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神话

　　看《书城》12期上王安忆与张旭东关于《启蒙时代》的谈话，冗长乏味，坚持看到最后，终于有几句话解决了我的一点困惑。这本小说几个月前读的，看过之后觉得有点困惑，因为与我的文革想象想去很远（王安忆说《活着》里的文革场景更合乎想象，是这么回事）。它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在哪里，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把握不住。然后过几个月后，我发现我把里面的人物们的“思想交锋”的观点几乎忘光了，人物也变得很模糊，就是一个阿明好象还能在眼前走出来。——这算是所说的“启蒙时代”的问题吗？它没有留下真正可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也没有留下让我们念念不忘的人物。——这些人，其实该是我们的“长辈”，是在精神与感情上与我们相关联的人吧，但这种关联很稀薄了。所谓“传承”，一断再断，每代人都从一个很低的水准线上起步，在肉体与精神的本能挣扎中学习一点东西。这象是一个大悲哀，反倒是一个在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成长的孩子，与一个60年代文革中成长的孩子，可以共通的地方。
　　
　　王安忆在最后说：“我觉得今天的生活太物质化了，而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充满了激动的思想。但同时，我又觉得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是当时遗留的后遗症，似乎并没有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传下来，从今天的情形来看，你就会知道那个时代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养料了。因为我心里知道我是把南昌们高抬了。”
　　
　　张旭东问：“高抬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今天太没有那样的精神？”（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有一些人老爱觉得，他们的青春与激情过去了，全世界的青春与激情就过去了，纯洁精神就消亡了。）
　　
　　王安忆说：“我是想，如果真是那样该多好呀！其实，我是在写一个神话，以‘文化大革命’作舞台的。”
　　
　　从这里，我有点明白，我对《启蒙时代》的困惑，在于它那么“精神”，具体生活只是背景介绍或者场景描述，只是作为“精神”的舞台，因此它也象是一次“空谈”，谈得很热闹，谈完就散场。阿明与王校长的那段情节让人难忘，也许因为里头有一种俄罗斯小说的美好情怀，在感情上很动人吧。王安忆写这个小说，“赋予南昌更高的任务，我希望他做一个知识分子。……我希望他在思想层面生活。”可这个东西不成立，她“抬高”了南昌，还是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