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的剧作“展现了人间自然的真实状况”

在其众多的成就之中，塞缪尔·约翰逊最值得被人们记住的，也许是他那部两卷本的《英语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它初版于1755年。他的几乎同样有名的著作还有《英国诗人列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1783年）和八卷本的莎士比亚作品集（1765年）。

约翰逊的文学批评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为莎士比亚剧作所写的著名《序言》和编辑的剧作集，在确立莎士比亚的声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约翰逊在坚持古典主义的论述方面具有灵活性。他认为，很多长期受到尊重的规则与原理，都不过是那些自封的立法者们“武断的法令”，他们“禁止新的睿智的实验，限制去幻想放任自己冒险的天生倾向，谴责天才的一切未来的追求都要沿袭迈俄尼亚之鹰的道路[荷马]”。约翰逊强调，各种规则应当从理性从抽取出来，而不是从单纯的先例中抽取出来。在第156期中，他也要求“很多规则的提出都无需考虑自然或理性”。在这些说法中，他列举了一些被长期坚持的有关戏剧的规则：只有三个人必须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的规则；把一出戏限制于五幕；以及时间的统一，一出戏因此应当在一天的范围内演完。约翰逊反驳说，这些以写实主义为目的的规则，没有使我们的普遍意愿适应于被“欺骗”，即舞台上的事件都是真实的：“必须承认某种错觉，我知道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固定想象力的限度。”他赞同悲喜剧的“混合”体裁，认为这既没有违反理性，也没有违反戏剧的实质性作用，它“自称仅仅是成为生活的镜子”。不过，约翰逊确实提出，绝对需要遵守行动统一和性格统一的规则。在鉴别要遵守哪些规则方面，他声称：“把自然与习惯区分开来应该成为作家首先要努力的。”在这里似乎有一种坦白陈述，并不是古典规则的基础——坚持自然、理性和真理——都错了，而是有些规则在实际上并非源自那些基础。

很多这样的问题都在约翰逊为他编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所写的著名《序言》中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讨论。有三个基本关注点贯穿了这篇《序言》：诗人的名声是如何确立的；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依赖由批评和惯例所确立的原则相比较，自然与生活经验的相对优点。约翰逊在《序言》开始时介入了有关古代作家与现代作家的相对优点的争论。他断言，古代作家的优点是以一种“逐步的和比较的”评价为基础的，因为要由“观察和经验”来检验。约翰逊认为，如果我们用这些标准——“崇敬的持续时间和延续时间的长短”——来评判莎士比亚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证明有理由让莎士比亚“享有古人的尊严”，因为他的名声已经经过他那个时代的各种习惯、意见和情境而留存了下来。

约翰逊探究了莎士比亚不朽成就背后的原因，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总体陈述：“没有什么能使很多人满意，能长久地使人满意，只有对普遍自然的表现才有可能。”此外，约翰逊用“普遍自然”来指，在按照“真理的稳定性”进行创作时要避免特殊的方式、偶然的习惯和基础，也就是说，那种真理是永恒的和普遍的。约翰逊声称，在所有作家中，莎士比亚率先成了“自然的诗人：这个诗人使他的读者握有一面风俗与生活的忠实镜子”。他的人物不是根据时间、地点和地方风俗的偶然事件来塑造的；相反，他们都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后裔”，他们的“行为和言说受到一切心灵都为之激动的那些普遍激情和原理的影响”。约翰逊认为，其他诗人把人物表现为个体；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都是共同的种类”。正是由于这些事实，莎士比亚的戏剧才充满了“实际经验的公理和家庭的智慧……从他的作品里可以汇集一个民间的和经济上精明节俭的系统”。

与大多数戏剧作家“夸张的或被加重了的人物”相比较，莎士比亚的角色都不是英雄，而是凡人；他用人类的语言来表现“人类的情绪”，运用了寻常的事件。实际上，由于他运用了源于“普通生活交流”中经久耐用的说法，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是“我们语言的原创性大师之一”。虽然莎士比亚“拉近了遥远，使奇异为人所熟悉”，但他所描绘的事件与可能性相吻合。由于具有这些特质，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了生活的镜子”。

约翰逊这时针对约翰·丹尼斯、托马斯·赖默和伏尔泰这些批评家和作家提出的指责，为莎士比亚进行了辩护。那些批评家认为，莎士比亚的人物不足以反映他们的时代和身份，例如，他的罗马人并不是十足的罗马人，他的国王并非十足的王室气派。约翰逊反驳说，莎士比亚“始终都使自然支配着偶然事件；而且……他保护了绝对必要的人物”，把他们从偶然的习俗和“国家与社会地位的偶然差别”中解救出来。一种较为严厉的责难形式涉及莎士比亚把喜剧和悲剧的场景混合在一起，由此违背了悲剧与喜剧之间的古典差异。约翰逊承认，莎士比亚的剧作“不是严格的和批评意义上的悲剧或喜剧，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合成物；它展现了人间自然的真实状况，同时带有善与恶，欢乐与悲哀，与比例的无穷变化和无数的结合方式融合在一起”。古代诗人选择了这种多样性的某些方面，分别把它们限制于悲剧和喜剧；而莎士比亚则“把令人激动的笑声和悲哀的力量不仅在一个有思想者的身上结合起来，而且也结合在一部作品里”。正是在这方面，即在他为悲喜剧所进行的辩护方面，约翰逊要求把自然作为更高的权威，而不是先例。他承认，莎士比亚的实践“与批评的各种规则相反……但始终都有对于从批评到自然的公开诉求。写作的目的是要给予教诲；诗歌的目的是通过愉快给人以教诲。混合戏剧可以传达悲剧或喜剧的一切教诲，这一点无可否认……它比悲剧和喜剧更接近于生活的外貌”。此外，约翰逊认为，混合体裁有利于更大的多样性，而“所有的快乐都在于多样性”。约翰逊也指出，当莎士比亚的剧作在1623年第一次由他的演出公司的成员进行“编辑”时，那些编辑们虽然把剧作划分成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却无法清晰地把这三种类型区分开来。通过所有这三种形式，莎士比亚的“写作方式是相同的；即让一种严肃与嬉戏进行交换”，而他“从来不会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约翰逊确实承认，莎士比亚也有很多过错。他的第一个过失在于，他“更在意快乐而不是教诲，他的写作似乎不带任何道德目的”。约翰逊承认，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可以挑选出一个“社会责任的系统”。问题在于，莎士比亚的“规则和公理是他偶然说出来的；他没有对善与恶进行任何区分”，只让善行与恶行的例子“偶然地起作用”。约翰逊坚持认为，作家的职责始终都是“使世界变得更好”。约翰逊所列举的莎士比亚的其他过错有：情节的松散，他因此“忽略了教诲或快乐的机会”；没有注意到时间或地点的区别，以至于来自一个时代或地点的人们被不加区别地赋予了属于其他时代和地域的特征；他的幽默粗俗放肆；他的叙述和事先准备好的演说冷漠浮华；没有在场景中把唤起恐惧和怜悯坚持到底；以及有悖常情的和不着边际的迷恋于牵强之词与俏皮话。

然而，有一种类型的过失，约翰逊认为并非莎士比亚的责任：忽视了古典戏剧的统一性。约翰逊抓住这个机会详细阐述了他早先对那些古代规则的冷嘲热讽。首先，他使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免除了对统一性的一切要求：因为那些历史剧既非悲剧，亦非喜剧，它们不服从于支配着悲剧和喜剧的那些法则。这些历史剧所需要的一切，是“行动的变化要有所准备，以便于理解，事件要有变化和动人，人物要一致、自然和独特。不要求其他任何统一性”。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确实遵守了行动的统一：他的情节不是由复杂因素和结局构成的，“因为这极少是真实事件的正常状态，而莎士比亚是自然的诗人”。但是，他确实遵守了亚里士多德的要求，即情节要有开头、中间和结尾。

不过，就时间和地点的统一而言，莎士比亚毫不关注，在这个问题上，约翰逊为莎士比亚的辩护追问了这些统一性本身。像高乃依一样，他认为这些统一性“给诗人增添了更多麻烦，而不是使观众感到快乐”。约翰逊认为这些统一性产生于“假想的使戏剧可信的必然性”。这样一种要求要以这个观点为前提，即观众或读者的心灵“会因为明显的虚假而产生反感，当虚构脱离了与现实的相似性时，它就丧失了力量”。地点的统一只不过是根据时间统一的一种推论，因为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观众不可能相信特定的演员已经穿越了不可能的距离，到达了遥远的地方。这些都是批评家们反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不合规则之处的理由。在约翰逊看来，这些前提本身都是不可靠的：在一段引人注目的相反论证中，他认为莎士比亚本人是反权威的，并且断言：“那是虚假的，即任何表现都被误当成了真实；任何戏剧寓言在其物质性方面都永远是可信的。”约翰逊评述说，观众在到剧院的途中始终都会意识到，他们要使自己服从于虚构，服从于一种暂时自我欺骗的形式。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容许欺骗”，它就没有“任何必然的局限性”。如果我们相信舞台上演出的战斗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计算时间，或者不承认地点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呢？我们自始至终都知道，“舞台仅仅是个舞台，表演者仅仅是表演者”。

约翰逊认为，模仿给予我们快乐，“不是因为它们被错当成了真实，而是因为它们把真实带给了内心”。约翰逊断定，“没有任何东西对寓言来说是实质性的，除了行动的统一之外”，时间和地点的统一都产生于“虚假的设想”，并且减少了戏剧的多样性。因此，这些统一性“要奉献给更高贵的多样性和教诲的美”，一出戏最大的优点是“模仿自然和指导生活”。约翰逊完全意识到了在这些问题上准备好反对他的势力，他在实际上使人想到了“戏剧原则要接受新的考查”。然而，他的策略是从逻辑上论证时间和地点统一的无条理性，并把莎士比亚确立为一个可供选择的权威资源，以反对古典的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自己的观点因此通过一位剧作家得到了认可，而他本人却要努力使那位剧作家符合古典的尊严。 约翰逊明显赞同这一传统，即认为莎士比亚缺乏正规的学识；他的成就的更大部分“是他自己天赋的产物”。与大多数模仿前辈的作家相比较，莎士比亚直接获得了“很多对于生活方式的确切认识”，以及对无生命世界的认识，这些认识是“通过反思事物的真实存在”而汇集起来的。他清楚地证明了，“他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看；他提供的是他所接受的形象，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干预的削弱或扭曲”。总之，“英国戏剧的形式、人物、语言和表演都属于他”。约翰逊也敏锐地指出，莎士比亚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的观众，要归功于观众自愿称赞他的优雅，忽视了他的缺点。在这个文本里，约翰逊诉诸自然和直接经验，注重古典的先辈和规则，以及把莎士比亚评价为开创了一种新传统，实际上为关于诗人之作用的各种更加广阔的视野、诗人与传统和古典权威的关系、个人的诗歌天赋的优点搭建了舞台。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以他对其剧作的辛劳编辑为支撑

正是约翰逊最为全面地为莎士比亚和其他诗人进行了辩护，反对指责他们违背了古典的统一性。虽然约翰逊的批评有赖于坚持自然、理性、真理和道德教诲的古典基础，但约翰逊所增加了的是，要求对作家及其作品进行历史语境化（他在《列传》和《词典》中就莎士比亚所做的工作就是例证），以及把自然——在其最全面的意义上——的地位置于单纯的先例或古典作家的权威之上的职责，这种职责或许使看待文学传统的新的或修正过的观点成为可能。约翰逊强调，“真理……高于规则”（Lives, 94）。

也值得记住的是，约翰逊所说的“自然”，主要不是指外部世界、物质的自然，而是指人类本性对理性与道德感普遍的和历史的体现。他在其论述弥尔顿的文章里声称：“对外在自然的认识，以及那种认识所要求的或包含的科学，都不是人类心灵的伟大事业或经常性的事业……首先必需的是有关正确与错误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认识；其次是熟悉人类的历史，并熟悉那些可以说体现了真理的例证……审慎与正义是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的美德与卓越之处；我们永远都是道德家，但我们只是偶然成了几何学家。”（Lives, 23）在这两个方面——对历史语境化和比较的要求，以及诉诸超越惯例的自然和真理——他预见到了大多数浪漫派的和现代的批评，并为它们搭建了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