际的奇异现象。或，他可能直接以主角的身份参与梦境的互动，他与梦里的熟人、陌生人相互交谈。似乎，交流的语言虽然说出了口，但梦境却时刻在提醒他，那些从嘴里发出的音量被外界的静默完全笼罩，进入梦的深沉意境后，造梦者从来不会意识到他处于梦中，那些奇迹的时刻并不激起他的疑惑，他深信许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物本身就是具备与生俱来的合理性。像早期电影的黑白默片，发不出声音或声音发出后并没有传播到空气里就消失了。那心象的图景完全不在人的现实意识中，我没有操控它的途径，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明明就是它在制造着并不正常的影像胶片……最后，雾气完全停止运动，那些现实的记忆在梦中重现。虽然造梦者还处于梦中，即便梦里只有少数的破绽，但他已经能够处理符合现实的梦。这和忧郁症完全相同，他们认识记得的所有事物，并且很少出错。而从对的开始一直到梦的结束，这整个渐进阶段都伴随着梦对想象力的影响，这与疯癫极尽相似。雾气的升腾和血气的聚散流窜、不合逻辑的形式、不可琢磨的幻想与谵妄、梦的推进与精神运动、心象的彻底释放和非人的妄想、他们两者的物理性质、心理情绪和情感的起伏完全印证了梦与疯癫的密切关系。这不是借用梦具体内容的展现和疯癫进行对比，而是以睡眠与梦的心象幻觉、记忆、虚空，意识的钝感、有缺陷的真相、对现实的否定的相似与疯癫进行确认 。古老的传统是将梦中的活跃性质与疯癫的谵妄状况进行对比，古典时代则认为疯癫的谵妄与梦的精神运动是统一的整体。古时一直认为是梦借用了疯癫的困扰力量，古典时代则颠倒了这个道理，认为是疯癫借用了梦境，它从梦里获得了它的本性，它借用梦境展现自身，将精神永夜里被禁锢的自由尽情地释放。但柴齐亚斯认为梦不具有谬误，梦炮制出使疯子感到欣慰或恐惧的幻觉，但它并不存在谬误，梦境里的结构几乎就是合理的，而疯癫却总是存在错缪，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法国的《百科全书》解释疯癫时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在已经脱离理智的情况下却依然坚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智，这就是疯癫。古典时代进一步得出疯子首先受到梦幻的引诱，再者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地加固着他自己的精神迷墙，用循环的谵妄论述、荒诞的判断亲手将自己绑缚于自我的念想、欲望和怀旧之中。

疯癫是在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之处开始的，疯癫只是宣扬它与理智的分道扬镳，并非是对真理的远离。我们可以从疯癫接近真理的方式中获得它的简单形态，谵妄类疯癫是精神的物质器官把从现实接收到的形象加以扭曲，而大脑则会把已经面目全非的情况全盘接受，形成事实上的真理。幻觉类疯癫则改变事件重现的内容、将想象的事物当做现实予以接受。痴呆类是并不主动强迫自己相信非现实，只是弱化了达至真理的感知。《百科全书》以真理本身（自然的真实与道德的真实）划分出疯癫的形态，自然的真实存在于我们的感受与大自然所包含的一切对象之间的正确关系，如果没有感受到这一关系，就会产生疯癫。道德的真实是我们对于道德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所有使我们进入盲目的激情都是不折不扣的疯癫。

盲目是疯癫的一个特征，它是覆盖在梦中那疯癫心象上的像是睡眠般的昏蒙状态，它还意指着与疯癫不可分离的整个错缪的背景。而谵妄的论述，其语言即便符合理性，但它却是以盲目的心绪在梦中那静谧荒原上说出话语的，它是梦里切断线索的杂乱语言，投入睡眠深度的幽暗之中。疯癫就在梦与错缪之间滑移，产生着诸种变化。梦的心象确实伪造出了一种邻近现实的感觉，里面的生命和物质的形态，人与人的关系看起来几乎都不存在严重的漏洞，梦伪造着现实的图景，但梦境太虚空，它仅仅徒具外表，却没有实质的血肉，于是，疯癫将糟乱的认知、犯错的判断力填充到图景的空洞里，惟其如此，疯癫才能得到饱满的骨架与肉体，让它看上去合乎疯子对现实的认知，使疯子感到了满意。疯癫综合了语言、视觉、盲象、真实、幻觉、清醒、沉睡、白昼、黑夜间的否定性，这否定一切的力量究其根底，只能是虚无。无论疯癫的丰富内容是多么的活跃与生动，无论它以怎样严肃的形式被注入到幻想中，它都是对虚妄的肯定。然而吊诡之处在于，疯癫如果想要表达自己，那么它只能披上理智的外衣，采取某种理智秩序的外表，在不表示任何意义的虚幻的现实之中插入看似理智的判断，使疯癫得以透过语言、行为、想象将自己彰显于外界为世人所观看。这个转变身份的过程就是疯癫的理性之所在，也即，疯癫本是对理性的否定，但它却使用了理性来达到它想要表现的目的。这就是古典主义时代对疯癫体验的困难之处，疯癫的本质不可触摸，它总是退隐到遥远的地方，没有人可以近距离看到它，它的本质不存在或观察不到任何能够实证的特征。但是它偏偏又出现在医生能够观察到的疯子的皮囊之上。疯癫如此飘忽、混乱。但是当我们考察它时，它的病痛却遵循着最严密的身体机制。

我们还可以从疯癫最基本的感受出发，去认识非理性与理性的本质区别。如此，可以把疯癫理解为目眩（raison éblouie）。目眩就是白昼那极度光耀核心中的黑色斑点，虽然疯子与正常人看到的日光是一个相同的对象，但对于疯子而言，黑暗是他感知光明的方式。他对那刺眼的光线的感知却是：沿着光照的路径，所有世象都在褪色、变暗，退隐，直到被绝对黑暗所笼罩。黑色的族群放佛是真正的现实向他席卷而来，疯子的视网膜锥状感光细胞无法得到彩色的光线，他在这样的暗夜中所能察觉到的只有永恒空无的夜，黑色的光本身就是感知中的绝对虚无。笛卡尔闭眼塞耳，拒绝疯癫进入思想。这就像尼克写下的那句话，他问自己，你的心灵是否参与了精神癫狂的所有目眩神迷，你有没有受到疯癫的诱惑？疯子观看着虚空的外貌，他不会存在自我批判，他不会提醒自己这终究只是一种痴迷的癫狂，与理性相比，这疯癫才是值得托付信仰的对象。他愿意从理性分裂，投向虚无的怀抱。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描摹着对宇宙、自然、季节的感情，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具有内在的哲理和宗教情感的感性认识。诗人驾驭着癫狂的想象力临摹着宇宙自然的一切神秘事物和现实生活的关系。

然而到了古典时代，自然却被人为地赋予了抽象的极端法律，这就是白昼与黑夜的对立。白昼代表了理智之坚定，而黑夜则表现为堕落之腐朽。可以看出，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这一关系是如此的强烈，要么你死要么我死，绝不存在相融洽的局面，它的逻辑控制着世间一切具有潜在对立关系的事物，笛卡尔的物理学沦为就像是在对光作数学研究。这样的观念禁止一切辩证的论调，它勾勒出人类当时及其未来的生存的重大悲剧性停滞，专治的蛮横使它也宰制着法国戏剧家让·拉辛的情欲戏剧和绘画家乔治·德·拉·图尔的烛光晚景。白昼和黑夜的绝对对立成为这个时代最不容质疑的自然法则，也是最简单的专治的手段。专治的世界只有白昼的光明，它不允许如梦般颜色的黄昏的降临，它既不知道知识的分裂会产生多姿多彩的人类经验，也不认识感情的真心倾吐，他不懂得诗人对人类的温情关怀，也不明白自由的真理。没有了滚烫的热情似火，也泯灭了温和的柔情慰藉。似乎，它是理智的野兽，暴戾的王君。除了清醒就是睡梦，非夜即昼，非黑即白，不是存在光，就是光的灭绝，没有相似性，没有过渡性，不留妥协的余地。

这样森严戒备的对立关系却在某些极端条件下发生着倒转的变化，这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第一，永恒的黑暗持续破坏着白昼，比如罗马暴君尼禄，他的每个疯癫的欲望之夜都是人性的极端堕落。而白昼也用尽它刺眼的光芒照射着黑暗，比如罗马禁卫军的火炬扫荡着尼禄那黑暗的藏身之所。白昼与黑夜互为镜面，彼此向对方投射着自身的印象。第二，亚他利雅的滥杀无辜得到了最后的惩罚，这个疯癫的女人把众多犹太王室残忍杀害，最后被耶何耶大置于死地。在此处，黑夜具有了揭示光明的作用，它揭露了白昼的真相。黑夜的悲剧人物拥有比处于白昼的人更成熟的心智，他对黑夜的深入使它更了解白昼的伪善，他就像得不到侄子之爱的菲德拉当着无情的太阳喊出了黑夜的全部秘密。通过这两方面的镜像倒转，我们发现了白昼不一定是真正的白昼，黑夜不一定是真正的黑夜。这种悲剧性的疯癫是身处黑夜却寻找着白昼，而古典时代的疯子则是沉沦于黑暗且弃决于光明，两者是本质的不同。悲剧的人从黑夜走向了光明，他说出了存在的意义，他打破了黑暗与光明的对立，使它们连成了一个统一体，于是这样的人才是真理的持有者。

古典时代的疯癫遭遇大禁闭之后就要消失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直到17世纪，让·拉辛的悲剧《安德洛玛克》在剧场上演，这部戏剧最后的一幕场景才成为古典时代的疯癫的完美谢幕。这出戏剧演绎的是艾米安狂恋着安德洛马克的继任丈夫匹鲁斯，但匹鲁斯对艾米安完全没有兴趣。艾米安既爱且恨，由于得不到爱的回应，使她丧失心智，她诱惑了一个深爱她已久的叫做奥莱斯特的男人，她叫他去杀死匹鲁斯。此时正值清晨，夜晚的颜色还未完全褪去，阴影给破晓前的黎明镶上了黑边，明确地绘制出了白昼的边界，而罪恶即将包围匹鲁斯的宫殿。一切都在罪恶中完成，奥莱斯特成功进行了一次谋杀。但当他回来告诉艾米安匹鲁斯已死去的事实后，艾米安却止不住地悲痛欲绝，她发狂地指责奥莱斯特怎么能干得出如此丧心病狂的勾当。奥莱斯特被艾米安的反复无常所击倒，真相的残酷演变为了幻觉的的狂念，他无法接受爱人的善变，妄想情结开始脱缰而出，压抑的谵妄终于得以显现。我们还记得福柯对谵妄的准确描述：疯癫发作之时，谵妄便早已支撑着它最基础的构成。在此处，这个谵妄的名字就是艾米安。艾米安随时露出的张狂和无情都能狠狠击碎他的心脏，她一步步摧毁了他的理智，而他为了这个终究得不到的爱人变成了亵渎君王、弑君的谋杀者。艾米安是他梦寐以求的对象，在遭到他急迫的感情狂潮被突然阻断的这一刻起，谵妄的黑色物质从其胸中汹涌而出，他狂呼着告诉他所爱之人：拿去吧，快拿去，快把我的心脏拿去啃！这野蛮的献祭在此刻将激情和疯癫一齐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境。这一句热情而有力的狂呼终结了古典时代的学术对疯癫的探索，在这之后归于平静，一切托付于沉默，疯癫消失了……

疯癫的群相

疯癫的形态处于不同的层次，含不同的性质，18世纪对这些疯癫的群相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论述，这使今后的精神病医学得以获得参照的样本。现在我们来具体追溯一下当年对疯癫的论述，看看医生对疯癫的诸种变幻怀有怎样的认识。

心神丧失与癫狂、白痴

心神丧失在18世纪获得大多数医生的认可，他们默认疾病的表现，比如精神解体、彻底混乱。但如果试图获取它的完整性线索，则非常困难。心神丧失囊括了疯癫的所有感受，在它的世界里，只有否定一切的野蛮力量。人的五感都是疯癫自我表演的舞台，疯子的感受像是严重错版的印刷活字，它们黑压压一整排一整排地罗列在纸张上，激动而扭曲。

威里斯把心神丧失解释为愚昧，于是这个病被划归到了智力缺损的范围里，而精神和肉体之间总是有一种作为沟通媒介的物质，才能使精神制造出混乱的意念，使疯子笼上一层遮蔽心智视野的灰蒙，才使人变得呆滞。人的想象力来自于脑胼胝，记忆力来自脑白质，而心智由血气形成，如果不是脑子直接的病变，则可以假设是血气遭到扰乱，或者是提供记忆力和想象力的脑中枢和铸造血气的器官两者同时错乱引发了心神丧失。如果大脑的形状形成了类似萎缩或膨胀的非正常形状，那么血气就不能正常运作，血气运送的关于外界的真实形象就会变形。血气的品质变得粗糙、厚重，这种湿像是沉重的负担重压在疯子的大脑上。血气因大脑衰退而变质，大脑因血气的变质而退化。脑和血气相互作用一齐将疯子拉向迟钝，颠倒的世界。但是在威里斯的书里，我们不能窥见心神丧失的特殊表现形态，几乎所有的神经类领域的变质都可能与它发生联系，在这一抽象的论述中，它无法凝结为我们需要的图示。在《百科全书》里对心神丧失的解释是外在感知接收现实的形象，再通过神经纤维传输至大脑，大脑利用血气形成印象的轨迹，将形象转化成为人可识别的概念。当这个过程不再按照既有程序运作时，就会产生心神丧失。这个疾病的由来可以是先天因素也可以是后天因素，人的神经系统中毒可致使人心神丧失，中毒的来源可以是蝙蝠啄伤、天仙子、番红花、毒芹、曼陀罗花、曼德拉草、罂粟蒴果。也可以是大脑先天畸形、脑虫或后天遭遇损坏，神经纤维的活动或血气循环受到限制，或，先天神经纤维僵化，致不能将外界印象加以处理，它相对于正常神经纤维过于松弛或紧张，不再协调震动，无法产生共鸣。

这些原因既可以是先天因素也可以是后天形成。这个因果链在当时被不停地延长，却始终找不到心神丧失最具有特征的样貌。植物物种分类的图表已经不适用，只能用眼睛去辨认它多变的形态，比如老年性心神丧失属于纤维凝固，不能传导客体印象，浆液性心神丧失属于脑浆积液太多，湿气太重，无法驱动神经纤维运转。毒性心神丧失属于吸食或错误接触有毒物质，肿瘤性心神丧失属于脑部肿瘤占据大量空间，迫使大脑无法正常工作。还有撞击性心神丧失、结石性心神丧失，四日热心神丧失，脊椎性心神丧失。心神丧失没有特殊的症状学，也不具备任何形式的谵妄、幻觉或狂暴，它的层次、种类和属性总是不同样，它只能显示出理性缺乏、功能缺陷。对于这样的疯子，我们唯一能观察到的就是，这些人精神及其恍惚，整日宛如生活在梦中。他们对外界可观察实体的印象没有任何触动，似乎，在他们的字典里有关于现实概念的所有叙述都被悄无声息地撕掉，面对充满音声乐色五彩斑斓的世界，面对由此而来的世界的热闹呱噪，他们完全不为所动。

癫狂是心神丧失的近邻，它的症状是高烧、头疼、眼红膨胀、顽强的警惕性、惧怕光线、无法忍受低噪音，它的肢体语言只表达病人的狂怒。18世纪关于癫狂的探讨都围绕着发热这一主题，敦肯（Duncan）认为这些现象可能是大脑器质性的发热，或血液的极速流动造成摩擦发热。但梅斯那迪耶（La Mesnarddière）则认为大脑是湿冷的器官，它被脑浆渗透，无法想象它会发热。敦肯的拥护者则针对这一发问做出解释，大脑处于内脏上方，消化掉的食物的蒸汽会向上升腾，将大脑加热，无数动脉、静脉包围、穿透大脑，过剩的实质可能溢出。大脑的软和湿是它不能抵抗过激状态的冲击的原因，性质间的对立恰好成为了它们彼此互相取代的理由。范姆（Fem）则认为是内脏的壅塞超过负荷，把产生的混乱影响传达给大脑，使大脑成为热力的中枢，《医学大辞典》明确将热力的起源定位于脑膜。这种热力分为物理性发热和化学性发热，物理性发热表明某种频繁、极速的摩擦生热，而化学性性发热则是某种阻塞、堆积、发酵、散发生热。

白痴也是心神丧失的近邻，它的症状是判断力缺损、记忆力消失、想象力停滞，它与心神丧失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后者还不时保有判断力。婴儿的愚笨、成年的痴呆都是白痴的形式，从感受力来说，心神丧失的人可以感受到外界的刺激，可以使用记忆力，但他不做出任何反应，态度极端冷漠，而白痴虽然也能感受到刺激，但他根本丧失了对外界的认知。1762年，《医学杂志》发布了一篇进行动物观察的实验，实验表明一只小狗的五感都有缺陷，它的眼睛对光线敏感，它的听觉对尖锐的声音保持警惕，但它永远不能识别路障，也不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它的五感可能并非出现问题，而是接收外界形象后，它内在的机能在需要组织外部形象，以便在大脑里形成形象的颜色、声音、触感、味觉和气味的概念的时候就遇到了操作上的错误。这种将主体感知到的形象进行处理，使主体可以识别的功能被生理学家称为协同感知（sensorium commune）。到了18世纪末，白痴从心神丧失中彻底划分出去，白痴是指没有识别能力，它的精神被冻结在僵木状态，而心神丧失则是思想的运动并未消失，但只有空茫感，不具备主动回应外界刺激。

于是，我们对心神丧失的认识依然还是停留在抽象的简单层面，还不能进入更深层次的领域去揪出它最具特点的组成。

忧郁与躁狂

忧郁症的病人比普通人更有见识，足智明理，具有不平凡的智慧和远见，亚里士多德也说，忧郁症患者有高人一等的才智。病人的关注点长期而执拗地放在一个单一的思想上，他们喜欢离群索居，对所有人事都显得漠然。这样的病人，对事物充满伤感情绪，他不平凡的思想言谈、神情举止、官能意识都来源于忧郁体液伤害了他的脑子。这些忧郁液体质性干冷，像是季节中的秋。在质性分析上，干使得病人保持顽固的想象，冷使得血气减少，黑使得血气失去自然的清明。动力学则认为干冷与病人先天体质会发生冲突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忧郁症就会更加严重。忧郁症不发烧，更不会狂热，但有些女病人的身体会四处被炙热，所有体液都在燃烧，高热耗尽后，过度的冷就会降临，忧郁症会变得更严重。女人天生的气质与忧郁症对立，她们较男人不易出汗，热力都贮存在体内，这也就是为什么女人患上忧郁症会更加暴烈的原因。血气的病变可以统一解释疯癫的因果，但无法解释忧郁症所独有的惊惧、恐怖、小心翼翼的特点。病人的精神像心神丧失那样也被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膜，血气似乎具有酸的腐蚀性。

七十年过去后，血气假说失去了科学的地位，代之以固体和液态论。据英国《医学大辞典》记载，忧郁和躁狂都源自大脑中枢，造物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超出常人的出色想象力、强大的记忆力、绝世的天才安置在这个病态的区域，如果体液和血液的舒缓节奏变得异常的冲动或异常的倦怠，那么脑子的机能就会遭到破坏。在罗利的医学著作里，固态被解释为神经纤维被过度刺激，使它们变得松弛或僵硬、不能震动，最终血气不能正常循环，导致忧郁症。而液态则被解释为体液被黑胆汁渗入，体液因此变得厚重，神经器官被这些粘稠而混浊的体液压迫，导致神经纤维僵化，产生忧郁症。体液倦怠，血气昏沉，它们在精神官能上永久散布着死亡黄昏的阴翳，直至病人死亡。这一解释将两种情况融会贯通，理论被一分为二，但其性质基础依然是体液现象的后果。

躁狂是忧郁的对立，两者区别在于，忧郁症病人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某一对象上，他昏沉沉地就某一主题作漫无边际的思考，变得忧伤而惧怕。躁狂症病人的所有精力却扭曲着现实的观念，变得大胆而狂妄，躁狂的构成有其化学性和动力学的基础，病人身体内的体液被硫化，成份为硝酸钾、硫酸、锑和砷，虽然跟忧郁症一样不发烧，但这些粒子的运动一直腐蚀着病人的大脑，他那滔滔不绝的呓语，爆发性的肢体动作和癫乱的想象力形成了躁狂那可怕的外表。而到了18世纪，神经管脉中的血气病变被新的物理性理论取代，这不再仅仅是指大脑的紧张，而是病人的整个身体的神经、血管、有机纤维都绷紧得像一根被过度拉扯的弦，哪怕是最细微的刺激都能引起身体最强烈的震动。病人的大脑质性干枯，像是荒凉的沙地。体液耗干使身体变得更轻，其切割出的脑质立方体在天平上也能得到证实。病人的脑神经纤维松弛或僵硬，而躁狂症病人的整个身体都能对刺激做出强烈震动，他们不怕冷热，抓撕衣服，全裸睡觉，无所畏惧。这篇文章之前我已经描述过被监禁惩罚的疯子们的惨状，一起来复习一下：疯子们似乎具有抵抗饥馑、冰冷、痛苦的抗体，可以无限度地忍受悲惨的生活直至像一条野狗一样静静地死去。

两个疾病的对立在于躁狂的炽热、干燥、暴躁和易碎，它对比着忧郁症的阴冷、潮湿、混浊和沉重。但没过多久，这两者很快又转为近亲关系，威里斯开始尝试把抑郁与躁狂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体。他抛开观察疾病的症状，仅从动力学角度对这两种病态做出解释，他认为狂怒逐渐消沉后，便会转向忧郁，这其实是同一个病的两种表现，这种论述并非指两个症状间的近亲，而完全是建立在想象之中。在当时无人不知这个解释，但也有反对这是一个疾病的两种表现，他们认为这两种病最多有承接关关系，但看不出它们有统一的特点。威里斯把忧郁比喻为烟，躁狂比喻为火，这两个意像已经不言而喻。在威里斯的继承者的书籍里，烟火的意像已经消失了，意像转化为能配合循环和发热两大躁狂的生理课题。在勃艾哈夫的理论中，躁狂是一种最高度的忧郁，它需要黑胆汁的贯穿，黑胆汁的驻留使其越发地具有酸性和毒性，这些体液被输送到大脑引起躁狂，躁狂和忧郁没有本质区别，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躁狂就是忧郁的后果。以此，通常情况下可用同一种药方子治疗这两种疾病。霍夫曼认为，躁狂和忧郁本就是运动与冲撞法则的自然秩序。浓稠的血液堵塞停滞，形成血充，这阻塞的力会被身体机制更大的力推动，如此运动量就增强了，疯子的躁狂开始发作。在当年，还有其它论述逐渐加入，但他们没有扮演构成性的角色，它们只在这个已经建立起的统一课题之下作出种种诠释的变奏。在实证医学发展起来之前，忧郁症和躁狂症的辩证论述影响着医学界。而在此之后，曾经的体液、血气、固体液态都不再盛行，它们从论述性的特点转到了知觉性的感知主题，这个主题才是临床医学的图表的实际组织。

歇斯底里与疑病症

这两种疾病在需要确定性划分它们作为精神病时，却遭遇到阻力，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是否能将这两种疾病当成具有邻近关系的一对。在疾病分类中，几乎不能发现将这两种疾病放在一起的情况，疑病症被指定为幻觉，歇斯底里则被指为痉挛。但在疾病分类图表之外，理查.布拉克摩尔在1725年出版的《论疑病症和歇斯底里》一书就把两种疾病称为是同一个疾病的变种。书里认为，疑病症是血气的病态组合，而歇斯底里则是肉体储备被血气迅速耗干致使枯竭。18世纪中叶，委特（Whytt）将这两种疾病划归到一起，它们的症相是：视力下降、神经萎缩、冷热敏感、神经质咳嗽、气郁性痉挛、痉挛性哮喘、神经萎缩性哮喘、胃肠膨风、脉搏不稳、呕吐黑色体液，排泄灰白的尿液、周期性头疼、臆想或真实的全身部位或部分部位的疼痛、晕眩、头晕、眼花、心悸、僵直、强直、瘦削、沮丧、低落、梦魇。到了古典时代，两个疾病的显现症状越来越朝着精神病领域发展。

到了1755年，亚伯蒂（Alberti）出版论文《论疑病想象症》，标志着疑病症被承认为是一种臆想的精神类疾病，李奥多也承认这是一种肉体与精神同时遭受折磨的病。而歇斯底里症被劳兰（Rualin）认定是女人被她顽固的、毫无节制的想象力把持，因而发狂。两项疾病确定无疑成为了精神病的一员。在古老的经验中，人们倾向于把在女人身上发作的、病因不明的疾病归咎于子宫的影响。这个疾病最关键的中心就是热能的冲撞在全身肆虐，传统一直认为这与女人沸腾的爱欲有莫大的关系，求偶狂少女、失去丈夫的寡妇都是歇斯底里症所青睐的雇主。17世纪伊始，当时的画家杰克.费兰（Jacques Ferrand）在《恋爱病或忧郁的情欲》这幅画中就描绘了他对女人的嘲笑，他认为女人天生容易陷入对男人的性欲妄想之中，即使在女人那故作正经的表情下，也掩饰不住她们因急需解决情欲问题却遭遇阻止时的饥渴。她们的外表就像是支架上的蒸馏器，离得太远看不出什么情况，但只要你靠近她们，再把你的手放在她们的额头上，或从下往上观察蒸馏器，你就会发现火炭燃烧时的热烫。

对于当时的医生来说，这两种疯癫无法像忧郁和躁狂那般容易揪出它最具特点的组成，与心神丧失一样，没有紧密联系的组织过程。史达尔认为这两种病是血液量的增多、变厚，以至于它们不能穿流门静脉循环，它们滞留在原处，也徒劳地尝试突破，而病因就在于突破的过程。勃艾哈夫则认为疯子的体液过度运动，造成它们的惰性，它们几乎不能凝聚起来，血清断掉了力度，没有密度，没有品质。淋巴液也有相似的状态。两种疾病里爆发的激情可能来自体质、纤维的特殊处境。另外，还有化学类比论也同样描述得不够精准。蓝治（Lange）提出，歇斯底里是发酵的结果，是身体不同区域的盐分和体液混合发酵。艾特姆勒（Michael Ettmüller）认为体内酸性反应过多，从毛细血管渗透而出的血液成为组织液，组织液溶进毛细淋巴管成为淋巴液，淋巴液回流进入血液成为血浆，淋巴液中类似乳液的脂肪物——乳糜的酸性降低了血浆的品质，血浆无法再造良好的血气，胆汁也失去效能。维里德（Wiridel）的酸碱辩证则认为一部分血液变得纤细，在挥发为血气时含杂着碱盐的质性，而另一部分血液却带着酸性的本质挥发为血气，当它们在脑和神经中枢汇合时就会给病人带来强烈的痛楚。总之，那些苍白的灵魂、破碎的心灵和过度的冥想都很容易使人陷入焦虑和绝望。

癔症（歇斯底里症）

17世纪，对歇斯底里与疑病症的描述在医学领域还依然存在着古老的解释，有人在翻译古老文献时发现在希波克拉底时代，人们将歇斯底里归咎于子宫的自我偏移。子宫的位移运动不是出于受到血气影响而做出的权宜之计，而是它的本能反应，是出于自然的合理，因为它想要维持自身的健康和享受并保持一种舒服惬意的姿势。子宫运动造就女人的歇斯底里一说直到18世纪末依然在医学占据着一块领域。沿着此一方向，史达尔从男人的痔疮和女人的月经推理出了怪异的类比，他认为男病人主要疼痛部位原发于季肋部（肉体腹部左右两下端肋骨），而女人则是在子宫。但两者根本病原其实都与胃肠有关，胃位于这些有机体的中心，恰好成为扩散神经疼痛的中继，从肋间神经传导至五脏六腑。剧痛可以发生在头部，也可以转移到脚部，它周游整个身体，使病人痛苦不堪。但在这样主流的解释背后还藏有另一些不同的说法，正是这一说法在18世纪末才使得歇斯底里脱离子宫偏移论，从而使其进入疯癫的大门。这是指身体空间的动力因素对病人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细微且不断提高的活动，是血气变得沸腾激越，它们像火一般的猛烈激昂，横冲直撞穿透身体里哪怕最细小的组织，然后在某一处过度堆集，引起痉挛和疼痛。它们所到之处随着部位的不同而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表现形式，淤积于腹部时，腹部会似球状浮肿，咽喉的肌肉也会剧烈疼痛。当攻击的位置处于结肠、心窝下部时，剧痛不可遏制。当它们向上游走，捕获攸关生机的部位时，心脏会猛烈跳动，旁人甚至可以清楚地听到病人的心脏敲击肋骨的声音。当它们到达头部颅骨时，会使病人痛至呕吐。

肉体之先天密实程度与歇斯底里关系密切，女人贪图享受，肉体娇嫩，其欲望感受高于男人，所以此病常常侵袭女人。于是这又与德性的密实度有关系，自希波克拉底与柏拉图以来，子宫一直被视为是一个活生生的欲望之物，女性那焦躁的欲望从子宫一直上升到胸脯乃至大脑，欲念骚动不止，它直接叛乱了柏拉图的灵魂三分法。在理想国一书中，国家的组成应该是像一个人的灵魂那样存在由三重层级（性欲、勇气和理智）堆叠起来的结构。其中处于最底层的结构就是一切以性欲为中心的原始渴求，这层结构对应于社会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处于顶层的是理智，它辩论是非，不向邪恶低头，但理智没有行动力，它只负责思考，宣扬普世的价值。这对应于一国的管理者。处于第二层的则是勇气，它是性欲和理智的兴奋剂，当欲望狂烈到要吞噬掉理智时，勇气可以将欲望烧得更热、鼓励将欲望释放出去。当理智需要维持正义时，勇气可以化理智为行动。这对应于维持正义的军队。

曾经横向切分的灵魂图示被歇斯底里症所掀起的混乱风暴所摧残，这生病的灵魂已然目无法纪，它像是一具被子弹穿透、浑身布满孔穴的破布，单薄的躯体孤零零地伫立在寒风中摇摇欲坠。这破损的肉体变得易于被侵犯、被颠覆和被渗透，这个实体中的神经纤维除了感知印象外，它还能传导数据，它们具有同一质性的基础功能，才使得这种病可以弥散在各个交感作用之间连续传递信号，引发一连串扩散的病痛反应。于是，困扰18世纪医学的难题终于被引向了神经病的范畴，疑病症和歇斯底里症是由交感作用等身体内一切具有媒介功能的原发性疾病，这种病的连续性使身体的某一处受害，牵动全身多处受累。那么我们如何揭开神经网络的传导之谜？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用肉眼看到神经通道里的传导过程，只有神经间的交感作用的真实结果和外在现象是可以被观察到的。

无论如何，交感作用的失序、肉体的草木皆兵、神经的脆弱才导致了歇斯底里的发作。此时的病人其内里最为敏感，而男人的疑病症会相对迟钝一点。女人的身体那幽暗不明的隧道是交感作用强烈表现的舞台，因此当歇斯底里在女人身上产生效果时也最为致命，哪怕是一次偶然的牙疼也会引发出难以遏制的癫痫。18世纪的生理学家尝试着切割神经的感觉印象和应急反应，而此时的医生却对此不加区分，他们认为小孩是最敏感的神经体质，他们的轻柔、敏锐和应激性最为强烈（小孩都是神经病）。人们接受神经病是神经纤维的活性过度所产生的激奋状态。此时的病人警惕性最强，他们的神经过度活跃，整日忧虑，心事重重，他们无法接受哪怕环境里最细微的声音响动、最微弱的光线强度和普通人的迟钝所无法感受到的某些刺激。神经病人的敏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外界各种对普通人来说毫无意义的事物所刺激，他们也是最容易从刺激上产生印象（思想）的一群人。当神经的阵痛与下体的欲望连接在一起时，神经病就被困扰在性欲的旋涡之中，一具持续暴戾的肉体发誓要对阻碍他释放的一切进行复仇，烧红了眼的欲望翻滚不止。此时，它对未获得的事物不再留恋，因为那遥不可及，反而是仇恨的火焰可以助长他复仇的乐趣。也即，一个充满怨恨的灵魂同样可以使人得到无比的满足，只不过这是以残害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来实现的。福柯语：伤害人的，不过是世间一切撩拨人心的事物而已。但对于疯子来说，仇恨和糟蹋自己，也是一种可以达到满足的捷径。这种病人既是无辜的，因为他被过度的神经运动所折磨，已经身不由己挣脱了理智的掌控。同时他又是罪恶的，如暴饮暴食、酗酒、纵欲、刺激、仇恨、压抑等等危险的感官享受不但在肉体上形成损坏，而且在道德上也充满指摘。他曾深刻迷恋着他周遭的一切能使他意志涣散的生活、他沾沾自喜于自己亲手酿造的那被幻想注入过的极端思想，他一直在从事着既被肉体的承受力所不允许又为道德所不耻的声色犬马式的放荡生活。多少富人就是在这样滥用财富的生活里醉生梦死，最后得到则是身体对自己的颠覆，这是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最严厉的刑罚。

此后，疑病症抑或歇斯底里症会在生理和病理学上有更多的发展，但它在神经病领域已经有了重要的位置，这从两个方面可以确认。第一是这两种病态在神经疾病中已经得到了完全的确定，他们属于神经病范畴。如果病人只是在惊厥、身体不由自己控制的交感神经癫乱的情况下出现病态反应，也许这不是疯癫，而是身体自然反应，但是当其头脑显得盲目、极度敏感时，疯癫便会出现。第二是这种疾病是作为道德惩罚的正当结果。在古典时期的疯癫是由物质性的病因发展到谵妄对物质的超越，而在此刻，疯癫的盲目、非存有的一切却被当做是过度放纵或过度压抑造就的生理结果，是身体施与病人的自然惩罚。当古典时代的疯癫体验分崩离析后，疯癫那带血的残肢断臂散落在了生理学和病理学知识的各个脉络里。于是，医学对疯癫的认识的结果终于推开了19世纪初科学精神病的大门。

医生和病人

古典时代的收容署和监禁体制独立于医学范畴之外，即便是医学理论和医学务实之间也并不协调一致。所以，在民间，一些五花八门的学说甚至巫术穿插在19世纪前治疗疯癫的历史进程里。那些万灵丹的神话一直以来都未曾真正消失，人们使用各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法治疗特定的疾病，比如罂粟蒴果（鸦片）。鸦片是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可以立即减轻痛苦的神奇植物，它可以迅速缓解脑部疾病、腹绞痛、气喘、咳嗽、腹泻、癫痫、月经流出太多导致的疲倦。鸦片所含的生物碱（吗啡）可直接作用于神经元，使其麻痹、减轻交感神经传导的疼痛。18世纪初的生理学家海凯（P.Hecquet）所著的《有关鸦片、镇静剂及麻醉药用途的反思》将人体健康定义为两大力量的正常交互，这是固体和流体的和谐互动。固定是指具有柔软弹性的固定物质，而流体则是像液体那般具有流通性质的物质。当固体液体那寻常组织的运动机制被打乱，人就会生病。流体迟滞积压于一处开始腐败，而固体起着震动的功效，它需要把从淤堵在储槽里的流体疏通，使其正常流动于管脉之中。当鸦片进入肉体后，被蒸发为气体，可以把这种气体称为精气，这种气体在肠道里消融后会迅速进入血液，它带动着淋巴液的流动渗入大脑皮质。精气可以化为不带盐分的、较滑溜的血气，它们的质地轻盈且很有弹性，可以依附于肉体事物的薄膜表层之上，增强着薄膜的弹性力度、使它们变得更有张力。可以轻松地突破障碍而不靠暴力对人体造成扰乱。鸦片具有神秘的秉性，它在人体内部消解，作用于人体各处，给予人活力和生机，这像是造物主恩赐的、遵循着自然机制的有益良药。

整个18世纪的药物治疗就是围绕在自然规律这一中心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完全天生的药物本质上接近了自然的原初关系，就像空气、河水、食物一样，其规律隐藏在自然之中。人这一自然造物嵌入了整个宇宙之中，人与自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组织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庞大的神秘网络。所以人们认为，在这个网络中的个人的疾病只需要通过在这个网络中寻找到某种自然之物，人就可以痊愈。这种物质就是反制物，它来源于自然。

疯癫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与高智力分布在大自然中的神秘宇宙元素有关，在古典时代，有人认为草本植物能治疗疯癫，但反对者认为能治疗疯癫的只能是人身上的物质或矿石。精神错乱这个主题总是牵扯到宇宙中隐藏最深最顶级的秘密，其反制物必然只能是由同样组成的天生带有败坏印痕、带有原罪肉身的人类肉体上的微妙精华才行。同样的，矿石宝藏总是散发着令人类晕眩的光芒，人类的欲望在幽暗处警惕着这些可以压制他们堕落的品质和邪念的矿石。在那个年代，人们顽固地认为只有他人的肉体材料或矿石才是治疗精神病的良方。即使到了17世纪末，都还有人在翻译尚.勒鲁（Jean.Renou）的名著《药学作品集》，书里提到自然之主为每一粒宝石灌注了治疗疾病驱邪的魔力，这也是为何王公贵族会将宝石镶满王冠的原因。天青石可明目治疗眼疾、澄澈身心、消除忧郁。祖母绿借搭另一些石头可以防止淫欲、增强记忆力、控制癫痫、促进分娩。如果将祖母绿粉碎成末，混入胃碱、血液之中，可以治疗精神病。纵然这样大量的矿物是与人体需要相反的自然之物，但在当时，它依然被部分人当做是疯癫的特效药。

18世纪，以人治人、以暴制暴、以自然克制反自然、以世界之正常克制人之病态是惯常疗法，屡见不鲜。食用人体渗出皮肤表层的油性物质、挥发盐、淋巴液等等人类的赘生排泄物，让气郁症患者去闻燃烧头发时产生的气体、歇斯底里的病人喝还冒着热气的尿液、任何形式的疯癫可每天饮人乳、被砍头的罪犯的颅骨被研磨成粉（头骨粉）供精神病人享用、食用大脑组织、适量饮用血液。更多来自已经湮灭的远古时代的纯粹属于象征、想象的疗法也逐渐出现，女人最大的敌人-蛇可以使血液降温变得干净、越是剧毒的蛇效果越好。蛇的新鲜程度很重要，不能是烤炙的蛇粉，因为蛇粉容易生热，或将蛇粉掺和在清凉的汤里饮用。在对付疯癫时，那些完全疯狂的想象疗法更是效力倍增。比如专门治疗因欲念无法休止的发春少女。《论女性求偶狂》一书的末尾附上了10个药方，其中就有利用朱砂克制情欲怒火的奇特方子。朱砂火化后提取水银，与适量金子一齐磨碎，再喷洒硫酸气，随后放入杯中置于炭火上加热，蒸馏五次，再次保持烧热5个小时即可。这个道理认为：情欲之火犹如被烧得腥红的朱砂，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形式可压制这团旺盛的火焰，只需要从中取出3克粉末给发春少女服用即可治愈。当时的医书里依然为这些偏方保留着一块疗效的领地，人们制作出贞洁软糖用来根治发癫的情欲，还使用樟脑、甘草、葡萄种子、天仙子、睡莲果酱，睡莲汁掺和进乳清里，再放进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块，就着喝下去，同样用于治疗无处发泄的性欲。再到后来，平衡、抑制成了新疗法的核心思想。这些充满仪式性的妄想与道德制裁分化出千奇百怪的古典疗法，为此还存在着一整套医疗技术实用汇编，这套医术大全被各种外行人滥用，如整天爱说闲话的小女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妇女、江湖术士、占星师、裁缝、医院杂务工、僧侣、教师、药剂师学徒、草药商、外科大夫、宗教领袖等，这些人看的病人、开出的药方比医生更多，医学理论与实践完全脱节，在疯癫这类疾病中尤为明显。纵然一直有医生对此提出抗议，比如反对罂粟蒴果的医生认为其中所含的挥发性硫是自然的大敌，会加重病人的躁狂。但要直到整个古典时代的落幕，这样的情况才会有所改观。

古典疯狂疗法的三大核心理念，下面逐一讨论。

强化

当血气丧失足够的力量维持平衡运动时，体液开始发酵，引起各种化学性沸腾，使病人癫狂。但在癫狂那强有力的挣扎背后却总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脆弱基因。只要能强化血气的力量，就可以增强它们去克服无谓的身体沸腾。为此，医生开出了掺杂了强味草、琥珀油、皮革、羽毛这类怪诞材料的方子，也有鸦片软糖、匈牙利女王水等等药剂。似乎，加强熏天的臭气可以刺激心灵引起极度不适，惟其如此，才能减轻精神病人的神经激烈。待病人恢复平静后，再辅以能引起心灵共振的自然感受，如让病人在清晨的庭院里散步，聆听自然环境音效，嗅芬芳的花香等等。然而最有效的无疑是铁的应用，想要寻回病人失落已久的抵抗意志，可直接口服铁屑，曾有疑病症患者每天都要服用高达230克的铁屑。铁虽具有抗力，但它在有机体中很快便会消融，连一丝废料都不会遗留，融于身体后会加固肉体的薄膜和纤维。拥堵在五脏中的腐朽物质是暴力和执念的发酵，血液已经黏稠厚重到发出刺鼻的气味，唯有彻底净化掉这些变质的流体，才能使谵妄消失。基于这个理论，伦敦哲学院计划在伯利恒受监禁的疯子们身上实施这一净化疗法，但遭到医生们的阻止。然而德尼斯的一位医生则对一位罹患爱情忧郁症的疯子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先抽取病人身上大概10盎司的血液，再把抽自小牛股动脉的少量牛血输入到病人身体内。翌日，再逐日减量重做一次，直到病人完全康复为止。但这个疗法没多久就被医生抛弃。

净化

血液变得黑沉且失去光泽，在管脉里失去方向地流窜。为了预防血液的腐坏，可借用没药和芦荟的防腐功效。至于那些已经被腐坏侵袭的病人，唯有寻求导流术将腌臜之流体排除体外，概无其它良方。如果放血、催吐、泡澡都无法根治躁狂，那么可以在肉体上切割出伤口或对皮肤使用烧灼剂，人为造成头皮或皮肤感染，如疥疮、湿疹甚至天花都是首选克服疯癫的治疗方案，因为这类癣病可以在皮肤上开出溃烂的脓包，破溃处即可排放肉体内里的陈腐。除了防腐、排腐，还需要利用天性味苦的物质阻止体内发酵，咖啡因的苦涩就很适合排除体内潮气、净化血液，减弱头部疾病带来的疼痛感，还有一些医生推荐金鸡纳树皮混合几滴硫酸制成的药酒，可净化身体、扶正疯子的精神萎靡。而肥皂更是可以净化一切不洁的事物，无需繁琐的配制，可直接食用肥皂，或将肥皂涂抹在面包片上搭配水果服用，以便达到洗涤脏污的目的。如果肥皂也无法洗净肉体之污垢，则可以选择葡萄酒里的溶解性酒石酸（Tartaric Acid），特别针对忧郁症和躁狂、严重睡眠障碍的疯子（肝功能损伤禁用），这类结晶对体内的阻塞物进行溶解。这类清单还包括藏红花（化瘀凉血）、负蟠（破瘀通经、止癌痛、麻风病）、醋等。《医学杂志》曾刊登善用醋成功治愈了几十个疯子，首先是催吐催泄，将体内污秽排除，接着在头皮上敷醋或川续断碎叶、起绒刺果汁，最后将手脚浸于醋盆内长时间浸泡到从睡眠至清醒，当病人醒来时，大部分都会痊愈。

浸泡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水是一种万能药方，水的透明纯净可冲淡脏腑之恶浊、使目标降温或升温、紧缩或膨胀。各种将疯子投入水里淹得丧失力气、忘记狂怒的例子很多，浸润疗法、沐浴疗法屡见不鲜，最重要的是必须在疯子不设防的前提下猛然将其推下水才能达到治愈的目的。冷水浴和热水浴都具有其特定的功效，达吕（darut）认为，冷水可以刺激身体表层，驱赶浅表的血液聚集、苏醒，血液经流心脏时又被加热，于是堵塞被打通，血液循环加强，消化力度升高，病人的胃口和身心也得到抚慰。而热水可以将体内有害体液引导到皮肤表层，并排出体外，使整个机体冷却下来变得轻松（心脏病人不适用）。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冷水能除潮、保持涸干，类比于男人阳性干燥结实的形象，而热水能打开毛细孔、保持松弛、潮湿。类比于女人阴性纤弱松软的形象。于是，在没有阴阳学说的国外，阴阳充满对立。当时的社会大量谴责长期接触女性习性后的男人变得柔弱，产生退化现象。社会很快就会失去工匠、士兵等劳动者，因为作为男人的气魄和勇敢都会随着阴性物质的介入而变得逐渐丧失。水的意义被不断地加强，也有认为热水只有增强加固的力量，而冷水则又相反。当18世纪末降临，关于水的那些可以任意扭曲弯折的莫名其妙的理论由于存在大量过度丰富的想象力而终于宣告寿终正寝，唯有剩下的一个理论被广泛接受，那就是水的暴力品质，汇聚大量的储水，企图靠一股巨大的洪流之力能将疯癫冲走。19世纪初，厦伦顿收容署用绳子捆绑住疯子的手脚，在其头上是储备冷水的槽。医生通过橡胶软管把形成一道巨力的冷水倾注到疯子的头上，或趁其不备突然将其推下水池，当病人快要窒息时再拉上来休息片刻，接着又继续重复作业。

运动

人们一直信任机械性规律运动可带来身与心的健康，散步、骑马、长跑、旅行、体操、看戏、阅读都可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转移关注点到新鲜有趣的事物上。旅行提供了足够分散注意力的景致，放松心灵，切断旧有念头的线索，可以令人忘却他长期阴魂不散的执念，这对忧郁症病人很有帮助。而散步等则可以强健体体魄，通畅血液循环，使身体获得生机。在18世纪末，《论女性求偶狂》一书还曾探讨过心理疗法。理论认为，除了肉体的困顿、生理的倦怠，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心理干预，因为肉体的病变同时也是个人的精神衰变，只强迫肉体做机械般的重复并不能彻底治愈疯子，所以心灵上的援助也显得尤为必要。柔顺华丽的古典音乐最适合忧郁症患者。但也有人认为，疯癫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而恐惧才是疯癫的克星。灵活运用恐惧事物可激起疯子的畏惧感，如威胁恫吓、崇拜依赖、自尊破损、严厉措辞、暴力袭击等都是备用手段。以此，病人的神经可以得到僵化，畏惧感是一种天然的操控活跃情绪的抑制剂，这作为一种惩罚措施对压制、减轻病人大脑的神经活跃是及其有效的。心理疗法的雏形正在缓慢形成，但此时的医生并没有意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性。音乐的效用和人为制造的恐惧都还只是从自然法则层面使灵与肉变得和谐宁静，是一种利用情绪控制疯癫的粗糙疗法，而非具有深刻心理研究的学术背景。疯癫既孤独又充满不洁，他挣脱了世俗层面的规范一路脱轨滑向非存有的寂静深渊，这孤独和不洁就是人生双重的虚无，它的纯洁性在于他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的空无，任何人类经验不能在疯子的心智上烙下印痕，人生的一切道理在癫狂者的面前已全然失去意义，这个人他在世人面前逐渐退隐、湮灭、直到彻底消失。他的不洁又在于他舍弃了现实的意义，他开始追求一种永恒虚空的夜。四个核心理念：强化、运动到净化和浸泡，这些疗法的思想都是使病人消除自我异化从而达到返璞归真的目的，使罹患道德恶瘴的肢体可以正确踩在坚实而自然温煦的土地上。这些疯狂的疗法允诺着病患洗礼后的重生，但它的疗法比理念包含的意义所持续的时间还要长，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了生理（肉体）和心理（道德）上的治疗，但疗法的理念逐渐被机械性的强制治疗所取代，这个目的就是只单纯对病人实施道德惩罚。

当19世纪来临，遵循自然规律的运动所含的积极意义逐渐让位于纯粹刻板的重复作业，目的就是单纯地为了矫正疯子的脑子。如著名的旋转机器，更像是一台精确转动毫无人性的暴力机器。疯子被绑在一根安装有可水平旋转的椅子的柱子上，这台机器有齿轮组控制，可以随心所欲调控旋转速度，疯子就在这种非人的离心疗法里从忧郁症转变为躁狂，再从躁狂恢复到平静，这期间病人所经历的各种心理压力就是治疗疯癫的强而有力的手段。生理和心理疗法之间明确的界限纵然是我们可以加以区分的自明之理，但两者的界定却是在完全抛弃所谓的疗法意义转而依靠纯粹暴力压制的手段直接将治疗导向了定罪惩戒的游戏之后才真正宣告确立的，也即是生理和心理的严格区分在疯癫逐渐成为了精神医学里的实用概念之后、要在探寻疯癫的责任主体之时才会宣告确立。于是，决定治疗效果的不再是意义的显现，意义已被否决，只剩下流水式的因果关系的业界统一施治标准。疯癫不再与存在的本质、自然的真理存在神秘联系，而是言简意赅地指出治疗疯癫的过程只是一种调节、转变病人为健康状态的常规手段。从想象力中发展出来的仪式性的神话巫术疗法终于演变为了更为简单、规范化的治疗措施。于是，对疯癫的治疗不再以道德说教、扶正理性、寻求自然意义、情感平静的方式进行，因为疯子拒绝理智的问候，所以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心理领域开始以惩罚、挖掘并拨动人内心之深度使病患赤裸、直面自身缺陷为手段对疯癫进行审判。物质与精神的独立研究并非始于对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探索，医生也并不认为有机体和精神可以绝对分裂，所以无论是笛卡尔二元论的信徒抑或是反对者都没有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对人的研究认识上，而是在19世纪初那居高临下的裁决、惩戒、认错才将人分为了物质与精神的个体，分裂出了生理和心理治疗的雏形。

在古典时代，抛开肉体治疗，部分医生也非常看重对病人的诱导、说理、关照、规劝和告诫，同时代的人都一致认为，唯有哲学家可以治疗疯癫者的心灵残缺，疯子不过是无法获得自身渴望的认为是善的事物，而哲学就是要教导病人他的渴求不过是表面的善、真实的恶、告诫莫向外求，外物不过是镜花水月，不值得付出那么强烈的感情折磨自己。但是这种语言对身体和灵魂的陈述并不含有多少心理的成份。《论女性求偶狂》这篇论文曾得出结论，一项伦理原则可以直接作用于物质的肉身使有机体产生内在运作的变化。于是，转变身心（肉体与精神）同质性的技术和借助语言攻击疯癫迫使其认罪的方式就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认识到疯癫是一种遭到意识形象引导产生而出的肉体的变质和败坏，这个引导便是激情。而后者则判定疯癫是理性与愿望的冲突，是疯子故意歪曲理智达到错谬以便符合其内心愿望的行为，这个过程便是语言的谵妄。激情的形象激起癫痫式的猛烈运动，诱发了血液和灵魂的同时猖狂，当进一步加强这个表演后，谵妄开始显现。但这个封闭的由激情到谵妄的圈环在医学上却呈现出二元的绝对对立，其一是肉体内在的病变根源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浇灭激情的引诱，其二是教导病患认识到其疯癫本质上是荒谬的不合逻辑，是谵妄的语言（无论是否说出口）及其固执的形象的谬误，所以，对二元疗法的简单总结就是：一个将疯癫当做疾病对待，而另一个则把疯癫当做错误进行规范。后者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它们是唤醒、戏剧性的实现和重返现实。

唤醒意味着疯子将自身的意识完全沉溺于白日梦般的场景，不同类型的疯子处于严重妄想状态时，可实施警告、恫吓、斥责和处罚。这被称为是对病人实施突然爆发式的惊醒，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贴近疯子的非要害处开枪，甚至于在某些更极端的条件下可从火盆里取出烧得通红的烙铁狠命烫到病人的手臂见骨为止。对于忧郁症患者，由于其智力水平较高，需要让这样的疯子去学习化学、物理和数学，以逐步寻获真理的方式将他们的幻想扶归到正途上去。治愈躁狂症的疯子，则可以让他们去从事简单重复的身体劳作，比如耕种果园等，以便疯子们可以沐浴在真理之白光照耀下，处于井然有序的普通生活之中。这些都是较为温和的治疗形式，引导人正确使用理性走向开悟。随着古典时代的到来，真理的顿悟失去了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强制服从、盲目降服。

如果说唤醒原则是要么辅助认识，要么暴力降服，那么戏剧性实现则是增强甚至怂恿患者进入自身的妄想世界，这与唤醒严格对立。人们纵容疯子发散他绝伦的想象力，但要想法在戏剧的结尾处为病人的想象力插入一段能满足病人之渴求的演绎片段，按照病人的思想路子，瞧准机会，适时在戏剧的结尾处建立起一种可被知觉感应的遐想素材，帮助患者完成他想象中戏剧演出，当病人进入新的剧情后，他会通过自我意识的释怀感受到精神被解放的力量。那位失去儿子的父亲就是在幻想达到高潮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位持剑的白衣天使，这位天使带来了上帝的福音，这才使得承受丧子之痛的父亲回归了正常世界。

返璞归真最难以驾驭，因为要让疯子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重获自由之身，疯子必须自动舍弃体内那些浑浊到难以割舍的、令他钟爱的无序情感。似乎对正常人来说，疯癫是靠自然中最反自然的力量来激发和维系的，疯癫到了一定的境界时，其内里原始而粗糙、兽性而凶残的人类天性完全赤裸在世人眼前，也即这疯癫的力量本身就来源于自然。而疯子应该摒弃的是人类本能中的不加节制的享乐或臆想出的不真实的空幻世界。这类似于野人和劳动者的形象，野人过的是食生肉的不理智的自然生活，野人不需要规律和道德的束缚，他自由、放荡、完全遵从赤裸的情欲。他狂野地在天地之间奔跑，不受任何情感的羁绊。而劳动者生活在受到禁固的社会里，他没有各种超越现实法则的想象力，完全遵从于在世俗规划的道路上勤恳劳作，过着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充实生活，他的充实满足来自于他想象力的匮乏，但无论如何，这样乏味的生活有着它自己的舒缓的节奏，不需要任何想象力的挑逗和刺激就能使他安贫乐道，得到快乐的满足。劳动者的世界观可以治愈疯癫，皆因劳动的底层人民不擅长对语言的把握，他们无法产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他们有限的幻想活动冲不破谵妄的警戒线，没有跟随激情产生的机能反应，也没有可以导致疯癫的语言能力，以至于燃烧的情欲之歌不能在他们心底奏起，激烈的爱情形象掀不起他们内心的波澜。这种快乐是如此的平凡无趣，但就是这种无所期待的平庸最符合自然的韵律，最适合拯救疯癫。我们可以看出，唤醒是人为干涉破坏疯子的臆想，戏剧性是人为参与疯子的疯癫节奏，返璞归真是疯子只身寻找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

中世纪末期，吉尔村就一直掌控着从麻风病患者到疯子的残暴统治，村子里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疯子。然而到了18世纪末期，这个村庄的作用却迎来了崭新的诠释，它不再是高压的桎梏，而是作为了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演绎。疯癫不再被当做扰乱正常人的害群之马，村子为疯子提供了良好的作息时间，解除了疯子精神上的镣铐，每顿送上营养丰富的食品，打造出洁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疯子多少享受着一定的、与正常人一样平等自由的待遇。病人们争相尝试着学会春种秋收，关心蔬菜和粮食，比赛耕种、播种和收获果实的平凡喜悦，白天的勤劳带来夜晚的安眠，人类本能中的邪念在道德调节的作用下终于渐次隐退。在这个末世纪里，由于疗法的转变靠近了道德体验，正是这一认识上的改观正悄然影响着19世纪的各种科学的、实证的和经验的观念。

心理学在此时还不存在，熏天臭味的药方是治疗疾病的手段，与心理学完全不沾边，而插入终结妄想的片段和回归自然法则的生活也只是关心神经的转变、对逻辑和谬误的结果做出判定。古典时代的疯癫理论最终汇聚于一项道德直觉，再到后来，道德直觉也被理性抛弃，仅作为影响生活品质的疾病而存在。而疯癫的超越性的领域逐渐归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也即，原来归属在疾病领域的疯癫会被划归在生理学上，而晦涩不明、超越物质基础的意识领域则被划归到了心理学的门下。于是，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佛洛依德，因为他重建了以医学思想与疯癫对话交流的可能，而且弗洛伊德是第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疯癫发展后果的人。精神分析学所涉猎的问题并非是纯粹的心理学说，他深挖的是人类深层意识中的糊状样本，是疯癫的非理性体验。而恰恰是这一点正是现代的科学心理学所要极力遮掩的。

大恐惧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18世纪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拉摩的侄子》，拉摩的侄子具有典型的矛盾人格，他既是有理想成为不同于普通人的天才，同时他又对天才的穷困潦倒感到作呕。他既是狂想成为上流阶层的贪得无厌之徒，同时他又对自己总是固守着良知底线而破口大骂。拉摩的侄子敢于向外界坦白自己天生带有的罪恶品行，他对自己的败坏完全不加掩饰。他认为装模作样是懦夫的行径，既然每个人喜欢邪念，那又何必要故作清高。他扮演疯子逗人发笑，他毫不在乎世间的伦理道德，对他来说所有的教条都是阻碍人获得幸福的绊脚石，但他同时又痛苦于生存欲望和道德界限的困扰。但无论他如何陷入矛盾的两难境地，他对生存最核心的认识就是任何人都逃不过欲念的纠缠，每一个活体终生都只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使他的肉体得到满足。

拉摩的侄子有着自己脆弱的疯狂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深入到和内心封闭的精神小屋相通。也即癫狂只是他外在的皮囊，他并非像真实的疯癫那样完全沦为精神癫狂的病患。他放纵自己模仿着疯癫，因为有观众、有市场，他才愿意表现愤世嫉俗取悦大众。但拉摩的侄子又是如此的特别，纵然古典时代没有人觉察到他的存在，但他的现象是一个在疯癫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范本。拉摩的侄子的周围环绕着理性的人群，而他像是一个玩弄戏剧表演的中世纪小丑、一个作为人们茶余饭后可供揶揄玩笑的谈资。疯子的演出是一种生活调味剂，甚至可能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理性似乎离不开它，一旦离开疯癫，一片荒芜贫瘠没有任何物质形态的虚空就会在理性之人的心里从悄然滋生到彻底蔓延。他们开始感到自我腻烦、毛躁、丧失动力，像三月不知肉味那样惶恐不安，失去了疯癫的滋养，他们会无聊到像一条落魄凄惨的狗。

于是，理性如果想要辨认疯癫，那么首先它自己必须先拥有疯癫，如此一个理性的人他才能够使用经验去审判疯癫。而这种吊诡的逻辑却使疯癫无情地嘲讽了理性。理性无法在裁决疯癫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贞洁，它必然会驱使自己涉入一种自融、自恰的拥有关系之中，他实际上是在背地里关注着自身内部的悸动，是理性之人在默默栽培着疯癫的土壤，他完整拥有着这个最具有内向性、完全澄澈透明、每天充分供应给他养分的且一直以来他都不加怀疑且急于在他人面前矢口否认的至亲。

拉摩的侄子的幻灭感持续使他走向堕落，他被欲望折磨得心力交瘁，一方面他对贫穷保持着同情心，另一方面他又抱怨着这种反人性的道德捆绑。内心矛盾的压力使他不堪重负，他将自己对欲念的妄想化为张狂的行为，以此沉迷于非本质事物中最物化、最表征的外在形象。拉摩的侄子敢于大胆坦白，他表示生存的欲望强迫他认识残忍给人带去的舒适和安乐，而邪恶更是易于谋求财富地位的手段。这就是现实，是完全裸露在外界中的存有物，是生命欲望的真相。但同时，满足却不能持久，具有时效性，过期后还得要继续寻找猎物。用外物塞满欲望那血红的窟窿。人作为现实中的存有物却片刻不停地索求着只是短暂易碎的空洞之满足。疯癫和理性被压制、统一在个体之中，人既是下贱无耻的肉体之仆从，同时又充满对这种空虚深恶痛绝的绝对斥责。这样，它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其饱满的是被外界蛊惑的非理性实现，虚幻的则是非理性的妄想。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非笛卡尔的现代思想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从对先天意念的探讨或以本体论证的反驳开始的，而是以《拉摩的侄子》所表现的对实与虚的无望折磨作为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开端。这样的非理性转变要待到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时代才能真正被世人所注目、观察、分析和理解。从现实的境况来看，真理再也不是需要透过智慧的冷漠无情才能看明白的东西，对真理的透视可以始于非理性中的原始粗狂、深具破坏性的力量，如果再加上人在癫狂的后期所进入的谵妄状态，就更能使这一认识达到真理的顶端，从而在狂妄的涡旋中把握住世界的本质。

古典时代拒绝给予疯癫一个合法性的地位，这个曾经总是可以在聚集的人群前透露真相、说出箴言的疯子，在他放荡不羁无视世俗枷锁的眼神里,闪耀着真理的光洁。说出真理的人 破坏了乏味的传统规范和礼节，他像一粒酵母掺和进了人群，他带动了人们的热情、勇气和变通。他使正义得到陈述，让冤屈得以洗刷，而让邪恶滚下地狱。然而拉摩的侄子之疯癫并非是因为其怀有比普通人更深沉的知识所以他才能直达真理之巅，而仅仅是因为疯子的心灵是从盲目中无意抓住了事物的真相，供给它养分的却是错误的非理性的冲动。由于它明显背离了常理，它的错误的非理性就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恰恰就是通过这一吊诡的悖离，非理性拥有着目空一切无所畏惧的叛道。如此，它外在所显现而出的存在之形象就变得越发的纯粹和迫切，它以最快的速度径直通达了最纯粹的生存本质。于是，疯癫既是错谬，同时它又是真理。

在拉摩的侄子这样的疯人出现之后，谵妄就在此时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之前的谵妄被看成是毫无根据的发狂、不被人认可的精神失常、坚持并不存在的幻想、抛弃信仰的堕落和遭人唾弃的可怜人。而如今，它又堂而皇之地攀爬上了真理的顶端，这是从在对欲念引诱的俯首称臣和唯命是从里表达出来的强烈不满。谵妄和梦的关系也从曾经的主观感受演化为了对满足和抵抗的臆造，它在梦里通过无限谵妄的修辞对抗着自身的矛盾现实，既奢望着立即获得满足又随时企图对这一羞耻进行遮掩。他嚎叫、他猖狂、他叹息、他歌颂、他是男人、他是女人、他分裂为二十种个性、他在奔跑、他在跳跃。他神魔附体、他两眼闪光、他潮人群吐口水、他在疯狂中突然冷静地蹲了下去，感到了从心底深处迅速爬升上来的绝望、他是缓缓升起的庙宇、他是落日余晖映照下屏息静气绝对静止凝视着万物的候鸟、他是黑夜阴影下沉默而无辜的可怜人。中世纪的非理性样貌在此时不再是他者的事物，不再是另一个与此处分离的陌生世界，它现在已经和正常世界融为一体彼此难分难解。世界的真相就处于这个虚空里，而人也是在此处认识到自身真相的讽刺和变态。

在后黑格尔思想里，对真理的探寻要求维持工作、克服障碍、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精神通道。而在这之前，狄德罗就早已经昭示出人始终会从理性开始掉入对欲望的不耐、对欲望的暂且满足的空幻之中无法自拔，非理性的谵妄就表现在它摧枯拉朽的急于满足的完全负面性的野蛮力量和它对自己想要消灭掩藏某些事物的妄想感到着迷。这一非理性的体验逐渐从拉摩的侄子开始借由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和梵高一直延续到历史的纵深处。如果我们想要将它从疯癫中剥离出来，则必须抛弃将它定位的病理学概念和对疯癫的实证论述。非理性体验包含着迷醉于感官意识的享乐、对伦理道德的困惑、对充实后的自己感到空幻和孤独，这些感受并不来自疯癫的本性，而是来自非理性的本质。人们不能抓住非理性稍纵即逝的线索，那也不过是由于在感官的眩晕中很快就获取了唾手可得的食物，或当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幽闭之中时非理性就会立即遭到无视和主动遗忘。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和德国哲学家尼采就亲自示范了这种妄想的悲剧，他们被非理性所吞没，将自己禁锢在一个无法与外人沟通的绝望之中。非理性和疯癫就像是从妄想的诗意栖居的诗歌到彻底痴呆的静默，又像是从白天潜入黑夜，这是一个难以割舍的令人恐惧的整体。但19世纪的精神医学却以其严肃将不可能划裂的事物分割出一条病理学的抽象分界线。而此时，尼采、梵高、奈瓦尔、荷尔德林、雷蒙鲁塞尔、安托南阿尔托正尝试着进入非理性体验的迷宫，最后这些天才式的人物通通都以精神分裂、精神错乱、癫狂症作为悲剧收场。

大禁闭时期，没有人可以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拉摩的侄子却是自大禁闭以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恢复了与理性对话的可能。那些在18世纪喋喋不休的非理性话语正是拉摩的侄子的效仿和继承，此一时期人们都在抱怨、焦虑、胡思乱想，形成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有急于改变社会的人整天抱怨着他花了30年时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设计一套可以为国家偿还所有债务的计策，他爱国热情高涨，一听到英国就咬牙切齿，发誓要为杀光英国人为国捐躯，但在他将要完成自己的伟大梦想之时，却有讨债的人上门把他投进了监牢。还有那些经济学者，以自己的狂热从事着着慈善事业，以为公众谋取福利为目标，但他们仅想靠着一点钱和不多的经济学知识就妄想改变社会的结构，这些例子都是这个时代的缩影。理性总以为疯癫已经被打下地狱，他们的理性社会可以高枕无忧，却在无意的埋怨诉苦中暴露出了自身的残缺真相，非理性正在悄然地作为理性的陪衬而出现，非理性就是理性的镜面，可以使理性在它的反射光线里认出自己。

抱怨和焦虑从未离开这个忧患的世界，在18世纪中期监禁盛行的某一刻，一种发自心底深处的恐惧正在蔓延。每个奔走在大街上传递消息的人都在交头接耳纷纷议论，因为从收容署里传出了一种可怕的瘟疫，这是一种由疯子最先患上的发热性疾病，被称为监狱热。这种浑身布满脓疮还不停流出脓血的邪恶疾病立即被人们赋予了道德上的想象。人们认为腐烂的既是疯癫者的肉身，同时又是他们的道德沦丧。人们又开始重拾起过往麻风病的惯例，对监狱里的疯子产生厌恶、惧怕和鄙视，他们幻想着不洁之处总是滋生着最下流无耻的丑陋，每个肮脏的房间里都在无止尽地酝酿着罪恶的发酵。1780年，一场瘟疫正在席卷而来，所有以道德自居的人聚集在广场上抗议，他们要求政府烧毁比赛特院，将疯子们通通烧死。因为疯人院的腐臭就快要浸透每一个无辜、有道德感的居民。为此，警察长召集了医院理事、医院院长等组成一个调查团，着手对瘟疫的起因进行查证。调查报告显示，这种热证来自于气候的恶劣影响，而非来源于监禁的疯子。然而报告并未平息居民的怒火，迫于压力，收容署的医生不得不委婉地承认比赛特院的卫生条件不尽人意，但也远未达到令人不可忍受且能产生瘟疫的极端地步。

过去是麻风病和疯子占据着恶痛的地理学位置，所有非理性的因素都被关进了远离理性之人的黑屋子，然而现在出现的瘟疫又再度使正常人在非理性的想象元素中完成了对监狱人犯的古老恐惧、道德制裁、仇恨和唾弃。疯子患上了肉体与道德上的瘟疫，而且它还是一种可被一眼辨认出的新时代的麻风病。此时，医生并不是作为起到审判罪恶的作用，他们的作用类似于护卫，保护着正常人不受到监禁的铁墙那边撒播出来的瘟疫。医生未把责任推给疯子，这似乎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天性的悲悯和仁慈才造就了一个更为公正的医学观察结果，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人们呼吁医生的立即介入并非对疯子存有什么怜悯，而是正常人因为幻想着发病源头来自疯子，他们因为惧怕才对医生提出要求。而医生也不得不对此作出回应，针对当时的疫情分出了诸如发酵、腐烂、败坏、等等在医学上暧昧不清的类别。然而吊诡之处却在于，由于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把他们无理性的妄想加诸在监禁的疯子身上，他们的非理性体验在此刻却反而成功地督导或者说敦促了一场即将在世纪末爆发的卫生环境大变革。人们要求对监禁的住所实施清洁，排除脏污，保持通风、配备更好的隔离措施。而这些预防手段的改进并非是借由医学知识的完善进步，而纯粹是依靠着正常人大脑里挥之不去的非理性妄想才使得这项改革得以被推进——非理性在此时却吊诡地成为了进步的力量。

这样的清洁措施是否就意味着疯子是真实得到了一定权利的新生？答案是否定的。每个人所盼望的是赶快重新整合监禁体制，以便收容署可以成为一种消过毒、过滤掉会影响正常人生活秩序的病毒的全新监狱。疯子依然是监禁中的可怜人，只是关押他们的屋子到处弥漫着能令正常人感到安全的消毒水的味道，人们认为这样的收容署公正地展示了社会对病态的谴责，而父母们应该带着自己的子女在某个风和日丽且悠闲的星期日午后来到这样的处所，参观这些令人恶心和倍感耻辱的场所，以此更好地规训放荡的、思想邪恶的人，以图他们不会重蹈由疯狂演变为瘟疫的覆辙。

那么这一次道德和医学的合谋是否就能永久消除这些常年的沉痼？事实上，人身上的罪恶并不被消毒水抹净。面对被道德禁止尝试的事物，所有理性的人都有一探究竟的肮脏好奇心。实际上他们的内心蠢蠢欲动，总想着在无人看守的阴暗处亲自去品尝一番罪恶的滋味，以此在沉沦中发泄自己变态的妄想。无论笼罩在监狱上空的病态味道有多么浓烈和危险，它像野兽那样义无反顾地猛然一头将自己扎了进去。这从欲望的裂缝中伸展出的病瘴始终散发着使人难以抗拒的诱人魔性，驱使着人无所顾忌地发挥着他天性里与生俱来的暴殄。此时的人会强烈认同痛苦就是享乐、受虐即是甘之如饴的真理。《索多玛120天》在人与人之间私底下口头相传津津乐道，那些堕落的男人在监狱大厅里就被干了起来，这些满身腥秽之徒享受着被凌辱、被驾驭的快感，他们甚至于被干得发了狂。当他们浑身大汗淋漓从大堂走出来的时候，寡廉鲜耻就荒唐地挂在他们不屑的脸上。硝石库院里身经百战的老妇和少女同样在沟通着与男人交欢的感受，少女们专心一意地学习着最无节制的淫行之术。

古典主义不仅仅是封禁了一大批疯癫的人，它同时也封存了理性之人的暗地喜好，那是一些规模庞大的储藏区，存储着妄想狂的丰富资源。禁忌——这是一个令人朝思暮想企图一探究竟的诱惑形象，纵然它和整个疯癫的形象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召唤出了人心里的情色假想。疯癫隐退到幕后，而关于性欲的一切非理性想象开始呈现出来。捆绑谋杀、蒙受被他人性虐待的剧烈渴望、主宰和奴性、羞辱和无耻在18世纪末期的阴暗处轮番上演，这同时也是西方思想结构中最重大的具有里程碑式的转变。非理性演变为求之不得的性欲之奢望，人在死欲和爱欲之间摆荡，中途的过程却满溢着虐待狂长久以来被压抑的遐想。施虐与受虐正是在一个世纪里权威们对疯癫进行惩罚压制后才突然爆发出来的一种反抗形式，它不再言说世界的形象，而是专注于在刑房、监牢、地下室、堡垒、荒岛中玩弄自己谵妄的精神癫狂。监禁措施长久使疯癫保持沉默，但正是这样高压的统治引发了时代的大恐惧。

18世纪末，非理性和疯癫的危害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时代越是向前发展，人的焦虑就变得更加的普遍。社会上源于生存的困惑和抱怨越来越多，在这个世纪末，神经病的逐年增加也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各种对疯癫的担忧和警世恒言到处在传播。人们逐渐认识到早在16世纪时就存在的对疯癫的认识，这个认识发现理性并不是一直可以被托付信任的事物，一次偶然的意外就可能摧毁掉一个最具有理智的人，让他变得狂怒或痴呆。然而正是在这个到处充满不理智的社会上、在这个世纪末的尾巴处，疯癫开始了自我的分裂，非理性和疯癫开始分道扬镳。非理性意识（体验）是天生的情感困扰，它在遭遇大禁闭之后的回归意味着这种狂烈的情感并不受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即便它曾被严厉箍紧，但它在恰当的时机总是会出现自我继承。而疯癫意识则是被监视、被论述并归顺在时代、社会、历史的进程之中。非理性意识通过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不断往前回溯过往的时间，绝对地深入下潜，而疯癫的知识则被人暴露在历史编年的进展中不断地探求着更为精细的表述。

在17、18世纪的各种医学流派中，曾有人认为气候对大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气候变迁使血气变质，由此破坏了大脑神经系统。因为处于地球的活体被牵连在环境的朝夕变幻之中，人与环境之间有着无形而密切的交流。古典时代对疯癫的认识也总是存在这样一种疾病被自然环境所摆布的自然之理。当人尝试认识外在环境时，唯有通过五感传导的印象。但就像笛卡尔的怀疑那般，五感也是值得被怀疑的对象，因为它们经常会扭曲人对真相的认知。或许仅凭五感认识世界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错误感受。如果五感就是理性，那么理性也只是依靠一台肉体造就的机器接受着外界的各种刺激才能产生出不一定是可靠的认知。

在疯癫和宇宙持续循环的运动周期之间的神秘联系和疯癫与气候环境的紧密接洽这样的概念之上突然又被人铺陈出另一个用以解释一切疾病的新的认识概念，最初它被称为穿透力，到后来人们再次将它称为环境。这个环境不仅仅包括之前的自然气候环境，它开始囊括了由文明逐步向前发展时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摧残，人类进步的结果产生了对人的异化、人的变态和对人的负面性伤害。

在18世纪的英国，沾染上忧郁症的人举不胜数，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是身处于幸福之中的人也会毫不留情地杀死自己。气候环境异常已经不足以解释这个太过宽泛的现象，而且已经有学者指出，英国人富足安乐，美食环绕，教育水平优秀，生活品质高档，对于那些身处上层阶级的富人，更是奢侈安逸享乐。1773年，贤恩根据当时的社会病态现象写成了《英国病》一书，该书指出人们的闲散慵懒纵情声色就是神经病越来越流行的根本原因。经济的进步带来富饶，制度的完善带来安定，人越是追求进步就越是容易堕入疯癫，疯癫似乎成了企图进步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于是，意识的自由化比极权专政的国家更加危险，社会发展使各种文化、各行业的新潮思想、报纸、杂志、商业信息、科学、政治党派等无不在宣扬着他们的疯狂理念。这个沉迷于聚敛财富的民族整日忙着精打细算、算计利弊、自私自利，他们从早上忙到深夜还不睡觉。还有那些在社会上投机的冒险分子一直在破产和暴富、恐惧和希望的边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个大杂烩式的社会思想借助着媒体的推广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人们的大脑，人们的心灵被缠绕在其中，精神遭到不同程度的耗损。这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利益驱动的金融帝国，而不是人的心灵自由。放浪形骸，纸醉金迷，这本就不符合季节规律，个人自由作为中介将人与疯癫联成一体为专制君主的复辟提供了具有反讽意味的良机。

文明本身也成为了疯癫得以发展的温床，一个高度文明的理性社会能够去伪存真的前提是涉猎广泛的阅读进而产生思考，但思考的恶果恰恰成为了变态的原因。研究科学的人、善于抽象思考的人、爱辩论的人，这些人的精神持续在运转，但肉体却缺乏运动。肌肉和纤维组织的结实能使人即使到了老年都能享受到健康带来的好运气，而爱思考的人不但身体没有得到良好的锻炼，甚至其大脑在长时间的运作后也会逐渐变得麻痹，甚至变得心神丧失。现代人热衷于阅读小说，作家喜欢在小说中尝试塞进更多的暴力血腥和戏剧性的情感爆发，跌宕起伏的剧情总是令人心神荡漾，作家利用虚构的、想象的东西刺激着人不受控制的感情朝向极端变态的方向发展。

18世纪末，德国某作家就描述过远古时代的宗教生活。曾几何时，宗教的德性建造起了一个让人能平息欲念皈依信仰的良好秩序。这种清净的环境远离了世俗喧嚣，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被组织起来提供给教徒去一板一眼地劳作。于是，人性的杂念被彻底扫除，这样的清修生活不会遗留下哪怕任何一点时间空隙被人利用来在从事激情的活动中发现虚妄。然而，宗教宣扬的信仰本身也根植在想象的世界里，过于宁静的生活有利于孳生出强大的幻想。也即，过度虔诚于虚无缥缈的信仰同样会造成疯癫，把全副身心交付给对某一对象的完全信任，这本身就是一种以自身的脆弱寻求依托的轻度谵妄，直到它的坚定感情变得越发不可收拾，直到走火入魔形成事实上的疯癫为止。另外，整天循环念叨着天谴、惩罚、报复、还债、道德的严苛、教育的严厉甚至一些布道者对比较愚钝的人实施恫吓，这对处于忧患意识的人更是增强了他们的神经脆弱。曾有医生拒绝给因为笃信宗教而患上忧郁症或妄想狂的人宗教典籍，这些疯子自认受到神的恩惠，得到了上天的启示，有很多白衣天使环绕在他的身旁，他必须到处去传教，让更多人的蒙受神的恩慈。而医生却认为应该把这种宗教狂热分子扔进监狱。

16世纪的人将疯癫视为自然的狂怒，其神秘性与某些终极的道德主题、宇宙原则、人的原始罪恶有很深的关系，到了17世纪，人们将疯癫置放在一切非理性的兽性视野之中进行观看，疯癫在此时不具备无辜的因子，它一直被视为与正常人不同的、滋长在最阴暗深处的污秽。18世纪又逐渐意识到文明的发展使人趋向变态进化，疯癫迫人的威胁一直潜伏在人性里没有被根除。18世纪末疯癫被认为是人嵌入社会文明后在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人对自然的决裂和对自身的异化。穿透力是最能解释疯癫的全新概念，它昭示了原始自然被人为摧毁，一方面，人们的欲求在利益法则的限制下失去了立即满足的可能，法则束缚了他们想要尽快得到的原始满足，而另一方面，人处于反自然的地位否定着一切自然的祥和，自然的退却迎来人为事物的饱满，自然的结束即是人为的开始。疯癫的可能性就在此时、就在这个否定自然、否定一切、推倒重建的过程中加剧了人的感性震颤、方向的迷失、节奏的纷乱、分寸的失序，使疯癫得以加速显现。

自从人脱离低等动物从事改造自然以便符合其理想形态的生活时，他就已经走上了疯癫的道路，因为他奢望能建造出一个利于居住和享乐的人为环境，反自然才成为了可能。我们也可以从鲁希（Rush）的《医学探究》一书中发现这样的说法，在19世纪初，他研究发现南美印第安人之中没有人患上精神错乱这种病，疯癫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造环境强制磨灭了人的原始动物性存在。于是，疯癫和人的历史演变脱不了关系。越是满足着人想象上的自满、越是逼近非自然的美好生活，人被异化为疯子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强。我们在劳兰（Raulin）的书里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疑惑，他认为疯癫诞生于人从动物性饮食进入人为饮食的环境之中，人的悲惨在于激情和其粗野的欲求，他听从欲求的召唤发挥着他的理智，因为他理智地使用工具从而使自身脱离了自然单纯的生活，他对各种食材和能刺激口味的辅料善加利用，做出最能煽动其味蕾的人为食物，疯癫就在这样逐步发现道理并加以利用的日积月累的过程中得到增强。这是人最为悲惨的可能，但他的激情又来自于他被造物主所赋予的可让环境变得更佳完善的想象力，其滚烫的欲求是身心机能过度发展的表现，这都是追求文明理想的沉重代价。

疯癫现在像是一层永远不可能被治愈且覆盖在文明之上的疮痂，它以一种恶毒的、渐进的发展方式随着文明的老化而越发地显得清晰。18世纪末已经有人提出使用代间堕落来指代人类的退化。在拉丁文化最传统的箴言中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通常意指的是某些道德滑坡、对远古智慧的缅怀。而到了18世纪，堕落、退化的主题充斥的却是非自然环境引领着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异化和变态的结论。遗传生物律在《辞典》里的退化词条下得到过揭露，生命物质总是由高级逐渐堕化为低级，最终回归无机物状态。但是摩莱（morel）的《退化论》承接18世纪的认识，认为人的退化并不是生物自发性的衰微，而是遭到不合自然的人造环境的影响。这个认识点已经沉默地汇合了黑格尔（Hegel）的哲学思想（人的异化存在于中介运动之中）和比夏（Bichat）的生物学理论（一切围绕生物的事物都倾向于毁灭生物）。那个时代终于有人在没有读过珍奈（Janet），也没有读过弗洛伊德（Freud）和布伦斯维克（Brunswik）的前提下写出了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精神病的结语。疯癫在这个时代跌落到时间和历史的褶皱里，它已然形成不可逆转的宿命式结局，人类追求的代价就是以疯癫作为抵押换来文明。19世纪初对疯癫的凝视充满了历史相对性，疯癫与人类进步的历史休戚相关。匹奈（Philippe Pinel）就说过他非常庆幸自己能在这个时代研究疯癫，因为当时正处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革命的残暴统治、边境战争的残忍、镇压叛乱的恐慌、革命涌动的风暴是适合疯癫发展的温床，因为这样的时刻特别能引发猛烈的激情，是精神错乱最寻常的起源。然而当19世纪初过去后，疯癫与历史的关联性却不再是人们分析的主要论题，它被转变为一项对社会进展中出现的道德败坏的责问，对疯癫的论述不再是着眼于历史环境，而是指责人自身对自然所持的否定态度。疯癫作为社会进步的抵押物，同时它又是对道德情操和宗教原则的抛弃，它既是败坏退化的首要条件，又是社会动力的保证。人不再遵守自然律法，而是纵情声色寻求更高级的享乐。

新的划分

一直以来人们都确信疯癫在18世纪里正在迅速滋长，但很难确定此时疯癫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监禁所里的关押动机并未探明，而且从报纸刊载、收容署总务报告、官方统计里得到的数字并不包括那些逃脱审查和举报的疯子们。但仍可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叶的监禁数字上窥探到一点端倪，这个时期疯癫人口暴涨，高于出生人口增长速度。但到18世纪末期时，疯子人数开始达到饱和，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疯癫人数却又直线下降。这种不寻常的疯癫人口曲线图并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于是我们只能从其他方向上考虑干扰因素。似乎贫穷、政治高压使疯癫增长，而经济复苏、北美战争、监禁措施的改革又使疯癫衰减。疯癫人口的发展曲线相当特殊，这个图示无法准确反应出监禁体制的演变、人口增长和整个社会舆论对疯癫的忧患意识。相对于大型监禁式收容署，在18世纪中叶如雨后春笋般还开出了一些私人性质的小收容所，它们都效仿着17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过的专门收容疯癫者的小型救护院，只是巴黎就存在20多所这样的机构。这个风潮很快席卷了整个欧洲，1728年德国最古老的法兰克福疯人院恢复使用、大量私家收容所也渐渐开起，1764年荷兰也开出了第一家类似的收容所，1784年瑞士布里格疯人院成立，1791年德国东南部拜罗伊特开设出圣乔治疯人院、奥地利维也纳开设有欧洲最庞大的疯人院、英国曼彻斯特收容所、利物浦疯人院、盖斯救护院、约克病院、圣路克院等等。其中圣路克疯人院在还未完成工事的情况下就已经开放，收纳了大量的疯子入住，这也就是为什么疯癫人口数量的增减与人们对疯病盛行的恐惧不对称的根本原因。

这些机构的出现并不表示它们与后来的精神病疗养院有什么承前启后的关系，它们与后来的精神病医疗改革运动毫不相干，因为这些收容所的结构与古老的监禁体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存在医学地位，没有医生巡诊，对疯子的律法规则也并不做任何改变。甚至有些救护院会表明只给疯子一年时间进行疗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病人没有明显的好转，则会被迫离开。但从这些机构里也诞生出了一种新的变化，那就是疯癫从混乱的非理性监狱里被划分了出来，小型收容所里关押的除了疯子再没有其余的罪恶。疯子们终于拥有了只属于疯癫者的孤立环境，当时的社会现象对疯癫充满了莫名的恐惧，也许是因为惧怕才把疯子集中起来，也可能是因为疯子的过度聚集而导致了人们的畏怯。总之，疯癫被排挤到了一个新的场地，疯癫有了一个自我表演、自我陈诉的独立舞台。

1721年，巴黎最高法院的调查委员们曾到访圣拉撒尔疯人院，他们在从事一项收集对疯癫进行分类的疾病图表。从院方的报告中发现的分类有精神错乱者、弱智、暴戾分子、狂怒者和矫正犯。然而12年后，委员会带着相同目的对该院进行了第二次查访，此时疯癫的类别呈现出更为细化的增衍，失序、狂怒、弱智、痴呆、无理智、无宗教、精神错乱、幼儿状态、行为恶劣、放荡无羁、异常感情。疯癫的感性认识突兀地打破了过往有关于它的单调一致性，疯人群体冒出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很难加以穷尽的面貌，监牢对疯癫的类别掌握从原有的笼统特征转向了细化的个体识别，理性不再从外围粗劣地观察疯癫，而是稍微前进一步侵入非理性内部，试图获得非理性这团混沌中的某些独特的差异性。无论其观察的形式有多么简陋，它都代表了一种解放的开端。1733年，索洼吉（Sauvages）发行了他的新书《新分类》（nouvelles classes），这本书为古老的疯癫添加了大量的新分类，但是除了心神丧失、痴呆以外，没有任何与夏伦顿疯人院和圣拉撒尔疯人院的登记簿上的标指存在共同点的医学划分。医学和监牢对疯癫的认识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它们彼此没有重叠的可能，甚至连近似性都无从谈起。

在18世纪初从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疯癫的整个动作是介于狂怒和痴呆这两个极点之间，疯癫所有的形式就是在这两个点之间游移。这种划分是来自监禁体制从死亡威胁层面上的考量，而非是出于一种正确的理论辨识。狂怒意味着对他人和自己的暴力胁迫，而痴呆则是丧失刺激反应和拒绝进食。到了18世纪中叶这个分类又出现了另一类意义，精神错乱被理解为失去了任何人类的理性与情感，他所能感知的场景只有沦丧掉真相的幻觉，他被妄想压迫到只能透过发狂来释放唯一被知觉捕获的血腥杀戮。与精神错乱相反的是非理性，非理性是一股流动在理性之下颠倒真相的暗流，非理性的世界对理性来说并不是完全陌生，这个形象所表明的其实是变态的理性。死亡、无意义总是具有恒存的特性才能使它们在18世纪保持着固定的核心地位，而围绕在这些主题四周的其它疯癫形式就从此处源源不断地派生，比如——狂乱。一位刚进入监牢的病人一开始只是展现出一些滥用自由不受控制的表演，尔后他又发展成只认识一位老妇的丧失记忆的疯子，如果其他人胆敢靠近他，那么他会狂暴到把人乱拳打死。还有那些一见到教会人士就止不住暴躁的自称已经获得神启的疯子。再比如——痴呆，一位遇人不淑过着悲惨生活的女教师心智完全错乱，这样的疯子显得惧怕而忧伤、无力而顺从。疯子的内心似乎始终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妄念纠缠着他们做出种种违背常理的行为。这些概念总是演练出庞杂的疯癫现象，收容所式的疯癫感知由于其内容过于丰富和不稳定，进而无法在医学分类上找到一个贴切的固定位置。

医学界定疯癫时是按照自然界中的物种类同原则，监牢则是努力尝试直观地认识疯癫。医学理论与监禁空间无法沟通。收容所感知的疯癫意象、趋近于死的感召、无意义的疯癫言语要比医学上的疾病分类更有贡献，因为这混乱的表演能使今后的人们以更直观的方式掌握疯癫的语言和秘密。这个比疾病分类更具有医学价值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一个医学没有能力介入而疯子也还未曾被当做病患的空间里得到完成。

这个意义实际上也具有断裂，也即它不是一路通畅地走向19世纪关于精神病疗养院、人道主义、社会关爱和医疗改革等主题，而是在此时出现一些演化的波折。我们所要关心的是疯癫是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才会在18世纪的感性认知中占有决定性的位置，为其在今后的疯癫体验中使疯子获得言说的能力。这个运动并非是人们主动亲近疯癫，恰恰相反，是因为人们更加主动地远离疯子，他们将疯子逼迫进一个新的空间，使疯子遭到彻底的孤立。人们运用的是冷漠的技术把疯癫从非理性中脱离出来，再将其置于一个冰冷与死寂的单一空间里，也唯有在这个已经排除掉非理性后的绝对疯癫的场域里，疯子才能自动获得言说他自身的能力，它才能从被人弃绝的境况中获得解放。

到了19世纪初，大量的精神病医生对监禁发出最愤怒的抗议，所有具有美德的人都在谴责监禁体制的惨无人道，人们愤恨的是疯子在监狱的待遇还不如囚徒。他们大声疾呼、质问为什么没有人为这么多精神错乱者被关押进监牢遭到虐待而感到过脸红。疯子成为了国家级重犯，被禁锢在一个狭小、没有一丝光线的地底牢房深处，疯子无人问津、食不果腹、惨遭鞭笞、内心惶恐。当时有人描述疯子的处境极其惨烈，哪怕只是在里面呆上一小会也会被一股病态的味道激起心理上的强烈不适，漆黑之中飘散着令人心生悲凉的凄惨呻吟，一个正常人身处此地也无法再把持住他理性的伪装。18世纪有一些为疯子的处境奔走呼号的人群，但它们的声音只是主流中一道不和谐的低吟。他们誓言要打破牢笼将监禁在国家监狱里的疯子带进一个合适的收容机构的人，他们相信通过操练、关怀以期疯子能被治愈。但是这样的低吟逐渐被另一种声音掩盖，这种政治批评的声音并不将焦点放在疯子的惨状上，并不是为了疯子的居住环境而发声。他们的诉求是将疯子和罪犯分离到不同区域，这并非是抱着对疯子的哀怜，事实上他们是抱怨疯子被掺和进了罪犯的住所和作坊，一些罪犯身边就有多个疯子整日狂呼乱叫或面部总是表现出绝望瘆人的意味，疯癫日以继夜毫不掩饰地折磨着罪犯。所以，18世纪为疯子的呼喊实际上是看守、总管和院长要求隔离疯子，以便能劳作的罪犯可以从疯子们无止境的异常骚扰中解脱出来。于是，我们想要追问的是，既然18世纪与19世纪对待疯子的处境问题是如此地不同，一个是为了罪犯的舒适度，另一个却是为了疯子的糟糕处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者之间可以接续从而能让疯子获得解放？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人道主义的关怀，也不是人性的反思，也不是科学研究的需要，更不是从外界投来的友善目光，而是就在监禁之中产生的内在变化。罪犯们愤愤不平自己被强迫和疯子待在一起，就像有人描述过的那样：九个月来我们一直住在最恐怖的巢穴里，我身边有二十五个变态的疯子，其中还有些疯子正处于癫痫发作期。罪犯们的怨诉围攻着部长、警察总长和法官，他们持续不断的抗议使疯子变成了罪犯的屈辱，于是疯子在此时倒还成为了一个深具惩罚力量的监禁工具，一项施加在罪犯身上的酷刑。只要有人犯戒，他就会被安排和疯子住在一起，据福柯考察那段时期，大量的罪犯就是在和疯子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才逐渐变得神志失常，有些人是被过度恶劣地对待、殴打才患上疯癫，另一些则是因为恐惧于没有救赎的孤寂才发了疯。

疯癫的人与囚禁他的牢房之间的关系从未被人质疑过，疯癫和监禁在律法上似乎相得益彰彼此融洽。唯一提出的批评只是来自利益上的衡量，当时有人严厉指责这种关系是严重浪费资源，应该把那些胡言乱语的妓女从监狱里释放到工厂充当女工，犯有绞刑罪的人应该送去对健康有重大危害的场所强制劳作以便替代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人，还有那些只是一时失足就被送进监牢的年轻人，只是放荡成性却有改善希望的他们现在也被混杂在疯子和真正罪大恶极的凶手之间，这也相当于是坚守人教唆引诱年轻人犯罪，是我们亲手将他们推向堕落的深渊，而当送走这样类似的罪犯后，剩下来的重型犯和疯子才有资格和权利继续住在牢房里。这个时期的政治批评全是朝向一个与改善疯子处境完全无关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舆论对疯子伸出过援助之手，而且这些批评的声音正好使得疯癫和监禁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密牢实。对此，人们的认识只有三点：第一，监狱会大量制造疯子。第二，疯子是完全没有理智、最没有道德和极度无耻的人。第三，只有疯子才适合监禁。我们可以看到根本没有人去诘问监禁制度对疯子的不公，而是把疯癫的本性与非人的监禁等同起来，人们只愿意把仁善的目光对准罪犯，也即和疯子住在一起是对罪犯的侮辱，是不正义不公平的处置。

疯子就从此时开始从非理性的大混沌中被分离了出来，开始了它的个体化表演。而当时的社会经济也正在发生着一个足以摧毁监禁体制的重大改变。由于监牢里关押着大量占用资源的活跃人口，而殖民地又需要大量人口去充实土地，所以一些疯人院开出了适合前往殖民地发展的囚徒名单。1717年西方公司成立，对美洲大陆的开拓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监禁人口就是最佳人选。从里昂到拉罗谢尔的著名远行开始起航，囚徒被强迫向美洲殖民地输送，男人被铁链拴住行走，而女人则像货物般被马车运载。于是，监禁措施不再是以法国本土的人力市场为调整原则，而是和美洲殖民地的活动情况产生关联。中途也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粮食价格的波动、种植问题、英法敌对战争、海战等会影响本地人口向殖民地的流放，但是大部分时间，这个需求量都非常可观，囚徒被大批量地迁出到美洲大陆。

17世纪末到18世纪，有三个致命危机席卷而来，首先就是166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短暂的失业潮爆发，遣散后没有得到补偿的士兵、等待殖民地领土交换的囚徒、到处都在倒闭的手工制造业工厂，这些因素恶化了经济景况，多个城市都有上万名失业者在大街上行乞，去往西班牙和德国求生活的失业人口也有好几万。因此政府下令逮捕所有在在城市或乡间沿街叫唤的乞丐，这场逮捕行动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错认，导致了最初的人民暴动，期间多名警察被杀，监禁所里由此聚集的大量穷人没有生活保障，逮捕没有达到改善现状的目标，甚至还加剧了矛盾，最终这些人群又被放了出来继续在大街小巷游逛。接着是1765年的英法战争，法国与殖民地的通商口岸之间的交流被迫中断，这直接导致出口减半、商业崩溃。而英国因为殖民地的拓展使得商业越做越大，但是国内的粮食接连歉收，与欧洲的农业贸易也遭到阻断，形成了粮食价格猛烈上涨的势头。在1765年，法国出现了一项慈善改革计划，发起人设计了一个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操控的类似劳教的收容所，该所简单分为医务室、工作坊和惩戒场，为染疾的穷人进行医务救治，让身体健壮的穷人从事劳作，将不服从安排的穷人一网打尽。在乡下，人们依此设想建立起八十多个贫民习艺所，膳食由国家财政支出。这些机构与之前的大型疯人院其实没有本质区别，穷人与疯子同样的凄惨落魄，他们被惨无人道地投入腐臭腌臜的场所任其自我毁灭，以此掩盖社会的阴暗面。五年之后，这种从应急情况中催生而出的临时机构逐渐被废除，当然，五年漫长的无望折磨早已经逼得里面大量的人悄然死亡，习艺所也就成功地完成了它遮盖人性丑恶的使命从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1770年之后，经济衰退并没有助长监禁意识的高涨，它反而因为监禁理论的不合理而濒临破产。法国经济危机爆发，市场价格狂飙，乡村的无产阶级正在抬头。此时全国关闭了47家新型收容所，剩下的都在转型成为专门收治老弱病残的救护院。另一边，英国饱受美洲战争之创，国内失业危机正在加剧，英国议会开始推出一项贫民救济及就业增进法案，继贫民习艺所之后又开出贫民之家，收容对象只能是无力维持生计的穷人、病患和残障人士。那些健壮的穷人则不能进入贫民之家，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稳定、公平报酬且适合其体力的工作。这个时代正在一步步摧毁已被过度使用、毫无效力的监禁体制，如果监禁还有存在的必要，那也是因为它还可以发挥照顾弱者的功能。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道德最纯情的乡村生活也已经被懒散悠闲所主宰，曾经担任着掩盖失业乱象和压制疯子的传统监禁策略正在走向死亡。

百科全书里关于救护院的词条下记录着当时对穷人的新观念：天生伤残、偶然堕入穷困、经济崩溃等原因都是不太容易规避的风险，任何形式的社会都会产生穷困人口。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穷人是一个国家能保证继续进步的基石，穷人参军入伍为大家带来荣耀，社会的富裕又来自于他们的奉献，要想建立一个强大霸权的帝国，穷人是最普遍的基石。人们看似在为穷人进行道德平反，实际上却是因为最近新兴工业的发展需要人力，利用穷人来整合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个良策。于是，人们从曾经被关押、被排挤、被流放的穷人身上安置了一个新的经济价值的观念，穷人又再次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前只有宗教将贫穷放在伦理道德中讨论，而如今的贫穷却被经济思想涉足，穷人不但是一个广大的量，而且还储藏着取之不尽的财富，因为人口本身就是聚敛财富的手段。穷人可以为新型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降低制造成本，是潜在的巨大财富。曾经人们以为消除贫困的方式是人为遮盖，将穷人排挤到收容所，再用看起来文明的慈善事业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但是经济和失业危机爆发后，人们才发现收容所关押了太多具有减缓经济压力、降低产品价格、促进生产流通的重要人口。对穷人的善加利用才是保证经济正常发展与民族竞争常胜的秘诀之一。

于是，监禁体制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碍眼的错误和经济政策的败笔，因为他严重干扰了人力市场的调度。自中世纪以来，国家对慈善救助的认识只在于建立一个无限索取的基金体系，基金可以保障穷人问题，但基金的来源是从土地资产中抽取一部分常备使用，也即社会的经济活力所需要的一部分财富被国家冻结进了基金。大量的金钱流进储备仓库却从未释放到市场上流通，这些从未参与经济活动的资金无法在市场上产生效用，而储备量却逐年增高，反过来又恶化着经济活力，这个游戏可以无限循环直到所有可生产性的资产彻底死亡。当人们发现这个道理之后，监禁体制就开始摇摇欲坠了，人们对如何解决贫困的认识也终于过渡到了——自由，而国家对人民、对遏制贫穷的义务就在于拔出所有阻碍人民发展的障碍物，营造一个可以将穷人纳入经济游戏和财富世界的良好环境。

那个年代人们开始热衷于替贫穷找到一个新的地位，1777年曼河夏隆学院推出了一个关于消除及防制乞丐的有奖论文题目，一百多篇论文参与了这个计划。大家都在试图区分健康的穷人与病态的穷人，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利益。健康的穷人虽然不幸，但反倒是可以利用他们的不幸，因为不幸并非夺去了不幸者的力量，将不幸的力量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将不幸的力量捆绑在机器上从事生产对社会和个人都是有利的。而病态的穷人是所有人的负担，他们懒散、惰性十足，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否定力量。中世纪的穷人使富人的行善变得具有高尚的意义，那时候穷人靠富人养活，而如今这个意义已经变得只剩功利性，穷人开始反过来供养富人，穷人只代表了可任意驱使聚集财富的工具，穷人对富人来说是一种珍贵的原材料。

至于那些丧失劳动力活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功利性社会里的病态穷人又该如何得到没有任何经济效应回报的救助？此处我们可以简单探讨一下两种行善的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自然的善行，它来源于人类天性中的怜悯，社会大家庭的公共救助理念本身就是从自然的同情心中产生，人类天生怀有在面对其它生命出现悲惨状况时的感同身受和悲天悯人的原始情怀。第二个动机是国家善行，国家建立起来的宗旨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特别是那些深受穷困和身体残障折磨的穷人更应该得到国家善意的照管。保守的传统人士和新经济学者、自由派人士水火不容，秉持传统的人认为应该由国家出资建立更多大型救济院，救济院必须由国家统一掌控。而新经济学者和自由派则认为应该试探社会人对遭到悲惨打击的同类生命的怜悯和博爱，由此确立出一条救济责任的界限。救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一种心理与道德的基础上，而不能靠群体契约性义务束缚，所以国家就不是救济的主体，而应该把权利让给社会的人。

但这样的理论又导致了另一个有关距离的问题，所谓距离是指人们通过对穷人的悲惨境遇自发生出的同情会因为距离的遥远而变得逐渐淡漠。作为一个享受着舒适生活的人，他会从对比穷人的惨状中生出自我强大的感受，而以强扶弱就来自于某种热烈的感情。但是感情的活跃会在面对与己不熟识的陌生人时、在自己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救治穷人后遭到冷却，人们很快就会因为从付出中产生的疲劳使同情心达到极限。从中世纪持续到古典时代末期的救济问题，一直被定义为任何在落魄凄惨的空间中生活的穷人、病人都有权利无条件得到他人的怜悯和援助，此时的穷人隐藏着一份人性的荣耀。然而到了18世纪末期，自由援助的理念打破了这样的认知。因此，救济的绝对责任真的可以来自社会的人吗？我们发现因为距离的问题而可能导致救济的失效，于是，缩短距离将救助建立在家庭这样的单位之下就显得非常合适了，与穷人、病人产生连带关系的家人、亲戚、朋友和社区团体的帮助总是最及时、最关切和最有效的援助形式。

援助策略被分发到具体的团体，这个计划相对于曾经的救助措施具有三个明显的优势。第一是不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建造更多的救护院，团体单位提供食宿也能省去大量资金开销。第二是与穷人、病人朝夕相处的人士可以每天接触、观看到能激发怜悯心的生存惨象，穷人、病人与照顾人之间由悲苦联结起一条牢固的纽带。第三是类似家庭的团体对穷人、病人的医疗照顾更为即时、细心和周到。大型救护院的弊端除了滋长虐待、环境恶劣、饮食不健康和拖垮经济以外，它还无法使被关押的人获得健壮的精神，因为那个地方总是充盈着死亡与病态的气息，监禁、惩罚使病人远离一切具有生机的事物，即使是正常人在那个地方呆不了多久也会神志失常。

自由符合人的天性，而对病态的救治也应该像贫穷在自由的经济流通中消失一样，是以自然环境、自然性的照料作为消除病人恶痛为根据，所以社会对他们的慈善救助就不能要求是契约性的捆绑，而应该依靠自愿的私人捐赠和更重要的熟识的裙带团体的努力。1722年，英国通过了一条法律，要求中央集权式的救护院收押贫穷和疾病，禁止一切私人救助。到了1786年这条法律被推翻，国家认为它不适合现实且具有压迫性，因为它阻止了一切社会个人的慈爱行为与家庭支援。

疯癫的近亲贫穷与病态终于脱离了疯人院，唯有见证着监禁体制最后的灾难残骸的疯子现在依然蛰居在这个永恒黑暗的残垣断壁里。但从脱离混杂于非理性混沌的空间来说，疯癫已经得到了某种意义的解放，使疯癫独立显现的过程并不是救助怜悯、并不是科学进展所要求，而是萦绕在人们脑海挥之不去的经济、贫困问题所带来的非理性解体。

论自由的良好使用

当近邻一一远离疯癫之后，疯癫的安置（监牢、医院或家庭式救护）成为了一个挠人的问题。1784年，国家要求查明上报各大收容所里的拘禁动机，只有犯有不可饶恕之罪和完全错乱的疯子才有资格继续被禁锢在地牢，其它诸如放荡无耻、鄙视道德、偶然失足、人际冲突这类没有铸成大错的人应该被立即释放。1789年，在人权宣言发表后第二天，国民大会和制宪会议要求对全国进行大排查，监禁行动必须符合人权宣言的纲领，只有在已经颁布、现存的法律许可范围内才能对公民进行抓捕，所有施加在公民身上的惩罚都必须遵从法律细节的规守。至此，监禁时代宣告终结，只有被判重刑的人和疯子才适合监禁。制宪会议乞丐事务委员会指派了一个小组清查巴黎收容所，报告由拉罗斯福科梁库公爵提交，他在报告里疾呼监牢环境使人被贬低到失去做人的尊严，如果我们要拯救悲惨，我们怎么能忍受对囚徒执行如此惨绝人寰的惩罚？他们只是看起来像非人，而我们的行为却是真正的非人。疯子是最值得被尊敬被同情的群体，我们要以博爱的胸怀去关爱他们，如果治愈无望，至少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温暖而妥善的照料。至于那些与疯子混在一起的重型犯，他们会因这种痛苦的折磨变得神志失常，他们应该得到一定的拯救。疯子中的心神丧失者可以由区域主管和医生负责观察，查明真实状况后再作出关押与否或送医院的定夺。1790年，只有已经被判刑的重型犯和疯子继续留在监牢，关押在城堡、宗教院、疯人院、救护院、警局以及任何监牢里的无理智者都被释放了出来，他们可能在大街上到处乱窜形成安全隐患。而疯子的解放也困难重重，第一是安全问题，第二是设施问题。在视察中途，内政部长判定在济贫院里的景象实在太过惨烈，释放疯子可以减轻院方压力，但安全部却以安全为由严词拒绝。疯人被释放后能去哪里？当初根本就没有专为收治疯子而设计的医院。

监牢解体后，各地的疯子应去往何处？有人建议将他们押携至比赛特院等大型看护院统一管理，但是这个转移的过程却充满着斗殴、残忍、饥饿和混乱。由于院里突然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大批的疯人，管理失去了原有的井然有序，缺粮挨饿、随时发生的罪行、令人心生恐惧的极度贫困、挣脱捆绑利用机关漏洞逃脱关押的疯子、囚徒无止尽的哀嚎，在一个已经重整的正常社会空间里确实很难为这个群体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精神病院还未来得及设想，就有人已经向国会提出被放出来的无理智者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补救措施规定市政组织有权力将已经被放出牢笼的狂暴者、无理智者当做野兽般严加防范。1791年又再次加强这项法律，要求家庭严加看守精神错乱的人，允许政府单位对疯子做任何有效的防控手段。

处在监禁体制崩溃的阶段，人们急需为疯子找到一个合理的安放住所，有两套截然相反的措施正在角力，一个是设计专业看护疯子的医院，另一个是进一步增强安防举措强迫疯癫沉默。疯癫的彻底解放不是历史视野的因果决定论，不是法国的匹奈（Philippe Pinel）和英国的突克（Samuel Tuke）为疯癫所做出的种种改革努力，不是对疯癫进行实证辩论的结果，而是某些正在成形的对疯子的未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三个新形象：第一是退化的监禁空间缓慢渗入了一项医疗功能，第二是现在监牢里只有纯粹的精神错乱者，使得这个单一性的牢房为看守人、审判人提供了客观的视角以冷静沉着的方式观看疯癫的表演，第三是重型犯的罪恶与疯癫的变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可以依照新的道德窥探两者间的不同。那么医学思想突然在18世纪末介入了监牢里的疯子，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疯子其实是病人，这个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呢？因为世纪末已经划分出多样性的救助形式，家庭、社区团体负责照看穷人和病患，如果疯人也属于病患，那么社区团体和家庭就必须确保回家的疯子不会对普通人的安全造成影响，必须保护社会不受疯子的破坏。但是这种完全没有执行力的个体责任非常脆弱，不值得被予以重任。要么恢复违背布尔乔亚尊重个体自由的古老监禁体制，将疯癫与罪恶等同，要么重新裁定疯癫的地位和它的居住空间。

当监禁体制被视为毫无效用的敝履后，能够压榨出利润的劳动就是最有价值的诉求，一些人开始梦想出很多惩戒疯子的完美场所，像是一些精心设计、结构严谨的几何地狱，铺满大理石的四壁泛起冷酷的光泽，他们睡觉的地方是只够容纳伸得过去送食物的手那样逼仄的空间，那里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它自我闭塞，罪恶就是它的养料。但它们也存在一个利于人类的价值观点，无理智的恶棍可以在里面从事着最低贱、最危险的化学工作，将自我罪恶转化为温顺而精致的现代手工艺品，它们迈向死亡解脱的每一步都可以转化为曾谴责它们浑身都是缺陷的正常社会所需要的有益贡献。它们只配拥有失去昼夜的劳作和精确量化的刑罚。这个微缩于视觉中的恐怖地带住满了精神变态的人群，像是一个社会的倒影，映射出与人类幸福的道德生活背道而驰的阴翳面。疯人必定要以遭人排挤的悲惨处境换来正常社会对它们的原谅和救赎，至死方休。这个神话般的道德炼狱被认为是对疯癫的有效净化，同时它还可以收获完全归院方所有的经济利益，至于疯子，他们可以得到一张能净化其罪恶的道德证书，这张夸张讽刺的道德证书揭露出了在这个关系中的布尔乔亚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全部秘密。在这样纯粹梦想的恐怖世界里，利益是人性裸露而出的唯一真相。疯人获得的唯有在死亡和道德上的强制服从，他们身上所有的妄想的真相只会被正常社会窒息直到化归沉寂。

这个时代的人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掌握疯子使用自由时的良好分寸，疯子像儿童一样无法自我照料，怜悯心组织起人类的援助行动，但疯子在暴躁时所展现出的凶残很快就会使人们的同情转化为令人心碎的恐惧，难点就在于需要在对疯子的哀怜与畏怯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的道路。曾经臭名昭著的恐怖收容所只考虑安抚民众的惧怕心理而将疯子与社会隔离，但如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人们要求作为自由人的尊严。当初也设想过由富人们提供资源建造一个家庭式的照管模式，受益人不必付出任何金钱代价就可以安顿病人，可以在每个乞丐收容所开设一个处理疯癫的部门，对所有形式的疯癫都一视同仁的照料。但在这个文献里只能发现犹豫不定的设想，一方面尽可能隔离疯子在家庭或乞丐收容所中的单独部门，另一方面又奢望着医疗上的救治。如果家庭无法监护发狂的疯人，那么他只能被送进监禁所，他可以在监禁部门得到治疗，但治疗本身却杂乱无章，没有针对疯癫的真实医疗理论，治病无从谈起。也即，18世纪承接的古老医治方法最多只能暂时抑制疯病的发作，一旦疯子不受控制，监禁又会回头将其宰制。

医疗彻底介入疯人群体的契机不是依靠外部设想，而是就在监禁所内部观看疯子的表演、使他们倾吐他们的秘密真相，要在能具体把握疯癫的时候它们才会具有医疗上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寻求来自雅克.特农（Jacques Tenon）和卡班尼斯（Georges.Cabanis）的天才思考，他们认为除非耗空所有资源都还不能治疗疯癫，否则就要继续为疯子争取医疗权利。但疯子的自由必须是在有组织体系的架构之中，纵然这个空间仍然是一种封闭，但它可以朝向内部开放，在有限的自由中获得满足、精神回复平静，使疯子可以在不受到残害的情况下完整表达它自己。这一重大发现对精神病医疗史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新的思索方向开始沿着疯子的狂怒只是一种可经由人们调解的温顺兽性的方向前进。雅克.特农表示出他对待疯癫的理性范本：疯子在一个划定的空间中可以不受规约、可以自由走出病房和长廊去花圃散步，他们压抑的情绪可借助有限的自由而得到释放，幻想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可以飞驰在广袤无垠的世界里，对肉体的无情捆缚只能激荡起病人无所顾忌的复仇，监禁对疯子的虐待反倒是加剧了他们的狂暴，而把自由还给疯子却能使他们主动冷却自身莫名的激情和妄想，自由吊诡地反而比锁链更能束缚突破边际的想象力。经过这一认识上的转变，监禁就具有了能令疯癫自我泯灭的高贵价值。但监禁演化为提供疗养功能的场所并非是外部医学或博爱主义的强行涉入，而是产自它内部的监禁意识的重组，抵抗疯癫向外侵袭和维护治疗疯癫的主题在此处和谐地融为一体。

对疯癫的追问不再是以理性、秩序为准则，而是强调个体自由和人的尊严，任何强迫服从都必须建立在不伤害个体自由、不违反正义律法的前提之下。人可以享受造物主赋予他的各项官能，只要它不危害他人的安宁或伤害他自己，他就有权利抵抗任何理性社会对他施加的惩罚。曾经的疯子被剥夺掉的自由被认为是一种司法上的后果，而如今它被卡班尼斯重新解释为自由就是人性的本真。如果一个社会支持国家保护个体的本真（个体的本真始终生来就带着不同于他者的异化性、独特性），那么对如何良好使用自由、对自由能在何种程度上不遭到禁止就得谨慎定夺。于是，询问、观察疯子知晓其状态就是首要任务，法官、医生、警察和狱卒守护在拘留室按照他们的不同角度观察着疯人的一举一动，此时的监禁体制成为了勘测疯癫的手段，监督人不断调整着观察疯人的视角，他们收集、增殖着对疯癫的认识资料。造物主赋予个体的自由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为此监禁只能作用在那些对他人或自己存有潜在危害的疯子身上。正义不再是依靠对人性的束缚建立的铁规，它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遭到盘问和限制，不是它可以随意限制别人的自由，而是人们开始限制它本身，它压迫人的自由的部分将会坏死。非理性与理性的对抗消失了，而自由与正义的角力才刚刚拉开序幕。卡班尼斯的理念继续向前探索，他要求重建、重组只收容疯人的机构，入院手续必须由医生开出一份合法的凭证，凭证上还需要两位及其以上的见证人签字，再经由治安官审夺。医生的证明并不是万能，但只要有这样的手续，只要病人是真正的贫困无依，那么收容所就必须接纳他。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观察期，这个任务指派给卫生官或看护人员，他们对疯子设定一个观察期限，在这个期限内，要么疯子开始发病，要么就是不存在异样。如果不存在异常且病人要求出院，那么即使院方怀疑病人很可能是处在一个意识清晰的间歇期，也即他很有可能还没有抵达发病的时间，那么只要他提出离院的请求，则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他的自由。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医生开具的凭据并不是最终有效的东西，真正能掌握疯癫的实证知识的人只能是来自可以观察疯人的监禁内部的力量——守卫。

主管部门每天巡视收容所，详细记载对疯癫的观察情形，在这个观察的日记里，呈现的是诊断信息、尸体解剖和各种治疗形式的效果。曾只是充当奴役角色的疯人如今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它的多样形态，无论是外界还是它自身都已经对精神错乱的主体解除了危险的武装，它因为得到了拆除冰冷铁门和镣铐后的自由而变得更能疏解自己的情绪，它狂乱的心神现在只存在于与观察它的人之间的沟通之中，它以一种客观中性的姿势与理性展开积极对话，它被当做一个可以驾驭和观察的对象，它已经被理性抹平了它最原始深沉的隐晦区域，人们使用语言捕捉有关于它的客观真相，当语言侵入了疯癫最敏感的肌理时，它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对它自己来说却又是一种被理性涉入后的异化。社会因此获得了疯癫多样性的档案，可以为今后相关的哲学思想与医学知识提供逐年更新的素材，为人类精神疾病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认识库。

监禁的终止为疯人进入公众视野提供了机会，现在它携带了一系列牵涉自由底线的问题质疑着现有的司法概念，人的个体化自由总是包含了千变万化的情状，如何防范、识别、惩罚变态的自由是一个当务之急，而这个任务又由于人们要求拆掉行政和执法含混的不清的警察总署以确保公民不受其危害而成为了公众可以参与执行公民权利的领域。巴黎每个区有五个连队，只保留一个连给警察执法，其余四个连的权力交给公众监督。于是，对社会上各种非理性的自由加以裁决的权力就落在了公民身上。古典时代的人们是先于一切理性分析对非理性行为立即做出指认，如今公民对不正常的决断却是在行使他的政治权利。1790年，家庭仲裁团被合法地建立了起来，它不单是为国家减轻仲裁负担，而且还能保证不受国家机器垄断的警察权力对个体自由造成损害。利益纠纷、淫狂浪子、发癫行为等冲突、神经错乱，所有因冲突或缺陷造就的非理性行为都交由家庭法庭裁断。但是在这种小型裁断团的运作过程里人们又发现其缺失太多，无法肩负起过多的责任，当时真正被法院认可的只有四十五个案例，其它大部分纠纷的判决并不被认可。但它的形式依然有一定的意义，这是首次人们把与疯癫的对话带进了公众可以辩论的领域，使疯癫暴露在日光之下供人谈论分析。

Jacques Pierre Brissot.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德.Théorie Des Lois Criminelles.《刑罚理论》

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与众不同的心理和行为，我们很难判决一个过度享用它的人是罪人， 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德（Jacques Pierre Brissot）在其著作《刑罚理论》里指出，丑闻才是消减罪恶、抵消惩罚的最好门径，因为它不造成任何肉体上的伤痕，还能限制自由的过激，预防罪行的发生。对他人造成伤害可以被刑罚处置，但生根在人内心的邪念、败德在没有驱使人做出实际恶果之前，我们都不能对其施加惩治，而借用与道德对立的丑闻意识却可以良好地维持一个人对自由的使用限制。曾被扔进黑暗深处的人最内在的秘密现在却透过光线长期生存于公众的言谈之间。人们要求探索、公开作为人的内心丑闻，对它加以研究辨认。于是，一整套心理学的结构就开始缓慢形成于公众道德意识的审判之中。

家庭式法庭消失了，留下来的是陪审团制度，这个制度代表的就是道德的公众意识，他们背后是整个民族追求个体自由权的共同价值观。陪审团制度以人之自由和道德义务取代了严苛的律法，他门的辩论将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疯癫。疯癫开始被两类尺度反复权衡，有时候甚至达到不可调和的阶段。一是以司法态度惩罚罪犯，二是对罪犯心理动机做出的考察。个体心理学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来自布尔乔亚社会权利意识对自由多样性的丑闻的重新认识。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除了行为上的丑闻，还有它隐藏最深的秘密。它的秘密只是妄想和错误，而它的丑闻所揭示的也同样是不被公众接受的非理性行为，当真相被戳穿之后，它和疯癫的关系就有了深厚的渊源。其实早在监禁惩罚时代就已经昭示出这个渊源的近似性，疯癫的精神语言与罪行的暴戾动作都混同在非理性厚重的夜幕之下，但是直到公众意识的觉醒，我们才会发现两者是出于同一类心理机制，它们不仅仅在地缘上存在近亲性，在虚空的系谱上也具备临近关系。

心理学终于开始诞生，它的显现基础就在于公众意识被召唤来作为疯癫的普遍裁判者。当心理学拉近了罪行与疯癫的距离后，为疯癫找出切合道德价值的分类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一个名叫布尔乔亚的男人因为一名妇女拒绝给他钱而将其杀害，他的家人以他一直挥霍无度、不时表现出疯子的举动、可能患有精神障碍为由要求得到减刑。法庭指派法医对这嫌疑犯进行检查后确认他可能患有精神疾病，遂于1783年送监至比赛特院强制收容所。在这个激情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心理痕迹与死刑之间的矛盾。他犯下的应该是一个极其严重、价值绝对的罪行，他并没有被视为无辜，而监禁他的判决不如死刑，这只可能是一种恩惠。也即罪行的性质保持了完整性，但疯癫却可以减轻惩罚。于是，精神错乱就在这个主题的四周摇摆不定，罪行的意义和判决的结果陷入了质疑。1792年，一个名叫格拉的男人撞见了他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正在通奸，他狂怒着杀死了妻子。这个死刑案例是历史上第一次有陪审团参与的激情案件，同时它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因激情谋杀与精神障碍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辩论。这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年人犯下的爱情罪，他的情爱就像是一个人在阴影里做着不受任何理性禁绊的诡异动作，他的心灵是一颗唯有将自己投入狂乱活动才能想象自己被满足的空洞，这个空洞里只有撕扯一切的蛮横、不能平衡的暴躁和使人晕眩的盲目幻象。如果我们从他的张狂行为上得出一个源自心理的狞恶，进而也就消隐了它的犯罪现实。那个在古典时代被放逐到辽远边界的古老力量如今被人发现深处于人的内心之中，那是任何道德、幸福都所无法触及的灰暗物质，浇固着他最委屈、最孤独、最深刻、最僵化、最不妥协的倔强。这是人的肉体上最原始无辜的真实天性，人们在这个时代对它的认识形成了在古老的道德秩序中的主要矛盾，也即一切来源于人内心的天性秘密都是无辜的，是清白无罪的。剁死贪恋腥秽的妻子，在那个宰杀的动作发生的同时，他已然堕入一个任凭激情独揽肉体大权的宰制之中，已经癫狂的人不能真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不可能把死刑判落到他的身上。心理学质疑着刑罚和罪行的意义，但心理真相只有在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才能定论他的无罪，它可能还需要另一种道德指标，这个道德属于常规道德中的一个另类，他的清白在于对通奸的不堪忍受，对不忠不义的怨恨俘获了他。不忠不义在道德上本就受到指摘，所以他的罪行实际上是携带了一种极端的、堂吉诃德式的复仇美德。这样，他在美德上就不能受到批判，他敢于以鲜血洗净罪恶，它表达的行为不过是民间民俗所欣赏所承认但社会无法实践也不敢倡导的一种侠义精神，这是大部分人心中赞同却不敢开口认可、为了利益而拒绝给予其地位的另一类道德。布尔乔亚社会不赞成偷窃、欺骗、有预谋的犯罪、本性邪恶、教育恶劣，但它的根基使它无法否认发自一种道德情怀所造成的犯罪，没有人能保证当自己在某一刻陷入重大的道德激情爆发时还能克制住自己不去犯下罪行。于是，这样的凶手就应该得到陪审团的同情，应该酌情减刑。在此处，我们可以看到疯癫在罪行上被划分为了两种面相，第一种是完全变态的罪恶，它产自最无耻低贱的灵魂，它和道德世界彻底脱离，只在妄念中谈及它的野心，这种罪恶绝不能得到原谅。第二种是契合孤胆英雄情结的正义理念，只有这种罪行才能缓慢得到进入理性世界的可能，能使理性尝试去解读，其罪责可以得到减轻，审判也变得更显人性。

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占有了疯癫的肉体，它把自由和正面意义还给了疯子，使疯人的性情能得到光照，人们摆脱了混淆，解放了疯癫。同时，理性又在疯癫的周围建立起一个保护的结构，不但保护了疯人的自由，还使理性可以在尝试与疯癫沟通的时候又不会受到它的威胁。疯癫的解放和保护有五条线索，它们是：1.废除混杂非理性与疯癫的监禁体制，筑造一个利于疯癫谈论自己的有限监禁的场所，2.医疗全面介入疯癫的观察和医治，3.疯癫获得自我言说、自我表演的权利和被人公平倾听的机会，4.疯癫成为认识主体，成为被观看的客体，它在心理学上成为激情、暴力、犯罪的人之真相，5.认可疯癫背后的心理机制，依据道德立场划分出不可饶恕的疯癫与情有可原的疯癫，为其建立无责任的判定系统。

精神医疗的实证论正在悄然来临，这不是知识上突然插入进来的新观点，而是认识到我作为观察疯癫的人，我不可能发疯。识别疯癫和为其建造保护空间彼此交汇于一体，形成了一个我不发疯的意识。从我不会发疯出发，使疯癫被认识成为了可能。疯癫不再是令人恐惧的问题，不再是被扔进监牢闭塞其耳目不闻不听不看的罪恶，它被感知为每个人最内在的部分，形成了可被人制伏、可被人认识的精神病实证论的核心，为今后19世纪钻研的人格、记忆、意志的病理学奠定了根基。精神病被当做了客观对象臣服于疗养院的认识，它许诺着一个可被外界围捕的知识领域，但因为它的特殊性，客观认识只能徘徊于疯癫最棘手的隐退区域，理性越是尝试向前趋近，疯癫就越是向后隐藏。但无论如何，它已被划定在精神病的范畴里等待着客观理性的问候。

精神病院的诞生

疯癫的解放流传着两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神话传说，一个是在18世纪末法国恐怖统治时期匹奈进入疯人院巡视，他解放疯人的手势具有开创的意义，另一个是英国的建立乡村疗养院的慈善话语。一方面，这个世纪末誓言杀光所有共和国的敌人的政治人士库屯接待了巡视比赛特院的匹奈，匹奈要求解开镣铐还疯子自由，库屯无法理解这个行为，他认为只有发了疯的人才想要为这群畜生松绑，匹奈说我们坚信这些精神病难以对付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不公平地剥夺了自由、空气和食物。在另一边，英国乡村疗养院的设计也正在进行，这是一个理想的场所，此处光线明朗、土地肥沃，给予患者封闭式的自由。它见证着理性对疯癫的仁慈。我们以人类对疯癫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妥善、仁慈的方法为疯子通过社会募捐的形式建立起一个不需要患者支付金钱即可入住的庞大疗养机构。

英国曾推行过转移法案（安顿法），要求教区把非属本地的穷人、病人和疯子运送回其出生地，但安顿法带来的各项问题却遭人诟病。按照律法规定，慈善机构不能援助他，没有哪个穷人愿意离家乡那么遥远，在异地患上疾病却不能在此滞留、不能得到照料，却要求在无法支付长途迁徙的费用时被强制送回需要长途跋涉的家乡。到了18世纪下半夜，英国的政策开始倾斜，越来越倾向于支持私人慈善募捐，基金、保险组织正在成立，然而在这一百年前，公谊会社就已经在从事援助的角色。会社依靠社会募捐筹措基金，专门服务其会员在发生不可控的疾病时伸出援助之手。这个组织曾经屡次三番与监禁产生争斗，他们所争论的焦点落在疯人身上，他们确信人类无法证明当一个人开始思维奔逸、长篇大论、狂言乱语的时候，他说出的究竟是疯言疯语抑或是圣灵显现。1791年，一位教派的女性成员被送往离家乡很远的精神失常收容所，家人委托公谊教会代为关照其生活，然而狱卒拒绝教会人士前往探监。随后不久因为该疯女被折磨致死而引发了人们对如何改善这类机构的反思，如果教会可以建造一个适于疯子居住的有益环境，会员就可以自由照看其饮食起居，避免他们被过度虐待、糟蹋。1793年，英国通过新的法案，法案允许一切私人性质的捐赠机构可以自由成立，法律支持类似像公谊会社的教派组织。1795年，安顿法被正式废除，大量新组织成立起来，行善从教派延展到了私人公司，非属本地的穷病患可以在当地接受他们的无偿援助。在英格兰的约克公谊会社在1793年发动了一项乐善好施的捐赠活动，他们在乡下规划处一块地皮，将这些资金投入到一座精神病疗养院——隐卢的建设当中。

隐卢坐落于没有工业废气污染、乡村肥沃的土地上，从没有任何遮挡的窗户一路延伸的南方怡人风光尽皆展露于视野可及的空旷范围之内，疯人可以在耕地、畜牧、果园和农庄中尝试简单的劳作，自然气息可以平息人的欲念、寻回理性。英国人为疯癫所下的医学名词是insane，意指失去判断力，而法国的aliene则是表示精神方面的错乱，前者表达的是废除，而后者昭示的却是暂时错位，还有纠正的余地。突克的理念更倾向于后者。他认为疯人没有失去理性，理性是人身上固有的逻辑，它只是被社会关系破坏，暂时隐藏了起来。依据想象的自然补偿机制，人身上潜藏的理性可以被规律循环、季节往复所激发、唤回。这个诞生于自由结社理念的疗养院维持的是一个父权家庭的模式，在父亲威严的形象下，病人与监护一起互动形成广大的友善社群，维持他们正常运转的纽带在于严肃而公正的引导，病人对这个无私的权威家庭抱有依附、柔顺和崇敬的心理，因为它模仿了宽松、仁慈但不纵容的严谨家庭环境，使疯人能够寻回失落已久的归属感和安稳。曾线性划分疯癫与理性的监牢逐渐被简单的自然辩证所取代，它神话般的治愈能力囊括了哲学思想、道德经验和为人所梦想的纯净形象。模仿出的家庭关系远离了正常社会无止尽的喧嚣和烦恼，排除了复杂的利益交换的社会关系，再把道德价值融入到这层关系里，疯人被带进了刚由自然发展到社会时的初生状态，文明还处在懵懂时期，人也还没有在社会进展中积淀出情感困扰，疯人终于在人类最童真单纯的幼儿时代里找到了宁静。这个神话式的居所冻结了时间、延缓了历史，推动丧失活力的疯人修补自己瘫痪掉的内心并找到自己最真实的本质真理。

跟疯癫在英国的解放水到渠成相对，法国的情况却较为麻烦。1790年法国下达了建立新的大型救护院的法律，但是往后三年这个命令也并未落到实处，由于革命的爆发、监牢解体，比赛特院除了塞满老年人、穷人和病患，还窝藏有触犯政治的哲学家、改革家、宗教人士、流亡者、落魄的贵族和从全国各地分批次抵达的疯人。过度聚集的人群容易导致疾病，于是医疗终于涉足其间，对病患开放持续的医学治疗直到他痊愈为止。当病人恢复正常健康后就会自由离开，不会遭到囚禁。医疗功能被明确地导入到了古老的疯人院。此时，匹奈被委任为比赛特院的首席医生，经过他的长期观察，它发现疯子并非是不可接近的野兽，导致他们发狂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和身体病变。匹奈解放了疯人，他把疯人聚集于一个混杂的地带，因此对疯癫的辨认变得更加的困难，但又由于各色人等掺和在这个场所里，医疗得以介入，使疯人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认识。

当库屯把疯人当做只配自我毁灭的牲畜时，这个意识就已经揭开了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残忍癖好。疯人没有完全丧失人的理性，而库屯作为理性的人却在自己清醒时刻对凄惨无依的疯人说出如此灭绝人性的话语。如果疯人身上的兽性是逼不得已的病态反应，那么库屯的疯癫就是以正常人的身份在自己意识清楚的情况下对疯人进行驯兽处理的过程。当库屯带着匹奈巡视监牢时，发现一位被铁链捆绑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英国军官，他曾拼尽全身蛮力举起锁链将靠近他的佣人当场砸死。匹奈并不害怕自己会被当成罪恶的牺牲品，他反而主动靠近这位失去自由的疯人，他轻声细语告诉疯军官，只要他保持镇静，就可以解开重压在他身上的铁链，而且还可以让他自由出入去到庭院散步。疯军官听懂了匹奈的话，他保持着大脑里最后一丝渴望光曙的智性。于是匹奈解放了他，当锁链落地发出沉重的声响时，疯军官已经兴奋得忘乎所以，他雀跃得就像一个孩子那样径直奔向庭院去享受自己的天性去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的狂怒没有再发作过，每晚他都睡得很沉很香。他甚至在院内成为了一个有用的人，对其他疯人发号施令维持纪律，以管理者自居。除了疯军官，还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依靠忠诚度唤醒神志的著名例子，他是士兵施万结。施万结是个酒鬼，患有妄想狂，匹奈却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正直、卓越的品性。匹奈对施万结解除束缚后，匹奈要求他展露对待赠与他自由的人所应有的忠诚，于是在施万结身上隐藏的忠厚、服从的品性被激发了出来，坏掉的脑袋因为有了一个值得被托付信仰的对象而变得正常起来。军官因为荣耀而被治愈，士兵因为忠诚的需要而被拯救，纵然他们的精神都并非完全健康，脑海里还残留着狂暴的印迹，但他们因为解除了重压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桎梏从而在恍然间感受到了轻松自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他们的理性。精神病疗养院使对疯癫的治疗在理性范畴内延展，在这个过程里铺满了最纯情的道德和社会主题。在共和国暴政时代，人民被政治的激情、革命、暴力和野蛮俘获，整个社会沉浸在失控的无理智狂涛中，为了满足他们的自由，疯人被像野兽般对待，尔后的疗养院营造的社会结构更像是一个人们所梦想的场所，它斥离了所谓正常社会为了利益所展露出的虚伪、嫉妒他人、贪婪成性、傲慢不尊、奸淫妄邪、攀比竞争和仇恨杀戮，它宣扬着人与人之间最平等的尊善、荣誉、正直和勇气。这是一个社会的理想形态，疯人不再被当做罪恶的异端，当他们最珍视的情怀被众人欣然接纳后，也就使自己进入了一个理想社会关系的模拟情景中。精神错乱并没有消失，但温情、不含伤害的人际氛围可以助长疯人维持理智的信心，在一个纯净的道德生存环境里疯人可以寻回失落已久的作为人的位置。

无论是匹奈还是突克，他们都预设了疯人身体内的理性并未丧失，如果病人扔怀有理性，那么就可据此找到一个可以医治的据点，由此出发开创符合人性观点的疗法。在英国隐卢疗养院，宗教德性也组织着疗养精神的世界，它扮演的是自然的两种形态：舒畅和规律。通过日常性修炼宗教训诫，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然深度、舒缓的情绪，同时又因为训诫具有的压制作用，可以在疯人的心理上建立起对不受束缚的念头的抵抗，长期浸润于良好规守的环境，宗教德性就会生根在心灵上成为自我的本性。之前我们提到过极端的宗教情节会诱导人朝向疯癫开放，这是因为宗教的幻想形式令人心生迷恋，如果病人能排除掉幻想，只保留宗教的道德操守，它就像是依然在疯癫内残存的理性，是最接近自然的事物，它环绕在疯癫四周撩拨、引导、警醒疯人的幻想，使疯人维持在一种因偏移成规而良心不安、不断遭到宗教律条谴责的情景之中，以此自动摆正心态归回正途。

疗养院提供了舒适安逸的环境，供给疯人最大限度的自由。疯人已经意识到只要不破坏院规，他就有享受生活的权利。即使在某些时刻疯人不能扼制自己偏爱发狂的冲动，他们会浑身激动得颤抖、长时间嚎叫、乱骂他人、惊吓医护，但只要管理温和而严厉地警告他们即将面对失去自由的惩罚时，疯人多半都会自我克制、消停。院内弥漫着一种道德责任感的氛围，每个疯人都会不自觉地遵守教戒，因为他们默默清楚发疯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废除监禁建立人性环境，再把惩罚作为一种恐惧意识输送到疯人大脑内，使其自然形成分辨对于与错、好与坏的思维习惯。行动上的拘束消失了，拘束的心理意识却在疯人内心自发地茁壮成长了起来。

院方除了让疯人简单劳作、辅助疯人建立自我惩罚意识和让具有高智力水平的抑郁患者学习数理、自然科学以外，一种饱含长辈肯定其生存价值的善意、尊重的目光也很适合疗养身心。每个人都有这种受人重视的需要，它是人类精神获得满足的常规原则。为此，院方曾组织起一场英国式的高贵晚会，每位疯人都精心打扮盛装出席，席间提供最漂亮的菜单，疯人受到最尊贵周到的服务，每位疯人都在争奇斗艳、竞相表现出自己的彬彬有礼。而在这个空间里隐藏了一道审视的目光，它评判着哪些人举止大方得体，哪些人则泄露了疯癫。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感到惊叹的场景，它使疯人掩藏起自己的笨拙，集体参与一场高标准的盛大晚宴，每个疯人都因为切合时宜的伪装而感到十分满足。但疯人始终是异乡人，疯人想要发狂的冲动总是受到来自理性的威胁，疯癫被纳入了一个赏罚体系，正常人以疯人可以展现出的表面现象来评判他们的理智，赋予他们的社会角色搭建起疯人与正常人相互沟通的桥梁，机械化、流水式的优雅面具掩盖了疯癫的本性，但理性社会所接纳的就是这个刻意维系、表面矜持的身份。

最后是语言责难，当疯人变本加厉对发狂不加抑制时，监护人就该用言语呵斥，这不需要靠暴力干涉、不依赖工具束缚，只用正义目光搭配犀利言词就能降服疯人。疯人就像是未成年，是童年的恶作剧，其体内贮存了过剩的无限活力，并且疯人总是危险地使用它们。疗养院监护们以长辈的身份在通过语气、言词、目光斥责幼儿们犯错的同时还蕴藏着鼓励他们克服障碍的善意。疗养院家庭具有原始、尚未遭到文明进展损毁的精神医疗价值，疯人的未成年心境要求家庭监护，威严的父亲形象和宗教德性可以满足他们的父母情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生存方式。疗养院是一个封闭场所，它隔离了外面世界的社会演变，建构成了一个不适应社会进程的断绝环境，它只保留最自然古老、最纯真澄澈的人类情怀。

在法国这边，匹奈认识到疗养世界应该排除宗教力量，宗教狂热分子也不应安排在疗养的行列，因为他们自认得到神启，而且不停地拉人入教，宣扬超越常理的恐怖景象。宗教描述的未来交织着地狱、魔鬼、惩罚的概念，容易挑起激情让人思维奔逸陷入幻象，并且无可救药。匹奈建立的疗养机构比突克的理念更复杂，它更像是一个立法机构，用来揭露一切与社会美德相悖离的东西，用各种根本性的道德去支配疯人的行为，召唤偏疯人那离航线的为人的真相。匹奈提出了三个主要的道德操作：1.对自大狂、妄想狂采取漠视态度，这样的疯人总是在人群里表现得言辞激烈，他们疯言疯语激情澎湃，他们态度傲慢自视甚高，一直以来这个疯人形象都是疗养院中最令人乐呵的景观质之一。对待他们无论是鼓励亦或是打击都是无效的，最佳办法是直接漠视。冷漠的态度比禁锢他的镣铐都还能令他倍感羞辱，他知道自己已经遭到遗弃，其惊世骇俗的表演也就失去了助涨他狂妄形象的群众基础。他宣扬的是他人对自己的压迫和残害，他深深明白自己是一个清白无罪的癫狂天使。但现在，一个不被大众认可接受的疯人形象被静静地丢弃在无人问津的阴暗角落，他慌乱于没有人再迫害他，他也完全自由随性，他越是得寸进尺面露张狂，观看者就越是倾向于向后隐退，没有迫害者显现，没有压抑他的敌对目标，更没有回应他的人，如果说酷刑造就了疯人的荣耀，那么得到解脱后无人观看他的伤痛则成为了他最虚幻的屈辱。于是，他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转换形象以便靠拢大众。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没有停止与疯癫的交流，到了监禁时代，疯癫被迫保持沉默，但其猖獗的语言活动并未消失，它压抑在疯人的心中试图冲破牢笼，然而到了疗养时代，疯人已经被解放，它就感到自己失去了发疯的理由。当弗洛伊德尝试对疯人进行精神分析时，我们不必惊讶于疯人的自言自语其实都是在陈诉自己违反常态的事实。2.递给疯人一面镜子，让他们使用简单推理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非理行为。曾有几名疯人都自认为是某一位明君，监护只需要私下告诉每一位疯人应该对自己是国王有足够的自信，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国王，他们都会认出你。疯人被带入到不靠争辩而依据从对自身的认识开始逐步发现理性的轨道上，这个过程是以语言诱发他们独自理性思考，仔细观察其它疯人，思考出一个别人不是国王而是疯子的理由。当他经过理智分析发现别人不是国王，确认别人是疯子之后，监护再适时引导他去想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国王，那你为什么不发号施令解除自己的拘禁呢，为什么自己会和一堆疯子混在一起呢。给疯人一个参考，拿其它疯人不符合理性最后沦为他人笑柄作为例子让他因为感受到丢丑而震撼。疯人从理性的镜子里无情地观看到他自己的荒诞无稽，不用直接揭露他们，而是通过利用疯人的傲慢逐步使自己的虚幻不实显山露水，让其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个疯子。3.疗养世界应该有司法审判的意识遍布其间，因为疯人的精神世界里对法官和刽子手是感到胆怯的，疯病发作时，常规的镇压手段用来令疯人克服他顽强的障碍，但必须注意时刻提醒疯人一切强硬的言语责难都是为了他的健康，要让他感到自责和内疚，适量恐吓疯人确实可以构成治疗中的一环。

医生也是作为匹奈治疗疯人的重大结构之一，医生在疗养院的作用并不是他怀有丰富的医学知识，而是医生可以给病人一个威权、正义的形象，这种形象可以自动赢得病人的尊崇和信赖，病人自然倾向于顺从医生。也即，医生扮演的实际上是父亲或法官的角色，在疗养院里他的医疗能力被暂时搁置起来，重要的是以医生的眼神、动作和语言建立起一个家庭活动中心，医生与患者表现出了长辈和儿童、裁决和惩罚的道德关系。正因为如此，医生才自动拥有了近乎魔术般的治愈能力。这种务实手法后来被实证主义囊括在整个精神医疗的范畴内，连医生自己也不清楚这股力量的源头及其意义。精神医疗再也不是医学中的某一章节，它开始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纵然人们依然试图找寻精神病的器质性病灶、分析遗传体质引起的病变，但没有医生想要摆脱这种类似奇迹的医疗风格。病人似乎很乐意接受这位代表公平正义的化身，他们在医生身上寄托着自己理想的完美形象，如果病人期待自己能够痊愈，那么医生就是他们唯一值得托付信仰的对象。这个源头其实就是18世纪末精神病疗养院在无意间发明的落实在医生身上的道德策略，虽然它被后来的实证主义遮掩，但在这之前，它一直非常普通地保留在疗养院的生活仪式之中。医生在病人眼中始终是一位施展魔法的术士，但病人在医生眼里却显得怪异不解，医生不承认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古老魔力，因此必须厘清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病人恢复了理性。在后来实证主义的辨析下，这个力量的源头被认为应该由疯人负责。疯人的疯癫是否是虚假的？医生对疯人的说服似乎是建立在某种虚构的剧情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巴宾斯基（babinski ）心理暗示的雏形也得以显现。如果我们依然无法掌握个中缘由，那么我们只能判断——或许——疯癫只是疯癫。

随后19世纪的整整一百年，精神医疗通通汇聚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他是第一个严肃观察疯癫发展后果的人。他拆除了疗养院建立的理念结构，然后把权力的指挥棒递交给精神分析医生，病患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这样的医生身上。但作为操控心理分析、为病人建立心理情境的医生，由于他集中了所有结构于一身，病患对医生完全着迷，他们为了满足医生很可能在无意识情况下编造、杜撰心理情节供给医生分析，这反而使医生失去了倾听非理性声音的可能。或许，精神分析可以破解某部分的疯癫，但它既不能让其解放，也不能窥探到一丝半毫的真相。非理性只会在荷尔德林、奈瓦尔、阿尔托与尼采的诗作之中光彩夺目，理性不能化约它分毫，它保持生命中最狂热、最奔放、最无耻的激情姿态，挣脱道德，抵抗监禁，远离精神病疗养院所谓的治疗，一路开向森林原野繁花盛开的自由方向。

人类学圈环

突克和匹奈只是将关于针对疯癫的旧有结构打散后重组，疗养院只是解放疯人的其中一种可能而已，事实上疯人的解放运动、疯人的自由一直以来就深陷在他们自己的生存领域里。劳神算计、怨恨不甘、人际伤害、放荡生活、暴饮暴食、好奇思考、贪婪无度、整日忧虑，这些通通都是理性甘愿堕入其间，这是它的基本自由，它冒险品尝，直到监牢出现又被审判和惩罚捕获，疯癫的自由就在这个阴森世界里徘徊不去，不曾消失。当理性试验这团令人眩晕的事物时，它只会逃逸，当它被目光凝注锁定时，理性不能找到它的半点踪迹，它只会在为人抓获的同时突然消失，只残存着令人费解的失控。从发疯的源头开始，他就将自己的自由逼近生命极限，他滥用了这样的自由，他主动放弃理性认为的真理，并使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理性的囚徒——反逻辑、反理性。突克和匹奈正是发现疯人在还未癫狂前、在它还来得及和理性沟通时却主动抛弃了使用理性这项自由。他们企图让疯癫在聚光灯下闪现，找到它符合理性的客观价值，肯定其生存要求，但真正能被理性掌握的却只是一些模棱两可无法言说的反讽：1.为了解开疯人的抵触情绪，疗养院提供了自由环境，但解除防备后，疯癫没有得到表达，它只是被调整到温顺状态，反倒是离真相更远。2.疯癫已经和罪恶脱离了关系，但理性又将它紧闭在供医学观察的因果决定论之下，它的自由失去了真相。3.允许疯癫不加限制地表演其自由意志以便理性能够做出客观评价，但它被引导到一个道德形象上——医生，疯人发疯的自由被异化为对某种道德形象的拜服。于是，疯人的自由只是在表层上运作，它真实的内在已被排除在人类体制之外。所以，疗养院的诞生并没有真正解放疯人，而是疯人自由概念的客观化。我们探查真相的手段已经落入陷阱，这个严重不对称的天平已倾斜到人类想象可以通过因果机制去决定疯癫的知识的那一边。从此，疯癫的问题不再是非存有，不再是兀自敞开通向永恒暗夜的窗棂。现在的疯癫只是医学的现象决定论，它只能在理性知识上得到歪曲和陈述。疗养院对疯癫的解放使疯人自动逃离了他的真相。从此，疯癫不再寓意人和真理的关系，曾经它是属于在现实中冥思到神魂出窍的人、是落魄在现实的异乡人、是人性之幻影、是勇敢直面惨淡虚无的真理人士。但如今，幻象已然消失，代之以饱满丰硕的明亮现实，这个现实是一个飘荡着各种人类制造的奇异噪音的世界，当它从疯癫踏回现实的这一刻起，他就已经成为了自己的陌生人，这便是——理性对人的异化。从艾斯基洛到珍奈，从莱尔到弗洛伊德，从突克到夹克森，疯癫在19世纪只是阐释自由所致的轮番波折，在疯人那精神废墟上缓慢下沉的事物将永远成为一个人类学谜题。

在古典时代，疯癫没有任何权利去操控语言表达自身，它的语言只是理性对它的揣测，是理性在陈述它的表征，它被当做是反例、医学种类、错误等属于否定范围内的负面证明。它在监牢里沦为阶下囚，也没有任何关于疯癫的文学语言出现，唯有荒寂无声在这个时代的僻静处暗潮涌动。到了18世纪末，拉摩的侄子以第一人称在文学里首次谈论自身，其语言风格充满令人不安的吊诡文法，这样的语言却正在向为人不能理解的真理迈进。到了19世纪，疯癫能够陈述的便是梦境中原始而古老的情感，它是人类本性中最不受羁绊、最隐匿、最私密的愿望。这场幻觉使疯人不断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慰藉，沉溺于愿望的疯人暗自敦促其精神在天空腾飞，像是在徐徐升天又像是在不停地下坠，它要么是精神下落到物质世界那一刻的窃喜，要么就是物质上升到精神瞬间的波澜。梦中的心灵不会顾忌任何羞耻，它一味在虚空里抒发自身的情感，一旦它抵达了人世间最难以抚平的孤独之绝境，就在这一刻，梦境开始翻转为某种世象的根源之歌，它扬天质问繁星点缀的夜空，星群沉默无言，它追问永恒起伏的日夜，日夜也不回应，它叩问内心的自己，却唯有费解的梦正在显现。疯癫在浪漫诗歌里的意象就在于它是开端或终结的语言，它说出了人之不可理喻的秘密真相，它既是无光黑夜里人性之堕落、人之死灭的终点，同时它也是人性之最初的清晨、生命舒展之光线。这不再是穿透文艺复兴时期宇宙悲剧性体验的语言，不再述说崩裂的山川大地和吞噬一切的兽性，如今它就是抒情诗里张扬而出的澎湃激情。内在即外在，主观即客观，死即是生，疯癫即理性，它不用描述世界的隐形本质，而是开始陈述人性真相。

每一个自称理性的人不得不在疯癫获得言说能力的时候倾听到自己与疯人之间相同性质的声音和潜藏在理性背后正在涌动升起的激情。理性在和疯人交涉时总是可以瞥见那些令人心生恐惧的精神深渊，不得不承认疯癫的召唤力是一种蛊惑人性的力量。疯癫的神秘语言和诡异动作可以在令人恐惧的同时挈带一切厚颜无耻横冲直撞的野蛮激情，其形象轻易就能震撼理性人士的心灵。疯癫形象是理性最无法掌控的隐患，它让人的思绪充盈着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它既是遭到现实机制决定的主题，同时也成为理性自我辨识的主题。与抒情诗不同之处在于，自我辨识要么抵制会让它遭到侵袭的狂暴活动，要么它也可以纵容激情对自己的肉体长驱直入，由此，它在对疯癫进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就不得不昭示出一些重大的二律背反：1.正：疯癫是肉体最急迫、最原始的欲望，它属于人的历史、社会、心理、机体等层面的幼儿期，疗养精神错乱者和养育儿童的技术没有什么不同。1.反：原始社会尊崇人的自然天性，此时他们的狂野并不被视为疯癫，而是在世界越发老化、越发向前发展的时候才让疯癫爆发出来——疯癫与人类文明不相容。摩莱认为疯癫是一种生物退化、朝向人性零点退演的过程，而艾斯基洛、米契亚则认为疯癫是社会进程中必然发生的自然现象。2.正：疯癫深陷于肉体机制的决定论，它应该是脑机能损伤，是物质病变。2.反：疯癫使得人的内在世界被揭露出来，一般的物质疾病没有显现出人之真相，而这个真相令人难堪到无所适从，其行径既恶劣又变态，既痛苦又爆烈，人性之劣根得以完全展露——现实不能理解疯癫。兰格曼和海恩罗斯认为疯癫是精神层面的变质，而史普兹海姆则把疯癫定位于是分化性机体空间的唯物论。3.正：疯癫不受责任束缚，原因在于其发疯的背后存在一套心理机制，要决定它是否无辜，应交给医学去界定。3.反：疯癫的形成来自完全舍弃利益衡量、无视一切枷锁、抛弃深思熟虑甚至不带任何动机，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其底蕴——疯癫徘徊在有罪和无罪之间。雷格诺认为疯人的有罪与否应该有医生定夺，而马克则认为无需医生证明，应由大众对疯人的行径做出立即评价。4.正：如同疾病并非是机体的完全病态，理性也并非在疯癫里完全沦陷，疯人也还残留着一丝理智，我们预设病人是存有一定理智的，以此为出发点寻找他的反常动机，再实施救治。4.反：疯癫与社会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没有理性，唯有理性人士才可以动用一切压制手段去消灭疯人心中那团无名的暴躁火焰——民主与专制永远不能握手言和。一方面是艾斯基洛的人道救治概念，另一方则是吉斯兰提出的涵盖监禁惩罚使疯人屈服的道德疗法。

某种串联起这一系列矛盾的隐藏线索正在形成，它是贯穿在各种科学性表达下的恒常的人类学思想，它既是这一切的构成基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动态变化特性。它使得艾斯基洛、布鲁塞、珍奈、布鲁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成为可能。这些结构完全替换了古典时代的白昼与黑夜、实在与虚幻、真与假的二元划分。它阐述的是人类学结构之基础—— 人是什么，什么是疯癫和什么才是人的真相。关于对人、对疯癫的认识就在19世纪中的三种疾病间摇摆不定，19世纪出现了一种可供客观分析的精神疾病，这个病叫做神经梅毒。它可以侵害脑膜及心血管区域，使人体脑膜和脊髓缺血坏死，中枢神经系统遭到迫坏，进而产生幻念和痴呆。神经梅毒造成的最严重结果则是麻痹性痴呆。麻痹性痴呆与歇斯底里症在19世纪形成了两个精神病医学的极端分界，歇斯底里症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因，它没有来由，显得像是虚假的东西，而麻痹性痴呆不但具有外显症状，其病变过程通过医学观察也可以对其展开阐释。此病被医学强势介入，它被定论于科学客观分析之下，医学不单单是消灭了它的抒情性表达，而且还掩盖了它的道德控诉。它只是一个被灌注到纯粹机体程序中的外部事物。在古典时代，疯人的谵妄纵然也会向人们外显出它的怒火咆哮，但它始终一直保有它最私人性质的自留地，也即，它有从不外露的精神内在性。但当麻痹性痴呆出现后，疯癫被摊开在自然和物质层次的认识上供医学探试，此时的疯人失去了主体的中心与妄想，失去了它原来本应具备的内在精神的整全。除了神经梅毒，还有道德性精神失常，这种疯人在大部分生活中表现出良好行为和判断力，但他可以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出猛烈失序的狂暴动作，甚至是杀人行为。他的疯癫究竟存不存在人之内在性的癫狂？这像是透明且无色无味的某种混乱思绪伺机潜伏平静流动在表面维持理智的人类形象的背后，暗中等待着走向决定性的狂乱时刻。这个病比任何心智疾病都更能揭露出疯癫的暧昧性：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外在形式。它的客观知识只能是由主体性涉入客观的那一刻才能得到科学的感应，从而进入客观世界。它之所以能涉足到这个过渡时刻，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依靠癫狂、用符合客观规律的精神错乱让理性人士发现所谓的因果真相。在这之前，疯癫的客观性知识是不存在的，如果那时候追问其本质结构，则只能发现疯人的语言只能是理性本身，疯人动用了理性使自己进入谵妄幻觉，以逻辑构建出令他感到完满的自然世界。而如今，人反而是理智地透过疯癫成为了具体而客观的被理性捕捉的对象——

从动物走向人，发疯乃是必经之道。

1：精神病安定器 2.神经梅毒 3.William (James) Norris chained in Bedlam.被铁链束缚、处于矫正中的疯人

19世纪的人以否定作为观察手段攫取疯癫的可能性，人格心理学将人分裂为两种性格、记忆心理学对人的记忆和遗忘机制做出分析、语言心理学关注失语症、智能心理学则一开始就指认疯人是心智不全。于是，它变成了另一个他者的自己，这时它使用的技术也就是源自人类的疯癫，这样，它必然会失去自身的真相，它已经不再是它自己——疯癫的真相唯有在自我被消抹后变成一个有理有据的所谓能够被客观掌握的东西时才能得到现实世界的理解。还有另一种疾病叫做单狂，病人各方面都表现得体、正常，但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他会突然犯下完全失去分寸的暴力罪行，他的诡异动作得不到原因解读，对自身无益，也不存在利益纠葛，甚至没有激情。没有目标，任意宰杀，只要目的达到，立即收手。犯下罪行后他可以立即恢复理智，变得无比镇静，在他脸上根本找不到一丝怨毒或复仇的表情。他不立足于任何动机与原则，宰杀的理由完全空虚，却犯下无耻而猖蹶的血腥罪恶。这样的疯人是否是精神病？这个质疑遍布在19世纪的司法审判和医学思想中，法医学、刑罚理论、疯癫论都在探讨它复杂的可能性，仅凭一个失序的怪异动作能不能判定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疯人或因为他在犯案时可能存在一种幽暗不明的连续性记忆因而应该判他有罪？或者，理性能不能接受一个人在某一刻可能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判断主体是否有罪应该是在他做出丑恶动作的那一刻在场的必须是他本人，而这样理智的人是不可能不顾一切去犯下会令他深陷于被剥夺自由的监牢的罪恶，驱使他犯下罪行的必定是一个和主体无关的、不能被理智化约的事物。但一个异化的程序却构成了决定性的结果，这里存在着犯案的连续性以及主体和自身之间的同一性的问题。理智和无理智、黑夜与白昼的界限已经消失了，代之以现代疾病——精神错乱加以描述。对这个矛盾的体验一直循环不休混杂在无限重启、不能穷尽、不能厘清的辩证法之中。关于疯癫再也没有必然对立的二元划分了，人们已经发现人的思想和行为既是他的真相又不是他的真相，他是独立的个体，但他好像又不是，他的主观性随时可能变成客观的东西，他因为不是他自己而成为无罪的个体，但又因为他是他所不是而成有罪的人。由于疯癫在人们对人的认识上发生改观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个认识的语言只能永远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摇摆不定。而在疗养院中，疯子也已经被异化为与理性握手言和的人，他们达成了一项允许光线驱散阴暗的和解，光线照射进黑暗时，疯癫就开始隐退，根本不能为人发现，人和疯子的联系比起耶罗尼米斯.博斯的着火风车和变异生物的画作要更加坚固，人和疯子之间既有根源基础又互不相容，两者也总是在对着彼此娓娓而谈，相互倾述着他们自己的本质真理。曙光把暗夜照射成白昼，暗夜却在成为白昼的时候回过头望向熄灭光线的深渊。理性解放疯癫后又把理性所认为的真相绑死在疯人身上，从突克和匹奈的疗养院变革的那一天起，人便能理解他是宇宙间的存在之物，他能够站在真实不虚的地平之上，但他的切实存在却是通过异化来完成的。

当我们穿越两百年的疯癫史后，心理学得以出现的历史也被描绘了出来。心理学是西方世界所特有的文化事实，心理学认识到一个人的身上既隐藏又彰显着人性的真相，天性自带心理学的人即是悟性人的后羿。但心理学的陈述是一种异化风格的语言，它深潜入最负面的人性深处，抵达了终极的爱欲与死欲、白昼与黑夜、永恒枯燥无趣的宇宙世界和轮回不止的季节循环所构成的极点，当到达目的地之后，再进行雷击般的哲学沉思。同时，它还带着对人的批判意识在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实在和虚幻之间寻找平衡调解的可能。

Francisco Goya.戈雅.The Yard of a Madhouse.疯人院.1794

疯癫不仅仅在医学上有了一个遭受误解的地位，它在艺术领域更显示出对投射到其精神世界里的禁令目光的敏锐警觉和对一切来自外界施加在疯癫身体上的庸俗理解的沉默反抗。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戈雅（Goya）在绘出大量高雅和谐的皇家画作之后开始探索真实世界的阴暗面，那时他双耳已经失聪，从对生命灼热的感情一路蜕变为以绘画人间阴郁世象为主。1794，他画出的《疯人院》（The Yard of a Madhouse）一画即是对人性的赤裸检视，在这幅画作中疯人的肉体被围困在充满禁忌、四壁泛出陈旧墨绿而敞开的天窗也照不进太多光线的屋子里。纵然整幅画都透出一种晦暗不明的阴沉，但我们依然可以很容易地窥视到疯人们的嘴角永远挂着的不可言说的无名冲动。疯人们痴呆般的谵妄表情与他们遭受皮肉之苦的残破躯体形成了触目惊心的落差，物质的人落魄凄凉，而精神的人却焕发出从未被这个流淌着屎和尿的污浊恶世所玷污的神采。疯人的背影在脚底聚集，他们头顶阳光、脚踩黑土，片刻不得宁静。他们的脸部都被勾勒出一种丛林野兽的表情，结实的肌肉线条鼓动着野性的自然活力。它放佛在昭告所有人这个阴暗世界的迷人妙趣，唯有对着这个毫无来由没有归处的世界发了疯才可以突破牵制。疯人们召唤着人性最初的梦想，像是从开天辟地以来他就完整地拥有着这天生的、美妙的、不可羁握的初生朝气。在戈雅的另两幅画作《荒诞》和《聋哑人之家》里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种疯癫。当戈雅变成聋人之后，他在著名的聋人居所的墙壁上绘出了大量骇人听闻的黑暗画作，似乎女巫的声音穿插其间，整个空间飘盈着扭曲的面目和邪恶妖术，它们共同唤起了人对古老世界的黑暗感知。我们也可以联想起博斯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中迷惑心神的兽面精灵，但博斯描绘的世界来自大自然最根本的诗意，一切疯癫现象都从森林、泥土和动物中产生，博斯的疯癫离不开自然的参与。然而戈雅的这两幅作品却只在单调乏味的黑色衬底中呈现，这种疯癫不似在监牢里被迫沉沦，而是把它植入一个没有背景、没有根据、没有起源的空虚之地，任何概念都不能标定这种疯癫的性质、形状和来源。1797年戈雅创作了新的画作——《理性的沉睡》（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这幅画暗示了人在黑夜里受到持续席卷而来的精神纷乱的摆布，这很像是奥莱斯特为了他心爱的人冒险谋刺国王皮鲁斯时所经历的三重黑夜，一个人在夜幕笼罩下完全释放出自己内心的感情，人在此时终于褪去他平时坚硬的外壳变得脆弱且易于倾吐真心，他与自己最秘密孤绝的东西产生了交流的可能。而在《理性的沉睡》里刻画的人却是面对黑暗束手就缚，冲击他精神的夜鹰和狮子对他展开着攻势，但他不准备陈述些什么，没有语言，他也并不试图做出任何反抗的举动。同样的，在《修道士》一画里魔鬼已经把爪子搭在了病人的肩上，但他只是一个不排斥黑暗的沉默者，他不需要倾吐隐秘真相，只对人可以做出的猖獗、反叛、乱来的活动大加赞赏。这种疯癫早已超越了梦境，它是比兽性都还要更加彻底的叛逆。如果一个人想要逃离终将使他垂死的肉体虚无，唯有扔掉面具、撕咬自己、挖出眼睛、使肉体上的折磨解体、摧毁人所建立的理性藩篱，就像《白痴》的主人那样发出刺耳尖叫，浑身超越常理般扭动他的身体，一路狂奔投向精神分裂的怀抱。

疯癫已经为人类建立起一个永恒的黑暗圈环，正是因为人会发疯的特性才连通了尼采等人那破坏性极强的诗性狂热，也是因为有了它的发言才促使了社会的公民权利，使现代文明走向健全。至于萨德在监牢里的临终遗言同样也表示出了对人类未来重大生存问题的关切。萨德重新发现了人性欲望之真相，他要在奸杀城堡中复活的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疯癫本就是自然生活的规律，疯癫是上帝的智慧手笔。如果你因为后天习得的人造概念而去主动排斥自然本性，那么根据自然补偿机制，大自然会根据你身上亏欠掉的部分进行精心计算后把报复施加到你的身上，也即人始终逃不过立即的欲望或延迟的自然复仇。一个人的疯癫要么是自然野性的表露，要么就是遭到阻隔后自然性的恢复。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萨德时代的以一种天真的想象为中心进行自我粉饰的哲学思想中充满了连篇累牍的陈词滥调，这样的哲思只能揭示出一腔虚无缥缈的空话。瑞典宪法草案就曾否定一切天赋人权、平等的概念，权力可以任意处置、屠戮、矫正平民，社会的建立不是保护自然的表达，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建立起一个反对自然本性的权威体制。这个体制建立的初衷仅仅是妄想其专制压迫的力量可以踩在自然的头上，威权自以为是地对自然进行大肆破坏，不过是期待能通过反自然的人为方式从中攫取更大、更富有的欲望满足。萨德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观而陈旧的关系应被立即解除，人究其根底不可能以自责自省的心理行径肯定作为人的自己，人也不可能以舍弃自然本性、破坏自然去建立更疯癫的所谓幸福秩序。就像黑格尔所断言，欲望抓挠人的急迫心情会将人抛入原始的自然世界，但这样粗狂的世界很快便会被规则社会所回收。人就在这个永恒重复的圈环之中无休止地遭到自我规训的矛盾惩罚，人类改造的一切终究只能把人带入更虚无、更空落的非人世界，在这片土地上唯有永远都在重启的、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游戏规则——人类学圈环，人已堕入由自己亲手杜撰的无边无际的空幻海洋、他只能是被自己大脑囚禁的意识奴隶。在这个抛弃自然的现实里，人怎么可能找回自然，他只能自欺欺人，他唯一能找到的只能是无限的非自然。萨德的思想也从描写一个善良女人瑞斯汀娜遭遇巨大不幸、受尽他人虐待从而能表现出生存的悲怆意味的《贞洁的厄运》转向了瑞斯汀娜的姐姐朱丽叶因采信他人对生活的透彻认识——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满足自己并为此不惜一切代价伤害他人来达到目的从而在转变为女流氓后完全在滥交关系中沉沦甚至奸杀他人的小说《邪恶的喜悦》。从妹妹受到生存困扰的折磨演变到姐姐彻底释放自己的肉体，从语言布景的考究到干脆一举脱光伪装，从被动接受生活打击到积极主动出击，这是对道德操守的绝对背弃。对不洁的否定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特别地兴致勃勃、完全目空一切、对羞耻能感到自洽的欲望展露。点缀剧情的刻意的东西不复存在，就像戈雅的画作那样完全排拒掉无用的物质装饰，只保留对欲望、对人性、对黑暗的肤浅却又急不可耐的真知灼见。瑞斯汀娜之天真无邪令人感到惊叹，当她被姐姐驱逐出城堡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雨地时，没有人对她施与援手。人的自然天性被道德的人如此长久地支配、贬损、压抑、嘲讽和亵渎，她身体里的自然补偿机制开始对她展开了疯狂报复，自然终于在这一瞬间把做人欲望的愤懑狂泄而出，狂风骤雨悲愤交加——雷电发狂般劈死了她。此时的自然已经因为积蓄的暴力转变为了犯罪的主体，它因为积存太多而傲睨万物，它因为狂暴的心而登上对精神的主宰地位，它达到了伤害它的这个世界最极端的境界，它必须在人的自我与疯癫终于握手言欢、互相认同、视彼此为至亲的时刻把这个所谓的理性世界粉碎成渣滓，再转而回过头去反对、摧毁他自己。报复瑞斯汀娜的天真无邪的自然与朱丽叶堕落淫荡的一生其实是一回事，但曾经在理性社会中保持缄口的非理性如今已经进化为以自然反对其自身的自然暴行，这样的暴力只能直到自然自由自在自我肢解自我湮泯后才会消失。在类似萨德的作品和戈雅的画作中张露的非理性结果持续影响着西方现代思想，但非理性从沉默寡言进阶到成为毁天灭地的黑暗力量，西方无法回避它可怕的语言、无法规避它真实不虚的张狂。西方世界将尝试用暴力血腥、揭露真相去超越庸常的社会理性，在辩证法的范畴外重新发现人性的悲剧体验。

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 理性沉睡，群魔四起

萨德和戈雅的作品作为开拓者为西方后世的现代艺术杰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的艺术都蕴藏了疯癫的本质。但我们无法分清作品本身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此处存在某种确定性的丧失：构造作品的那个事物不可捉摸。人们也曾尝试过遵循它的脉络、圈定出它可供人揣摩的区域，但人依靠的始终是理性，他们妄想截获其清晰之处，但这种尝试只能导致无功而返。在这个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段抵抗的关系被发现，甚至使得作品本身所要揭露的东西都变得失去了根基，变得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的问题。作品最本真的真相究竟是要从人自身的匮乏中挖取，抑或是把理性的目光转向存在之现实中去探求？依次从奈瓦尔、凡高再到阿尔托的时代，变成疯子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不计其数，但疯癫并没有在他们的作品里变得更加协调，甚至断绝了语言交流，没有沟通的可能。疯癫和理性一直发生着最惨痛的对抗，他们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在死亡和生存之间持续而顽强地抵抗着来自对方的威胁和恶意、抵抗着对方对自己的残害。阿卡迪亚的牧羊人的故事宣扬着人应该蔑视死亡不惧怕肉体的疼痛，而太巴列的渔夫因为蒙恩神宠而甘愿解救那些陷入世界后感到痛苦的肉体，这两者像是疯癫与理性就地和解的折衷理想。但尼采发狂的叫喊，他扬言自己既是希腊酒神又是基督，但这样的呐喊事实上是在摧毁作品。艺术因为理性的介入而成为了不可能，因为它的孤独之深刻决不容许被理性玷污、被现实误解，不允许让理性掺和进来毁坏作品自身的纯洁性。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对现实进行了描摹，它所要揭露的乃是对人的认识和对社会发展进程所作出的有益贡献。也即，当作品必然偏向寻求理由、意义等观念时，作品本身就被导入了一个理性的价值体系，此时，它必然会和疯癫分道扬镳。一个作品的问世必定是因为疯癫的缺席，疯癫被消灭于某种对理性来说一定是可以给社会带来某种意义的有利可图的算计之中。艺术家的头脑只能把疯癫当做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实用工具在作品的外围勾勒着作品本身的崩溃线及其空洞的侧影，那些携裹着狂躁的人性残缺的语言、凌乱无章的大胆线条和切合了浮世苦难的肉体最后都组合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作品。于是，疯癫再一次遭到理性迫害，作品中不再存有悬而未决无法探明的东西，它现在是一种拥有确定性的决断。1888年，尼采终于变成了疯子，他那超越普通人的思想不再是哲学，而是精神病学所要研究的文本，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尼采的哲学最终将其带向了疯癫之境，在他彻底崩溃的时候，他的思想才得以影响后世，在他完全绝望的黑暗深处开出了通向现代文明的事物。其思想即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借助疯癫这个中介使其作品不单单只是落入深渊的病态呓语，它更是引领、支配了一整个时代及其后续的人类文明。作者绝望于他的疯癫不能得到理解，甚至不能经由语言完美形成严谨的逻辑结构。我发狂，我反抗，我甘愿成为疯子，我使用疯癫来控诉理性世界对人的伤害，我要使这个作品获得一些能够为人掌握的蛛丝马迹而不至于沦为没有意义的惨白，则这个作品的完成永远都逃不过哪怕是强迫自己屈服于曾令我感到深深憎厌的理性。像是它不得不做出媚俗的举动把人性之冲动捆绑到艺术作品上成为人们尊崇膜拜学习研究的对象，但疯癫十分委屈，究其根底它永远只是被理性社会排挤出局或被误解的异类。疯癫要想获得权利却是靠异化自身、运用理性的规范来谈论自己，否则其贫乏单调毫无解释可能的狂乱如何能够在理性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而这就是作为高人一等的疯子的屈辱。作品既是疯癫的，又必须是具有真实意义的。为此，作品完成的那一刻就是疯癫缺席退出的时刻，疯癫在作品退出的时刻即是作者的精神矛盾无法和谐统一并因此患上精神病的时刻。疯癫中断后作品就被迫进入了理性的规范体系，但它摊开了一个遍布阴霾的世界，艺术作品的有益之处就在于它以一套语言规范使那些被残害的人可以进入理性的视野，理性也被动进入了这些作品所讲究的语境之中，理性因此受到作品的指控。作品逼迫着理性直面自己，直面对人的认识，对理性自身的质疑要求正常社会对疯癫负全责，让他们承认自己曾犯下的罪孽，承认疯癫掌握着永恒真理，理性需要弥补过错，深刻认识到自己合乎道德、遵守规范的行为同样也产自更大更无耻的癫狂妄念。心理学谋划着对疯人的解读，他们妄想找到落到实处的坚实理由，但真正需要反思反省立即认罪的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现代思想已经布满了疯癫作品的语言，所以他们总是把作品谈论的事物用起来权衡自己。他们重复使用着这些范本在面对疯癫时为自己做沉痛辩护。但这有可行性吗？理性永远不能拿着媚俗的、缺失了疯癫的作品为自己的合理做出一场毫无瑕疵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