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还是主人？“爱无能”时代的困境 ——评小说《温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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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一部被众人期待已久的电影《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在巴黎各大影院上映了。《温柔之歌》改编自同名文学作品，是知名摩洛哥裔法国八零后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Leïla Slimani）在2016年出版的畅销小说，也是那一年龚古尔文学奖的摘冠之作。作家参与电影编剧工作。三年过去，这部改编自原作的影片，终于和书迷们见面了。个人觉得，这部电影把一部错综复杂的人伦社会小说拍成了惊悚片，恐怕会吓得不少人睡不着。
在巴黎政法学院毕业，当过记者的斯利玛尼是出了名的女权斗士，她的书也免不了围绕着女性困境展开。 比如，她在2017年出版的纪实作品《性与谎言》揭露了摩洛哥社会根深蒂固的贞操情节和物化女性的腐朽风气。《温柔之歌》是作者继《食人魔花园》之后的第二部虚构作品，一年销量超过60万册，被纽约客称为“一部征服了法国的小说”。那么，到底这部小说为什么能够同时吸引大众和批评家，在市场和学界中都受到如此青睐呢？
先说说题材。这并不是一部以题材新颖取胜的小说。乍看小说题目，猜不出讲了什么。题材在小说第一句话就已毕露无遗：“婴儿已经死了。”（Le bébé est mort.）再往下看两行，弑婴凶手就毫无悬念地被交代出来：保姆。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年前在中国杭州发生的那宗保姆纵火案；人们高喊杀人者偿命的同时，也忍不住同情生不如死的幸存者。无独有偶。一次采访中，斯利玛尼谈到，自己看了2012年美国纽约一出类似的社会事件的报道，激发了写小说的灵感。保姆——于现代公共社会和个人家庭两个维度之间穿梭自如的人物——她的故事，于世人，屡见不鲜。 悲怆残忍的犯罪题材，用一个温吞暧昧的题目埋了起来；作者功力，可见一斑。
故事发生在当代巴黎，情节简单。米利亚姆是一名成功移民到巴黎的阿拉伯裔精英女性，由于无法忍受琐碎的家庭妇女的生活，说服了丈夫保罗，请了一个白人保姆，叫路易斯。有了完美奶妈的助攻，米利亚姆叱咤职场，成了如沐春风的律政佳人。渐渐地，米利亚姆发现和自己的两个孩子聚少离多，保姆也逐渐变成了她最依赖的人。两个女人开始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关于爱的权力斗争，最终悲剧收场。
女佣的故事也不稀罕了。细细想想，丫鬟奶妈这种角儿，哪怕在名著《红楼梦》里，戏份也不少。而在1900年，法国作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就专门写过这种角色，一部《女仆日记》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小说讲述了女主角塞莱斯汀作为一名家庭女仆的所见所闻，当然也包括了别的家仆的遭遇。这部颇具道德舆论争议的小说，在2015年又一次被搬上荧幕。由伯努瓦·雅克（Benoît Jacquot）导演，蕾雅·赛杜主演（Léa Seydoux）的这部同名电影在法国备受好评。
这么说来，《温柔之歌》似乎拾人牙慧，不足为奇。不过，别小看斯利玛尼的那支笔——它敢，敢把保姆当成职业女性去写。保姆血泪史，摇身一变，成了一部事业发展史；吃得了这口饭，要有专业素质，还得不怕牺牲。且不说女主人米利亚姆和丈夫在给保姆面试的时候，条件多么苛刻：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没有亲孩子需要照顾，说纯正法语，持正规居住证（就是不请移民）。讽刺的是，女主人本身正是阿拉伯移民精英，靠自己的本事来到法国安家，却最怕自己的小孩受到阿拉伯文化的污染。
这种文化自卑感，让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学文艺理论时的感受。一件中国艺术品，一首唐诗，一种传统思想，似乎也得放到了西方理论的框架里、西方评论家的嘴里，才算“登过大雅之堂”，好好玩味过了。雅和俗，高和低，究竟谁来定义？作者斯利玛尼本身也是摩洛哥移民，十七岁只身赴法国求学的她，对于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仿佛有一种与生具来的觉悟。在种族、文化这个侧面，小说并没有点到为止，而是用冷峻的笔触深刻地颠覆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我认为，这是斯利玛尼作为杜拉斯的忠实读者的最好佐证。她也曾在一次采访中暗示，孩提时代的自己，是个经济上的中产，文化上的底层。
让人意外的是，在小说里，路易斯的白人身份，倒成了她事业的第一大绊脚石。有人也许会问，白人在法国，难不成也受歧视？如果说，路易斯做的是她女主人的职业——律师，那么她也许会很受欢迎。可她偏偏是个保姆，偏偏是那个精益求精的、一尘不染的、脖子梗得高高的、总穿着娃娃领碎花连衣裙的、十个指头总漆着美美的指甲油的、 仙女一般的保姆。在公园里，她俯视着两个孩子玩耍，也覷视着那些肤色或黑或棕、或邋里邋遢、或口音浓重的其他保姆。在这个行业里，她是少数，骄傲的少数。没有并肩做战的同事，更没有聊得了天的朋友——白皙的肤色，没有让她左右逢源，反而让她成为众矢之的；以至于，她精神几近崩溃的那几天，也没有想到求助同行。像孤岛一样的人，会走上杀人魔道，似乎也不足为奇。
有了这个大背景的支撑，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让路易斯最后狠下毒手？职业保姆的第二难，和她女东家的困境如出一辙：工作几乎霸占了她的全部。一次，路易斯发烧了， 好不容易请了病假，有了休息的权利，这却让她恐慌至极。中译本里第一百页的这段话足以为证。
她迷失了，惊慌失措。整个世界都将她遗忘。她睡了很长时间，醒来的时候，双目肿胀，脑袋痛得要命，尽管寒冷已经在房间里渐渐蔓延开来。她只有不得已时才出房间，就是饿得不行的时候。她走在大街上，就好像是错过了的一场电影的背景，她是一个隐形的观众，在一旁观察人们都在干些什么。似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寥寥几笔，就把一个赋闲在家的工作狂的形象刻画了出来。等等，这两个月在家禁足的我，不也是这副嘴脸？“似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这也许是斯利玛尼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敬——《罪与罚》里面的那一句“人总要有个地方可以去”。可它却也是当下社会的完美写照。从前，人们时不时要去庄严神圣的教堂寺庙里朝拜。现在，盒子般的办公室，十几寸的屏幕，成了那个我们总是要去的地方。工作，俨然成了最强大的信仰。突然有一天不让工作了，我们很可能会发疯。
在小说的开头，其实还埋了一处小伏笔。女主人米利亚姆在请保姆之前，没有工作上的精神依托，竟然也无聊得做出小偷小摸的勾当。比如，在超市买单的时候，偷偷地把没买单的小东西塞到袋子里——要是被抓到，别人也只会把她当成粗心大意的，还得带娃逛超市的妈妈。得逞了，米利亚姆还得意地在街上傻笑半天。中产也好，底层也罢，一旦无所事事，就很可能做傻事。所以，这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变态杀人狂的故事：从失去工作到杀人，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说到这里，小说揭示了一个你我也许都无法逃避的现实：当家作主的人，也做了自己的奴隶。看上去来去自由的人，无处不走在镣铐中。路易斯自己的孩子，从小跟着她在主人的客厅里，看着妈妈照顾别的小孩，很早就学会隐形人，有时还要帮忙照看这些孩子。主人家小孩的玩具，她不能碰。主人家带她们去度假，但这也不是属于她的奢侈。她就是做隐形人长大的，老害怕自己碍着别人。这个孩子长大了，爱出走，一次比一次走得远，最后在路易斯的生命里永远消失了。路易斯却全然不觉。自己孩子在学校闹事被开除，路易斯仍不依不饶地跟老师们说，自己向来严格管教“孩子们”——她早已经把对自己孩子的爱，转移到了别人的孩子身上。
因为工作，她失去了爱自己孩子的能力。在别人的家里，她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工作给她带来的，远不止是养家糊口的那份酬劳，但更是一个精神家园。路易斯早已把主人的家，变成了自己的家，早早地来，迟迟地去，时不时在主人家过夜，就连杀人用的刀，都是主人家里被束之高阁的那把日本寿司刀。她从来不在自己郊区的小单间里洗澡，家具也布满灰尘。她心心念念的家，是那个她亲自打扫的、亲手布置的家，那个让她大摇大摆地在孩子们面前裸着身子出出入入的自由之地。
讽刺的是，女主人米利亚姆也是个“爱无能”。有心要做职场杜拉拉，又想好好拉扯孩子长大，她只能买保姆的时间，叫保姆帮自己带孩子，替自己爱孩子。主人多赏保姆一分，保姆就多爱孩子一点。要爱，又不能越界，得不多不少，刚刚好。爱，俨然成了一个亟待经营的项目，一本数目分明的账本，一笔精打细算的投资。可谁又能把工作、家庭、甚至业余的追求都规划得那么完美？当被问到是否想要第三个孩子时，在家和办公室之间玩命奔波的米利亚姆，脱口就是一句：“死也不生了。” 也就是这一句，动了别人的杀机。盼望主人家能再添一个娃，妄想自己能永远守候精神家园的路易斯，在绝望之下，亲手摧毁了这个家 。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里说，爱，曾经是一种死亡。死在别人怀里，成全了自己。
今天，我们好死不如赖活着，怕失去，更怕死。 跑多少公里路，睡多少小时觉，吃多少热量东西， 都无一例外地被自己列入规划日程。爱，也上了积极自救的清单，明码标价，各取所需。“自我解放”、“自我突破”的另一头， 俨然放着亟待剥削、急需优化的资源。在一个月亮都可以消费的世界里，我们不太愿意错过什么，浪费掉什么，兢兢业业地开垦自己的五亩三分地。 新时代里，路易斯和米利亚姆都不像往日被暴君般的主子鞭策训斥的奴隶。“要自由”，仿佛一句命令式的自言自语，让她们站了起来，拿起一捆绳子，向那一头等待驯服的“爱”走去。
与电影不同的是，小说没有一个清晰明了的结尾。正在进行的审判，还未被证实的罪状，尚在人世的凶手，纹丝未动的案发现场，似乎都透露着对社会公正的怀疑，对盖棺定论的抵抗。要证明杀人有罪，可能并不难。但我总觉得，这部小说动人的地方，是对爱的追问。小说极力刻画两个不同的世界的女人，从相互依赖到相互斗争，争夺爱的权力，更铺张地描述了保姆对这个精神家园忠忱的爱，对孩子捧在手心都怕化了的那种爱。可如果真的爱孩子，为什么会狠心杀了他们？炽热到畸形的爱的背后，是一个自我解放却苦苦不得的灵魂－－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路易斯俨然一只被困的巨兽。
也说几句关于电影的话。幻灯片式的场景剪辑，略微混乱的故事情节，过于惊悚的血腥现场，让这部影片似乎缺少了那么一点点对小说触及到的社会问题和伦理困境的思考。不过，54岁的嘉莲·维雅（Karin Viard）功力扎实，倒是塑造了一个惊为天人的保姆形象。只恐怕，这样的大龄女性题材电影，换了别的地方，别的剧本，不一定会有多少人愿意拍，愿意看。不管拍得怎么样，它也算得上是在小鲜肉、美少女泛滥的电影市场里的一股清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