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旅行的哲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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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大概是2019年7月份。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熊培云。整场听下来，没有第一次精彩，熊培云对有些问题的观点并不明确，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太有意思的书，没有买，也没读过。对本书无法作出评价。整场分享共整理了四期，完整版链接：在美国旅行的哲思（上） 在美国旅行的哲思（中） 在美国旅行的哲思（下） 在美国旅行的哲思（终）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熊培云老师，第一次是在《追故乡的人》的分享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慢书房的沙龙，印象深刻，从此成了常客。那场分享同样精彩，有机会一并整理。本场分享长达两个小时，内容很多，我会尽量完整记录，提问环节会有删减。这次的分享看似分散，也有内在逻辑，我会尽量把关联内容放在同一板块，不再自拟标题，以图片分隔。
在美国旅行的哲思
鹿茸：不用多介绍，因为我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用慢书房特有的特烈的掌声欢迎学者熊培云第三次来到慢书房。老师，我就不多占你的时间了。
熊培云：你其实就是偷懒hhh。
鹿茸：第一次老师来是讲他的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第二次老师来是谈《追故乡的人》。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说过一段发自内心的感言：有些书是可以治疗人心中的一种病，比如思乡之情。那年春节我看完《追故乡的人》之后就觉得我再也不是远离故乡的人了。我一直觉得看熊老师的书感觉是在吃药，看着看着心病就好了。我曾经和老师有过很过分的约定：熊老师出新书一定要来慢书房，当然不来我也不能拿你怎么样。老师出新书一定会来，这也是我们做书店最让人感动的事情。熊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来慢书房做沙龙是可以和在座的各位结下「私谊」，就是私人的情谊。我跟很多来到慢书房分享的嘉宾也都这么说，就是熊老师都这么说（我们能结下私谊）。后来很多人都来慢书房做分享，并且和我们成为好朋友。这也是熊老师无形中帮我们书店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期待这次的分享会。
熊培云：其实昨天晚上我自己偷偷来过一次，我在门口看了几本诗集。还看到后面（废旧的冰箱上）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大概意思是，这是一个没有电的废弃的冰箱，但是里面放满了书的话，就重新获得了能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隐喻，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书籍有时的确会给人警醒。刚才许涛特别说到《追故乡的人》这本书。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我在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时候，写到后面像得了心理疾病，就是觉得除了故乡哪也没法去了。但是后来我获得解脱恰恰因为《追故乡的人》，这本书治愈了我。所以他刚才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欣慰。
这是第三次到苏州的慢书房。我是特别愿意到这边来的，因为第一次来的印象太深刻了。和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围在一个课桌边上，就像你说的圆桌。我觉得后面也挤满人也挺好的（鹿茸：我们往里面在拉一拉，大家再靠近一点啊）。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寻美记》的第二场活动。第一场是在老家南昌。其实为了见到大家我也是蛮拼的，因为我只有写完了一本书，而且要确保它真的能印出来，我才能到苏州见大家。否则我真的……（鹿茸：显得我们特别刻薄啊。熊：没有是我比较尊重约定，因为我说好了有新书才到你们这来）其实今天晚上有一个苏州的读者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和我相识的过程。他一直住在苏州，去年在牛津，他正好在那边访问，我们有非常多的交流。所以一会可以请他来和大家聊一聊。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聚集在这里，很大程度上都是很有缘分的。我们搞每一场活动，不止是说作者和读者相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读者和读者相遇。我不知道大家听懂这个意思了没有？（鹿茸：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的）为什么说这个呢？前一段时间我在南昌做活动，现场就有一对男女朋友，他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参加我的读书会。（鹿茸：真有这事。熊：真有这事，我们俩有点像说相声hhh,是哪本书我不记得了。鹿茸：我觉得应该是《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这本书特别适合，《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不太合适）参加完读书会，他们俩互相加了微信。两年之后他们准备结婚了，又到了我的读书会现场。我为什么要急着把这个话说出来，我怕后面会忘。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应该跟你们分享，告诉你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很重要。你想一想，都是读书的人坏不到哪儿去，而且同时喜欢某一个作者的书或者同时不喜欢，总是有一些缘分。我经常说人是意义动物，大家有一个意义共同体，有一个意义圈，有一个价值观，有一定审美的情趣等等。我觉得人与人相遇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今天大家从相遇到相知相识的概率非常大，所以我先把好话说到这。
鹿茸：今天老师创造了一个特别好的相亲的新模式，我们可以先从这本书说起。hhh
熊培云：2012年美国的一个机构邀请我去观摩他们的大选，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动过去美国访问的念头。说来也奇怪，有这么多人访问美国，我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为什么呢？一方面可能是我在欧洲读书，欧洲人有一点老贵族的倾向，当然英国还不一样。我当时是在法国，法国有很多反对美国的声音，像伊拉克战争。美国对伊拉克说入侵也好，解放也好，我对整个战争是不喜欢的。因为实际上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正常的成长，或者说直接的暴力的介入会带来某些预想不到的灾难。后来的情形大家知道，伊拉克凭空死掉了六七十万人，但美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责任。因为它是世界的超级大国，没有人可以追查它的责任。当然道义上的责任，有的人也说了，比如英国当时的首相梅杰（约翰·梅杰 John Major 1990年11月28日至1997年5月2日保守党）战争开始时他并不认为有什么过错，后来看到大量的伤亡以后，他说当时这个仗打得有问题，他甚至说愿意用余生的多少努力来救赎这件事情。但当时在法国却有非常多的人发对（伊拉克战争）。这的确也涉及到一个政治伦理的问题，包括一种权力不受约束以后，它做坏事或者做不好的事情怎么来补救、怎么来防范的问题。这是非常复杂的，当然很多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抽象的人权比具体的人权更重要，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观念。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是过去这些年关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科技在中国长驱直入，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接触。所以对我来说，它不像一个意志的文明，就是好像我不是特别需要去了解它。因为我在中国或在其他地方已经了解足够多了，它不是那么给我新鲜感。比如说如果是去印度，我可能有更大的热情，因为我对那个地方不熟。我知道他们的大街上有牛马或其他动物在跑来跑去，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场景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想去看看。但是相对来说，大家谈论美国谈论得非常多，我就不是太有动力。因为这次可以观摩美国的大选，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教政治传播学的课程，所以我需要近距离地去了解有关选举的事情。
2012年的秋天我就去看大选。这时间并不漫长，但是整个过程实际上促成了我去了解美国，去探寻更多的事情。再之后我就回国，回国后就发现实际上我对美国的了解还是不够，还是有非常多的欠缺，或者说它勾起了我的某些欲望，比如说对于乌托邦的理解。因为我意识到美国的建设就很像法国的一个学者叫鲍德里亚，可能有些朋友对鲍德里亚并不了解，但如果在很多年前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黑客帝国》的话，你会知道它的世界观，它的构思非常奇特：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对计算机生成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幻觉当中，是由外部的电脑控制的，很像是科幻，这是鲍德里亚的一个说法。同时他在《美国》那本书里面谈到，美国更像是欧洲发射的一颗人造卫星，它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乌托邦。他说的「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本身是在托马斯▪莫尔意义上的，并不是完全完美的概念，而是托马斯▪莫尔那代人想象的期望的美好的世界一定程度上在美国实现了。所以我当时也在把托马斯▪莫尔的那本书找回来看，因为以前都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但是细节不一定一点点抠，而且很多细节可能也忘掉了。那我把这书找回来，一点点地看，一点点对比，书里面列的十六七条托马斯▪莫尔当时想象的一个美好社会好像在今天的美国是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或者说美国建国之初，很多想法就是根据托马斯▪莫尔的设计在完成。托马斯▪莫尔谈的「乌托邦」也并不是托马斯▪莫尔本人的，我相信人对美好世界的期许是有很多相似性的。托马斯▪莫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宗教不自由的时代，但他渴望宗教自由；是一个不民主的时代，他渴望世界是民主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象或期许），是数代人都期望的一个好的社会，他通过《乌托邦》这本书写出来。
很多当年的清教徒离开英国、荷兰等欧陆国家去美国，他们去开疆拓土，去寻找美好家园。当然很多人刚刚去的时候要么被杀戮了，要么因为实行奴隶制的共产主义制度，导致他们最后破产然后要急着逃亡回家，重新回到欧陆。实际上从欧洲去美国的清教徒也好，后来去美国的一些人也好，美国最开始是所谓的荒蛮大陆，他们要建立社区，成立保安队，建立乡镇，他们也是在不断地做实验，包括温斯洛普（约翰-温斯洛普1588-1649，著名清教领袖，马萨诸塞首任总督）建立的所谓的「上帝之城」。最开始他们是逃避英国国教的宗教迫害，但他们建立宗教意义上的乌托邦的时候，也会去迫害其他的异教徒（把异教徒们赶到罗德岛或其他地方）。当我梳理这些过程的时候，会发现美国的这些历史和大家对乌托邦的追求有非常大的联系。只是很多人在追求所谓的乌托邦的过程中，就像我在《重新发现社会》里面谈到的形成了一种「市场政治」。就是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但因为是自由的大陆大家可以迁徙，不断地结社，不断地从乡镇走向洲，这样落后的地方或者不合适的制度会慢慢被淘汰，（国家/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成长起来。就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那本书里面谈到的，美国是一个一方面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从乡镇慢慢成长起来的。也就是一个从地方到中央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有开始的各个州到后来建立邦联，最后因为反对英国的统治，把英国的权力赶出去，这也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那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梳理了早先的美国的国父们是怎么谋求美国的独立的。实际上最开始像华盛顿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远见卓识，他有他成长的过程，后来也不断神化、不断圣化。比如书的开篇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华盛顿纪念碑，这是我自己特别拍的一张照片。大家注意看，其实我把它拍成一把剑，因为旁边有路灯，正好借这个构图变成一把剑。有一句话是：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的独立思想启蒙者）的笔，华盛顿举起的剑将徒劳无功。实际上华盛顿最开始代表的是北美的一种武力/蛮力，他的方向感并不好。但是因为有托马斯·潘恩这样的人，写《常识》，告诉那时候的美洲白人还有另外一种出路（为什么要受那个遥远岛国的统治）。在这之前，华盛顿所谓的打仗并不是为了北美的独立，他最开始的梦想就是在英国的正规军里面谋得一份差事。他打仗也并不是很好，跟法国人打仗的时候，就被抓住投降了，后来签了一个协议，才把被放出来。他跟英国打仗的时候，每打赢一次，还要和将士们举起酒杯遥祝乔治三世万寿无疆。只有到了托马斯·潘恩这样的人出现，告诉他还有另外一种出路，这个时候他们才鼓舞士气，才知道还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我在书里面对托马斯·潘恩表示了非常大的同情。他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父，但是至少在逝世的一百多年以内他并没有得到重视。他的晚景很凄凉，也没有人送葬，因为他是异教徒。我们刚才说了当时去美国的是一群清教徒，美国是一个相对来说在基督教基础上建立的国家。但是托马斯·潘恩崇尚思想自由，反对教会。他尊重信仰，但是反对教会对信仰的操纵或者说欺骗。他公开表达了他的观点，因此得罪很多人，其实这也是独立思想者往往要支付的代价，但是历史在若干年会重新给他公正，就像我在书里面会对他表示很大的同情。
我在书里面也谈到很多和「国父」有关系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当我们谈国父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想到某一个具体的人。比如中国的国父是谁，我们脑子里可能会想到某一张照片，可能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唯一的一个人，这是国父在中国的概念。但实际上同样说国父，如果看英文的相关资料的话，会用founders或者foundingfathers，是指一群国父，不是某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建设是一代人中的某一些精英一起来做什么事情，他们团结合作，不彼此消灭，建立起来某种制度或者某一个理想的社会。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比中国一二十年代的制宪会议和美国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不一样。中国当年的制宪会议处于一个互相不服，没有妥协，没有一个共同理想的状态。美国当年的制宪会议我们会看到很多妥。而且当时的制宪会议现场有非常多的动人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时的制宪会议开始也不是为了制宪。华盛顿等人在打赢了英国以后说要修正原来的邦联条款，但没有人知道这次修订会变成怎么样，只是大家坐下来，很多各个州的精英代表来商量事情，慢慢地才有了所谓的制宪会议。其实宪法草案出台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包括说「不自由，毋宁死」的帕特里克说这是费城的暴政，是乔治三世的暴政。大家都反对这样的草案出台，直到富兰克林站起来。当时的富兰克林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全是白的。因为身体很老，他去开会都是用轿子抬过去的。他站起来说：在座的各位，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心爱的观点。我也一样，我也不舍得放弃我的某一个心爱的观点。但是如果这样我们没法达成任何一个协议。为了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就必须妥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放弃一些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认同一些我们可能反对的东西，才能够形成一个大家能够共同遵守的东西。即便是这样，他们有些人妥协了，同意签字了，但最后公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实际上这就是不断地在谈论、不断的在妥协，不彼此消灭的状态，也就是fathers是一个复数，是一群人的妥协。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国的经验。实际上有人甚至不用foundingfathers而用foundingbrothers，大家都是兄弟，没有谁比谁更高，也不是大家都来做父亲，而是大家都是兄弟。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也谈到费城，美国的精神之源，有兄弟有爱之邦的意思在里头。最早的他们的教徒恰恰也是贵格教徒，这些人崇尚四海皆兄弟（当然不是宋江式的四海皆兄弟），所以他们很早就废弃了奴隶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