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官人两居处：《水浒》之阳谷，《金瓶梅》之清河
喜爱某位大师，进而在作品中对之致敬，这种故事并不少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处女作《枯枝败叶》中就有着浓郁的福克纳《我弥留之际》的味道，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上承意大利人遥远的骄傲《马可·波罗游记》。然而，如《金瓶梅》一样，摘录《水浒传》中的某段情节，进而大肆挥发，繁衍出比原文更长的作品，这样的致敬却实在罕见。
然而，《金瓶梅》与《水浒传》中，却有着一个若有意、若无意的区别。《水浒传》中，宋江于柴大官人庄上巧遇武松，武二郎自称”小弟在清河县”云云。后来又“思乡，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这一去，便出了三碗不过岗、打虎扬名，直到被众猎人们拥去了阳谷县中，当厅封了都头。阳谷县前，巧遇武大，听大哥说起“搬来这里赁房居住”。清河县已成往昔，此后见嫂子、丧大哥、狮子楼杀奸夫，都是在阳谷县闹得沸反盈天。然而，到了《金瓶梅》中，开首便是“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阳谷清河，一时乱成一团。当然，没有人会去问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贡多小镇在哪里，也没有人会去探究福克纳小说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否存在，或是考证大观园究竟地处何方、经纬度如何。对虚构小说锱铢必究，多少吹毛求疵。只是若细一想，便发觉《水》之阳谷、《金》之清河，自有其不同之处。
《水浒》是好汉杆棒书，风土人情一向粗爽。鲁智深吃狗肉、武二郎嚼牛筋，都讲究“将酒只顾大碗筛来。”偶尔细腻一回，也是做惯押司的黑宋江，在江州故做风雅，对江要口“加辣点红白鱼汤”吃。《水浒》中的阳谷县，很有些偏僻小县的意思，自然比不得京都繁华。先是山中闹老虎，县令对付不了，只好催着猎户去拿。等武松打罢了虎，见了他英雄身段，忠厚仁德，就破格提拔，当了步兵都头。又说知县“自到任以来，赚得好些金银”，打算让武松送到东京，“谋个升转”。显然这县不是什么肥缺，县令大人不甚喜欢。
真正说及阳谷县风情的，还是得请西门大官人、潘金莲、王婆等出场。先是西门庆“一个破落户财主”，开个生药铺，就有本事“排陷官吏”，让满县人目为土霸王。一位草根企业家就可以把持县府政权，这县显然是气度不大。潘金莲一叉竿打得西门庆入了迷，惹得大官人自家把竹杠送给王婆敲时，王婆让他猜“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西门庆猜错几回，听说潘大嫂是武大太太，大叫“羊肉掉了狗嘴里”，只能说明这县大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在《水浒》中，阳谷县是无非如此了：紫石街、茶铺、县衙，邻里大多认识，而且西门庆与潘金莲一勾搭，几乎满县皆知：更像是一个小镇的格局。到了《金瓶梅》里，却是另一番风景。《水浒》中提清河县，是约略几笔。先是有一个张大户，受用了潘金莲身子，然后卖给了武大；又是有些浮浪子弟，口才不错，给武大起个“三寸丁谷树皮”的绰号。所以武大要急急忙忙，搬到阳谷县居住。多少有些逃荒避难，寻个清净地的意思。《水浒》中的阳谷县事儿，都搬到了《金瓶梅》里的清河县来。然而兰陵笑笑生显然是骚客文笔，弄起墨来浓心艳骨，《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比《水浒》中那太平安稳、略嫌狭窄的阳谷县，丰满得多。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比《水浒》大大咧咧的好汉粗口，显然铺陈细致。虽是假托北宋，但实际上，西门庆与潘金莲床第间“达达”这称呼，来自蒙古语中，元朝之后，才起始于杂剧、日常生活中流行。风土人情，显然的是明朝的味道。
小说里写道，清河县是在“山东东平府”，日常生活，显然北方味道十足。王婆请西门庆坐，“浓浓点上茶来”。茶里另放胡桃松子，和北方人开水冲果子当茶的习惯类似。《西游记》中，蜘蛛精的大哥蜈蚣精就请师徒四人吃过枣子泡茶。如果说王婆只是小门茶铺，那么到了西门家中来个“银匙雕漆茶盅、蜜饯金橙泡茶吃了”，就很见北方殷实人家的格局。相比起《红楼梦》贾家书家大族的作风，连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都讲究“扫雪烹茶”这种太虚幻境般的雅事，西门家就实在得多。
相比于《水浒》中，不分南北，一律牛肉牛筋、村酒烈酿的吃喝，《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吃喝就细密些。既然是定在了山东，理所当然饮食上也要仔细靠拢。《金》中著名的一道菜，是来旺媳妇宋惠莲的猪头。一根硬柴，煮到猪头皮脱肉化，献给李瓶儿去吃——却是加了姜蒜碟子。山东老乡看了一定眼熟。若这还不够，西门庆、谢希大和应伯爵一起下双陆、吃猪肉卤面时，桌上“三碟蒜汁”，又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吃饭必带蒜的格局。到了这里，恐怕不说清河县在山东，怕也没人信了。
《金》之清河，比《水浒》的阳谷、清河乃至宋江当差的郓城，都热闹得多。阳谷无非出现了紫石街、狮子楼等几处，而在《金》中，西门庆家宅中固然热闹得有大观园气象，却不像贾宝玉般，每天闷在园中。每天里里外外活动，引着人看清河县的周遭陈设：教场、玉皇庙、灯市、县前、狮子桥、都督府，乃至西门庆自己的官署“山东省提刑所”。第一回西门庆连带帮闲的十兄弟们结拜，就一起跑到“殿宇嵯峨，宫墙高耸”的玉皇庙去：寺庙道观、街衢市井，无一不齐了。
相比于《水浒》中西门庆居处阳谷的天高皇帝远，需要武松押运金银去京都，《金》中的清河可谓来宾众多。山东巡按御史、工部督催皇木的安主政、管砖厂的黄主政、宋御史之类，来往络绎不绝。西门庆善于逢迎，既然拜蔡太师为干爹，对于领导自然不肯放过，一位一位，都礼宴齐备。话说清河县既不是东平府衙门所在地，为何这些领导都爱打这里过呢？三十五回道：“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见了”。此后又说“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大概这清河县虽不是什么政治中心，但却临着运河，所以交通便利之余，人民殷富，所以才有西门庆连带着一群帮闲，每日里眠花宿柳。帮闲中有些日子过得苦的，小门窄户，也不至于太倒霉。与晁盖、三阮们感叹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愤青调子，截然不同。
虽然小说之中，临清与清河并非一路，但说到“管砖厂的黄主政”、“运河”都跟清河县相关，略加推演，便可以发现“清河县”这地方，其实半真半假的，正是临清。紫禁城建于明清两代，而建紫禁城所用之砖，大多数是由临清生产。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漕运大盛，临清在明朝时已是航运重镇。所以来往官船不断，热闹繁华，也是理所当然。清河与临清，写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小说本是虚构，穷根问底、强求一致，不免落个胶柱鼓瑟的名号。只是略加揉捏，概念便依稀得出。我们大致可以把《金瓶梅》的清河县做个定位了。虽然同样有一位放刁把滥的西门庆，有一位豪迈勇武的武都头，有一个冤死的武大和不守节的太太潘金莲，但《水浒》中是一个闭塞狭小、人丁稀少的县城，而《金瓶梅》中，却是一个航运发达、街市喧嚷的“好繁华所在。”
乾隆朝时，《金瓶梅》一度被禁，大约是因为这书中那为数不多、却足以让卫道士们不舒服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之处，让领导们觉得不宜教化，致伤风俗。这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被法国政府低看一眼，倒有类似之处。艺术作品倘或过于真实，有时难免触目。让老夫子们明白《金瓶梅》中悲天悯人之情，想必是为难他们了。只是，若把这书禁了，我们又何从得知曾经在明朝的运河县城中，有过喝菊花酒前掺一瓶凉水的风俗，有过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炸的螃蟹，以及财主家自扬州船运的杨梅？老夫子总以为世道人心是容易败坏的，却总是忘记，在他们战战兢兢的压抑下，后世会失去了解风流蕴籍清河县及其中男男女女诸色人等的机会。
然而，《金瓶梅》与《水浒传》中，却有着一个若有意、若无意的区别。《水浒传》中，宋江于柴大官人庄上巧遇武松，武二郎自称”小弟在清河县”云云。后来又“思乡，要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这一去，便出了三碗不过岗、打虎扬名，直到被众猎人们拥去了阳谷县中，当厅封了都头。阳谷县前，巧遇武大，听大哥说起“搬来这里赁房居住”。清河县已成往昔，此后见嫂子、丧大哥、狮子楼杀奸夫，都是在阳谷县闹得沸反盈天。然而，到了《金瓶梅》中，开首便是“话说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有一个风流子弟”。阳谷清河，一时乱成一团。当然，没有人会去问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马贡多小镇在哪里，也没有人会去探究福克纳小说中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是否存在，或是考证大观园究竟地处何方、经纬度如何。对虚构小说锱铢必究，多少吹毛求疵。只是若细一想，便发觉《水》之阳谷、《金》之清河，自有其不同之处。
《水浒》是好汉杆棒书，风土人情一向粗爽。鲁智深吃狗肉、武二郎嚼牛筋，都讲究“将酒只顾大碗筛来。”偶尔细腻一回，也是做惯押司的黑宋江，在江州故做风雅，对江要口“加辣点红白鱼汤”吃。《水浒》中的阳谷县，很有些偏僻小县的意思，自然比不得京都繁华。先是山中闹老虎，县令对付不了，只好催着猎户去拿。等武松打罢了虎，见了他英雄身段，忠厚仁德，就破格提拔，当了步兵都头。又说知县“自到任以来，赚得好些金银”，打算让武松送到东京，“谋个升转”。显然这县不是什么肥缺，县令大人不甚喜欢。
真正说及阳谷县风情的，还是得请西门大官人、潘金莲、王婆等出场。先是西门庆“一个破落户财主”，开个生药铺，就有本事“排陷官吏”，让满县人目为土霸王。一位草根企业家就可以把持县府政权，这县显然是气度不大。潘金莲一叉竿打得西门庆入了迷，惹得大官人自家把竹杠送给王婆敲时，王婆让他猜“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西门庆猜错几回，听说潘大嫂是武大太太，大叫“羊肉掉了狗嘴里”，只能说明这县大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在《水浒》中，阳谷县是无非如此了：紫石街、茶铺、县衙，邻里大多认识，而且西门庆与潘金莲一勾搭，几乎满县皆知：更像是一个小镇的格局。到了《金瓶梅》里，却是另一番风景。《水浒》中提清河县，是约略几笔。先是有一个张大户，受用了潘金莲身子，然后卖给了武大；又是有些浮浪子弟，口才不错，给武大起个“三寸丁谷树皮”的绰号。所以武大要急急忙忙，搬到阳谷县居住。多少有些逃荒避难，寻个清净地的意思。《水浒》中的阳谷县事儿，都搬到了《金瓶梅》里的清河县来。然而兰陵笑笑生显然是骚客文笔，弄起墨来浓心艳骨，《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比《水浒》中那太平安稳、略嫌狭窄的阳谷县，丰满得多。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比《水浒》大大咧咧的好汉粗口，显然铺陈细致。虽是假托北宋，但实际上，西门庆与潘金莲床第间“达达”这称呼，来自蒙古语中，元朝之后，才起始于杂剧、日常生活中流行。风土人情，显然的是明朝的味道。
小说里写道，清河县是在“山东东平府”，日常生活，显然北方味道十足。王婆请西门庆坐，“浓浓点上茶来”。茶里另放胡桃松子，和北方人开水冲果子当茶的习惯类似。《西游记》中，蜘蛛精的大哥蜈蚣精就请师徒四人吃过枣子泡茶。如果说王婆只是小门茶铺，那么到了西门家中来个“银匙雕漆茶盅、蜜饯金橙泡茶吃了”，就很见北方殷实人家的格局。相比起《红楼梦》贾家书家大族的作风，连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都讲究“扫雪烹茶”这种太虚幻境般的雅事，西门家就实在得多。
相比于《水浒》中，不分南北，一律牛肉牛筋、村酒烈酿的吃喝，《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吃喝就细密些。既然是定在了山东，理所当然饮食上也要仔细靠拢。《金》中著名的一道菜，是来旺媳妇宋惠莲的猪头。一根硬柴，煮到猪头皮脱肉化，献给李瓶儿去吃——却是加了姜蒜碟子。山东老乡看了一定眼熟。若这还不够，西门庆、谢希大和应伯爵一起下双陆、吃猪肉卤面时，桌上“三碟蒜汁”，又是典型的山东大汉吃饭必带蒜的格局。到了这里，恐怕不说清河县在山东，怕也没人信了。
《金》之清河，比《水浒》的阳谷、清河乃至宋江当差的郓城，都热闹得多。阳谷无非出现了紫石街、狮子楼等几处，而在《金》中，西门庆家宅中固然热闹得有大观园气象，却不像贾宝玉般，每天闷在园中。每天里里外外活动，引着人看清河县的周遭陈设：教场、玉皇庙、灯市、县前、狮子桥、都督府，乃至西门庆自己的官署“山东省提刑所”。第一回西门庆连带帮闲的十兄弟们结拜，就一起跑到“殿宇嵯峨，宫墙高耸”的玉皇庙去：寺庙道观、街衢市井，无一不齐了。
相比于《水浒》中西门庆居处阳谷的天高皇帝远，需要武松押运金银去京都，《金》中的清河可谓来宾众多。山东巡按御史、工部督催皇木的安主政、管砖厂的黄主政、宋御史之类，来往络绎不绝。西门庆善于逢迎，既然拜蔡太师为干爹，对于领导自然不肯放过，一位一位，都礼宴齐备。话说清河县既不是东平府衙门所在地，为何这些领导都爱打这里过呢？三十五回道：“西门庆与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见了”。此后又说“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大概这清河县虽不是什么政治中心，但却临着运河，所以交通便利之余，人民殷富，所以才有西门庆连带着一群帮闲，每日里眠花宿柳。帮闲中有些日子过得苦的，小门窄户，也不至于太倒霉。与晁盖、三阮们感叹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的愤青调子，截然不同。
虽然小说之中，临清与清河并非一路，但说到“管砖厂的黄主政”、“运河”都跟清河县相关，略加推演，便可以发现“清河县”这地方，其实半真半假的，正是临清。紫禁城建于明清两代，而建紫禁城所用之砖，大多数是由临清生产。元代之后，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漕运大盛，临清在明朝时已是航运重镇。所以来往官船不断，热闹繁华，也是理所当然。清河与临清，写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然，小说本是虚构，穷根问底、强求一致，不免落个胶柱鼓瑟的名号。只是略加揉捏，概念便依稀得出。我们大致可以把《金瓶梅》的清河县做个定位了。虽然同样有一位放刁把滥的西门庆，有一位豪迈勇武的武都头，有一个冤死的武大和不守节的太太潘金莲，但《水浒》中是一个闭塞狭小、人丁稀少的县城，而《金瓶梅》中，却是一个航运发达、街市喧嚷的“好繁华所在。”
乾隆朝时，《金瓶梅》一度被禁，大约是因为这书中那为数不多、却足以让卫道士们不舒服的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之处，让领导们觉得不宜教化，致伤风俗。这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被法国政府低看一眼，倒有类似之处。艺术作品倘或过于真实，有时难免触目。让老夫子们明白《金瓶梅》中悲天悯人之情，想必是为难他们了。只是，若把这书禁了，我们又何从得知曾经在明朝的运河县城中，有过喝菊花酒前掺一瓶凉水的风俗，有过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炸的螃蟹，以及财主家自扬州船运的杨梅？老夫子总以为世道人心是容易败坏的，却总是忘记，在他们战战兢兢的压抑下，后世会失去了解风流蕴籍清河县及其中男男女女诸色人等的机会。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