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维特：《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读书摘记

在我们的请求之下，韦伯于1918/19年冬季学期在他的演讲厅里作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言说，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经过我的朋友哥特翰时还跟他打招呼——这些景象，今天都还历历在目。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有人用速记把演说记录下来，后来出版时，一字一句都照他当日所说，全无修改。这言说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震撼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作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真可说是一种救赎；他的第二场演说《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便不再具有那样摄人心弦的冲击力了。一年之后，他由于劳累过度，被他自己热烈的精神努力与政治参与耗尽了心力，于是在一场疾病中过世了。【23】

知识阶层面对《西方的没落》也同样持反对立场。斯宾格勒提出的“衰亡论”与其所标举的学术性，让学院的教授们不安与恼怒，使他们在《逻各斯》期刊的一本专刊里，联合起来对他加以驳斥——每位笔者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抨击斯宾格勒所犯的许多谬误与缺失，然而并没有就整体的论题跟他进行讨论，因为他们尽管在细节上对他多所辩驳，本身却也随着时代的气氛，在根本上对衰亡论确信不移。总而言之，这种崩溃的事实与意识在希特勒之前便已经盛行多时，终于到达一个容许转折的时刻，而此一转折便是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一个带着相反征兆的崩溃——他们称之为“启动”。【34】

（胡塞尔）那种具有巨匠风范的现象学分析、冷静而清晰的演说、任性却又严格的科学训练方式，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成长，也给我们指出现象之不受时间局限的“本质”——这本质立于转瞬即逝的现实之外，他用数学与逻辑的存在作范例来掌握它。他强迫我们在讨论课的演练里，避免使用一切伟大的术语，要我们把每一个概念都用对现象之关照来加以检验，然后在回答他的问题时，不要给他“大钞”，而要拿出“零钱”来。他正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所描述的“精神的良知”。【34-35】

我一开始感受较多的也只是我个人特殊的遭遇，至于犹太人共有的命运，我的感受并不多。这自然是我所受的教育和所作的选择 而来的结果：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要从犹太身份解放出来，而成为德国人。只要一个人内心与外在的存在处于这样的状况，他一定会对一些犹太特质特别反感，因为这些特质使犹太人跟德国人如此不同，也因此他一定会努力排斥自己活着别人身上有这样的特质。不过渐渐地我也了解了，如果迫害全体犹太人的，是一种普遍而共同的命运，那么个人殊别的遭遇也就不是最重要的事。。【118-119】

尽管伽达默尔缺乏“政治贡献”，但在饱受各方阻挠之下，终于还是在莱比锡当上了教授。他来信的次数不多，信上总是载满哲学的思索。我们在马堡的时候就因为性情的差异而有些距离，他这些信虽然善意，却仍无法使这距离减小。我因为考虑到德国人与犹太人的政治区隔，决定要把十几年前担任他小孩的教父的名义给结束掉，但是他不肯同意。【122】

（后记）在德国，我努力从犹太文化中解放出来，现在这努力被中断了，而这中断也决定了我的人生，甚至把问题升高到一个关键点：我之所以既是德国人也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前者与后者在德国被区分开来的结果。即便有人可以重新找到一个家乡，在另一个国家取得公民权，这个人也必定得耗费人生里一段很长的时间，连填补这个被撕开的裂痕。而且如果这个人在希特勒之前愈是毫无疑惑地当一个德国人，愈感觉自己是德国人，那么他需要填补的裂缝也就愈大。【165】

崩溃的时代里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领袖”，他们唯一的共同的，就是他们彻底地否定既有的东西，又坚决地指出一条通往“非如此不可的唯一选择”的道路；我决定跟随海德格尔。35年之后，在《海德格尔：贫瘠时代的思想家》这本书里我对他的批判，便是从这个对海德格尔肯定的选择出发，为的是要打破海德格尔的一种魔力——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一群追随者着迷地模仿着他，却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同时也想唤醒大家认识到，海德格尔对“存有的历史性”的思考，实有可疑之处。【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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