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efense of Marxist Criticism

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止是一种任你选用的、解释《失乐园》或《米德尔马契》的方法。它是我们挣脱压迫的解放行动的一部分。——伊格尔顿 （但学会解读《失乐园》是必要的，尤其如果你是英语文学系的） 从德莱登（Dryden）提出“《失乐园》中的撒旦（Satan）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正面形象”开始，弥尔顿史诗中的魔鬼形象就一直备受争议。浪漫主义诗人多将撒旦视作革命党的代言人；恩格斯称弥尔顿为“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而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称“他（弥尔顿）通过那个骄傲而阴沉的撒旦这个人物写出了反抗权威的颂词。”这些观点曾在国内被广泛宣传。然而随着人们对于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的重视以及对“政治化解读”的抵触（reaction），上述观点在几乎所有《失乐园》的评论文章中都受到猛烈批判。例如，“这种政治化的误读，流毒深远，直至今日，国内学院派还有不少人以讹传讹。”我认为《失乐园》中的撒旦的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负面形象，但这并不是我们拒斥“政治化解读”的理由。恰恰相反，就一些评论家举的误读例子而言，与其说是“过于政治化”，不如说是“不够政治化”或者说体现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政治观”。比如，“《失乐园》中 , 撒旦对上帝的反叛和天国战争正是封建主义的顽抗和两阶级之间的内战。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了断头台。然而, 随着共和国的堕落和腐败, 资产阶级与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妥协, 共同镇压了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 , 封建王朝复辟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失乐园》中弥尔顿用亚当、夏娃对上帝的背叛来映射历史事件, 寓意非常明确。”在这种观点里，作品由时代背景所一元决定，同时作品里的情节与现实中的历史事实一一对应。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分析无疑是牵强附会、缺少文本证据（textual evidence）支撑的，而且只关注内容、忽视形式，只关注与现实的联动、忽视文本内部逻辑的做法也是对文学性（literariness）的无视。这种批评方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说，“艺术‘属于上层建筑’，但是不限定在简单的一对一的‘基础决定论’中……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统治阶级意识的简单反映；相反，永远复杂，甚至矛盾……‘反映论’的文学观点会遮蔽作品本身和资本主义经济中间的一系列‘层次’。作品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是许多因素的结合。” 事实上，当别林斯基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谈到弥尔顿时是这样说的：“弥尔顿的诗歌明显地是他的时代的产物，他自己也许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他通过那个骄傲而阴沉的撒旦这个人物写出了反抗权威的颂词，尽管他原来考虑的完全是另外一套。历史性的社会运动是如此强有力地影响着诗歌……”在这段话里，别林斯基既没有直接将“撒旦”与“清教徒革命者”等同起来，也并没有否认作者的意志。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常遭到攻击的一点。例如布鲁姆（Bloom）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学派合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在他看来，后者否认“天才”并认为莎士比亚戏剧是由“社会能量”（social energies）写成的观点是极为荒谬的。然而巧妙的是，就在“弥尔顿的诗歌明显地是他的时代的产物”的上一句话中，别林斯基写道：“…莎士比亚如果晚生二十年左右的话，他的天才可能依然如故，可是他的作品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可以窥见，所谓的“憎恨学派”既没有否认、更没有憎恨作者的“天才”。 他们否认的，是作者对于其作品具有绝对权威的观念。在那些仅仅因为“弥尔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就认定“《失乐园》中的上帝一定是完全正面的、撒旦一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的人看来，一部作品在各种意义上都完全并且仅仅属于其作者；而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不能认同的。伊格尔顿指出，这种将作品视为“作者的自我表达”的观点始于浪漫主义时期，可能会惊到荷马、乔叟、但丁甚至蒲柏（Pope）。的确，很难说《伊利亚特》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上述反驳简单而有力，不过更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一个脱离了社会背景的孤立个人。同样是讲贫穷女孩与阔庄园主的恋爱故事，处于中产阶级的简·奥斯汀和在相对底层的夏绿蒂·勃朗特就有明显的不同。风格上，如伍尔夫所说，前者很自信（confidence）而后者很怨念（grievance）；内容上，《傲慢与偏见》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冷地主爱上我”的故事，但《简·爱》的“大团圆”结局（happy ending）却是建立在罗切斯特的失明和（尤其是）简·爱取得一笔意外之财的基础上的。相比于奥斯汀“跨越阶级壁垒谈恋爱”的中产阶级想象，夏绿蒂的思路无疑现实得多。作者的三观深受自己出生的阶级背景以及之后的人生经历所影响，他/她的内心活动与外部社会不是相对立的。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文学四要素即“世界”（universe）、“作者”（artist）、“作品”（work）、“读者”（audience）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做的不是（如许多教科书所说）主要关注“世界”，而是分析诸多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interrelation）和能动关系（interaction）。“去政治化的解读”试图用非政治化的语言建立单一要素的绝对支配，这是不够“文学”的，自然也不能带人们走进文学。这也是为什么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特意不把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和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并列的方法（approach）提出，因为它是综合的、整体的——不是把构成大厦的柱子一根根拆除，而是从各个角度审视大厦。就对《失乐园》的解读而言，许多评论文章都给出了精彩的文本分析，重新确立了撒旦的魔鬼形象。对此我是高度认同的。然而，一味强调这个人物的“邪恶性”和“次要地位”是可惜的。因为在人物塑造上，《失乐园》中的撒旦相比于《圣经》中的撒旦，进步之处恰在于其立体性（roundness）以及，即便不是主角（protagonist），它也毫无疑问是一个主要角色（major character）。在此基础上，撒旦形象中较积极的一面，包括其“反抗权威的颂词”，体现的是弥尔顿在继承圣经故事之外的自主创造。无论是打动了一些（或者许多）读者的撒旦式反叛，还是核心主题“圣子耶稣因顺服圣父而为人类带来的救赎”（I may asset Eternal Providence / And 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en），都与清教徒革命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即使我们输掉战争，也要接受上帝的正确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