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伯格的书写，写点心里话
一篇并不算严谨的艺术随笔
今天借着Arong的《读书笔记1：讲故事的人》回应一篇并不算严谨的随笔，就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书中对哈尔斯的评论延伸考察一番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the Dutch Golden Age）（注释1），看看当时的艺术家们到底为何那样作画，以及为何会在那个历史节点中发生那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内外”都可能会是什么。这篇写作为了探究而不是评论，写时也一边延续了最近的一些思索：我们的自然生活经验、美学和道德是如何最终融合成我们自身（所青睐）的艺术形式和风格的？
约翰·伯格在《哈尔斯之谜》一文中特意提到了17世纪的荷兰画家们对世事“表象”的执迷，文末感叹主人公哈尔斯有着“站在表象的最边缘，绝望”的情绪，这似乎是站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视野来透视绘画艺术的创作实践。我似乎也能看见伯格所站在的透视点位，但读至此处还是冒出了些许疑惑，甚至开始有些反感伯格用权力结构和阶层批判的眼光来赏析发乎生命源动力的艺术活动（当然这里有我个人的立场）。哈尔斯能在穷困潦倒的一生中勤勉不辍地创作，恐怕光靠个人意志力是远远不能够的。他于自身的原始生活经验中到底捕捉到了什么“坚实有力”的东西，以致能在彼时横流“皇家富贵”之风尚的主流市民社会中突现一种“另类而灵动”的艺术气象？另一方面，作为欧洲头一个挣脱了宗教和皇权桎梏的共和国家（与威尼斯持有的共和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荷兰的独立历经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注释2）斗争，代价巨大，而正如通过结实的抗争所赢来的个人“自我”总是会更加地懂得珍惜并谨慎行事，17世纪的荷兰在经济、科学和艺术上的腾飞（当时GDP上的世界第一）应该并非如伯格所处的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或90年代的台湾那般“聒噪”或具有某种晚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轻飘”和“肆意”。或说，彼时的荷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特征尚未酝酿成熟如今日之情形。
带着这些疑点我去查阅了17世纪荷兰绘画所置身的一些社会与时代背景资料后，又细细对照了Google Art&Culture上的典藏图片，想说——身为20世纪前段出生的、尝尽资本主义苦果的左翼知识分子，伯格是不是过多地在他的“观看之道”中加入了自身的移情和意识形态立场？而这对我们今天主体性“摇曳欲坠”的时代来说，还是“足够好的”的艺术鉴赏引导”吗？
从艺术题材和表现手法来说，17世纪的荷兰艺术家们普遍热衷描绘“表象”不假，但也并非尽出于伯格视角的那些缘由。于是我想尝试在看待艺术作品时暂且甩脱开种种宏大的结构预设（尤其是权力和阶层），来回到我们自身的感官知觉来更细腻而亲切地探究这个可能融合了美学、道德和自然经验的对象。
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这个作为共和国新政权组织（注释3）下诞生的“新文化现象”，普遍尺幅小、造型刻画分明、画面个性化、具体化、世俗化等都是能直观让人感受到的特色。从艺术自主性的视角来说，荷兰画派对“表象”的聚焦应是蕴含了艺术家深刻的个人主义之动因的，属于艺术家主体对客体生活的主动观察、融入与体验的自觉性实践。他们透过具体的创作在从未有过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为民众带来了新的感官视知觉经验的同时，也以文化的方式促使欧洲第一次在古典的宗教权贵序列中开辟出了某种坚定的新道德气象，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不论处于何种阶层、工种、族群或是信念，任何人都能够成为被艺术家勾勒与再现的对象，任何人都被允许“被看见”——以一种特别的清晰度和轮廓感，与环境风物重组成拥有某种关系秩序的新形态。而这在同期的西欧其它地区是不可想象的。
接着是艺术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市场活跃度、丰富性的增加。大量小尺幅的、世俗题材的装饰画进入寻常百姓家，或是办公室、饭馆等公共场所。这些拥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促使着新晋的城市平民对自身的生活不断延展出新的审视，也一并继续鼓励着他们延伸出面对新生活的自信。
人们日渐大胆地从那些原本随意的、简陋的、不登大雅之堂的生活琐碎中发现美，也“被怂恿着”开始探索起平凡生活中属于个人的那些点滴而深沉的挚爱，投身于现实环境的创造（如彼时的航海大发现和全球贸易），而非只能够如从前一般置身一种附庸、跟从或缺失自我的心智状态下混沌度日。
画家们尤喜在肖像和世俗题材作品中展现他们捕捉到的生活气象。在先前的艺术史中，无论东西方，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画派像荷兰画派那样炙热地表现过现实风物，尤其是针对女性的细致刻画，且这些人常常是出身底层的普通女性。虽然早先的文艺复兴或巴洛克时代已出现风俗绘画题材，但比之荷兰画派对环绕于风俗景观中的人物神情、性格和情绪状态的真切捕捉，过去的绘画就显得太“纯粹”和“崇高”了。同样是一缕光线，若照射在此时的意大利可能就代表着神的崇高旨意，而在荷兰恐怕就简单到只意味着一种自然经验——（肌肤上或心上的）太阳温度。
今天的艺术史论之所以评论熟练此类写实技法和题材表现的荷兰艺术属于“非同寻常的现实主义”风格，恰因着其生发的时间节点（时代环境）、美学和道德意识之间的特殊组合。时值欧洲正以宏伟、理想化为基调的巴洛克风当道，而荷兰人执着而笃定地要回归到早期尼德兰艺术的民族传统（写实路径）中去，即是立场鲜明地反对任何将生活理想化的道德。正如在对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上遵从朴实而明媚的样式一般（沿运河修建木头房屋，整个城市看不见希腊廊柱或罗马拱券），荷兰的现实主义（法语：Réalisme）表示对自然或生活做客观而不加修饰（偏见或理想化）的描述，代表艺术家客观表现外部世界的能力，也代表一种自觉的民主主义态度。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也曾指示出荷兰式现实主义背后的信念基石。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对万物实在性和重要性不可动摇的信念”。也就是说，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与天主教统治下的国家有着本质上的观念差别。而除却受当时兴起的启蒙哲学和科学的影响，民众普遍信仰的新教加尔文宗也极大地从内在促进了这种朴实、生活化的写实理念成型。画家笔下的日常用品和每日生活琐碎都代表着所信奉的诚实、勤奋和自我节制的道德观念，这之中的哲学在于，尽管这些东西看似不重要或转瞬即逝，但上帝所创造的任何事物都应被重视、珍惜和表达。从而，原先古典题材中的《圣经》、神话和古代史也被以现实手法刻画出来，以此彰显17世纪的荷兰所发生的一切与过去欧洲历史、文化、政治中的大事记一样伟大。正是这些出于道德的判断，17世纪的美学在荷兰才能够显现为如此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才有能量在文化上跳脱于同时期的意大利或西欧其它占据“古典话语权”的国家的掌控。
当然，一个时代的艺术创新还需要一些必要的质料支撑，尤其如传承严谨而有序的古典表现技法等，这为新的知觉经验的生产备好了资粮，甚至也为日后（如19世纪出现的印象派）进一步的技法和媒介创新排好了历史脉络。市场环境亦是另一重要因素，要知道欧洲的自由艺术市场正是发轫于此时，行业协会、画廊和画铺等商业中介机构都齐力促进了荷兰画派的蓄力和传播。当然，宏观经济上优渥也意味着画家能有更多自由探索的可能，原先长久地被古典“优势文化”压制的生活经验得以透露在日常，给予了画家去在一种日常而自在的状态里复苏独立的情感和思想。
写到这里，不由地也想“怂恿”大家一起也来看一看，能否就以本篇的考察视角和思路，来回看一番我们如今在自身的美学、道德和日常经验上的组合关系，试问：它们是清晰自觉的吗？是彼此关联而融合着的吗？此刻联想到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的一句话，“希望人们也能将美感的态度推广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或许，我们也可以借由对人类艺术史的阅读和窥探，来尝试探究与自身的主体性问题有关的某种艺术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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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荷兰黄金时代（Golden Age，1575－1675） 指荷兰共和国存在期间的荷兰。当时的贸易、科学与艺术等方面获得了全世界的赞扬，被视为荷兰的巅峰时期。
注释2: 八十年战争（1568－1648） 又称荷兰起义（Nederlandse Opstand）、法兰德斯战争（Guerra de Flandes），是一场哈布斯堡尼德兰（或西属尼德兰）与西班牙帝国爆发的战争。其中，于1609年-1621年间存在了十二年的和平时期（史称“十二年休战”）。战争过后，尼德兰七省联邦共和国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因此八十年战争也被认为是荷兰独立战争。
注释3: 荷兰共和国（1581－1795） 在现在的荷兰及比利时北部地区（弗兰德地区）存在过的一个国家，是当时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唯二有共和国之名的国家，在脱离西班牙王国独立后仍维持自治传统，并由奥兰治家族作为名义上的执政统治者，领导阶层为贵族与各地商会所组成的联省议会统治，开明的商业风气、司法制度、对宗教的宽容都为当时其他欧洲各国无法比拟的先进。 1794年9月，荷兰共和国随着法国军队的入侵而灭亡。1795年1月，法国在荷兰共和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傀儡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