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佳：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编纂与价值
《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第15-24页；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关 键 词：吴晗 《李朝实录》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中朝关系
《李朝实录》(亦称《朝鲜王朝实录》)①是朝鲜王朝官方编纂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封存于朝鲜半岛内的各处史库中。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20世纪30年代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由是,《李朝实录》方为学界关注,日益受到重视。该书印成当年,北平图书馆便购入一部②,当即引起中国学人注意,以孟森(1869-1937)、吴晗(1909-1969)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吴晗摘抄《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③。本文试就《史料》的成书与价值,略加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李朝实录》之传入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成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李朝”)。建国伊始,即模仿中国建立起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纵观李氏王朝,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④,每位国王继位后,皆设专门机构,修前朝国王实录。修成之后,抄录数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史库之中。该书所记极为丰富,涵盖李氏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天文气象、社会现象等内容,成为研读朝鲜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李朝实录》,缩本影印工作于1930年7月开始,至1932年完成。此次影印的《李朝实录》包括太祖到哲宗25代国王、472年(1392-1863年)间史实,共计1893卷,848册,印行30部。全书为编年体,以汉文书写。1932年,该书影印完成不久,即经国立北平图书馆传入中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在北海西侧落成,蔡元培(1867-1940)为馆长,但他社会活动繁多,实际馆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1895-1965)负责。袁同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美,回国后在多家图书馆任职,对图书馆学颇有心得。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⑤。他在担任副馆长后,一方面妥善保护原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崇文阁、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的希世珍本和一般线装古书⑥;另一方面,努力采购私家及国外图书,尤其关注海外刊行的大型重要史籍,尽力购入。1932年只印行30部的《李朝实录》,北图当年就购入了一部,十分珍贵。随即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李朝实录》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当时学界重视史料的发掘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氛围相当活跃,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家皆极为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⑦。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遗书》撰写序言,概括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其一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换言之,不论是陈寅恪,抑或王国维,都提倡以“异族之故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民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视野、具有世界眼光的史料观,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李朝实录》传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散布殖民史观,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⑧。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东北地区的情况和满族先世的历史。然而,清朝统治者因讳言其先世隶属明朝而篡改史籍,造成了中国史籍对满族先世的记载模糊不清,这又恰被日本学者利用。中国学人像孟森、郑天挺等受现实刺激,特别注重对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李朝实录》的传入,正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因而受到重视。孟森等都以《李朝实录》为重要资料,刊行了重要论著⑨。这也正是吴晗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直接的原因。 1931年吴晗初入清华,对明史颇有兴趣。“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现实危机激发了他对建州女真史的关注。同时,他也认识到清修《明史》等有关史籍,对建州女真史的歪曲和隐讳。他曾说: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⑩。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3)。 当时,吴晗只是一名大学生,他能长期抄录《李朝实录》,得益于时任北海图书馆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赵万里(1905-1980)的鼎力相助。50年代,吴晗想继续借阅《李朝实录》,完成其未竟之业时,又再次跟赵万里联系。方竟成发现了当时吴晗给赵万里的一封信,现转录于此:
斐云先生教右:
廿多年前承你帮助,借抄了《李朝实录》的一部分,最近又重新核校一下,交中华出版,并把《高丽史》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抄出,作为前编……
我抄《李朝实录》只抄到四百九十八本,一六四九年止。以后便没有抄了。现在打算把四九九本以后都抄一下,作为中朝关系史料下编……
因为我工作较忙,只能在休息时和深夜看一点书,写点东西,要到图书馆来看书是不可能。
回想廿多年前能承你支持,借出此书,现在因工作关系,你一定能够继续帮助我,将此书外借。借《李朝实录》办法,最好能一次借廿本,用完后再借……(14)
方竟成认为此信应写于1959年或稍前。他采访了1960年调北京图书馆任善本组组长的丁瑜、赵万里的秘书冀淑英等人。据他们回忆,因为吴晗在研究和工作中需要经常查阅史籍,为其方便,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甲库走廊的过道上,特设了两个书架,存放《李朝实录》等珍贵善本书。《史料》一书,按吴晗计划,是想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而出版(15)。在1959年以前,他已抄完《高丽史》中的相关史料,之后就请赵万里帮忙,以便抄录《李朝实录》1649年以后的部分。但因工作繁忙,1959年吴晗并未抄完,直到1961年,这一辑录工作才最终结束。1966年年初,该书初版排成,但因“文革”爆发,吴晗突然被打倒,此部书稿也被搁置多年,未能付印(16)。 可见,吴晗辑录《李朝实录》分两个时期:一是从1932年到1936年,受现实刺激,其目的乃是“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所以尤重《李朝实录》“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7),只抄到1649年。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吴晗再次对《李朝实录》进行抄录,并最终定稿,准备出版,但因“文革”的耽搁,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凡78卷,共12册。
二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内容与特点
吴晗《史料》一书,载录从高丽恭愍王三年(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朝鲜李朝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中朝两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朝贺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记载,分为“前编”“上编”“下编”三大部分。“前编”为新中国成立后补充的《高丽史》关于中国的史料,上起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下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含上、中、下3卷,分别为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史实。“上编”58卷,包括从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土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期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其中太祖1卷、太宗2卷、世宗3卷、世祖(合睿宗)2卷、成宗2卷、燕山君1卷、中宗10卷(含仁宗)、明宗2卷、宣祖22卷、光海君5卷、仁祖7卷。“上编”是吴晗1932-1936年间从北平图书馆抄录的。“下编”17卷,乃是1959年到1961年间所抄录的(18),收录了从孝宗元年(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有关中国的史料。共计:孝宗1卷、显宗1卷、肃宗4卷、景宗1卷、英宗2卷、正宗3卷、纯宗1卷、宪宗1卷、哲宗1卷、高宗2卷。 在体例上,《史料》“一仍原书”(19),即采用编年体形式,以朝鲜历代国王为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吴晗辑录时略作改动,以方便读者阅读,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朝鲜国王的干支纪年之下,标出相应的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帝年号和西历纪年,如《李朝实录》中《太宗实录》“辛巳元年”,《史料》一书标出“辛巳元年(明惠帝建文三年,一四○一)”。 第二,原书体例不分段、不另起行,未加标点,读来极为不便。《史料》一书每月另起一行,同月中不同日的记载之间皆有空格,且添加了标点,大大方便了阅读。而对于女真部族名、地名、人名等难以辨认的则不妄加句读,如第一册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二月癸卯条,记载了吾郎哈水吾狄介等四人至朝鲜的情形(20),《李朝实录》列举了那些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区的女真人的姓名、官名、籍贯等,吴晗对这段长达五行的汉字未加标点,原文抄录,一字不差,以保持原貌,备研究者使用。 第三,《史料》一书有很多小字,乃吴晗所加。其用意大致有二:(1)解释之用,如宣祖十八年(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朝鲜国王宣祖询问从明廷出使回国的使臣:“卿见许阁老乎?”使臣黄廷彧答:“于朝班望见,则容仪衰老,殊非昔日之风采也。”此后,吴晗在《史料》中解释“许国、魏时亮曾以华使来此,故问之,盖慕其贤也。”(21)此处,吴晗对许国其人及朝鲜国王何以询问许国,加以解释,乃交代相关历史背景。(2)标注之用,对原书记载疏略和失误之处的补正。如《史料》一书记载明惠帝和朝鲜易马事,有“按此前原落去三运马纪事”(22)这样的字眼。另外,李朝仁祖即位后,对《宣祖实录》进行修正,故有《宣祖修正实录》,记壬辰倭乱及和中国往来等较原本详细,《史料》一书特将二者融合,按时间顺序,用《宣祖修正实录》补充《宣祖实录》之缺漏。对于二者记载不同者,皆以小字标出,如宣祖甲申十七年,“宗系及恶名辩诬奏请使黄庭彧、书状官韩应寅等奉敕而还”。《宣祖实录》记为“十一月朔癸酉”条,吴晗在此条史料开头以小字标出“重修本作八月甲辰”(23)。 第四,对于《李朝实录》中一些特例,如《肃宗实录》和《景宗实录》,《史料》一书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肃宗实录》有补阙正误在每卷后面。若补阙正误中有关于中国的史料吴晗也会抄出,如清康熙五十三年(李朝肃宗四十年,1714年)“《补阙正误》五月癸卯,《仪象志》及图成……书凡十三册,图二册,亦依唐本模出焉”(24)。清康熙五十四年(李朝肃宗四十一年,1715年)“《补阙正误》二月乙亥,命户曹铸铜斗斛颁于八路。时斗斛无定制,官用大小各异,仿华制铸颁”(25)。《景宗实录》修过两次,分别是成书于英宗朝的甲本和正宗朝的乙本,其中甲本较详细。所以,吴书以甲本为主,以乙本补之。如第4364～4365页,吴书以乙本景宗元年六月甲戌日、七月戊午、戊寅日事补甲本所缺,并把相应内容辑录在后,以方便使用。对于所抄录高宗实录中的空缺,吴晗在《史料》中也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由于《高宗实录》“缺卷二○、二一、二五、二九、三四、三六、三七、四三、四五各卷,本史料的辑录,其中因此缺少二十年(清光绪九年)、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年)、二十五(清光绪十四年)、二十九(清光绪十八年)的材料”(26)。 吴晗《史料》虽是抄辑《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内容,但在史料的选择上亦有所侧重,主要体现为: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二、朝鲜对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第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的史料。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与明清关系的史料;二是日本和明清关系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 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征爪哇失败为教训,列出十五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1392年高丽将军李成桂通过政变上台,成为李朝开国国王。自此,李朝对明朝秉持事大原则。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和明清关系密切,吴晗《史料》一书,对朝鲜与明清往来资料极为重视,该书全面反映了朝鲜与中国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联系。 如《史料》中记载,太祖李成桂夺取政权后,立即禀告明朝并求封国号:“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京申礼部曰‘窃谓小邦至恭愍王薨……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咸愿推戴……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以安一国之民。’”(27)1392年(李朝太祖元年)十一月丙午:“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28) 此后朝鲜每有大事,如大王薨后求谥、世子册立,都向中国遣使求封。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始终对明朝保持朝贡关系。如《史料》载:李朝定宗二年八月、太宗元年八月、太宗二年八月(29),朝鲜都遣使臣到中原贺建文帝生辰。1402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推翻建文帝的统治,登上皇位,明朝政权发生变动,《史料》载: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十月甲寅,“以左政丞贺伦为贺登极使”(30),恭贺燕王朱棣即位。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俘,景泰帝因此而登大宝,《史料》载:李朝世宗三十一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庚申:“遣知中枢院事李明晨如京师,进慰表。癸亥,遣右议政南智、中枢院副使赵遂良如京师,贺登极;同知中枢院事权孟庆、庆昌府尹马胜贺正朝,兼贺册封皇太子。”(31)可见,不论明朝政局如何变动,朝鲜都按部就班地履行其藩国的责任,吴晗《史料》特别注重抄录明、朝鲜间的往来关系史料,为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清王朝也常向朝鲜派遣使臣。如明成祖时,宦官黄俨、海焘等多次出使朝鲜,索要贡品,《史料》对此记载极详。据笔者统计,仅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史料》一书辑录成祖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达41次。 随着政治上的往来,双方也建立起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即使朝鲜一直视清朝为“夷”“虏”,对其心存疑忌(32),但朝鲜与清朝始终往来不断。如《史料》载:清顺治七年五月甲子,清廷派使臣前往朝鲜“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33)。 在文化交流上,中朝关系亦极为密切。在和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以明朝为中华正统,诚心事大,大讲慕华(34)。《史料》对于中朝之间的文化往来颇为重视,如书中记载了朝鲜使臣多向明朝请求赐书,“七月庚申,传教集贤殿曰:‘欲令赴京使臣买书籍之切于观览者,磨勘以启。’乃以洞眼周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书以闻。命付今之使臣,贸易以来”(35)。明朝方面,对于朝鲜长期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也很是赞同。如明成祖永乐十七年,成祖赐给朝鲜使臣“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36)。 除了直接的书籍往来外,在语言文字、史籍编纂、法律条文、衣食住行等方面,朝鲜都以明朝为参照,竭力向其学习。明清时期,中、朝两国来往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影响,一方面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料》对于双方往来资料辑录颇详,可见吴晗的关注所在。 以上都体现朝鲜与中国往来之密切。总的来说,朝鲜作为藩属国,对明、清“事大以诚”,但是另一方面,朝鲜始终有领土北拓的野心,尤其是朝鲜前期,辽东女真是明代中朝关系的焦点问题。因此,明朝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太宗国王扩张领土的野心产生矛盾、冲突,引发两国对女真居地及其归属问题的争端。《史料》对此类资料辑录颇详。 如1403年6月,明永乐皇帝发布敕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等招抚之,使献贡。”(37)招安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对此,朝鲜政府却宣称“女真等本属于我”(38),公开与明朝争夺女真诸部的归属权,且在明朝宣称女真为明所有后,朝鲜仍然和女真各部联系密切,交往不断(39)。李朝太宗还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归还女真所属权,对此,《史料》明确记载了李朝太宗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朝鲜君臣面对明朝“招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的敕令,认为“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一处人员,虽系女真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所以,“乞令本国管辖如旧”(40)。明永乐帝自不同意,下令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归顺,吴晗《史料》抄录了这时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落的反应(事朝鲜无二心),以及朝鲜太宗既想继续占据女真的归属权,又担心明朝的复杂心理。即李朝太宗所言:“猛哥帖木儿服我未久,何可强使入朝。然欲留之请,帝若不允,入送亦可。”(41)这说明鉴于明朝的国力与威势,朝鲜最终还是坚持对明“事大”的态度。由上看出,在朝鲜前期,朝鲜始终对建州有强烈的野心,对明朝女真的政策极为关注,并随时调整对建州女真的政策。 吴晗关注的重点虽是朝鲜、建州与明的史料,但对《李朝实录》中有关日本、琉球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亦加以辑录。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略加说明。明中叶之“南倭北虏”问题,困扰明朝多年。“倭患”平息不久,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派兵前往援朝。这场战争时战时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击败日寇,赢得了胜利。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三国间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42)。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43)。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 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44)。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45)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46)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47)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48)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
三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价值与影响
对吴晗《史料》一书的评价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此书“采录甚多疏漏,又辄私自窜乱史文,混淆记载,必须以原本校核”(49);另一种认为,该书“是一部研究中、朝关系包括女真诸问题在内的资料极其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书”(50)。通过对《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的对比,笔者认为,应对吴晗《史料》一书的价值与影响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第一,《史料》一书本身即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前文已经提到,此书分两个阶段编成,即20世纪30年代和50～60年代。吴晗之所以在这两个时期抄录《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前者正是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吴晗抄录《李朝实录》,是期望从历史上寻找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谬论的证据。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继续对《史料》抄录、整理,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到50年代末,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同盟合作时期,中朝关系也处于亲密状态。吴晗从1956年开始把新中国成立前的札记、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未尝没有为中朝关系史研究铺路的意味。 第二,《史料》一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更重要的是其学术价值。 首先,《史料》辑录了《李朝实录》中有关明清方面史料的记载,补充了中国史书记载的不足。《明史》最大问题是缺乏对后金兴起、发展情况的系统记载,而满洲为李朝入贡明朝的必经之地,朝鲜和女真诸部有频繁的往来,故《李朝实录》详细描述了女真地区的相关情况。吴晗以填补建州史的空白为学术抱负,对建州历史的发展极为重视,《史料》一书尤究心于《李朝实录》中女真地区的相关资料。如对于明朝、朝鲜与女真诸部的往来、李氏朝鲜前期对女真的领土野心等,书中都进行了大量抄录。在抄录史料的基础上,吴晗还对建州历史开展研究,先后写成《后金之兴起》《〈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高丽女”考》等论文,系统地梳理了满族先世的历史,揭示出清入关前臣属于明朝的事实。另外,对明建文帝一朝史实、永乐朝宦官出使情况、贡女问题、壬辰战争等,这些在中国史籍中难以见到的史实,吴晗也颇为关注,大量辑录相关史料,补充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不足。 且重要的是,《史料》一书不仅辑录了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工作报告,还将朝鲜使臣听到的民间传闻,道听途说的各种消息都辑录下来。显然,在吴晗看来,这些假说、猜测、臆想等,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的历史毕竟不能重现,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史家笔下的历史、当事者亲历的历史、后人回忆的历史,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增加了史学工作者了解历史真相的困难。吴晗《史料》一书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审视中国史籍记载的另一个视角,有利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此外,《史料》中记载了大量朝鲜君臣,明、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对话,是中国史籍中不多见的,为研究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订正中国方面史料之讹误。中国史学受政治影响甚深,尤其是官方修撰的诸部正史,受统治者主观因素影响,某种程度上对记载历史的真实情况极为不利。如中国传统史书中对明朝仁宗、宣宗的统治自来评价甚高,有“仁宣之治”的美誉,而《史料》中的大量资料反映了仁宗、宣宗的荒淫;再如传统的看法,认为明朝嘉靖帝以来中国的国力开始走向衰落,而《史料》中对发生在嘉靖时期的明朝援朝抗倭战争有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明朝国势之强。这些都可以对中国单方面的记载进行反斥,有利于探明历史的真相。 再次,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所谓“从周边看中国”(51)。葛兆光提出以“异域之眼”看“中国”,要“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重视朝、越等国文献中涉及中国的史料,重视对“华外汉籍”的研究(52)。吴晗《史料》一书,正是以“异域”之眼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好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学者们对域外史料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载籍史料对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当时许多中朝关系史、明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还没有数字化,纸质版书籍部头大,流传不广,研究者使用极为不便。故此,《史料》的出版,为学者们解决了这一困难,成为当时研究者们的重要资料。 最后,在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也对《李朝实录》进行了抄录,前后两次。第一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池内宏(1878-1952),为了“满蒙史”研究的需要,组织人力对该校图书馆收藏五台山本《李朝实录》进行摘抄。因1923年东京大地震,实录被焚毁,摘抄工作中断。第二次,1932年太白山本《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后,日本兴起了明代“满蒙史”研究热潮,遂决定将太白山本《李朝实录》中有关“满蒙资料”辑录成书。由池内宏负责监修,旗田巍(1908-?)为编辑。这项工作完成后,因战乱的关系,一直未能印刷出版。直到195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1958年出齐,定名《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以下简称“《实录抄》”),全书共15册,外加索引1册,约230余万字。包括从李朝太祖元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到仁祖二十二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约300年间事。另在卷首附高丽恭愍王、辛禑、恭让王三朝记事中有关资料。全书不分卷,按年代辑录,为编年体史书。与吴晗关注“中国、朝鲜和朝鲜和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不同,《实录抄》侧重于明代的“满洲资料”。该书凡例说:“凡明代之满洲对外活动事迹,社会习俗等记事悉予搜集,如朝鲜李朝和明朝对于女真民族的政治、军事、经济上之政策、辽东和朝鲜的交涉事项亦均包括在内。”(53)实际上,此书的重点是明初女真人的活动以及朝鲜与女真人的关系。其他如明朝与朝鲜的往来,明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后金与朝鲜的往来,后金与女真人的关系等,都放在次要地位,有的甚至一字未录(54)。相较于《史料》,不论内容、篇幅、时间跨度上,《实录抄》都稍逊一筹。故此更突显吴晗以一人之力,抄录五百多万字的《史料》之难得与价值。 吴晗《史料》一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被使用情况上。20世纪80年代《史料》一经出版,即颇受青睐。该书诚然存在漏抄、错抄的瑕疵,但当时《李朝实录》流传不广,获取很不方便,难以被一般学者看到,《史料》为大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2006年以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开始了《李朝实录》的数字化服务,现在网上也能自由检索,但吴晗《史料》仍被很多学者使用。为说明这一情况,特以中国知网为据,1981至2014年相关学术论文引用为例,把二者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列表如次。 从表中可见:自1980年《史料》一书出版后,其引用率就在逐渐上升。在《李朝实录》逐步数字化的同一时期,《史料》引用比率不但未降,反而达到了峰值。其中,尚未包括以《史料》为索引,而后复勘《李朝实录》的情况。吴晗《史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随着学术的发展与数据库建设的完善,加之《史料》一书本身的不足,其引用率降低当属正常现象。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吴晗对《李朝实录》的辑录、编排也具有提供范式的意义。在吴晗之前,尚没有辑录《实录》而成书并公开出版的情况。而在《史料》一书出版后,陆续出现不少同类书籍,如王其榘编纂的《明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3年)和《清实录邻国朝鲜篇》(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1987年);吉林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明实录东北史料辑》(一至五册,辽沈书社,1990年)。后来,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正史资料的选辑,如刁书仁主编的《廿六史中朝关系史料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姜孟山等主编《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史料》(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钟翰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收入《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朴兴镇主编的《中国廿六史及明清实录东亚三国关系史料全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共5册)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吴晗《史料》一书有漏抄、错抄之处,有人认为该书学术价值不大。以此,笔者以《李朝实录》和《史料》一书互校,发现后者确实存在时间上抄错或文字上不忠于原文之处,如《李朝太祖实录》四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三月壬寅条记载:“商山君李敏道卒……当上(指李成桂)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赐号推忠协赞开国功臣,以妻乡尚州,封商山君。年六十卒,赠门下侍郎赞成事,谥直宪。子蓁。”《史料》书中则为:“当上潜邸之日,阴有推戴之意,陈说历代沿革。及上即位,得与功臣之列,官至商议中枢院事,历官至商议中枢院事,谥直宪。”(56)此外,吴晗在辑录《李朝实录》时,还对其中有些内容进行省略,以“……”标示,据笔者统计,《史料》一书共有省略号28处,除第136页的省略号为标点符号的正常使用外,其余27个都是对《实录》内容的省略处理。通观这些省略的内容,笔者认为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省略内容为朝鲜官员的家世、经历等,如第127、130、157页;二,省略内容为朝鲜本国国情的情况,如第345、1453、1473页;三,其余无关中国方面的省略,如第113、116、166页。但是,也存在应抄而省略未抄的现象,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二十三日,钦差內史黄永奇等至朝鲜,奉太祖诏书,其中言:“近者,暗遣人说诱女真,带家小五百余名,潜渡鸭绿江,罪莫大焉。”(57)这条史料体现出明朝对朝鲜北拓野心的不满,对研究明、朝对女真诸部争夺的问题有重要意义。但是,吴晗《史料》一书未曾抄录。 综上所述,吴晗《史料》一书虽有诸如错抄、漏抄等不足,但瑕不掩瑜。该书曾作为明清史、中朝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为学界提供了很大便利,功不可没。张海瀛论之曰:“《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书,是一部系统、完整、填补明清史料空白、价值连城的鸿篇巨制,被史学界誉为编辑整理史料的典范和楷模。”(58)迄今为止,该书仍有资料索引的价值。作为一部资料书,该书内容丰富、使用方便。同时,其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吴晗的学术思想。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明清史、中朝关系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吴晗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注释：
①从20世纪30年代到2000年,《李朝实录》被影印四次。第一次,日本占领朝鲜后,汉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30年至1932年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二次,1953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本进行影印复制,仍缺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第三次,1955-1958年,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东国文化社影印《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出版的《朝鲜王朝实录》,因不认同日本人所编之《高宗实录》《纯宗实录》,故未收。第四次,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与朝鲜科学院合作影印高宗与纯宗两朝实录,以补日本学习院版本之缺。本文所指即1930-1932年影印的版本。
②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③关于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69～572页;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3～577页;王传奇:《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价值探析》,《兰台世界》2011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此书的特点与影响,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和拓展。 ④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为了统治朝鲜而在京城(今首尔)景福宫内设立了日本朝鲜总督府,负责编纂《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但韩国不承认。1967年日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补印了高宗、纯宗实录。 ⑤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 ⑥张秀民:《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袁静、袁澄、袁清:《父亲袁同礼与北京图书馆》,《北京观察》2003年第5期。 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讲史学》,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⑧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⑨如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北京大学1934年版;徐中舒:《明初建州女真居地迁徙考:兼论元代开元路治之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第2期,第163～192页;郑天挺:《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人文科学学报》第1卷第3期,1945年,第3～15页等。 ⑩吴晗著,常君实编:《吴晗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3页。 (11)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12)吴晗:《谈历史研究》,《吴晗全集》第9卷,第337页。 (13)(17)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14)(15)方竟成:《吴晗致赵万里信及〈李朝实录〉》,《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69～572页。 (16)翁独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序言》,《吴晗全集》第10卷,第586页。 (18)张海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指出:“下编”记录的史料又分为前后两种情况,前一种情况,即从孝宗到哲宗,相当于从清顺治七年(1650年)至清同治二年(1863年),是吴晗在1932-1936年,在北平图书馆抄录的;后一种情况,即纯宗和高宗两朝实录,是吴晗1961年前后定稿时补充抄录的。(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4页)不过按照吴晗给赵万里的信件中所说,吴晗在30年代的北平图书馆只抄录到1649年。 (19)吴晗:《后金之兴起》,《吴晗全集》第3卷,第37页。 (20)(21)(22)(23)(24)(25)(2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33、1519、298、1520、4323、4328、5171页。 (27)(28)(29)(30)(31)(33)(35)(36)(37)(38)(3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9～110,112,151、160、175,176,458,3799,469,290,189,189,197页。 (32)(34)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2、33～34页。 (40)(41)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01、211页。 (42)参见孙卫国:《中朝史料之比勘与两个形象迥异的杨镐》,北京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版。 (43)孙卫国:《兵部尚书石星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历史研究所编:《中国朝鲜史研究会会刊——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四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4)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第376～380页。 (45)(46)(47)(48)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020、4088、4036、4042页。 (49)陈学霖:《〈朝鲜实录〉记载中之明孝宗弘治皇帝》,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十二辑),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92页注(45)。 (50)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序言》,《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3页。 (51)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 (52)葛兆光:《揽镜自鉴——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53)《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凡例》,池内宏编:《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 (54)董万仑:《〈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及其学术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2期。 (55)即同一时期,以《史料》为参考文献的文章占以《李朝实录》为参考文献的数量比。 (5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30页。 (57)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李朝太祖实录》卷4,二年八月壬寅条,东国文化社1961年版,第6页。 (58)张海瀛:《一部填补明清史料空白的鸿篇巨制——读〈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