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大老实
躺在床上看《金锁记》，不知不觉就到了后半夜2点，这本编入了张爱玲1943年的短篇小说集于我来说算是重读。上一次读大概是是高中的时候，只记得那是我读的第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除了没有收录《金锁记》以外，书的名字是《倾城之恋》。
我不是张迷，幸好不是。在我私人的阅读史中莫名其妙的绕过来了一些大家都经历过的人，其中张爱玲就是一个，以至于很多年后我把这本张爱玲的东西拿来重读，通常是放在两本比较沉重的书之间或者是一次火车或者飞机的旅行中来读。因为如果重读陀斯托耶夫斯基的话总是让人深呼吸然后然后找借口告诉自己，等有时间再重读吧。而张爱玲却正合适，她的苍凉也不能砸死人，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热情去消耗，也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去抵挡。
然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进行一场没有热情消耗的阅读是会让人倍感冰冷。十几年后重读张爱玲的这些短篇，岁月改变了太多，我自己也已经是写过些文章的人，文字有戏已经迷惑不了我，因此这才开始拨开层层华丽文字的烟雾，去开始体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她笔下的那些女孩子，都是脆弱而无力的，她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心机，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朴实单纯的本质。面对着这人生百折，世事苍凉，也只能是脆弱而无力的孤独的面对着。没有出路，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出路，虽然身边也时有她们花团锦簇的热闹，在张爱玲的故事中，灵魂可以互相陪伴，但从来不会得到慰藉，人和人之间，皮相之间，是隔着一层叫做姿态的东西的——那华美的旗袍，人人都说她塑造的这姿态美，她也为此背上了小资和浅薄的罪名，但是原来她缝制的这华美的旗袍，却不仅仅是为了美而存在的，她其实的心思，却是用它来遮丑的。
铁凝曾经说过：“写小说实在需要“大老实”。当然，“大老实”是指创作者对文学本身的态度，没有这个“大老实”的文学姿态或者说是文学态度，就没有谋篇布局、落笔行文的智慧，“大老实”是一种返璞归真后的新境界，是一种顶点智慧。”
在重读张爱玲的过程中，就想起这段话来，想，张爱玲这个人，作为一个作家，到底算不算是有点“大老实”呢？，因为前些时候在重读张爱玲之前，曾经读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看到里面引了张爱玲的话“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制与装饰之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美，而在于它美的没有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
读这段话的时候，是觉得有些意外的，因为因为平时读张爱玲并不多，记得她总是被人念念的句子是那句“出名要趁早”。但若前面的话也是出自同一个人的，那么只能说我平素里误解了她对文字的认识水平，现在仔细想想，却原来也不矛盾。人家是说出名要趁早，但并没说，不需要真功夫啊。 所谓不择手段，是后人有意曲解的注释，与原来说话的人，并没有关系。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段话，才有后来的重读，只是想撇开那浮沫，看看她是否真的认真去照着她自己说的话去做，努力的去描述人生朴素的底子呢。
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要从文字上来讲起来还真是啰唆。但从电影来讲就清楚得多，侯孝贤在拍《海上花》的时候，光就抽鸦片这一套动作，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这一大票人就练了很久，因为你不仅仅要会，还要忘记这些动作的存在，要让它化入你的骨髓，和日常的动作一样浑然无觉，而这，就是生活的底子。
据说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后来李安拍《色·戒》，也是领着陈冲等众太太到香港集体培训了十几天的麻将课。巧的是这两部根据张爱玲的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可见张爱玲的作品最难把握的不是她的华丽的文字，而是这生活的底子，点点滴滴构成的一篇小说的气息才对，而两个导演都是大师级的导演，他们这样的态度，就是铁凝所说的“大老实”吧。虽然文字和影像是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大老实”却是相通的。由此我想到张爱玲也是有些大老实的，虽然她是喜欢穿奇装异服的高个子的姑娘，虽然她也说过出名要趁早，虽然她喜欢比喻句，但是这些，并不等于华美的旗袍下面，没有朴素的底子。只不过太年轻的时候，不懂得退，不知道旗袍太华美，会有喧宾夺主的效果，让人忘记了看她的底子。也没有生在一个人人撕碎了旗袍，要依靠展现丑陋来显示力量的年代。
一般来说，搞文艺创作的，电影也罢，小说也罢，如果简单的划分，可以分为挖井型的，和挖坑型的，挖坑型的人写东西，会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今天描写下岗职工，明天描写监狱劳改犯，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底子，所以只能靠变幻题材，变幻表达方式这种挖坑的形式来解决创作的问题，而挖井型的呢？顾名思义，就不多说了，所有的大师都出在挖井型的。
而张爱玲是挖井型的，虽然不得不承认，她能力有限，挖了个不半深不浅的井就搁在那里了，但是她的确是老实的挖井人，靠的是她有限的生活的底子，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老实，挖完了，她也并没有另外再去挖个坑，于是很多挖坑的人会跑来用狭隘两个字来评价她。虽然他们很多人这辈子也没挖过她那么深的井，但是她没有他们挖得多，所以这就是张爱玲的尴尬了，她的井不足以深得折服人心，却又不肯多挖几个与坑洞为伍。所以成了最让人有攻击和批评欲望，并且可以就手拈来的靶子。
在写了很多年的字以后，重读张爱玲，才开始明白，张爱玲这个人，她和她的文字，和她的爱情故事，实在是很统一的一个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哀怨女子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本来就是这么老实的活法的一个人，她并不可悲，也不需要同情，她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这是否和那个大时代里，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关，但这份为文字者的骄傲和老实，我的确也在那个时代里的其他人身上看到过。有人曾经把张爱玲评价成那个时代的美女作家，可是她从来没有做到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女作家，甚至所谓作家一样，一本接一本的出书出到十几本，每一本都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挖坑都是一模一样的坑，相似的深浅，从来不换个方的圆的，她从来没有。她写完了，就完了。爱完了，就完了。做人，做文，都是这样。
那就老老实实的，完了吧。只是，当你谈到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你就是没法绕过这个挖井的女子。
我不是张迷，幸好不是。在我私人的阅读史中莫名其妙的绕过来了一些大家都经历过的人，其中张爱玲就是一个，以至于很多年后我把这本张爱玲的东西拿来重读，通常是放在两本比较沉重的书之间或者是一次火车或者飞机的旅行中来读。因为如果重读陀斯托耶夫斯基的话总是让人深呼吸然后然后找借口告诉自己，等有时间再重读吧。而张爱玲却正合适，她的苍凉也不能砸死人，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热情去消耗，也不需要太多的力量去抵挡。
然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进行一场没有热情消耗的阅读是会让人倍感冰冷。十几年后重读张爱玲的这些短篇，岁月改变了太多，我自己也已经是写过些文章的人，文字有戏已经迷惑不了我，因此这才开始拨开层层华丽文字的烟雾，去开始体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她笔下的那些女孩子，都是脆弱而无力的，她们虽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心机，但是总的来说，都是朴实单纯的本质。面对着这人生百折，世事苍凉，也只能是脆弱而无力的孤独的面对着。没有出路，是因为本来就没有出路，虽然身边也时有她们花团锦簇的热闹，在张爱玲的故事中，灵魂可以互相陪伴，但从来不会得到慰藉，人和人之间，皮相之间，是隔着一层叫做姿态的东西的——那华美的旗袍，人人都说她塑造的这姿态美，她也为此背上了小资和浅薄的罪名，但是原来她缝制的这华美的旗袍，却不仅仅是为了美而存在的，她其实的心思，却是用它来遮丑的。
铁凝曾经说过：“写小说实在需要“大老实”。当然，“大老实”是指创作者对文学本身的态度，没有这个“大老实”的文学姿态或者说是文学态度，就没有谋篇布局、落笔行文的智慧，“大老实”是一种返璞归真后的新境界，是一种顶点智慧。”
在重读张爱玲的过程中，就想起这段话来，想，张爱玲这个人，作为一个作家，到底算不算是有点“大老实”呢？，因为前些时候在重读张爱玲之前，曾经读朱天文的《最好的时光》，看到里面引了张爱玲的话“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制与装饰之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然后她也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美，而在于它美的没有底子。”然后，她又说：“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
读这段话的时候，是觉得有些意外的，因为因为平时读张爱玲并不多，记得她总是被人念念的句子是那句“出名要趁早”。但若前面的话也是出自同一个人的，那么只能说我平素里误解了她对文字的认识水平，现在仔细想想，却原来也不矛盾。人家是说出名要趁早，但并没说，不需要真功夫啊。 所谓不择手段，是后人有意曲解的注释，与原来说话的人，并没有关系。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段话，才有后来的重读，只是想撇开那浮沫，看看她是否真的认真去照着她自己说的话去做，努力的去描述人生朴素的底子呢。
这个底子到底是什么，要从文字上来讲起来还真是啰唆。但从电影来讲就清楚得多，侯孝贤在拍《海上花》的时候，光就抽鸦片这一套动作，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这一大票人就练了很久，因为你不仅仅要会，还要忘记这些动作的存在，要让它化入你的骨髓，和日常的动作一样浑然无觉，而这，就是生活的底子。
据说练得最好的是梁朝伟，后来李安拍《色·戒》，也是领着陈冲等众太太到香港集体培训了十几天的麻将课。巧的是这两部根据张爱玲的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可见张爱玲的作品最难把握的不是她的华丽的文字，而是这生活的底子，点点滴滴构成的一篇小说的气息才对，而两个导演都是大师级的导演，他们这样的态度，就是铁凝所说的“大老实”吧。虽然文字和影像是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大老实”却是相通的。由此我想到张爱玲也是有些大老实的，虽然她是喜欢穿奇装异服的高个子的姑娘，虽然她也说过出名要趁早，虽然她喜欢比喻句，但是这些，并不等于华美的旗袍下面，没有朴素的底子。只不过太年轻的时候，不懂得退，不知道旗袍太华美，会有喧宾夺主的效果，让人忘记了看她的底子。也没有生在一个人人撕碎了旗袍，要依靠展现丑陋来显示力量的年代。
一般来说，搞文艺创作的，电影也罢，小说也罢，如果简单的划分，可以分为挖井型的，和挖坑型的，挖坑型的人写东西，会东挖一个坑，西挖一个坑，今天描写下岗职工，明天描写监狱劳改犯，因为他们没有生活的底子，所以只能靠变幻题材，变幻表达方式这种挖坑的形式来解决创作的问题，而挖井型的呢？顾名思义，就不多说了，所有的大师都出在挖井型的。
而张爱玲是挖井型的，虽然不得不承认，她能力有限，挖了个不半深不浅的井就搁在那里了，但是她的确是老实的挖井人，靠的是她有限的生活的底子，做到了最大限度的老实，挖完了，她也并没有另外再去挖个坑，于是很多挖坑的人会跑来用狭隘两个字来评价她。虽然他们很多人这辈子也没挖过她那么深的井，但是她没有他们挖得多，所以这就是张爱玲的尴尬了，她的井不足以深得折服人心，却又不肯多挖几个与坑洞为伍。所以成了最让人有攻击和批评欲望，并且可以就手拈来的靶子。
在写了很多年的字以后，重读张爱玲，才开始明白，张爱玲这个人，她和她的文字，和她的爱情故事，实在是很统一的一个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哀怨女子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本来就是这么老实的活法的一个人，她并不可悲，也不需要同情，她其实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这是否和那个大时代里，知识分子的风骨有关，但这份为文字者的骄傲和老实，我的确也在那个时代里的其他人身上看到过。有人曾经把张爱玲评价成那个时代的美女作家，可是她从来没有做到像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女作家，甚至所谓作家一样，一本接一本的出书出到十几本，每一本都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挖坑都是一模一样的坑，相似的深浅，从来不换个方的圆的，她从来没有。她写完了，就完了。爱完了，就完了。做人，做文，都是这样。
那就老老实实的，完了吧。只是，当你谈到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你就是没法绕过这个挖井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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