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金寨老红军忆鄂豫皖残酷肃反

陶能全 口述

陶能全,1913年1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跟随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历任鄂豫皖保卫局战士、班长，红25军军部交通排排长，陕北残废医院管理科科长，中央军委警卫营特派员，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管理科科长，军委三局合作社主任，热河军区供给部军械科科长，热河回民支队供给处处长，冀热察辽兵站站长，运输大队长，第四野战军六分部辎重团副团长，东北军区空军后勤部油料处主任。1958年9月转业地方后，任安徽省淮南电业局副局长，淮南发电厂副厂长、党委委员。1982年5月经国家水电部批准离职休养。

我是1929年秋天，在家乡安徽金寨县参加红军的。先在县保卫局当战士，1930年调到鄂豫皖总保卫局保卫队（住在麻埠）。1931年夏天，张国焘来苏区不久，我和保卫局的一部分同志调到设在朱埠庵的总指挥部保卫局，我被分在看守队，直到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离开皖西。现把我所知道的张国焘在皖西肃反情况回忆如下：

我在朱埠庵看守队呆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正是张国焘利用肃反残杀大批红军干部的时候。因为大批在朱埠庵被杀害的同志都是经过我们看押后杀害的。他们被关押、被毒打、被杀害的情况我都是亲眼所见。但是由于当时我年纪小，只有十七岁，更由于张国焘到鄂豫皖以后大批整人造成的部队精神紧张、恐怖、互不信任、人人自危，谁都不敢接近任何人，也不敢打听任何情况。

记得当时我们那里有两位做群众工作的女同志，我们都喊她们叫大姐。她们看我年纪小，很关心我，多次告诉我：“小鬼，千万不能乱说话呀。”所以那时自己根本不敢跟人接近。看押“犯人”时更不敢讲一句话。

我虽然看押过许多人，但不知其姓名，具体情况更说不清楚。甚至连谁是我们的总指挥，我们保卫局局长是谁都不知道。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年青的同志们不理解，当事人都是知道的。但我毕竟是亲眼看到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情况。可以从当时的现象，从一个侧面把张国焘皖西肃反的罪恶揭露一些，供研究党史参考。

张国焘是1931年4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鄂豫皖的。他到苏区后，野心很大，要把鄂豫皖苏区变成“张主席”的独立王国。他独断专行，盛气凌人，根本不把原苏区的领导人放在眼里，再加上他全力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而王明的极左路线在苏区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苏区原领导就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张国焘却认为不听他话的都是他的绊脚石。因此他到苏区不久，就撤换了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这种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就把这些人都看成是眼中钉，是实现他的野心的敌人。因此，他利用肃反的机会，找各种借口，把不跟他走的大批同志当成敌人，加以杀害。

张国焘搞肃反的特点：一是把主要矛头对着鄂豫皖根据地搞农民暴动出来的老干部、老同志。二是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苦打成招，一抓一串。三是草菅人命，残酷无情，杀人不眨眼。

肃反一开始，他们就抓了一大批干部。凡是不跟他们跑的人都难以幸免。他们抓人既不讲政策，更没有事实依据，随便给你加上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就抓了。你是共产党员就说你是“改组派”、“第三党”。你是共青团员，就说你是“AB团”。这些新名词都是张国焘他们带到苏区来的。我们苏区绝大多数同志当时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改组派”、“第三党”、“AB团”。但这些帽子扣到谁头上，谁就是反革命，就要被逮捕、杀头。后来抓人抓红了眼，只要看到两个人在墙根下说几句话，就怀疑他们是搞反革命串联，给扣个帽子也就抓起来了。甚至见到两个人在街上吃顿饭，就扣上“吃喝委员会”的帽子，也算反革命给抓起来。

他们抓人不是先调查后抓人。而是先抓人后审查。所谓审查，就是用各种酷刑逼你承认他们早就给扣上的帽子。你要是不承认就轮番用刑，往死里整。我就亲眼看见好些硬汉子就是因为不承认他们加给的罪名，在用刑时被活活地打死。当然也有一些“犯人”受不了刑，苦打成招了。但你承认自己还不行，还要交待“同伙”，上头是谁？下头是谁？往住一咬一大串。谁被咬到也是同样的命运，还要咬别人。所以，肃反对象越搞越多。那时我们就听说整个鄂豫皖苏区搞了几千人。但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他们抓的对象都是原鄂豫皖根据地的干部。军队是排长以上、地方上乡长以上。也有妇女干部，都是妇女主任以上。我在看守所知道，原来我在鄂豫皖总保卫局（住麻埠）时，看的犯人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军官、地主及地方民团的头头，而且后来在朱埠庵就没有这些犯人了，都是我们自己的干部。其中我认识的就有几个，一个是我们机关搞侦察的同志。听说他因为跟别人在饭馆吃了顿饭，就变成了“吃喝委员会成员”，被抓起来了。还有一个有一个几岁孩子的女干部，被他们肃掉了。我认识的一个叫梁明德的远亲，他家住在金寨潘婆岭，是地主出身，但本人是学生，而且是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他刚到鄂豫皖不久就被张国焘秘密搞掉了。当时很有名气的张琴秋的前夫沈泽民（茅盾的弟弟）虽不是张国焘杀的，但是他逼疯的。我们经常看到沈发疯时大骂张国焘。后来沈在反四次围剿时的路上病逝。

我们看守队在肃反以后看守的“犯人”急剧增加。看守队本身的战士就增加到六、七十人。关押“犯人”的牢房，是设在原朱埠庵街上的茶行（买卖茶叶的地方）像现在的大库房一样的一个长房子里。为了保险，牢房屋里四周都用原木钉成栅栏，实际上就是在牢房里钉个大木头笼子。人关在里面，别想跑掉。牢房里面放些稻草。一个房里关几十个人，挤得满满的。

我们这个看守所，经常关着一、两百人。“犯人在牢里，有捆起来的，也有不捆的。拉尿拉屎都在里面，又吃不饱，还有带着伤的，因没人治疗化了脓，离好远就闻到牢房的熏人的气味。有一次犯人”中发生了传染性痢疾，当时就病死了很多“犯人”。痢疾也传染到了我们看守队里。我们队的战士死了差不多三分之一。那次我也传染上了，眼看快不行了，他们给我弄好了棺材（实际上就是四块板钉成的木匣子）都抬来了。后来我父亲找了个中医给我治好了。“犯人”在牢房里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他们根本不把人命当回事。目的就是要折腾死这批同志。他们对“犯人”用的刑也是极为残酷的。当时除了一般的打以外，我看到他们审问“犯人”用刑时，首先叫你做猴子攀桩（一种刑罚）——把一根树桩竖起来，下头捆在柱子上，再用细绳子把“犯人”的两个大拇指绑到树桩中间，而后从树桩上头劈开一个口子，在口子中间加楔子，叫“犯人”钻心地痛。你要是不讲就再加楔子。有的把手指头都弄断了。用过了这种刑，还不讲就压杠子。或考用几个人把“犯人”捆在长板凳上，扒下裤子用一劈四瓣的大毛竹片轮流地打。好些同志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都溅到打人的人一身。犯人要是还不讲，那就在鲜红的血肉上撒上辣椒面。再不就把人头倒过来往鼻孔里灌辣椒水。真是惨无人道。

他们多是白天审讯，晚上杀人。白天公开杀的人很少。我记得那些时候，虽不是天天晚上都杀人，但每隔二、三天总有一次。要杀人那天，一到天黑，就到各牢房喊名字。喊出来的，用绳子捆上就带走。有时一次三个五个，也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的。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五十多人。人拉走就不见回来。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一堆衣服堆在那里（因杀人之前要把衣服剥下来）。

我们看守队只管看押。审讯、杀人是保卫队和执刑队干的。执刑的人多数都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因为他们会杀人。那时杀人一般不用枪打，都是用刀砍。一般白天先挖好坑，晚止拉去砍一刀，就往坑里一推。一个坑里都埋好些人。当时我们听说，有一个人没砍死，自己从坑里爬出来后，被老百姓偷偷地救走了。我们都知道保卫局的军事教练是个国民党下级军官投降过来的。他个子大，身体好，又有劲。这个人好杀人，也会杀入。别的人用刀砍有时一刀砍不掉脑袋。但他把刀顺胳膊肘上一拐，不费劲地一口气可杀五、六个人，是个有名的刽子手。朱埠庵杀入场就在附近小河边的一块空地上，因为杀的人多，那片土地都变成了黑色的了。

我亲眼看到的一次，是白天杀霍山县的指挥。要杀他了，先给他吃点东西，但他没吃饱。在押他去刑场路过街上的饭馆时，他提出要吃东西，并说：“死也要吃饱了再死”。因为他是霍山县共产党的领导，又是个指挥，群众都认识他。听说要杀他，贫苦群众都敢怒而不敢言，听说他要吃东西，饭馆子里的人很快送来了。他硬吃饱了饭，才走向刑场的。我亲眼看到他被砍了头，鲜血喷了很高。这个同志死得很惨，也很英勇，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所在得朱埠庵看守所，经常是关的满满的。往往杀了一批又来一批，直到反四次围剿之前。敌人要来进攻了，犯人也基本上杀光了，我们才离开这里。到底在这个地方被张国焘一伙杀了多少好同志，我也估计不出来。只知道很多、很多。他们是一群杀人不眨眼魔王。那时不仅红军内部被张国焘一伙搞得很恐怖，朱埠庵附近的群众也感到很恐怖。杀人场远近闻名。一到天黑，那附近都没人敢走路。有的只是成群的狗，一边狂吠着一边争吃死人（被杀的人埋的很浅，还有没埋的）。到后来，狗吃死人吃多了，红了眼，晚上见到活人都扑上去咬，弄的周围群众夜晚都不敢走这条路。

张国焘利用肃反杀害了大批鄂豫皖苏区的干部，并因此使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受失败。鄂豫皖苏区也丢掉了。张国焘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就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人。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党应认真总结自己艰苦曲折的斗争历程。我把张国焘这一段罪恶历史揭露出来，除了供党总结历史教训以外，还希望党的有关部门对在皖西肃反中遭受冤屈而惨死的革命烈士，做出公正的结论，并予以昭雪。

（张凤高、陈国章整理，198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