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夺权的神话：宣传、暴力与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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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必须通过大众阅读的方式把某些价值传递给普通读者直至引发讨论：对开放世界的包容，对意见相左的宽容，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新闻自由的捍卫，对种族主义与暴力的零容忍。
从第三帝国登场开始的80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大众：曾经诞生了诸如歌德、康德和罗伯特·科赫等众多令人敬畏的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德意志土地上，为什么也会产生纳粹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魏玛共和国的悲剧与纳粹党夺权之间的关联另人费解。
作为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讲席教授”，理查德·埃文斯早已声名在外，“第三帝国三部曲”是其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之一。该系列的第一部，即《第三帝国的到来》，则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纳粹党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在德国建立起一党独裁统治的，而且似乎没有受到德国民众实质上的抵抗。”相较于部分学者将纳粹崛起不可避免地追溯到“开明专制”甚至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埃文斯特别强调了1871年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对纳粹主义的特殊意义。
与其他研究纳粹的著作一样，从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与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威廉帝国开始，到魏玛时期大规模的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和现代文化的实验，再到战后大通胀以及后来的大萧条引发的社会失序是埃文斯论述的一个重点。埃文斯的历史叙述中不时夹杂着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突出强调威廉帝国与魏玛共和国之间的某种连续性：保守的政治精英和贵族得以延续，国防军的建制几乎原样保留，宪法除了把皇帝换成总统几乎原封不动，对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一如既往的不信任，对1913年巅峰时代正常秩序的怀念。而正是这种连续性使得铁血宰相的某些精神价值一直传承到魏玛时代——不但没有消退，反而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而愈发得到强化。
除去传统的讨论命题外值得一提的是，埃文斯对于20世纪20年代后欧洲多国出现反民主的右翼政权的情况与魏玛时期的德国进行了比较，仔细辨析了共性与差异。如果说波兰的毕苏斯基、立陶宛的阿塔纳斯·斯梅托纳更多是一战后中东欧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对于苏俄的恐惧产出的果实的话，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以及奥地利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更具有“教权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作为纳粹主义产生温床的德国虽然与19世纪中期才统一的意大利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仍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来源于独特的历史传统，更根植于魏玛时代民主政治与右翼保守派的冲突、左翼反战势力的分裂、社会阶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的全面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暴力充斥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欺骗、殴打与暗杀此起彼伏——德剧《巴比伦柏林》中的社会冲突会给我们带来直观而真实的感受。无论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民族党还是极右翼势力，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组织。70年代对于纳粹治下工人社区进行研究的部分学者认为，暴力并非纳粹夺权的最主要因素，这种说法甚至一度颇有市场。埃文斯运用档案材料、私人日记和回忆录等大量材料通过细节描述驳斥了以上观点——纳粹媒体对共产党的构陷，冲锋队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暗杀，“钢盔”对其他党派议员的威胁。无论是直接的肢体暴力还是污名化的媒体暴力，无论是在纳粹夺权前的各类行动还是在夺权后对德国艺术、文化、教育、体育等社会团体全领域收编的“文化革命”中，暴力扮演的角色都可见一斑。此类极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在近些年被欧洲学界和大众有意无意地淡化了，而这恰恰正是埃文斯通过各种细节描述不断提醒我们应当警惕和防范的。
同时还必须要澄清的是多年来所谓的纳粹通过民主选举“合法”上台的神话，这种老调常弹、经常乔装亮相的说法往往夹杂着对议会民主制度的污蔑与构陷，半是谤文，半是胆怯。大量的数据和图表无疑对此有着清晰的说明，纳粹夺权上台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暴力与阴谋——美化为“权谋”的说法并不能掩盖其本质，如埃文斯所说“纳粹党始终没有在国会取得绝对多数”。30年代初世界集体向右转固然与大萧条之间存在极大关联，但因此而断言民主制度的失灵无疑是颠倒了因果关系，更遑论以暴力攫取权力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国会为纳粹通过《授权法》时非但没有消弭这一危机，反而成了粉饰纳粹权力来源合法性的罪证。
当然，魏玛时期多党政治选举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使得埃文斯难免百密一疏。传统意义上，除了劳动阶层是左翼政党最稳固的票仓外，中产阶级理应是社会民主党最有力的支持者，毕竟后者代表了共和政体下民主制度最大程度上的优势。然而从20年代中期开始，中产阶级日益滑向保守右翼的深渊——虽然彼时的选民并不能预知未来的灾难。仅仅以大萧条带来的失业、纳粹党的鼓动宣传和1914年以来激进的民族主义政治似乎很难解释这一点，特别是1932年的两次选举更能够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一战的战败使得日耳曼民族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建立日益合理化，虽然与种族主义在某些含义上有所重合，但仍旧有严格的区别，特别是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贬义。埃文斯对这一术语始终讳而不谈，然而战后除了共产党外几乎所有党派在言辞上都致力于构建这一共同体。
本书2005年出版时在德国曾遭到诸多批评，介于大众读物与学术专著之间的定位与历来学术书大众书泾渭分明的德国文化市场似乎格格不入——学界看不上大众历史书，而大众则认为其过于“学术化”。但是，兼具文学性又具学术性的写作风格恰恰是英国历史学界长久以来的传统，丘吉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即是证明。更重要的是，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必须通过大众阅读的方式把某些价值传递给普通读者直至引发讨论：对开放世界的包容，对意见相左的宽容，对民主法治的追求，对新闻自由的捍卫，对种族主义与暴力的零容忍。而这一切，正是将整个世界拖向战乱、将德意志民族带向毁灭的纳粹主义带给我们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全世界整体右转背景下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今天，更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正如埃文斯在序言所说，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的普通读者可以获得整体的认知，而严肃读者则可以发现更多乃至陷入沉思。
（本文首发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部分配图有所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