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教与公私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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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弃绝不在教会之外，而是在于它的外部。正是放弃上帝，才能获得圣灵——基督教的一神论正如杨·阿斯曼所说的真理一神论，也就是不以神祗，而是以真理取胜，但是这又保全了脆弱而不完全的上帝。这种因舍而得的戏剧也在后世陆续上演。马克思在对1850年的法兰西政治局面的分析中，当时的保守-共和党正是以两支保皇党（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联盟的形式在“共和国之中的匿名王朝”中发挥作用的。成为保皇派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一个共和党。他们是保皇派，却为了自己而“放弃”保皇目标，在共和国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他们都是匿名的共和派。

对于宗教来说不也是如此吗？不管是何种宗教都只能有一个神（这是针对一神论而言的），而为了实现各自的信仰，也就是形式上的多神，恰好就是要在社会中去掉神祗，而找到他们的位置，这不就是无神论吗？正是一个世俗化的去神权的社会，才能让各种宗教存活，即宗教变成个人事务而不干涉政治。这也可以反过来说，那些要反对教会的信徒，他们唯有变成一个匿名的无神论者，才能实现他们的信仰——悬置上帝，而让信仰留有余地（去教会垄断）。因此，恩格斯认为自然神论只是无神论者找的简易借口。

但是，现在看来，当下最大的宗教不是基督教或者是被人演绎为恐怖主义的伊斯兰教，而是拜物教——除了消费和商品之外别无他物。这种拜物教看起来是一种物质世界的规律，但是其起点恰好是完全反唯物主义的——拜物教已经预定了消费和市场规则是自然的，更重要的是，这里和资本主义的运行——它所创造的人的自我意识吻合：

在某种程度上，人就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对他们来说，只说“我是我”就足够了。人是首先在他人身上看到并认出自己的。彼得只能通过拿他与作为同类存在的保罗进行比较，才能确立他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因此，只有在保罗扮演自己的角色、展示自己的性格时，在彼得看来，保罗才成了那种类型的人。

——《资本论》

这样的误认（misrecognition）除了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还可以发生在“物与物的关系”中。马克思在谈及价值表现的形式时，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只有把商品乙作为自己的参照物，商品甲才能表现自己的价值，因此，商品乙成了商品甲的等价物。在价值关系中，商品乙的自然形式(商品乙的使用价值，它的实证的、经验的属性)，可以用来充当商品甲的价值形式。换言之，商品乙的躯体成了商品甲的镜子，商品甲可从中看到自己的价值。简单来说，商品拜物教的“意识”使得资本主义自身已由主体之间的关系转至“物与物”的关系:以统治和奴役(如主人与其奴隶等)的人际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不再一目了然; 用马克思的精确概括说，这种关系在“物与物即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外表下”，把自己伪装了起来。

一旦挖掘某个陷入拜物教的人的心理最脆弱，即其依托于消费和物质享受的表层幻象——拜物教徒并不是掌握了物质，而是被物质掌握，而困在物表象之中，变成了受物关系支配的资本主义的症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要想反复消解它自身的根本性的、构成性的不平衡，就要与这种矛盾达成妥协，唯一维持自身的方式就是永不停息地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悖论:资本主义能够把它的局限，把它的无能为力，转化为它的力量之源:它越是“腐烂”，它的内在矛盾越是趋于恶化，它就越要为了生存进行内部革命:资本主义只有对其自身的物质条件不断进行革命，才能死里逃生，倘若“保持不变”，它必死无疑。

除了四种话语，拉康还提出了资本主义话语。主人能指在资本主义的辞说中被安置在真理的位置，它被缩减为一个概括主体的能指划杠。在从主体到它缺失的中介化中，这个强制意味着这个在大他者括号中的赌金，通过扭曲，主体处于媒介的位置，但是媒介可能沦陷于屈从在“空”、主人的这些词和事情的疯狂中。这里没有一个主体的部分能够逃避在一个仅仅趋向于无穷无尽的消费中证实的东西。在债务之外却没有自由，因此总是奉献给操纵、控制、适应、估价。

这个暗中操纵一切的东西存在，只是他不直接现身。消费主义最大的诡计是顾名思义的——消费就是欺骗，而这个最大的欺骗者能够借助消费来继续生产。消费主义作为最大的“生产者”，它“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也是个人和个人的分离。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个体的内外之分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以外部性这个词为例，他们把企业的个体完全视作一个可以自行与企业外分离的主体，事实上只要谈到所谓的外部性，就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强制分离，在企业法人这里则被视为企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冲突，这样就能给资本的无限增殖保驾护航。新自由主义更是登峰造极，他们要求的“小政府”实际上是面对企业（资本）利益的时候变小，而在所有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者面前，将治理功能（硬性的镇压或者软性的收买）发挥到最大。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出，为什么个人主义的外部不成为其外部。在康德《何以启蒙》中，与“私”截然相对的“公”所要表达的是：“私”不是指与公共联结(communalties)相对的个人，而是指某人认同这个公共制度性的秩序；"公"是某人的理性践行这个跨国界的普遍性，因此，悖论在于，个人是作为单一个体分享“公”领域，而"单一的个人”是从他的实体性的公共认同中抽离出来的。不仅如此，他甚至与自己的实体性的公共认同背道而驰。那么，个人的外部到底是他者，还是以他者呈现的我？回答这一问题的依然是大他者——这个从自我意识的挣扎求生中“跳出来”的“人”，它进行符号编码来使得意指系统的建立与运行成为可能。

大他者是必然性的化身——它是来自人的无力本身，而人进入社会之后，大他者就已经密锣紧鼓地编织着符号秩序，而为了维护这一秩序的稳固，它则成为了现实的神祗——也是那个推动欲望的不可见的手。这和市场拜物教徒的认知非常像，他们同样机械地复读着“看不见的手”的万能，以及时刻消失在一些人手中，又集中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的私有财产（隐性的掠夺）。

民族国家的悖论也是如此，与其说民族国家是民族解放的产物，不如说是新的压抑的产生。民族国家体系之下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面具，却是以各个国家的内部稳定和边界为基础的。而这里面的大他者如影随形，它以一个例外者来建立普遍秩序——不管是哪个国家所建立的例外论（如美国），都是强行使得落后民族卷入世界市场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新型民族当中，这一原初压抑的产物便诞生了另一种民族国家——被殖民者的创伤却塑造了新兴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它所产生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剩余享乐——主权神话就是起到了这一可望不可即的兴奋，只有爱国者才能够享用，但是，一旦无法维持全球化和国族的神话，那就会导致崩溃——这一方面是客观的、不可控的灾难，这并非自然界的不可抗力，资本主义的不可调解的矛盾才是动力因的关键；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受压迫者的军队。而现在的腐朽的教会是不会揭示这一真理的，即使保罗早就说过：“上帝已经安排了这样的机体，对劣等成员给予最崇高的敬意”（哥林多前书 12：24），作为“军队”的共同体通过对等级制度的倒转来实现批判性的平等——也就是打击“富有”、“卓越”或对任何可能的自恋位置的拜物教。