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羊舍一夕》编后语：张家口给了汪曾祺什么？

汪曾祺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说劳动好听点，其实就是思想改造。一九六〇年“摘帽”，一九六二年初回到北京（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前后将近四年。 这四年对汪曾祺有什么意义呢？对他的创作又有什么影响呢？ 汪曾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苏北高邮的一座小城（挺封闭、落后的），但他从小到十九岁离家出去求学，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在“菩提庵”中躲了半年不算），更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 他的家庭比较殷实，过的是“少爷”生活。后来上学、教书、当编辑，虽然也到过农村、见过农民，但在骨子里与农村、农民是不够贴近的。 张家口的四年，是他与农村、农民最接近的四年，可是说是深入骨髓的。套用沈从文的说法，是“滚到了农民中去了”。（沈先生爱说“滚到生活里去”。）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可以说就基本了解了中国。 汪曾祺是一个从小立志当作家的人（这是有根据的，而且他确实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作家必须要深入到生活中去，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汪曾祺下放到张家口，是被动的，但也是“意外”收获。 用汪先生自己的话说：“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在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汪曾祺青年时的创作是个现代派，在大学里还写过“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他自己说的）。他是想努力创作的，可多是自我的“痛苦”或者“观察”来的生活。（他在晚年，别人曾劝他翻翻旧报纸，找找青年时的作品出一本书，他说：“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他并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中国农民的“痛”（生活）。 这一回算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他后来的创作，趋于平实，更关注现实，多去抒写普通人的疾苦，不能不说与张家口这一段生活经历有关。 张家口可以说给汪先生补了一课，补了一堂“中国农民课”。 关于张家口的十一篇小说，《羊舍一夕》、《王全》、《看水》写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是写孩子的，但不是儿童文学；《骑兵列传》写于一九七九年，那时春冰初融，写得有点禁锢的样子；《黄油烙饼》和《七里茶坊》，许多人都说写得好，很感人；《寂寞与温暖》是写他自己，小说主人公沈沅的思想感情，就是汪曾祺那时候的思想感情；《护秋》和《尴尬》写于一九九二年，这时的汪先生已经完全放开，这两篇写得就很有意味了。 这本集子里好玩的是还有一个《思想汇报》，这挺有意思。细看里面文字，有一段话颇有意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诗：“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作一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

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 这段当初只写给很少几个人看的话告诉我们：汪曾祺实在是热爱文学，他要为之奉献终生的。 当年，汪曾祺受农科所领导指派，到一个叫沽源的地方去画马铃薯图谱，画成后却不知怎么给弄丢了。实在太可惜了。如果还在，那将是一本妙书。

苏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转自“汪曾祺别集”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3GUFEU6cXakLc-8Vwg5e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