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康子兴评《休谟传》︱“文人”何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康子兴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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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C. 莫斯纳的《休谟传》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在每一章开头，他都要援引休谟《自传》（My Own Life）中的一个句子，或是一小段话，作为这一章的题记或“文眼”。不仅如此，在全书末尾，他又不加任何删节，附上休谟的这篇短文。通过这一形式上的特点，莫斯纳似乎有意表明：此长篇大作不过是休谟那篇短文的注脚。《自传》为他提供了基本的写作框架，以及传主的人物形象。亦即，他着力刻画的休谟应当符合休谟的自我理解。
莫斯纳的《休谟传》初版于1980年，休谟写完《自传》两百年以后。他的《自传》引导一代又一代人思索、品读他的行思，进入其作品，探求知识、道德与秩序的法则。后人无缘一睹传主尊容，若要为其绘一幅思想画像，就只能凭借其著述、书信，以及同代人所作的言行记录。许多世纪之后，只有文字资料方能克服时间与遗忘，显露作者的意图，施展其力量。既然休谟有《自传》传世，后人便无法避而不见，不加反思此中的线索。所以，《自传》篇幅虽短，但却是休谟有意为之的行动，绝非无足轻重。考虑到写作时刻，这篇自传则更加意味深长。
休谟在1776年4月18日撰写了《自传》，仅仅四个月之后（1776年8月25日），他便与世长辞。休谟写作自传时，已经清楚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将不久于人世。《自传》是他为死亡做的准备：
1775年春，我患了肠胃症，这种症候在一开始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嗣后却成为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到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弱，可是我的精神从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要我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愿意重过一次的，我一定会挑出这一段晚年的时光。我的研读仍如以往那样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以往那样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六十五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疾患的光景。而且我看到，有许多征象，预示着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我到此时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周保巍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658页）
这篇“自传”记录了休谟在走向死亡时的思想、情感，以及生活状态。休谟以哲人的方式迎接死亡，对于生命之路将要通向的未知终点，他没有丝毫恐惧。他仍以一贯的热烈、快活燃烧着最后的生命，展现出积极、昂扬的德性。他没有哀叹老年的衰弱，却称“这一段晚年”是其一生中愿意重过一次的时光。日益兴起的文名或许能带来虚荣，但他垂死时刻的平和绝非来自这虚荣的宽慰，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只有不多几年来享受它”。对休谟而言，晚年意味着什么？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研读和交往，过着一贯的“文人”生活，为何这段晚年时光成为最值得一过的人生阶段？按照休谟的自述，文名终究会显耀的诸多征象才令这段时光与众不同。文名（literary reputation）显耀对他意义非常，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认可、思想之战的捷报，也意味着文人使命的完成。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才觉得死而无憾，对生命了无牵挂，从而平静、积极地迎接死亡来临。
在他去世前二十天（1776年8月5日），亚当·斯密曾来探望。休谟与之谈起正在读的书和即将到来的死亡。休谟表达了对此生的快慰：“我打算做的每一件事都已经做好。即使我再多活几年，亲友们的境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故而，我现在可以说死而无憾。”（《休谟传》，643页）随后，他又借助琉善（Lucian）《死者对话》一书中“冥府渡神”的形象，不失调侃地道出此生志业：
经过一番思考，我想我或许可以对他说：“仁慈的冥府渡神，我一直在修订即将出版的拙著。请您再宽限几天，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公众对于这些修订的反应了。”但冥府渡神回答道：“在看到修订后的反响后，你免不了还要做进一步的修订。这种借口可谓无穷无尽。所以，诚实的朋友，您还是上船吧！”但是，我或许还可以恳求道：“仁慈的冥河渡神，请再宽限几天吧！我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开启明智。如果再多活几年，我或许就能心满意足地看到某些盛行的迷信体系的倒台。”但冥府渡神此时早已火冒三丈、斯文尽失：“你这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就是再过几百年，这件事也不会发生。难道你以为我会让你再活那么长吗？立马上船，你这个懒惰的、游手好闲的家伙！”（《休谟传》，644页）
休谟一生以学术为业，著书立说，旨在开启民智、破除迷信。其生有涯，志业却无涯。休谟对死亡与冥府渡神的调侃表明，他致力于在“有涯”与“无涯”间寻求平衡。他有一个精神的战场，从事着一场漫长的战役。其使命便是像战士一般，护卫真理与正确的秩序、道德理想，与迷信和狂热对抗。可朽的生命有其自然限度，与其志业和使命相比，区区百年仍嫌短暂。在不朽的真理和无限的时间中，若是一味贪求苟活，实为不智之举。高才大德如休谟者必然不会执迷于此，也必然知晓：若要在精神战场上获得胜利，让有朽的生命变得有力，唯一的方式就是超越它，将其转化为不朽的信念，以及道德生活的样式。休谟在极为年轻的时候便窥见真理堂奥，并因此坚定心志，明确了人生的目的。“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反思之后，最终，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一个崭新的思想舞台展现在我的面前，使我不可自抑地沉迷其中，并以年轻人惯有的热忱，放弃了我此前曾打算追求的全部逸乐和事业。”（《休谟传》，77页）在传记里，莫斯纳这样评述十八岁的少年休谟：“1729年，一切皆成定局。他将成为一名文人。”（《休谟传》，77页）
成为一名文人！这似乎是“天职”的召唤。自此以后，休谟一面满怀激情地进行研究和写作，阐发学理与思想；一面积极生活，力求中道，追求世俗德性与幸福。休谟不仅要在知识上启发、教育世人，护卫、传播真理；亦要在社会生活中立德立行，在尘世间彰显德性光辉。休谟在1738年，不到二十八岁就完成并出版《人性论》，此后一直坚守由此阐发的学说体系。为了更好地传播其思想，他又对这部煌煌大著加以改写，论述人的理性、道德以及自然宗教诸原理。他也像浮士德一样，并不把自己禁锢在理论和书斋里，而是积极追求世俗诸善：经营财富、关照亲友，甚至不拒绝军事与政治上的事功，从而享有“好人大卫”的盛名。
休谟自称为“文人”（man of letter），他也自觉地过着“文人”的一生。“文人”不同于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也不同于基督教中的牧师。哲人走出了“洞穴”，他在天性与品质上便与凡人有别。牧师侍奉上帝，是连接天国与尘世的中保。哲人与牧师都在社会之外。“文人”则在社会之中，从表述来看，它似乎只是社会分工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而已。休谟的哲学当然是“文人”的哲学，也是社会的哲学。正如他在《人性论》的“导言”中所言，他要通过对经验的观察，“直捣人性本身”，并通过对人性原理的阐发，提出一个“建立在几乎是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页）。休谟所谓的“人性”，乃是普通人的人性，是社会中人的人性。相对于柏拉图和基督教，休谟带来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他不再诉诸“最高理念”与“上帝”来建构知识与秩序的确定性，认为它们超越人的理解能力，只能带来依赖辩才而非理性的争辩，令迷信与狂热滋长。相反，休谟将视野转向人的心灵与凡俗社会，试图从中找到知识、秩序，以及道德的确切基础。亦即，人与社会自有其神圣性，人可以在积极的社会生活中，也唯有通过积极的社会生活认知并践行德性。
在《道德情感论》第七部分，亚当·斯密评述了古今诸道德哲学体系。他将休谟与哈奇森的学说归为一类，称为“以情感为嘉许原则的体系”（Of those systems which make Sentiment the Principle of Approbation），认为它们皆为“同情”的道德哲学。在这里，斯密对休谟的评论内容不长，但颇为凝练精到：
另一体系也试图从同情（sympathy）来论述我们道德情感的起源。它不同于我正在努力建立的那一种。从同情那些受某种品质（quality）影响之人的幸福中，旁观者体察到这种品质的效用，从而感到愉悦。它将德性放在效用的位置，并且对此种愉悦展开论述。这种同情不同于我们借以进入行为人之动机的同情，也不同于我们借以认同行为受益者之感激的那种同情。我们凭着与之相同的原则，赞许一架制作精良的器械。但是，对于我们刚刚提及的那两种同情，没有哪一架机器是其同情的对象。在这部著述的第四部分，我已对这种体系给出了一些论述。（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iberty Fund, 1982, p.327.）
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专门辟出第四部分来批评休谟。然而，斯密的郑重其事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立场上的根本对立。甚至相反，这恰恰表明了其学说的内在亲缘性：因其风格与基调相似，因此才需细致说明，辩清自己与前辈的差异，以及对前辈学说的发展。斯密在自身著述的第七部分，在上述引文中对休谟的处理亦能印证这一论断。哈奇森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求学时的恩师。1787年，斯密接受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一职，他在发表演讲时对先师大加赞誉，称之为“永远难忘的哈奇森博士”。所以，当他将休谟与哈奇森的学说并列，便也间接地表达了对这位“老师”（休谟）的敬仰。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远赴牛津求学后，他对牛津沉闷僵化的学风一度十分反感，将大量时光付与自主阅读；其中一大主要内容即为“人性研究”，休谟的著作亦令其沉迷不已。据传，斯密因过于用功患上了“学者病”，牛津巴利奥尔学院领导觉得应当去宿舍探望，“却发现他正在阅读休谟的《人性论》……那时该书刚出版不久[1739-1740年] ”，“调查这一事件的牧师们，没收了这本异端邪说，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124页）。值得注意的是，《人性论》是被休谟自称为“一刊印出来就像是死产，无声无臭”的作品。可它甫一出版，便令斯密沉湎其中，可见两人心意相通，以致日后引为同道，英雄相惜。
休谟将道德的一般原则寓于效用之中。“人功（personal merit）由诸品质对拥有者自己或与之有所交往的他者的有用性（usefulness）与愉悦适当（agreeableness）构成”（David Hume, 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ed. by J. B. Schneewind,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72），人们能够同情这些品质产生的愉悦适当，并因而予以赞许。斯密总体上继承了休谟的道德立场，但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同情”概念，将其阐述为旁观者对行为人处境的理解：通过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旁观者想象自己处在行为人的境地，从而产生与之相类或相异的情感，据此作出行为合宜与否的伦理判断。
斯密的道德哲学也与休谟一样，仍为一种“同情”的伦理学。实际上，无论“同情”概念繁简与否，它都凝聚了人的社会性与道德潜能。它意味着，并预设了：人们能够自社会交往中，也唯有从社会交往中，通过彼此“同情”，来认知、修习德性。道德原则便蕴含在社会当中。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哲人便旨在发现与确立完美德性之典范，改善民众的品味，使之免受迷信之蛊惑与欺骗。在《国富论》中，关于哲人，斯密曾作出一番颇有代表性的论述。他说，哲人与面包师的分野乃是社会与分工的结果，而非自然天性使然。亦即，在天性上，哲人并非卓然超群、无与伦比，其才能既由社会造就，便要依赖社会，而不能“逃离”社会。其职责在于探究自然与社会之中的法则、原理，令其发扬光大。社会高于哲学，而非相反。事实上，如此“哲人”已经彻底丧失柏拉图所赋予的含义，变为休谟所谓的“文人”（man of letters）。文人的“启蒙”便不再需要“无希望的向洞穴外的艰难上升”，而是致力于改造洞穴自身，在洞内燃起火种，或是打穿洞顶，使之成为明亮而温暖的家园（康子兴：《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斯密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66页）。
因其学说的“烟火气”与现实感，文人休谟很自然地表现出特别“社会性”的一面。他亦因此尤为重视自己的“文名”：道德力量不应源自对“永死”的恐惧，而应源自社会的认可。他便是要以“社会的认可”、社会内在的道德原则来对抗基于幻想的“永死”之恐惧。所以，他也要树立异教的道德生活样态，以反击教会的狂怒和中伤。在《自传》的结尾，休谟如是写道：“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愤怒处之泰然，他们反而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方面辩护。狂热的信徒们并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是他们从来找不到可以令人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休谟传》，659页）
他的生既然被赋予了革命性的道德哲学意义，他的死亦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哲学事件。他会如何度过此生中最后的时刻呢？他会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没有明确的获得救赎的承诺与希望，他的道德理想能够经受这最重大、最严酷的考验吗？依据莫斯纳的叙述，在休谟大限将至时，不乏有人借故探访，查验其道德与宗教信念，看他“是否依然不相信来世”；也不乏有人粗暴打扰，当面评述其生活方式之错谬。在这些好事之徒面前，休谟展示了一贯的平和、风趣机智、人情练达之风。
在“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刻，休谟写作《自传》来谈论自己的“生”。对他而言，死后的世界不可知，唯有“生”可知也可以掌控。甚至，死亦因为“生”才有其意义——即便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疾患的光景”。死亡终结的是肉体生命的衰竭，它是“生”的高贵终点。在这个时刻，他只能谈论生，谈论作为文人的一生，因为他对死亡既无恐惧也无希望。死的时刻仍然是生的最后时刻。
莫斯纳说，《自传》部分是生平传记，部分是“宣言”，是哲学家向正统宗教观点发出的莫大嘲讽（《休谟传》，634页）。此言非虚，但它又不仅仅是传记和宣言；《自传》还是他的天鹅之歌，是“文人”最后的作品，是他留给社会、世人最后的著述。试想，他为何一定要将其写成文章、形诸文字，而不只是作一番宣讲和倾诉？休谟对自己的写作有十分明确的计划，《自传》或许是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环。借助这篇短文，休谟回顾了作为“文人”的一生，也提供了一条进入并理解其思想体系的线索。很明显，《自传》是休谟的生命史，是他为死亡做的准备；然而，他并非为时人而作，而是为身后的世界而作，是面向未来的写作。所以，休谟一边写作自传，一边将早已写成的《自然宗教对话录》手稿托付给亲友，安排身后的出版。肉身亡故后，他仍将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在这尘世间。
《自传》是他的天鹅之歌，但却不是他最后的战斗。在他为死亡做的诸项准备中，他很细致地交代了自己的葬身之所，并强调：墓碑之上只需刻上名字与生卒年月，“其他的任由后人评说”（《休谟传》，634页）。通过这样的做法，休谟将自己的理论、道德生活理想完全交给身后的社会。他相信，在他们的评说中，自己的思想会展现出力量，获得社会的认可。
休谟为死亡作的准备有力捍卫了他的学说，以及他对生的信念。个体之人的生命可朽而有限，但世代与社会却绵延无尽，其中的道德法则亦不朽而永恒。
文人休谟于1776年8月25日死去，文人休谟不朽！
2018年3月22日凌晨初稿
2018年3月3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