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唯一的常数”——评田晓菲的《尘几录》及其在中国学界的反响

在大三的陶渊明研究课上，就曾听说过田晓菲《尘几录》这本书。读研以后，这本书却几乎成了一个禁忌。听同学说，因为《陶渊明集校笺》的作者，著名学者龚斌教授曾经多次写文攻击《尘几录》，导致后来田晓菲访问上海时，一直避开先生曾任教的华师大中文系。虽然这不过是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本书的观点和研究视角，都与中国学者大相径庭。因之，老师们在上课时，往往都会直接忽视这本书的存在。十分惭愧的是，研究生三年，我在察言观色、揣摩上意这方面所得到的长进，可能要远远超过学问上的进益。记得研一的《诗品》研究课，为了完成每周的读书报告，我一般会先试图理清不同观点背后所代表的学术势力和师门渊源，确定该如何站队，然后再从观点出发去寻找材料。因此，作为学生，面对这样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我自然也是唯恐避之不及。

临近毕业，我才借着最后的一点闲暇，阅读了这部作品。开始的时候，我和国内的学者有着相同的感受。作者列举了一些陶渊明集中的异文，指出历代文人对异文的选择，其实是依照着他们理想中的陶渊明形象。但经过考察可以发现，如果选择另一种版本，陶渊明的形象就会发生改变。因此，本书的目的，似乎是通过对作为文化偶像的陶渊明的解构，来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如田晋芳在《解构，岂能还原陶渊明诗人的本真》（《学术界》，2010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此书“试图以传写中抄本的不确定性为前提，大胆解构文学史上久已形成的陶渊明形象，还原这位隐逸诗人的历史真面貌”。

然而，田晓菲在考证、版本和校勘上的功底都逊于国内学者，因此，行文中往往只能看见作者的翻案结论，却看不到多少版本和文献的依据。国内学者也大多揪住了这一点来进行攻击。如龚斌教授在《<陶渊明集>异文问题之我见》（《九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中，便提出了数种甄别异文的方法，如根据文学语境、词语渊源、上下文意和表意优劣来进行判断，兼及版本学和校勘学，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多路并进，展现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在列举了大量材料，以证明田晓菲所选异文的错误后，他指出，自己提到的方法只是按照校雠学的教科书来进行的，无甚新意，凡是探求古籍真相的研究者，都会遵循这些方法。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诚实者”，而非“机心者”。因为机心者往往带着目的，先入为主，凡不符合期待视野，一律作相反的解读。田晋芳也指出，作者是为了“还原预设的真相”，才会“四处寻找着预期中的依据”。一番话，将田晓菲扣给中国学者的帽子，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我们所得出的陶渊明形象，都是根据材料而来，反倒是你，犯了自己所批判的先入为主、观念先行的错误。言辞间，还暗讽作者连最基本的校雠学方法都不曾掌握。

确实，如果认为，田晓菲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还原真实的陶渊明，那她的确失败了。当她指责中国学者按照所谓“任真”的陶渊明去建构文本的时候，她又何尝不是在按照自己心中那个世俗的陶渊明在有意地挑选异文呢？但问题是，田晓菲的创作目的，果真是为了还原真实的陶渊明么？她的解构工作所针对的对象，又是否仅仅是陶渊明的形象呢？

只要读过此书的结语部分，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结语中，作者明确表示，所谓“另一个”陶渊明，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

一个恐怕最难为读者接受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原本，因此，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诗人选择了哪一个字。我们没有一个权威性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尘几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204页）

这段文字清清楚楚地表明，作者的目的根本就不是还原，也不是做出选择，而是证明还原和选择的不可能性。换言之，本书的解构对象，根本就不是作为文化偶像的陶渊明，而是标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试图从文献材料中发掘真相的考证学本身。这一学问旨在找到最可靠的文字和版本，挖掘历史中的真相。但解构主义却认为，文本始终处在变动中，唯一能够确定的只有它的不确定性。重要的不是你的结论“所据何本”，而是是否有真正可靠的版本存在。就像作者在结尾所说，人们往往将校书比作拂尘，但尘土并不总令人烦恼，它是我们的家园。所谓“尘几”，并不意味着拂去灰尘，获得真实的几案，而恰恰是对灰尘的肯定。历史的几案布满了灰尘，我们也正生活在灰尘之中。

在中国学界，这一观点的确太难“为读者接受”了，以至于他们干脆有意或无意地将其略过不谈。当龚斌教授批评《尘几录》中“极少有严密的考证”，反问作者对陶渊明形象的还原“何尝不是另一种想象的建构”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田晓菲的志向并不在于考证，而恰恰在于对考证的解构；同时，她也根本就不会否认，自己的观点只是“另一种想象的建构”。

在双方的文字中，类似的隔膜时有出现。这种隔膜有“器”上的，也有“道”上的。比如，在材料运用上，龚斌的一篇论文中所涉及的材料数目，可能都超过了一整本《尘几录》中的引用数目。而且，《尘几录》的引证也颇不规范，如经常从《宋诗话全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中间接摘取材料，而不诉诸原典。在语言上，龚斌的文章中常有“故可确定作‘韵’是”、“故此处当作‘清远’”这样明确的断语，体现了“探求古籍真相”的求真态度。而田晓菲在行文中却常常“闪烁其词，不做选择”（龚斌语），只提出质疑，却很少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些差异，其实源于双方所受的学术训练、所处的学术背景的不同，但都还只停留在“器”的层面。真正难以调和的，是二者在知识结构和文化立场上的分歧。比如，田晓菲在书中提到，“知人论世”的诗学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强调‘志’与语言表达的一致性，必然导致对‘真’的焦虑，对语言透明度的焦虑”。（《尘几录》，第55页）对西方文学理论略有了解的读者，读到这里都能心领神会。田晓菲对知人论世的质疑，其实源自对文学再现论的反拨。在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语境中，文字往往能够溢出作者的意图，说出他们不想说的话。所谓“对透明度的焦虑”，其实源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阴影。但龚斌教授似乎无法理解。他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历来强调文辞之达意，即作家情志与语言表达的一致”，“‘知人论世’以及‘诗言志’的诗歌理论基础，是中国文艺学批评的重要原则”。他疑惑道：“‘焦虑’为何意？是否写诗作文，情志与语言不一致，明明志在肯定，而语言表达却是否定，这才是不焦虑？”在《尘几录》的开头，田晓菲引用了伊贲•哈赞《鸽子的颈环》中的诗句：“你把我的爱情梦幻/转化为反感和憎厌/就好比抄写者常常出错，使一部手抄本全然改观。”这首诗实际上表现了原本与副本的二元关系的倒错。抄本并不劣于原本，反而能让原本改观，在这一关系中，被奉为神圣不可犯的原本反而变得无关紧要。这种对惯常思想的倒置，也是解构主义中的常见手法。龚斌却对此不屑一顾，以“古洋人的几句诗”、“晦涩又夹缠不清的比喻”称之。

诸如此类的对话困局时有出现，读后，使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中国的古代文学学者对于西方的研究路径、理论观点，乃至整个西方文化，非但不能完全理解，而且有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蔑视和排斥。在《尘几录》中，田晓菲在对考证学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还分析了中国文化中将其奉为圭臬的原因：

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对于找到版本“始祖”、建立清楚的版本家谱怀有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反映了父权家长制度和社会等级概念的影响。…它注重父子关系的确定，对通奸者追踪不舍，对污染和混杂充满恐惧。（《尘几录》，第204-205页）

这段话更为有力地证明了，田晓菲所希望矫正的，并非是陶渊明的形象，而是言必称版本、文必称校勘的传统学术本身，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不能说，国内学者对《尘几录》的批判，以及对传统学术的崇拜表现了他们对父权制的拥护，这未免太过武断了。但可以推测的是，真正刺激到中国学者神经的，恐怕不仅仅是《尘几录》在学问上的不扎实、不规范，而是它对于传统权威的否定和颠覆，无论是对于文化偶像陶渊明，还是对于考证学本身。

可见，这场学术争议的背后，是文化的冲突，也是守旧与革新的博弈。颇具意味的是，在《尘几录》的最后，作者恰好谈到了变化的问题。她引用陶渊明《形影神》中的句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称对于陶渊明来说，“大化”乃是这个多变的人生里唯一的常数。这不仅是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更像是作者的心声。她之所以创作这样一部注定要使人不悦和焦虑的作品，正是希望强调，在僵固的世界中，变化和生成的重要性。可惜的是，中国学者没有读懂，或不愿读懂这一点。他们以权威学者为中心，以核心期刊为阵地，观点一致，言辞激烈，重申传统，巩固权威，同时，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衬出了作者的创作目的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田晓菲的《尘几录》非但不是“矫枉过正”，反而有着紧迫而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