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位与职位

这本书可能是我见过书评最少的一部书了。阅读完阎师著作后又仔细看了有关该书理论与成果展示的讲座。至于为什么书评少，我个人更倾向于以下两个原因：1.在本书第一章，阎师已经仔细的概述了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解答了读者的部分疑惑，并用精炼且灵动的语言大致描述了周代以降的官阶变迁。2.本书乃阎师心血之作，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史料来说都很难挑剔。就理论来说，这是制度史观指导下的宏伟著作，对于理论如果存在任何的质疑就意味着其可以对制度史观的进一步推进or令立门派。就前者而言，制度史观发展至今已经相当完备，不存在大的问题与矛盾；就后者而言，这种宏伟的理论框架并非一般人所能且破且立的。正如赵冬梅老师而言，阎步克老师的制度史观以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分期具有很强的企图心与气魄。

有关中国历史分期，存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论者与内藤湖南为代表的文化史观者。前者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知，但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缺点，后者则是将中国历史比附欧洲发展模式，且理论背后很较强的政治意图。简言之，二者都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倾向，难免以论代史。而阎师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其概念工具与方法使用并非是生搬硬套，而是加以修正与灵活化，来更好的发现问题，揭露历史本相。

阎师对于内藤湖南所批判较多，主要是一方面对于以内藤湖南说为指导的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分期随纠纷较多，但本质上仍然是比附西方。中国历史分期应该超越这种狭隘的分期模式，把握原有的周期性与连续性；另一方面在于其对于中国社会的定性，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因子权重最大，在这种政治稳定性中社会不存在较大的变迁。相对而言，赵冬梅老师则要温和一些，她虽然不赞同学者们以“最纯正的内藤湖南说学者”为居，但也认可唐宋变革论开启了问题意识使得学者们寻找阶段性意义的变化。在唐宋时期，至少在其研究的政治文化层面存在一定的变化，需要注意是此处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赵老师显然要比阎师等细致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